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步高
20世紀30年代，日本帝國主義發動妄圖滅亡中國的侵略戰爭。民族危亡的關鍵時刻，國共兩黨實現了第二次合作。1937年冬，毛達恂在上海接到黨組織的命令速返長沙，領導恢復黨的組織工作和長沙城鄉抗日救亡活動。
勇揭“文夕大火”真相
1937年12月，徐特立以國民革命軍第十八集團軍總司令部高級參議、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代表的名義，到長沙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他利用一切機會，積極宣傳抗日救亡和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又配合中共湖南省委的部署，秘密恢復和發展全省黨組織。
此時毛達恂已來到了長沙，急待與恩師徐特立取得聯系。徐特立見到從上海返長的得意門生毛達恂后，十分高興。毛達恂初到長沙，開展工作時遇到的許多難題，都是在徐特立的支持下解決的，並由此打開了工作局面。
徐特立和毛達恂在長沙一起做革命工作的經歷，讓這一對師生畢生難忘。徐特立的身份是公開的，而毛達恂的身份是不公開的。徐特立在八路軍駐湘通訊處的工作，毛達恂暗中出力協助。毛達恂開展工作，徐特立也秘密給予大力支持。
毛達恂在長沙的公開身份是長沙名校楚怡學校老師，以此身份來掩護黨組織的秘密活動。1938年初春，戈明也從上海回到長沙，見到自己的老師、戀人毛達恂。不久，這對為革命事業結成革命情侶的師生，在長沙結婚。同年夏秋，長沙縣梨、東山、銅官、路口等區都恢復了區委組織，在各重要村鎮建立了黨支部，發展了一批新黨員。由於毛達恂工作責任心強，經驗豐富，又與八路軍駐湘通訊處合作，中共湖南省委和長沙市委對他高度重視和信任，讓他任長沙縣委書記的同時，兼任長沙市委組織部長。很快，市內近郊普遍恢復了黨組織，長沙城鄉迅速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潮。
1938年11月12日晚，湖南當局奉蔣介石“焦土抗日”的密令，縱火焚燒長沙。大火燃燒了三天三夜，全城被毀十之八九，死亡3000多人，經濟損失達10多億元。
長沙“文夕大火”中，中共湖南省委、長沙市委及市內基層黨組織遭到嚴重損害。身為長沙市委組織部長兼長沙縣委書記的毛達恂，為了避開國民黨特務的監控，平時經常東住幾天，西住幾夜，沒有固定住所，且所住的地方非常簡陋。“文夕大火”時，毛達恂的夫人戈明已身懷六甲，行動極為不便。有一天深夜，毛達恂在睡夢中驚醒后，發現住處有敵人監視，立即將戈明送往安全地點。
毛達恂在地下黨主辦的《國民日報》上，公開揭露國民政府縱火真相，引起長沙市民的公憤。當大后方各地記者和西方各國記者到長沙採訪時，國民政府還企圖掩蓋真相、逃脫罪責。長沙市民紛紛把《國民日報》所刊登的縱火真相報道送給中外記者。至此，長沙縱火實情傳遍全國及世界各地。國民黨當局十分難堪，秘密下令對中共長沙負責人下毒手。
毛達恂對國民黨反動派這一套做法早有准備。他無所畏懼地挑起重擔，組織地下黨員骨干，保護中共駐湘代表團、省委各級領導及機關的安全。對受到大火影響的各基層黨組織，則想盡辦法使之繼續開展活動。
機智應對追捕
毛達恂的有力措施得到了周恩來、葉劍英領導的中共駐湘代表團、八路軍駐湘通訊處、中共湖南省委的高度評價。為了發展和鞏固長沙的黨組織，1939年1月，湖南省委正式任命毛達恂為中共長沙市委書記兼長沙縣委書記。正當國民黨當局要對中共長沙市委負責人進行秘密抓捕時，1939年2月，為了讓戈明能安全生下孩子，他與戈明步行回到了長沙東鄉五美山的老家。
在回鄉路上，戈明本應坐轎子，可毛達恂一摸口袋，僅剩兩塊大洋，因為他把教書的工資收入都接濟了火災災民。戈明對這次回到毛達恂的老家之行，曾萬分感慨：“我平生是第一次那樣窮，連碗米粉都吃不起，連一夜的房錢也掏不出來，那時候真的是苦。不過，為了崇高的理想而奮斗，每天都感到很充實，為實現自己的信仰而受苦，心中快樂。”
毛達恂和戈明就這樣既艱苦又快樂地來到了五美山。母親毛熊氏，知道兒媳婦是上海人，祖籍湘鄉。毛熊氏也是湘鄉人，兩代湘鄉女都作毛家媳婦，全家人都非常高興。
戈明閑不住，挺著個大肚子忙東忙西。她組織一幫孩子和年輕人大唱革命歌曲，毛家大院成了抗日救亡的活動場所。她還到附近學校，以教書之名宣傳抗日救亡。甚至在生下孩子的第二天，她就出門干她的大事去了，引得鄉鄰們都說：“這個上海妹子好厲害！”
毛熊氏好不容易盼到兒子毛達恂回家，想要他多住幾天，可長沙大火后斗爭局面復雜，毛達恂隻好向母親說明情況，含著熱淚告別母親，直奔長沙去了。
在回城途中，面對嚴峻的局勢，毛達恂對所轄地區地下黨的各級組織，開始分別調整。對國民黨政府抓壯丁征軍糧等行為，他組織鄉民抗爭和抵制。對長沙縣各地黨組織和進步人士創辦的《火線》《抗戰日報》等刊物，他進行改組和合並，把主要力量集中到國民日報社，並及時把該報分發到農村和各地中小學，加強對抗日救亡運動的宣傳。
毛達恂回到長沙后，離開楚怡學校到崇德中學教書。同時，加強《國民日報》的宣傳工作，公開抨擊國民黨當局的各種弊政，揭露其腐敗黑暗面。國民黨反動派對《國民日報》恨之入骨，一再暗派特務進行搗亂，不讓報紙正常出版。
1939年6月12日，國民黨當局公開反共，川軍楊森部在湖南省平江殺害新四軍駐平江通訊處的干部，制造震驚全國的平江慘案。在長沙，當局也開始迫害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中共駐湘代表團、中共湖南省委先后撤離長沙。敵人加緊對毛達恂的追捕，竟在五美山對毛達恂家人進行迫害。為了母親及親屬們的安全，毛達恂一面安排戈明迅速秘密轉移到湘鄉，一面囑咐在長沙跟隨他一起搞地下工作的外甥李競仁，回到五美山老家，謊稱毛達恂不幸在湘江溺水身亡，家人聞訊失聲痛哭達數日之久。敵人信以為真，才不再追捕。
1939年8月，日軍從湖北、江西各路向長沙進犯。至9月下旬，長沙的外圍據點全部失守，形勢緊急，毛達恂秘密率領中共長沙市委機關工作人員轉移到離長沙較遠的瀏陽縣柏加山。毛達恂在柏加山秘密安置市委機關，但公開身份是柏加山儲英小學的教導主任。
靈活開展抗日
宣傳柏加山處於瀏陽和長沙縣交界處，是水陸交通要道，離長沙城遠一些，但緊靠毛達恂的家鄉五美山。抗戰前，他在這裡領導過農民運動，對當地情況非常熟悉。
柏加山在當時不僅是進攻長沙的軍事要地，而且物產豐富，是養兵的好地方，因此這裡駐扎了大量的國民黨軍隊，以及撤退的行政機關，一下子成了“小長沙”。毛達恂利用和國民黨政府的行政督察專員（管長沙周圍各縣）徐慶譽的特殊關系，派遣地下黨員，分別秘密進入駐軍部隊、行政機關等獲取情報，及時向中共湖南省委匯報。
毛達恂還從長沙人力車夫工會中安排一批地下黨員，以職業為掩護，往返於長沙城鄉和縣境周圍，在國民黨官兵、眷屬、行政機關、鄉鎮團防局等處獲取情報。這些人力車夫既當情報員，又當交通員，和在柏加山的毛達恂時刻保持著聯系。
毛達恂把當地駐軍官兵、行政機關人員、各鄉團防隊員等，都作為宣傳黨的抗日政策的對象。在柏加山周圍的金潭等鄉，由地下黨員和進步師生組成了兒童抗日救亡工作團，到各村鎮流動宣傳，演出了《放下你的鞭子》《流亡三部曲》等抗日劇目，深受農民、駐軍官兵的歡迎。
1940年1月，靜瓶寺小學成立的“金潭抗戰工作團”，在高岸劉家祠堂用當地方言向駐軍演出《岳州端午》。由於被劇情深深感染，演出結束時，全場高呼“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繼而爆發出雷鳴般的掌聲。
毛達恂還經常到長沙東鄉孫家祠堂的育英小學、五美山濟貧女校等地，為戰時實習學校的師生們講課。課后又到附近農家和農民攀談，宣講抗戰的道理，和廣大群眾親熱地打成一片。他還派遣人力車夫工會的黨員，利用各種關系打入龍潭鄉公所的團防隊，以便逐步掌握這支武裝力量，為在這個地區長期工作做准備。正當毛達恂在柏加山周圍把抗日救亡的宣傳工作開展得紅紅火火的時候，中共湖南省委據形勢發展和工作需要，把他調到了更重要的崗位。
籌建湘寧縣委擴大影響
中共湖南省委於1940年4月任命毛達恂為湘寧中心縣委書記，指示他將抗日救亡和組建黨的組織工作的范圍擴大到長沙、湘潭、湘鄉、寧鄉等5個縣。
當時，中心縣委機關對外以朱家托李子塘紡紗廠為掩護，負責工廠採購任務的是中心縣委組織部副部長劉柱中。中心縣委各部門的負責人有陳宇眉、廖心青、林舜英、毛細娥等。其中除毛細娥是黨外人士外，其他都是久經考驗的革命老同志，都以紡織工人的身份作掩護。
毛達恂對朱家托這個地方人生地不熟，無法以教書作掩護，隻能以紡織廠的工人身份對外活動。他把早已移居到湘鄉娘家的妻子戈明和吃奶的女兒，接到中心縣委機關安頓下來。戈明對外也以紡織廠工人的身份作掩護，協助中心縣委機關做內勤工作。
為了深入基層察看情況，中心縣委原書記袁學之親自陪同毛達恂到可靠的基層了解民情。毛達恂每到一地都向黨員介紹延安的情況，介紹八路軍、新四軍的戰績，宣傳抗日救亡的形勢，講解黨的組織原則，指出革命斗爭的長期性。他鼓勵同志們說：“爬過高山是平地，黑夜過去是黎明，革命一定會勝利。”
1940年秋，國民黨頑固派不斷制造反共磨擦，破壞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毛達恂認為在朱家托以紡織廠秘密作為中心縣委的機關目標太大，當即決定將機關轉移到湘潭縣與湘鄉縣交界處的上東區老黨員陳叔穆老先生家中。
陳叔穆家離湘鄉縣城約9華裡，取信、接頭方便。陳叔穆與其胞弟陳博都是大革命時期的老黨員，曾辦過農民協會。其子女陳宇眉、陳文孚都是共產黨員。由於陳家在當地是大家族，地方保甲長都敬畏三分，陳宇眉又是中心縣委的部門負責人，對家鄉情況很熟悉，因此，中心縣委機關設在此處，既隱蔽又利於開展工作。
毛達恂根據中共中央關於地下黨要“隱蔽精干、長期埋伏、積蓄力量、等待時機”的指示，精簡了中心縣委機關人員，利用自己在上東區群眾基礎較好的有利條件，通過黨的同情者，將湘鄉縣委書記劉資生、湘潭縣委書記胡慶熙、望城地區黨的負責人劉鼎隱蔽在上東區群眾中。他經常向干部介紹上海地下黨以拉人力車、開酒店等社會職業作掩護開展地下活動的經驗，要他們懂得開展地下活動要“社會化”“職業化”。
經過籌劃，劉資生等以挑雜貨販賣為職業。毛達恂還逐個檢查他們挑擔販賣的模樣，指出其中不像商販的地方，給予糾正。
1940年冬，國民黨政府強迫公務員和教師加入國民黨和三民主義青年團（簡稱“三青團”）。毛達恂利用這一機會，指示陳叔穆的兒子陳傳熙以教員的身份加入三青團打聽內部消息。
皖南事變后，中共湘寧中心縣委採取了靈活多變的斗爭方式。毛達恂租了一條船，以漣水為中心，在長沙，湘潭，湘鄉的婁底、楊家灘、永豐鎮一帶活動。他利用國民黨無力顧及水上活動的情況，把各縣黨的負責人的碰頭、學習、研究工作等活動都安排在船上進行。
毛達恂曾召集隨船的工作人員說：“我們的工作環境越來越不利，城鎮不能住，路上又難走，我計劃再買幾條船，日本人來了，我們一起上山打游擊，大家都要做好思想准備，爭取做林海中的英雄好漢。”
有一次，中共中央南方局撥給湖南一架“襪子機”（即無線電台）。這個“襪子機”要到廣西八路軍辦事處去領回來。毛達恂化裝成大富商，從永豐鎮出發，越過衡寶公路，前往桂林，經過各種困難，終於把“襪子機”領了回來。
1941年2月，敵人發現了湘寧中心縣委的秘密，他們也租了幾條船，企圖在河中一舉抓獲毛達恂和他率領的工作人員。幸虧當地群眾及時發現，立即通知了毛達恂及其船隊，使敵人扑了個空。經過這次“水上事變”，毛達恂考慮，上東區及附近水道的中心縣委機關不能再留駐下去，一定要轉移到更安全的地方去，但哪個地方可靠呢？
毛達恂還沒考慮好，夫人戈明說：“我娘家湘鄉縣榨樹灣（原稱湘鄉縣鵬山十二都）比較可靠。因為我祖父龔華齋在辛亥革命時，追隨黃興與北洋軍閥作戰多年，立有戰功，家鄉人民都很敬佩他。退役后經商致富，回家鄉購有地產，善做地方公益事業，深受鄉民愛戴。”毛達恂採納了夫人的建議，率領中心縣委全部工作人員抵達榨樹灣龔家。毛達恂一行來到榨樹灣后，戈明告訴鄉民他的丈夫是上海教師，因戰亂回長沙老家避難。現在長沙兵荒馬亂，所以來這裡暫住，希望鄉親們多多照顧。鄉民一看毛達恂人品非凡，確實是一位有學問的人，於是大家都尊稱他為莫老師（毛達恂化名莫成求）。
跟隨毛達恂一起來的中心縣委工作人員，有文化的都以教師身份作掩護，文化低的自稱是毛達恂的親友。加上毛達恂一行都有主動聯系群眾的經驗，所以鄉親們也樂於和這些人接近，彼此關系相處得很好。龔家老爺爺龔華齋在這個山村的威望和人緣，給毛達恂在這裡開展工作創造了較好的環境。
自從毛達恂一行來到榨樹灣后，這個村鄉民們的精神生活更加豐富起來。毛達恂帶領有文化的工作人員，教鄉民們識字學文化，唱抗日歌曲，搞鄉民文體活動。據毛達恂的妻妹龔旦求回憶：“當時不僅對村民們教唱革命歌曲，就在我們家中，也教我們識字和唱歌，我們最喜歡聽姐夫講故事，還有他自做的兒童玩具，使我們全家都快樂。”
當時中心縣委機關有一位大學生，他是湘潭縣委書記胡慶熙，對毛達恂在鄉民中開展文化活動，思想上有些想不通。尤其是對農民出身的黨員，在革命中究竟能起什麼作用，也存有疑問。毛達恂發現這個問題后，及時召開黨員學習會，告訴胡慶熙和大家：“十年內戰時期，黨在江西和各地建立革命根據地，多次粉碎敵人的‘圍剿’，基本上是靠農民群眾。紅軍就是穿軍裝的農民，很多農民出身的戰士，在戰斗中鍛煉成長，成為今天八路軍、新四軍的骨干力量。”
胡慶熙在毛達恂的開導下，開始認真學習毛澤東的著作和革命理論的書籍，提高了認識，后來成為一名出色的領導干部。毛達恂對干部的生活非常關心，中心縣委組織部長張春林歲數大了，還未成家，毛達恂幫助他與劉資生的姐姐（烈士之妻）組成了一個小家庭。
在工作之余，毛達恂最談得來的人是戈明的爺爺龔華齋。龔華齋雖已年邁，但當年投身辛亥革命的英雄氣概仍在。老人性格豪爽，待人正直，見了這位孫女婿大喜過望，好像見到當年的戰友那樣親切。
鑒於毛達恂把湘寧中心縣委的工作在艱難環境下搞得生機勃勃，而近在周邊的湘北益陽、常德地區，自馬日事變后，黨組織破壞嚴重，亟待恢復整頓。1941年5月，中共湖南省委委任毛達恂為中共湖南省湘北特區委員會書記（簡稱湘北特委），領導湘寧中心縣委所轄五縣，加上湘北益陽、常德、湘陰等4個縣。
毛達恂受命后，認為現在所轄地區擴大了，新設機關應該北移。他率領工作人員經過實地考察后，認為特委的駐地應移到寧鄉一帶為宜。湘北地區情況復雜，黨組織基礎薄弱，特委機關遷到寧鄉附近也得費一番功夫。因此，特委機關部分人員暫留湘鄉，委托戈明負責處理原中心縣委所轄五縣的日常事務。毛達恂則率領湘北特委主要干部，進入寧鄉、常德、益陽、湘陰等地，一面調查研究，一面籌建當地基層黨組織。這些地區地下黨的活動停頓很久，尋找原有的黨員非常困難。
馬日事變前，毛達恂與謝覺哉同在楚怡學校任教，因而認識了謝覺哉的家屬。毛達恂一行在寧鄉活動時得到了謝覺哉家屬的幫助，決定在回龍鋪設置特委機關。特委機關有了安全的駐地，毛達恂和剛來的干部都放心了。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