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聯合國教科文組織９日發布的消息，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工程國際咨詢委員會第１２次會議經過４日至６日在阿聯酋阿布扎比的評審后，決定為《世界記憶名錄》新增４７個項目，其中包括中國申報的《南京大屠殺檔案》。
在世界反法西斯和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７０周年之際，二戰史上三大慘案之一的南京大屠殺再次因申遺走入公眾視野，在人類記憶中留下歷史的血色底版。
長期關注南京大屠殺申遺進程的新華社記者將對讀者講述申遺前前后后的故事，再現歷史慘痛的一頁，講述一個城市和一個民族對慘案的回憶和思考，對和平的珍視和祈願。
遲到的共識
時間流逝，記憶能否長存？
２０１５年，二戰和抗戰硝煙散去已經整整７０年。
今年，距離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南京大屠殺慘案發生，已有７８年﹔距離１９７６年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委員會成立，已有３９年﹔距離１９７９年奧斯維辛集中營遺址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已有３６年﹔距離１９９６年，廣島和平紀念碑（原子彈爆炸圓頂屋）被列入世界文化遺產，已過去１９年……
南京大屠殺在這一年成為世界記憶遺產，無疑有著特殊的意義。一直推動申遺的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館長朱成山在阿聯酋聽到這個消息后鬆了一口氣，也深深嘆了一口氣。“這是一個遲到的共識。”他說。
世界記憶工程亞太地區委員會主席、國家檔案局局長李明華介紹，根據形態和性質，世界遺產分為文化遺產、自然遺產、文化和自然雙重遺產、記憶遺產、口頭與非物質遺產、文化景觀遺產。其中，世界記憶遺產是世界文化遺產的延伸，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設立該項目的目的，是對世界范圍內正在逐漸老化、損毀、消失的文獻記錄進行保護，從而使人類的記憶更加完整。“對照這一目的及另外兩大慘案的申遺，推動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之舉是十分必要的。”李明華說。
在國際史學界，南京大屠殺事件與奧斯維辛集中營、日本廣島長崎核爆並稱為二戰史上的三大慘案。
上世紀８０年代初，日本文部省篡改教科書引發中國人民強烈抗議，南京大屠殺歷史及相應研究逐漸回歸國內輿論。
１９９５年，二戰結束５０周年。《芝加哥論壇報》前記者、美籍華裔作家張純如在南京待了２５天。她隨后完成的《南京大屠殺：被遺忘的二戰浩劫》在１９９７年連續兩個多月被列為《紐約時報》書評最佳暢銷書，長時間淡出國際視野的南京大屠歷史在英語世界重獲關注。
南京大屠殺檔案申遺工作最早開始於２００９年，作為南京市人大代表，朱成山提交了申遺議案。南京市政府當年便成立了申遺領導小組，正式啟動申遺相關工作。２０１０年，系列文物檔案被列入《中國檔案文獻遺產名錄》。２０１４年３月，由國家檔案局以世界記憶工程中國國家委員會的名義，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遺產秘書處遞交了《南京大屠殺檔案》提名表。
由中央檔案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館、南京市檔案局等７家單位聯合申報的１１組檔案，經多方慎重挑選，主要包括膠片、照片和文字材料。這批形成於１９３７年至１９４８年之間的歷史檔案，歷史線索清晰、紀錄真實可信，檔案資料互補互証，構成了完整的証據鏈。
申報檔案包括日軍當時自拍的屠殺照片，外國友人拍攝的紀錄影片、國際安全區中國婦女日記，戰后中國政府關於南京大屠殺的調查資料，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南京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的檔案，我國司法機構偵查起訴、審判日本戰犯檔案等。
“每一件檔案都具有毋庸置疑的權威性、真實性和唯一性，對於研究中國抗戰史、日軍暴行史，有力回應否認南京大屠殺歷史的日本右翼具有重要的史料價值。”朱成山介紹。
殘酷的記憶
列在此次申遺的１１組檔案第一位的，是國際安全區教會所辦的金陵女大收容所負責人程瑞芳的日記。她在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８日至１９３８年３月１日的８４個日夜裡，用３萬多字記錄下南京城這段淒風苦雨的歲月。
白天，６２歲的程瑞芳和同伴們撐起一頂已然千瘡百孔的“保護傘”，為無家可歸的難民們提供庇護﹔晚上，昏暗燈光下，她用和著淚水的墨水寫下一篇篇日記：
“１２月１１日……今早死去兩個小嬰孩，一個隻有一個多月，是悶死的，一個有三個多月，早有病的……今日大炮打得利（厲）害……”
“１２月１４日……今日來的人更多，都是從安全區內逃來的，因日兵白日跑到他們家裡抄錢、強奸。街上刺死的人不少，安全區裡都是如此，外邊更不少，沒有人敢去，刺死的多半是青年男子……”
“１２月１７日……現有十二點鐘，坐此寫日記不能睡，因今晚嘗過亡國奴的味道……今晚拖去１１個姑娘，不知托（拖）到何處，我要哭了，這些姑娘將來如何？”
……
程瑞芳日記記錄的，是一場烙印在人類文明恥辱柱上的大屠殺中最真實的場景。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侵華日軍攻佔南京，此后一個多月時間裡，南京城變成人間地獄，３０多萬手無寸鐵的無辜平民與放下武器的士兵被以各種方式屠殺，２萬多名婦女被強奸，城內三分之一的建筑被毀。
日記發現者、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研究員郭必強說：“越讀越感覺悲憤，我們的同胞曾經生活在這樣恐怖的環境中。”程瑞芳不僅逐日記錄下大屠殺期間見聞，日記內容也與此前發現的《拉貝日記》、《魏特琳日記》和《東史郎日記》相互印証，構成受害者、加害者以及第三方証言的完整鏈條，成為不可撼動的鐵証。
翻閱這次作為申遺材料呈送的１１組檔案，日軍坦克、裝甲車瘋狂地炮擊南京城﹔一片斷垣殘壁的南京，受辱后痛苦萬分的婦女，被汽油燒焦的尸體，街道上、水塘中被日軍血腥屠殺的平民……一篇篇文字、一張張圖片記錄下手無寸鐵的平民被入侵獸軍蹂躪，也以最直接的方式揭開一個國家和民族歷史的傷疤。
“在人們印象中，申遺更多是要體現文化存在的意義。而這次申遺，是通過展現我們國家與民族慘痛的血色記憶，讓全人類警醒侵略戰爭的殘酷，了解維護和平的重要。”南京大學歷史學院院長張生說。
南京師范大學歷史系教授經盛鴻認為，南京大屠殺申遺將一國的文獻遺產，上升為人類共同的精神財富。“捍衛人類尊嚴、珍惜世界和平，需要全世界、全人類的共同參與和努力。”
曾經經歷過戰爭的人們，更懂得和平的可貴。
申遺檔案中唯一一組視頻史料，是當時身在南京的美國牧師約翰·馬吉用１６毫米攝影機拍攝的長達１０５分鐘的視頻。其中一段，畫面裡一個身中３０多刀的孕婦滿身是傷、奄奄一息。她就是南京大屠殺幸存者——李秀英。
１９３７年１２月，已有７個月身孕的李秀英和父親躲進了安全區，在一所小學的地下室裡棲身。１２月１９日，三個日軍士兵發現了他們，並欲強奸李秀英。她拼死搏斗，臉部、腿部、腹部共中３３刀，后經美國醫生威爾遜全力搶救，僥幸存活，孩子卻流產了。
戰后，李秀英作為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代表人物曾在多個場合控訴日軍罪行。更曾以高齡之身遠赴東京，起訴污蔑她為“假証人”的日本右翼作家。
“大屠殺給母親帶來的傷痛永遠揮之不去，她畢生深受折磨。”李秀英的女兒陸琪說。但最讓她難忘的是歷盡劫難的母親２００４年臨終前留下的最后的話——“要記住歷史，不要記住仇恨”。
象征和平的花
一個民族，以什麼樣的方式去記住歷史，就會以什麼樣的方式在當下立身。
日本近年來也接連推出與二戰有關的申遺事項，申報項目甚至涉及專門進行自殺式襲擊的日本神風特攻隊。
對南京大屠殺歷史本身和不斷增添的歷史証據，乃至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的正義審判，日本右翼卻在不斷狡辯、詆毀，以達到否定歷史的目的。
２０１４年６月，我國宣布將有關南京大屠殺和日軍強征慰安婦的珍貴檔案申報世界記憶遺產后，日方一直通過官方和民間團體對我申遺提出“抗議”。
２０１４年６月，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要求中方撤回申請﹔
２０１５年初，日本宗教團體“幸福的科學”派人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記憶項目秘書處遞交申請，以兩項目“虛構”為由要求終止申報﹔
２０１５年６月１０日《產經新聞》報道，福岡市的婦產科醫生、８０歲的天兒都女士表示，中方將父親麻生徹男拍攝的“慰安婦”照片作為申遺材料存在版權爭議……
在朱成山看來，日本右翼一直把否定南京大屠殺作為否定侵華罪行的突破口，絕非偶然。“一方面南京大屠殺在東京審判中有著突出地位，將二戰中的日本釘在了‘侵略者、戰敗者與和平破壞者’的歷史定位上﹔另一方面，這個二戰史上三大慘案之一就是日本軍國主義者反人類罪行的典型符號。”
日本右翼勢力肆意篡改歷史的行徑，日本國內有良知的人們同樣無法容忍。
早在上世紀８０年代，以本多勝一和笠原十九司為代表的日本學者就成立了南京事件調查研究會，對日本右翼否定南京大屠殺的觀點逐一進行駁斥。
鬆岡環等日本民間友好人士３０多年間往返中日近百次，走訪了超過３００名南京大屠殺幸存者以及２５０余名日本兵，將“理解中日歷史，與受害者同行”作為畢生的座右銘。
近年來，村山富市、海部俊樹、鳩山由紀夫等日本前政要陸續造訪南京向大屠殺遇難者致歉……
歷史的真相，並不會因為時光流逝而被抹殺。還原真相，歷史才能最終走進歷史。
大屠殺幸存者、８６歲的夏淑琴老人聽到申遺成功的消息，非常激動。
６５歲時，她曾踏上日本國土，成為戰后第一個赴日控訴南京大屠殺暴行的幸存者﹔
７７歲時，因日本右翼作家污蔑她是“假証人”，老人憤慨赴日應訴，並當庭反訴對方侵犯名譽權，終贏得訴訟。
“如今，這段歷史終於成為人類共同記憶，意味著國際社會對這段歷史真實性的認可。”在南京家中，夏淑琴欣慰地說。
夏淑琴家中櫥櫃上，一張照片格外顯眼：老人手捧紫色花束，笑容燦爛。
“這叫紫金草，是象征和平的花。”夏淑琴說。（新華網南京１０月１０日電 記者蔡玉高、蔣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