1978年，陳冰萍（右二）與陳青山（右三，原瓊崖縱隊政治部副主任）、劉青雲（左三，陳冰萍丈夫、原瓊崖縱隊政治部宣傳部副部長）在一起。
青年時期的陳冰萍
陳冰萍（中）2011年在海南與女婿李挺奮、外孫在一起。
我是抗日戰爭的親歷者和幸存者，今年已是90歲高齡。我追憶昔日烽火歲月，將我耳聞目睹的日本侵略者在我的家鄉萬寧地區實行“三光政策”（搶光、燒光、殺光）的血腥罪行公諸於世。
日寇實施“三聯”囚籠統治
1939年2月10日日本侵略軍從海口市登陸后，分兩路向瓊崖東、西兩線進犯。
我家在萬寧龍滾的鯉跳村。1939年8月7日上午，我和母親欲出遠門投親逃難。剛走不遠，突然聽見空中震耳欲聾的轟鳴聲。我仰頭觀望，見三架日本軍機從東南方向飛來，俯首沖向龍滾鎮，瘋狂掃射轟炸。接著敵機在空中盤旋迂回，輪番轟炸分界、和樂、萬城等重鎮，這是日寇侵佔萬寧縣的前奏。
8月13日，日本侵略軍鐵蹄踏進三亞、榆林、加積等重鎮及港口后，便長驅直入進駐萬寧縣城及和樂、龍滾等重鎮，萬寧縣淪陷了。
日寇佔領龍滾鎮后，便招降納叛，組織傀儡偽維持會。日軍和偽維持會為強化治安，限期當地民眾一個月內歸順日軍領取“順民証”，否則就要毀村拆房，概殺不論。並勒令：凡要領取“順民証”者，不分男女老幼，一律要親自到偽維持會登記﹔每人要交款20元“軍用手票”或10元大洋的手續費。分明是絞榨人民骨髓，大刮民脂民膏。偽維持會並強制各村庄建立保、甲政權：每戶設戶長，每十戶為一甲，十甲為一保，保長多為敵人指定。實行聯村、聯座、聯保的囚籠統治。
當年我還不到14歲，在村中私塾讀五年級課程，日軍來后無奈被迫輟學，與村中十幾個男女青年逃難到山區，開始過難民生活。后來這些青年中僅有四個人堅持不回村領順民証，我是其中最小的一個。我們幾個青年商量應付對策，買布模仿做假“順民証”，以假亂真，不仔細看很難辨別。
鯉跳村一帶的村民有端午節“洗龍水”的習俗。1940年端午節這一天大清早，中、青年男女都擁到村邊的鯉溪“洗龍水”。正當大家戲水正歡時，看到對岸很多人慌張朝溪邊跑來，邊跑邊大喊：“牛下田吃秧啦！大家快去趕牛呀！”這是村民放哨發現敵人的暗語。大家驚慌地蜂擁上岸，連濕衣都來不及換就拼命往山裡逃。我和一個同伴沿著岸邊小樹林走，邊走邊窺探對岸的動靜。
果然看到日寇和偽軍的隊伍突襲我們村邊的端熙圩。接著聽見乒乒乓乓和“轟隆轟隆”如天崩地裂的拆房的巨響聲，夾著人群混亂嘈雜的叫喊聲。不到半天時間，已將端熙圩一條街兩旁20多間小店鋪及民房全部夷為平地，居民的財物洗劫一空﹔拆毀的房梁、椼條及石頭磚塊等建材，全部集中用船載回龍滾據點，用以建筑炮樓。端熙圩變成一片廢圩滿眼瘡痍。我家在端熙圩上的那間小店鋪也在那天被毀，使家庭經濟生活頓陷困境，母親和叔公經受慘重打擊。
端熙圩位於六連嶺的東部，是六連嶺根據地通往外線的交通要道及重要聯絡點，也是六連嶺抗日根據地軍民的物資供應站。顯然日寇摧毀端熙圩，是要切斷人民群眾與六連嶺抗日根據地的聯系和物資援助。遺憾的是我近年參閱不少抗戰史料，卻不見有任何揭露日寇摧毀端熙圩的資料，此事也許已被人們遺忘。然而這確是日寇侵略罪行的鐵証之一，不應被忽略和被忘記。
不能忘卻的“北岸大血案”
1940年初冬，我在當地共產黨組織的指引下走上抗日道路。當時我還未滿15歲，在村中第一個參加“民眾抗日救國會”（簡稱“民救會”），不到半個月我秘密發展幾個女會員，在村中成立第一個“民救會”小組，組織指定我任組長。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民救會”在村中先后發展中、青年男女會員38人，並分男女組成4個小組，在北龍鄉第一個成立“民救會”，並選我為“民救會”主任。1941年初，組織調我到萬寧縣“民救會”工作（后調入瓊崖抗日獨立縱隊）。
1941年6月24日，日寇滅絕人性地制造樂（會）萬（寧）兩縣“北岸”大血案。日寇借口偽維持會一名職員（漢奸）在北岸村中被殺，懷疑北岸、大洋等村有共產黨抗日分子，認為這是“皇軍”統治下的大隱患，於是糾集龍滾、中原、博鰲及樂城等據點300多名日偽軍，深夜包圍北岸、大洋兩個大村庄，挨家逐戶搜查。不論男女老幼全部趕到村中廣場集中，用機槍掃射。有的把一家人關在屋裡縱火燒死﹔有的青年婦女被強奸后，用刺刀插入陰道，赤身裸體慘不忍睹。猙獰獸兵對躺在母懷中的嬰兒也不放過，從母懷中搶過嬰兒用刺刀捅著高高舉起，狠狠地摔到地上致死﹔或是從小腳提起拋進熊熊烈火中焚死。
“北岸大血案”中，北岸、大洋兩村死難者有400多人，被燒毀房屋40多間，財物被搶光，真正被“三光”。 這是日寇血債的鐵証。解放后，愛國華僑在北岸村中建立“北岸大血案紀念碑”，緬懷親人，啟示后代勿忘國恥。
血雨腥風中的抗日之火
在日寇血腥統治下，萬寧縣人民過著亡國奴般的生活。日寇強迫村民天天服苦役，砍伐森林，修建公路，架設橋梁，修建炮樓﹔老人不例外一樣要參加苦役。日寇發給每個服苦役者一張勞役卡，每月要勞役25天，憑卡印章購買半斤鹽或煤油。如發現遲到或曠工半天者，不但不蓋印且要加罰一天，甚至拳打腳踢。愚弄和凌辱勞工，強迫勞工在砍伐的荒坡野林或坎坷不平的地上，模仿四腳禽獸爬行﹔勞工如猶豫遲疑，就用皮鞭抽打或槍托撞砸。不少勞工手掌和腳板在爬行中被荊棘或樹根刺破，劃出一道道滲血的傷口，疼痛無比，甚至感染潰爛。日寇獸兵還肆意調戲、強奸勞役婦女﹔故意挑剔勞工對“皇軍”鞠躬不夠九十度，任意抽打耳光或用皮靴踐踏。勞工每天要早出晚歸，往返二、三十裡，受盡苦役勞累，飢渴不堪。
我母親是“三寸金”小腳，且體弱多病，也得與叔公輪換勞役。我觸摸著她手上的傷口，看她腳底也是傷痕累累。母親流著悲憤的眼淚對我泣訴：“媽媽的好女兒呀，這就是亡國奴的痛苦啊！”她堅定地說：“媽要是不老，也跟你去打日本鬼子。”於是，她積極支持我參加抗日工作。
1943年夏天，日討伐軍分東、西兩路進行討伐。東路向瓊（東）定（安）樂（會）萬（寧）﹔西路向澄（邁）臨（高）詹（縣）等。同年8月1日，日軍戰斗機大舉轟炸和掃蕩加榮、加索、上城一帶根據地村庄，揭開“蠶食”樂萬兩縣的序幕。在秋冬之交，日討伐軍先后向六連嶺四周縱橫50多個自然村庄掃蕩，實行“三光”政策。這些村庄幾乎被日寇摧殘而變成焦土，人跡罕見，田地荒蕪，景象極為淒慘。幸存的青壯年紛紛參軍抗日，留下為數極少老弱病殘者，仍堅持與敵迂回周旋，作為我軍的耳目。
不久，日軍先后在端熙、南牛、山后埇、丁狗、坡羅、山根、大扶、和樂、港北、龍頭灣、龍尾灣、祿來、中興、下坡、馬榮仔、祿馬等地，沿著公路干線修建碉堡，實際是形成對六連嶺抗日根據地的包圍。日寇並嚴密封鎖和宵禁六連嶺所有的大小出口，妄圖圍困餓死在嶺上的抗日軍民。在這極端惡劣的局勢中，我軍化整為零，運用游擊戰術，機智、勇敢、巧妙地與敵周旋，擊破敵人剿滅我抗日武裝的陰謀，保存和壯大我軍主力。
1943年12月25日，叛徒帶領日軍圍捕樂萬聯縣“民救會”主任朱哲民。朱哲民被捕后貪生怕死，立即叛變投敵，出賣同志和組織﹔為敵進行公開宣傳，對抗日人員誘降迫降，進一步摧殘抗屬。敵人千方百計、軟硬兼施，企圖收買和拉攏南山鄉端熙村保“民救會”主任周濟安。周濟安向組織匯報，與組織研究謀劃對敵策略。1944年初春的一天，周濟安向日軍虛報瓊崖抗日獨立總隊有20多人在車田嶺活動。奸詐狡猾的日軍將周濟安雙手反綁，讓他在前面帶路。當日軍進入我軍包圍圈，周濟安迅速往山坡下滑倒，乘夜幕山林的掩護逃脫。周濟安滾下山時被敵人機槍掃射手臂上挂了花，部隊看護立即給他止血包扎傷口。當敵人發現周濟安逃跑了，才知道上了我軍的當，立即開槍胡亂掃射，妄圖以密集的火力掩護撤退。
我軍集中猛烈的火力很快殲敵30多人，繳獲一批槍支彈藥。“車田嶺戰斗”鼓舞抗日軍民斗志，狠狠打擊了日寇的囂張氣焰。
倉皇逃生的日寇殘敵惱羞成怒，第二天清晨就來到周濟安所在的村庄端熙村，將周濟安一家三代8口人全部殺死滅門，制造了悲慘的血案。
1944年1月29日是農歷正月初五，叛徒朱哲民帶日寇來到我的村庄鯉跳村，以我是抗日人員為由，洗劫沒收我家所有的財產，並親筆寫信威脅逼降，限我10天內出來自首，否則“皇軍”要摧毀房屋及殺人滅家。2月8日正是元宵，果然叛徒朱哲民又帶日寇和偽軍來拆我家房屋，將我家毀為平地，並將拆下來的木料磚石全部用船運過對岸建端熙堡壘。
在拆毀我家的第二、三天，日寇繼續在鯉跳村先后拆毀北龍鄉民主鄉長陳救良及南洋華僑回鄉抗日服務團成員林斯民的家。這是日寇在鯉跳村鎮壓抗屬罪行的鐵証。
我將當年親歷和了解的日軍在我家鄉萬寧燒殺擄掠的罪行揭露出來，對日本現政府否認“二戰”侵略罪行的行為進行反擊。希望后輩人永銘歷史和國恥，珍惜今天和平的環境，更好地為實現中國夢而貢獻力量。
（注：本文作者陳冰萍，現年90歲，是1941年參加抗日斗爭的瓊崖縱隊女戰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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