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春森口述 陳華整理
（接上期）
二、邊區思想理論宣傳戰線上的主力軍
報社在游擊辦報中，不僅出版報紙，還兼負了出版書刊的任務。當時，報社實際上已成為晉察冀邊區宣傳理論戰線的一面旗幟。
編輯出版我國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編輯出版我國第一部《毛澤東選集》（五卷本）是《晉察冀日報》社對學習和宣傳毛澤東思想的一項特殊貢獻。
1938年夏天，報社得到毛澤東《論持久戰》的書。鄧拓看過后，敏感地認識到這本書是指導全民抗戰最有力的思想理論武器，希望讓邊區的干部和群眾盡快都能讀到。他提出，報社不僅要出報，還要出書。於是，報社馬上印制了《論持久戰》單行本，並在報紙的頭版頭條位置連載十期，使毛澤東的《論持久戰》及時傳達到全邊區。出書后很快銷售一空，又再次增印。從此，毛澤東持久抗戰思想的宣傳和學習在晉察冀邊區迅速展開。1939年和1940年，報社又出版了毛澤東的《論新階段》和《新民主主義論》，促進宣傳和學習毛澤東著作的活動步步深入，形成了群眾性的學習高潮。1942年，報社又出版了《毛澤東言論選集》。在“七一”黨的生日那天，鄧拓專門撰寫了題為《紀念七一，全黨學習毛澤東主義》的社論在報上發表。1944年5月，報社正式出版了《毛澤東選集》（五卷本），這是我們黨出版的第一部《毛澤東選集》（五卷本），其意義重大。后來，膠東新華書店、大連大眾書店和渤海書店曾先后翻印過此書。這個版本的《毛澤東選集》（五卷本）后來還被譯成俄文等外文並傳到國外。可以說，《晉察冀日報》為把毛澤東思想宣傳推廣到更大的范圍作出了不可磨滅的歷史貢獻。
《晉察冀日報》在向邊區的干部群眾公開發行《毛選》的同時，還秘密地向敵佔區同胞發送。對北平、天津等敵佔城市發送的毛澤東著作《論持久戰》《新民主主義論》等書，是以“北平佛教總會印”的《大乘起信論》作為封面，偽裝秘密發行的。到1945年中共七大以后，報社根據中共中央晉察冀分局指示，出版了毛澤東《論聯合政府》、朱德《論解放區戰場》的袖珍本，封面用《嬰兒保育法》作書名，秘密散發到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沈陽、大連等敵佔城市，向廣大敵佔區同胞指明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爭取中華民族解放的光明道路。
除了出版《毛澤東選集》外，報社還編輯出版了許多通俗化的普及讀物。如1938年最早出版的白求恩為八路軍醫務人員編寫的教材《療傷初步》。此后，陸續出版了《通俗大眾自然叢書》《通俗社會科學叢書》《兒童叢書》《青年兒童文藝叢書》《文藝叢書》《魯迅的故事》《時事叢書》《邊政讀物》。還有體現群眾文藝新方向的《窮人樂》《冬學課本》《民眾識字課本》《攝影常識》，以及專為報社通訊員出版的《論通訊員及通訊寫作諸問題》。還出版了一些適合文化水平、政治水平較高讀者閱讀的書，如《論民族民主革命》《中國通史簡編》《社會科學概論》《魯迅小說選集》等等。報社出版的這些通俗讀物和報紙遍及晉察冀的廣大農村和根據地的許多機關學校，為抗日軍民普及知識和提高群眾思想政治文化水平提供了條件。
用社論指導工作
1938年4月，鄧拓在接辦《抗敵報》后第一次編輯會議上就把編寫社論作為《抗敵報》的一項重要任務。他認為，社論是報紙的靈魂。報紙的社論必須從宣傳持久抗戰、宣傳敵后游擊戰、講明黨的方針政策和發動群眾參戰的需要出發，針對現實大事，及時進行理論論述和思想引導，以達到統一思想、指導工作的目的。
聶榮臻、彭真、劉瀾濤、姚依林等邊區領導干部親自動手給報社撰寫社論，對反“掃蕩”形勢、政權建設、經濟問題、整黨整風、學習運動等發表見解提出指導性意見。黨、政、軍主要領導同志寫評論多，這是邊區全黨辦報的一種突出表現。
開展批評自我批評
發揚民主，開展批評自我批評是《晉察冀日報》辦報的宗旨之一。1938年冬天，《晉察冀日報》上發表了一連串批評與自我批評的稿子，其中有一篇揭露靈壽縣發生的一起冤案。一位叫劉慶山的抗日自衛隊員檢舉區長貪污，竟遭區長報復誣陷。靈壽縣長不做調查，偏聽偏信，非法槍殺了劉慶山。當時《抗敵報》派記者調查屬實后，立即將真相登報，連續發表新聞、群眾來信、調查報告、社論，鄧拓還為這位抗日積極分子寫了《哭栓牛》的詩。邊區政府后來依法認真處理了區、縣長，邊區黨報也報道了這件事，群眾反映很強烈。在群眾眼裡，這是為百姓申冤，是代表黨、代表抗日政府執行政策，自然就加深了群眾對共產黨、對抗日政府的信任，也加強了對黨報的信任。
這類說真話、講真事的稿件能在《晉察冀日報》上公開發表，報社需要勇氣，需要高度的責任心。這樣既可以教育干部、群眾，同時也教育了辦報人自己。說真話，認真運用報紙的陣地開展批評自我批評，對樹立好的黨風，爭取民心，是多麼重要。
三、努力為老百姓辦報
1938年，報社在創刊初期就對為老百姓辦報就有著十分明確的意見。報社從軍區主辦轉向由根據地黨委主辦，就是要使報紙更好地面向根據地更廣大的人民群眾，成為人民喜愛的報紙。
報社領導十分清楚，雖然報紙的讀者多達數省的群眾，還要向邊區以外發，但主要的讀者是晉察冀根據地的黨、政、軍、民、學。報紙為老百姓辦，也要由老百姓參加辦。報紙要辦好，就要為老百姓講話，講老百姓聽得懂的話，使黨報成為黨與群眾緊密聯系的紐帶。
《晉察冀日報》為老百姓服務的表現是群眾喜聞樂見的副刊多，報紙為邊區群眾創辦了20多種各有特色的副刊。鄧拓是《海燕》《老百姓》等許多副刊的倡導者和創辦人。他對報社的同志說：“我們的報紙是對戰士、對老百姓進行宣傳的。報上登的文章要讓識字的人看得懂，不識字的人聽得懂，才能達到宣傳的目的。”又說：“什麼叫好詞？不管土詞、洋詞，老百姓看得懂的就是好詞。”
創辦《老百姓》副刊
《老百姓》副刊是《晉察冀日報》創刊不久，於1938年11月21日在游擊辦報行軍中創辦的，這是《晉察冀日報》群眾性、人民性、通俗化的辦報方針最集中的體現，是專門為“把群眾動員起來抗戰”這個頭等任務服務的。因為我是河北人，熟悉當地情況和本地語言，鄧拓就指定讓我主編《老百姓》副刊。當時，《老百姓》副刊不僅放在正報上刊出，還印出單張，供邊區廣大農村和各基層單位的讀報組、民校、夜校、牆報、黑板報、廣播站和分散活動的游擊隊採用。《老百姓》的發行面比較大，讀者群遍及北岳山區、冀中平原。雖說是副刊，但內容包括持久戰、游擊戰、地雷戰、麻雀戰的戰術，以及民主選舉、擁軍支前、堅壁清野、擴大生產、科技知識、衛生常識、讀書學習、文化娛樂、抗戰歌曲等等非常豐富。其中經常刊登的是抗敵英雄的模范事跡，集中宣傳的是全國上下人人參戰就能打敗日本鬼子的道理。副刊《老百姓》與《邊區民眾》被譽為“老百姓自己的報刊”。
多種副刊，百花齊放
軍隊、政府、經濟和文化部門，工、農、青、婦等各群眾團體都需要運用黨報的特殊陣地，教育和動員各自所聯系的群眾，以利於開展工作。為此，報社盡力幫助各個方面把各種副刊辦好。
《子弟兵》《邊區文藝》《海燕》《邊區青年》《邊區婦女》等多種副刊陸續出現在報紙上，體裁多樣，通俗易懂。內容有文化知識、雜文、隨筆、紀實報告文學、散文、小說、詩歌、漫畫、木刻、小故事、短新聞，偶而也發表長篇通訊，介紹生動感人的抗戰故事。報社的副刊最多時達到20多種，出刊達600多期，可說是繁花錦簇。這樣，大批黨員、干部、知識分子和文化人才被吸引過來，他們紛紛給副刊投稿，使副刊成了“全黨全民辦報”的重要體現，成了一個個發動群眾、開展工作、交流經驗和百花齊放的園地﹔成了黨與群眾密切聯系的橋梁。
為敵佔區同胞辦《實話報》
報社還專為敵佔區的群眾辦了一份《實話報》。這是在戰爭年代，黨報群眾性、人民性的一種突出表現，受到廣大敵佔區百姓的歡迎。這份報紙發向日寇佔據的城市和鐵路沿線的同胞，也給敵偽軍看，這是當時全民抗戰的需要，也是《晉察冀日報》承擔的一項特殊任務。辦這樣具有特殊性質的報紙，不僅歷史上未見過，就是同時代的其他抗日根據地也是僅有的。
報社對這項全新任務十分重視。因為晉察冀根據地周圍有北平、天津、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張家口、承德、山海關、唐山等城市，以及平漢、津浦、北寧、平綏、同蒲、正太等鐵路沿線的幾十個縣城的萬千同胞。他們在日寇的統治下，消息十分閉塞，天下大事，尤其是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根據地的情況知道得很少。他們從敵偽辦的報紙上看到的都是欺騙宣傳、毒化教育，偶爾從我們地下工作者口中傳過去的抗戰要聞、八路軍打勝仗的好消息，百姓高興之余卻感不滿足。針對這種情況，報社創辦了專門供敵佔區群眾閱讀的《實話報》，一經出版發行就大受歡迎。《實話報》這個報名也是針對敵偽漢奸報刊的虛假欺騙宣傳而起的。我們用實話、真話、可信的報道打破敵偽漢奸的欺騙宣傳。我們把抗日根據地的新建設，八路軍、新四軍殲滅日寇的勝利消息，全國抗戰的進展狀況，日寇“三光”政策的殘暴罪行，以及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大局形勢等連續報道給他們。把中國共產黨、八路軍、邊區政府對敵佔區群眾的關懷和希望，通過這份報紙傳送給他們。敵佔區群眾得到《實話報》后如獲至寶，互相傳閱。他們多麼需要聽到“打日本，救中國”的聲音，多麼希望看到邊區根據地的大好形勢，因為那裡是一個嶄新的世界，那裡是中國的希望啊！
《實話報》是一份獨立的報紙，鄧拓讓我主編。這份報紙雖然篇幅不算大，但是工作量並不小。我是在編輯《晉察冀日報》的同時兼職做這項工作的。報紙從設計、組稿、編輯、校對、發排幾乎全由我一個人完成，常常是在油燈下一干就是天亮，工作任務之艱巨可想而知,但我一點都不感覺到累，反而有一種成就感。由於《實話報》非常注意真實性，不寫半點不切實際的文字，更不講套話，宣傳共產黨的政策特別注意形象生動，使敵佔區同胞看了口服心服。
四、一支不畏艱險不怕犧牲的新聞隊伍
在《晉察冀日報》創辦初期，也就是《抗敵報》石印時期，聶榮臻、黃敬、舒同、鄧拓等領導同志就清楚地認識到，在艱苦的抗戰時期，在敵強我弱的情況下，在經常處於打游擊的狀態下，辦報不可能有和平的環境、穩定的工作地點和舒適的辦公場所，辦報注定是異常艱險的。從那時起，游擊辦報的方向就已經明確了。1938年4月，在報社五人會議上，鄧拓以及編輯、記者、出版、發行人員都表了態，就是在石印報的困難情況下，我們游擊辦報的意志也絕不能動搖。
我們這支滿懷抗日救國激情的新聞隊伍來自五湖四海。主任鄧拓是福建人，副主任洪水是越南人，記者倉夷是南洋華僑。他們那時都很年輕，多數都是20歲左右的青年。鄧拓任報社主任時僅僅是25歲的青年。抗戰中期又來了一些年稍長者，如副總編及副社長鄭季翹、婁凝先、張致祥、胡開明、李荒等，他們也隻有30歲左右。報社這支隊伍從抗戰初期的十幾個人，逐步發展到500多人，抗戰結束時達到700人左右。抗戰期間，報社進出總人數達到1000多人。
由於報社的骨干都是共產黨員，所以這支隊伍特別能吃苦，特別能戰斗。誰見過一邊打游擊一邊出報紙，出一期報換一個地方的報社？誰見過腰裡別著手榴彈的報社編輯記者？白天敵人來圍剿，我們把機器紙張埋起來，在山溝溝裡與敵周旋，晚上我們挖出機器照樣出報，一天一期，期期不落。記者沒有辦公桌椅，或搬一塊石頭，或趴在膝蓋上寫稿子，照樣寫出高質量的消息、通訊和其它各種稿件。編輯沒有電燈，在麻油燈微弱的光亮下照樣編出整版的報紙。印刷稿件沒有固定的車間，8匹騾子馱著印刷機在大山裡與敵周旋，即使在四面透風的牛棚裡照樣能支起機器印刷報紙。發行人員沒有現代化運輸工具，他們肩扛背馱照樣把報紙送達邊區和敵佔區讀者手中。試問，這樣的報社世界上哪個國家、哪個黨、哪個軍隊有過？如果說有，隻有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裡才會有。
我們報社是一個團結的集體，大家互相關心，互相幫助，共同進步。編輯部裡隻有一匹馬，是鄧拓的坐騎，但是他經常把馬讓給體弱多病的同志騎。我們是個朝氣蓬勃的團隊，是個能文能武的戰斗隊，每人都擔負著多種任務，既是編輯，又是記者，還是戰斗員。辦報時能寫稿、編輯﹔行軍時能偵察、放哨、搬運物資設備﹔遇敵時能與敵人武裝對抗。在緊急情況下，編輯記者時常還被派出去偵察敵情，通過敵人封鎖線去與地方黨委取得聯系。更不用說我們的特派記者常年在烽火前線上採訪所冒的巨大風險了。
我們這個集體有著不怕犧牲的大無畏精神。在行軍、採訪和發行中與敵人遭遇、戰斗是經常的，我們每個人都隨時准備著為抗日犧牲生命，我們也確實為此付出了巨大代價。特派記者雷燁在平西、冀東、北岳山區轉戰4年，寫了大量抗戰通訊報道。1943年4月，他到平山縣曹家庄去採訪時被敵包圍，他不顧個人安危，組織群眾迅速轉移，讓和他同行的同志帶領群眾突圍。他堅定地說：“你們快撤，要死死我一個。”他斷后並與敵人交火，打死了好幾個敵人后身負重傷，為了不當俘虜，他用最后一顆子彈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當地老百姓懷念他，為他立了紀念碑，栽上了“雷燁樹”。愛國華僑為紀念他，在他的犧牲地所在村建立了“雷燁希望小學”。歸國華僑倉夷是報社的優秀編輯記者，轉戰前線6年，發表過通訊100多篇。他在一次採訪回根據地途中遭敵人暗害，犧牲時年僅25歲。報社國際新聞編輯組組長、優秀共產黨員、從貴州遵義來到敵后堅持抗戰的胡畏﹔電務隊台長、技術干部黃慶濤（至今尚未找到烈士的家屬）﹔報務員鄭磊俊﹔發行人員、共產黨員弓春芳、安志學﹔印刷工人侯春妮、曹斗斗在1943年反“掃蕩”期間壯烈犧牲。他們為堅持敵后抗戰，為黨的新聞事業，把滿腔熱血洒在了晉察冀的土地上。英雄的遺骸被安葬在老根據地阜平縣馬蘭村的鐵冠山邊。鄧拓為這七位烈士賦詩悼念：故鄉如醉遠，天末切棲遲。瀝血輸邦黨，遺風永夢思。懸崖一片土，臨水七人碑。從此馬蘭路，千秋烈士居。報社的很多發行人員和交通員冒著敵人的炮火，身背報紙長途跋涉，保証了報紙發行的暢通。優秀發行員霍進禮在送報途中遇敵，壯烈犧牲。醫生許力為了掩護報社病號轉移而中彈身亡。報社烈士的英名鐫刻在阜平縣烈士陵園的“忠魂碑”上，永垂千秋！在游擊辦報中，報社共犧牲了40位同志，病歿了19位同志，他們為了祖國的解放永遠長眠在燕趙大地上。每當想起這些犧牲和病故的戰友時，我的心裡就十分難過，他們還那麼的年輕就早早地離開了我們。
在我們這支新聞隊伍裡還涌現出不少工作模范。負責鉛印的牛步峰、王書銘等傾全力克服困難，創制了輕便印刷設備，解決了游擊辦報中印刷和運輸上的一大難題。發行干部尤奔賣掉家裡的豬，買了一匹馬，為送報員減輕跋涉中的勞累，使報紙能盡快送到轉運站和讀者手裡。報社編輯張帆同志的父親是黨的地下工作者，從敵佔區給報社購買和運送印刷設備時暴露了身份，被敵人殘忍地殺害了。張帆同志化悲痛為力量，用手中的筆繼續堅決地與敵人戰斗，直至勝利。
五、鄧拓——游擊辦報的好領導
鄧拓是抗日游擊辦報的開拓者、實踐者、帶頭人，經歷了游擊辦報的全過程。我是《晉察冀日報》游擊辦報最早的參加人之一，並自始至終在報社工作。我親眼見証了鄧拓同志的好思想、好作風，感受至深。
鄧拓同志是我們報社的最高領導。他十分好學，政策理論水平高，文化水平高，文字能力強。他寫文章從來都是自己執筆，報社發表的千篇社論中的絕大多數是由鄧拓社長親自撰寫的。有人說這充分展現了鄧拓同志的才華，但是，我認為這更重要的是體現了鄧拓同志對革命事業的無比忠誠，對革命工作的極其負責任和踏踏實實的工作作風。無論在駐地，還是在行軍途中，他無時無刻都在考慮工作。他常常是邊行軍邊在馬背上打腹稿，到了駐地下馬就能迅速完成一篇社論。鄧拓寫的社論數量多，道理明，文風正，不空談，因此在讀者中影響很大。
鄧拓要求我們要做新聞工作，不做“新聞官”。他既是主編又是記者，從不擺官架子。對於特別重要的事件，即使很危險，他都要親自前去採訪。如1938年“七七”事變一周年時，他冒著危險來到八路軍前方陣地，當面了解打擊日寇的戰斗情況，寫出了長篇通訊《偉大的“七七”大戰斗》，十分鼓舞人心。1940年,鄧拓帶領一組記者到百團大戰前線採訪。1947年，鄧拓又帶著一組記者到農村田間地頭，就土地改革的問題進行深入調查。
鄧拓一身正氣，剛正不阿，又平易近人，是一個很有凝聚力的領導人。抗戰八年中，報社來來往往千余人，始終團結得非常好。他是報社社長，是報社領導班子的核心人物。報社領導班子的團結和模范帶頭作用，保証了報社數百人的隊伍在長期艱苦的游擊辦報中不被敵人打散，而且做出了巨大的成績。鄧拓是抗日敵后游擊辦報的創造者、堅持者、實踐者，是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游擊辦報獲得巨大成功的第一功臣，為抗日根據地的黨報新聞宣傳事業開拓了一條嶄新的道路。我們稱鄧拓為革命家、新聞家、政論家、實干家、學者是恰如其分的。
（編者注：根據中共中央的總體部署，《晉察冀日報》與晉冀魯豫《人民日報》於1948年6月14日同時停刊合並，於6月15日創刊為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本文作者陳春森1916年生，河北省曲陽縣人，1939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3月到《晉察冀日報》社工作，曾任報社編輯、記者、游擊辦報編輯組長、編輯部副部長、編委，后任《人民日報》編輯部副主任、鐵道部政治部宣傳部部長、北方交通大學黨委副書記、鐵道部政治部副主任、中國鐵路文聯主席、晉察冀日報史研究會會長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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