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六五”大隧道慘案現場
被炸的蘇聯大使館
被炸的重慶天主堂
每年的6月5日，重慶市人民政府都要連續三次拉響警報，以悼念在“六五”大隧道慘案中死去的同胞，明示牢記歷史，勿忘國恥。
1941年6月5日，日本飛機轟炸重慶市的大隧道，死傷了很多很多人，所以，稱為重慶“六五”大隧道慘案。要知道慘案的詳細情況，就必須尋找目擊者和這場慘案的幸存者。
2015年4月20日,全國政協抗戰遺址保護與利用專題調研組來到這裡調研。翻開日本飛機轟炸重慶的歷史，找到“六五”大隧道慘案的史料，那一幕幕尸橫遍野，尸體堆積如山的悲慘場景，無不使人悲淚即下……
《重慶文史資料》記載的“六五”慘案
《重慶文史資料》第31輯上發表了當時重慶的《新民報》記者陳理源先生寫的回憶文章《重慶“六五”大隧道慘案採訪記》。這一篇文章較為詳細地介紹了慘案發生后，國民黨當局如何處理“六五“慘案的全部情況：
慘案發生后的第二天，國民政府的防空司令部立即發布公告：“宣稱死亡461人，重傷291人”。但是，當時經歷過的目擊者認為，大隧道的死傷人數遠遠不止這些，國民政府防空司令部欺騙老百姓，致使民怨沸騰，輿論嘩然。
就在第二天我們《新民報》派我親臨現場，我親眼看到尸骸累累並向附近居民了解情況后，深深感到防空司令部難免沒有“以多報少”的行為。於是我回到報社后便與《新民報》主持人陳銘德先生等談及此事。陳銘德在當時是“民意機關”重慶市臨時參議會的駐會委員之一，恰好該會根據各方面情況的反映，決定舉行駐會委員會議，討論這一慘案的有關問題，出席者有議長康心如，駐會委員陳銘德、溫少鶴、寧芷邨、漆中權、王鳴崗等。會議由康心如主持。
這次會議經過討論提出四點要求。一是：肇事之原因及其真實情況，請市政府迅予查明，報告本會﹔二是：肇事責任究竟誰屬，應請政府嚴加懲辦﹔三是：請市政府嚴加注意，勿使今后再有此類事件發生﹔四是：善后辦法及死傷者撫恤，請政府從優辦理。
以此同時，當時一貫以關懷人民禍福為己任的———中共中央南方局主辦的《新華日報》及時在6月7日進行了專題報道，並用大字標題謂：《前晚空前慘劇，各方極為重視，市參會請懲辦肇事者》。但是，當時皖南事變的余波尚存，國民黨當局對《新華日報》仍壓迫、摧殘不已，禁止它對此案發表評論。《新華日報》忍無可忍，用刊登“本報啟事”的方式，於8日向讀者作了揭露和控訴：“關於防空洞慘案，6日本報遵命不作評論，而7日各報對此都發表意見，本報即撰寫時評一則，又奉命免登。特向讀者致歉！”
被當局控制較鬆的《新民報》，在陳銘德與總主筆羅承烈等的商議后，由羅承烈執筆撰寫社評發表，要求當局“查明真相，讓民眾不受蒙蔽，使死者得以瞑目。”
《新華日報》報道的“六五”大隧道慘案
在1941年6月10日的《新華日報》第一版上，有一篇記者華崗的報道《日本飛機轟炸重慶大隧道》，文章全文如下：
本報訊1941年6月5日18時18分，日本飛機24架分三批經湖北宜都、鬆滋等地突然夜襲重慶。在重慶市區上清寺、中三路、兩路口、大田灣、黃家埡口、觀音岩、神仙洞、七星崗、通遠門、巴縣中學、南岸彈子石、玄壇廟以及江北等地投下爆炸彈82枚、燃燒彈13枚，直到晚上23時27分才解除警報，日機空襲長達5個小時零9分鐘。
日本侵略者的飛機輪番轟炸重慶市，看那架勢大有要把重慶炸為平地的樣子。當時由於正是傍晚，進城的人和不屬於在該洞躲避的人，在發布緊急警報后急不暇擇。於是就近躲避，該洞管理人員也沒有檢查核對憑証，盡量收容，致使四通八達的校場口一帶大隧道人數大量超過規定數量。
恰好這時該段大隧道的通風和發電設備雖已裝備完工，但是因國民黨防空司令部尚未辦理驗收手續，故發電機和通風機都沒有開動。半小時之后，洞內呼吸困難，發生騷亂，油燈先后熄滅，人們大呼小叫，婦孺哭泣。這時日本飛機一批、二批、三批先后在空中盤旋，防護團奉命不准人們在緊急警報沒有解除之前出洞。
這時洞內的人想出來換換氣，拼命往外擠，而洞口的人為了躲避轟炸又拼命的往洞內鑽，軍警吹口哨、奏號也不頂用。人們擁擠中紛紛跌倒，互相踩踏，加之空氣缺乏，呼吸困難。因為當時沒有及時對市民進行有序的疏散，造成大量市民擁向公共防空洞（也就是十八梯大隧道）。正由於管理隧道的憲兵及防護人員緊鎖柵門，不准隧道內的市民在敵機空襲期間出入隧道，因此，在隧道內長達10個小時的高溫和嚴重缺氧的情況下，躲避空襲的民眾因通風不暢被活活悶死，造成駭人聽聞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慘案。
這就是震驚中外的重慶“六五”大隧道慘案的情形。從這一篇報道中我們不難看出：（一）日本飛機轟炸重慶的狼子野心﹔（二）當時國民政府防空司令部的管理不善﹔（三）慌亂的群眾沒有組織人員做疏導工作。正因為如此，造成擁擠、踩踏、窒息大慘案。
國民政府對防空負責人的處理
重慶“六五”慘案，給人民造成巨大的損失和傷害，那麼國民政府對防空負責人是怎樣處理的呢？《新民報》記者陳理源的文章介紹說：
國民黨最高當局為平息民憤，命令將防空司令劉峙、副司令胡伯翰、重慶市市長吳國楨等“革職留任”，責成他們“一面趕辦救濟撫恤事宜，一面迅即改善防護設備。戴罪立功，以觀后效”。並下令組織特種審查委員會，對死傷人數及原因進行審查，另外成立防空洞工程技術改進委員會、防空洞管理委員會，以改進防空洞設施及管理工作。
審查委員會的成員為：國民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國民黨參政會主席團成員張伯苓、重慶市臨時參議會議長康心如、黨政工作考核委員會秘書長張厲生、行政院代理秘書長蔣廷黻、司法行政部部長謝冠生、監察院秘書長程滄波等七人，以吳鐵城、張伯苓、康心如等三人為主席團。防空洞工程技術改進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為陳立夫，副主任委員翁文灝、委員曾養甫、徐恩曾、顧毓輪、吳華甫、謝元模、孫越崎、章天鐸、蔡邦霖等八人。防空管理委員會的主任委員為谷正綱，委員有劉峙、陳訪先、賀國光、吳國楨、胡伯翰、唐毅、龐京周、梅貽林等八人。
“六五”大隧道慘案審查委員會以將近20天的時間，組織專家到出事隧道勘測，向運送尸體的駁船公會及船戶，掩埋尸體的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所屬撫濟組掩埋股……等有關單位調查后，於7月3日公布《審查報告》謂：“本案死亡人數，本會認定以992人為最准確數（其中有兒童151人），本案因重傷送入各醫院者計151人。”由此可見，防空司令部前所公布的死亡人數，比審查委員會所查明的數字少得多。
經查明造成慘案的主要原因，審查報告指出：“第一為事前的隧道工程設計與設備不良，其次為平時與臨時管理無方。防空工程之主管與防護最高負責機關，平時及臨時之配套指揮，不能辭其咎。”據此，蔣介石就以軍事委員會的名義，免去劉峙所兼防空司令職務，另派重慶警備司令賀國光兼任防空司令﹔對重慶防空司令部工程處副處長謝元模，則給以“玩忽職務，著即撤職”的處分。所謂“懲辦肇事負責者”敷衍了事，不過如此而已！
各說不一的死亡人數
重慶“六五”慘案發生后，為了不擴大影響，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封鎖，當時輿論界和民間傳言，關於重慶“六五”慘案中的死亡人數，各說不一。當時一段時間內先后披露於報端的即有“死亡近萬人”、“死亡近千人”、“死亡萬余人”等說法，社會傳言各說不一。
1941年6月6日，慘案發生后的第二天，國民政府的防空司令部立即發布公告：“宣稱死亡461人，重傷291人”。
當時重慶國民黨的《中央日報》披露的死亡人數和防空司令部公布的死亡人數基本相符。
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新華日報》等報刊，在1941年6月26日披露的是：死亡人數992人，其中兒童151人，重傷送入醫院者151人，輕傷者不計其數。
據1941年6月29日的《商務日報》和《新蜀報》報道，死傷人數為2500人。
據1941年6月30日的《群眾周刊》、《解放日報》、《光明日報》等報道，死傷人數也是2500人。
而真正死傷多少人呢？最近，據人民網報道：西南大學中國抗戰大后方研究中心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侵華日軍無差別轟炸史料整理與研究”課題組公布了首批死亡人數為635名，（文章標明是首批，說明還有二批、三批、四批等）同時公布了重慶“六五”大隧道窒息慘案遇難者名單，詳細記錄了遇難者的姓名、籍貫和住址等。除少數遇難者年齡不可考查外，公布的名單中以年輕人居多，近40%的遇難者不到20歲，共246人。其中，有119名遇難者年齡在10歲以下。更讓人痛心的是24名遇難者僅1歲，18名遇難者才2歲。究竟死亡傷殘多少人當時根本無法統計，至今仍在研究之中。
1941年6月30日，《國民公報》的記者周本淵是這樣報道的：
本報訊6月5日9時許，日本飛機轟炸重慶大隧道，市中區居民因無思想准備，聽到警報拉響后慌慌張張，又沒有單位組織及時疏散群眾。於是，群眾如潮水般地擁向公共防空大隧道中，洞內避難人數比往常增加了幾倍，達到萬余人，洞內火爆擁擠。管理隧道口的憲兵及防護人員視避難群眾如囚徒，緊鎖柵門，不准隧道內的市民在空襲期間出入隧道。
在長達10小時的高溫和嚴重缺氧的情況下，除身處3個洞口較近的近百人得以出洞幸免於難外，其余近萬名避難人員因窒息而死。大部分死者因窒息、擠壓，踩踏、衣服被撕爛，皮膚變成藍黑色，面目全非，慘不忍睹。造成了駭人聽聞的防空大隧道窒息大慘案。隧道內避難的市民死亡9992人，兒童為1151人，重傷者1510人，輕傷者不計其數。
在這場大慘案中的幸存者———幾位重慶百歲老人都說：“反正死了很多很多的人，朝天門碼頭到處都是死尸……”
一位災難幸存者的描述
重慶“六五”慘案中受輕傷者，不計其數。因為他們一出隧道忙於逃命回家，難免踩傷和擠傷，數量簡直無法統計。
慘案發生后第九天（即6月14日），《新民報》收到一封慘案幸存者的來信，報社工作人員看后，由《新民報》的編輯張友鸞加上標題，在《新民報》上刊登，如實反映了部分受難者的遭遇：
一個受難未死者的來信
6月5日6點鐘，警報發出時，我在校場口，隨身帶有法幣4000余元，天成美（商店）賬簿四本，進十八梯觀音岩防空洞避難。緊急警報拉響后，駐守之憲兵及防護團員將隧道大門鎖上。
第一批敵機投彈后，就覺得心中發慌，心臟好像往下墜，如患急病，很想喝水。即向外走去，但覺有人拉住，不能舉步，而仍立在原地。又過了一小時，心中更為發難、難過。忽然有人呼喊救命，第一句聲音很高，第二句即轉低又細，然后寂然無聲。黑暗中總覺得有人在亂咬自己的手，而手多處受傷。洞內的人都擠臥在地下，好像昏昏沉沉睡下了。時而雙目流眼淚，口流清口水，時而心境清涼，唯恐已死，暫失知覺。
等到警報解除后，經過拉尸隊的人把我從石灰市洞口拉出，我還是毫無所知。后來忽然覺得一線光明，才知道自己還活著，同事聶先生、余先生也還活著。於是我們就到附近炭鋪內去休息，等待到天明時慢慢回家。但法幣與賬簿已丟失，目前精神不佳，腹內隱痛。聶先生與余先生人雖未死，但身體浮腫，皮膚發綠，生死難料，刻已下鄉調養也……
從這一封信不難看出受難民眾，因缺乏氧氣而遭受窒息的煎熬、在死亡線上痛苦掙扎的慘狀。
其實抗戰期間重慶發生的大隧道慘案不止這一起，我們從史料上看見：1939年6月11日和1940年8月12日均已死傷了很多的平民百姓。但國民黨當局實行新聞封鎖，對人民和新聞界的呼吁充耳不聞，致使造成重慶“六五”大隧道慘案這一場空前災難。
死難者尸體的處理
大慘案發生后對死者的尸體處理說法很多，當時曾有人發表文章說，“有的尸體被拋入長江中沖走”﹔“有的尸體被窖於市中區邊沿的朝天門下沙灘內掩埋”﹔“有的說堆在朝天門沙灘上發爛發臭”。而真正事實究竟是怎麼樣的呢？
慘案發生后，《新民報》的記者陳理源先生受報社之托，前去採訪大隧道慘案尸體處理情況。陳先生在《重慶文史資料》發表文章介紹說，他親自到放置集結待運尸體的朝天門港口碼頭採訪。親眼看到那淒涼悲慘的場景，不禁潸然淚下，激起人們對日本侵略者的切齒痛恨。
關於將尸體拋入長江中和窖於在沙嘴的情況，陳理源先生說既沒有目睹也沒有耳聞。陳先生採訪了解到一部分尸體由死者家屬自行擇地安葬，其余的全部尸體因家屬無力擇地或家在外區者，由重慶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運往長江北岸，地名叫黑石子的丘陵之間全部掩埋。
我們可想而知，當時的重慶人民被日本飛機轟炸后，親人已死，房屋毀壞，生活十分艱苦。當時為平民憤蔣介石與參議員一起前往肇事處視察，看望並慰問了死者家屬。“陪都空襲救護委員會”對隧道死難家屬中的鰥寡孤獨、無人撫養者發放了賑金。老弱殘廢每人300元，失學幼孤每人200元，到9月7日止，重慶市共發放賑金11萬元。
“六五”慘案后的重慶
重慶人民經過“六五”大隧道慘案后，冒著日本飛機轟炸的威脅搶修大隧道。隧道從地面深挖地底10米左右的岩層，然后平伸約2公裡（可以通往兩路口隧道口）。中途又分成三個叉道口，隧道高寬約2米多，正常容量為4384人，擁擠時可達到6555人。洞內設置有通風器和發電機、電燈、油燈、石凳、木凳等，是專供市民躲避空襲所用的大隧道。
這一段大隧道的進出口有三處：磁器口街（原名演武廳）、石灰市、十八梯，此三點成鼎足之勢。磁器口和石灰市兩處，都是平地挖下去的，洞口皆用條石砌成同一形狀的堅固掩體，為防日機轟炸，掩體外表涂成黑色。
重慶“六五”大隧道慘案，強烈激發了重慶人民抗戰的激情。以周恩來為代表的中共中央南方局，高舉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旗幟，遵循黨中央“發展進步勢力，爭取中間勢力，孤立頑固勢力”的策略總方針，堅持國共合作，抗戰到底。重慶青年紛紛奔赴抗日前線，先后組成川渝大軍奔赴抗戰最前線英勇殺敵﹔重慶的救國會、青年聯合會、抗日文藝習作會、學生會、婦聯會等紛紛捐錢捐物，買飛機、買大炮全力支持抗戰。
重慶的抗戰文化產生了一大批文化精品，為傳承和發展民族文化作出了重大的貢獻。在艱難困苦的抗戰時期，重慶進步文藝界創作演出了《戲劇春秋》和《愁城記》（夏衍）、《北京人》（曹禺）、《清明前后》（茅盾）、《風雪夜歸人》（吳祖光）、《結婚進行曲》（陳白塵）等一批有藝術水平、歷史深度的大劇，在四屆霧都公演中，創作演出的進步話劇就達242台，這一現象被話劇史家們稱為中國話劇史上的黃金時代。
重慶的抗日報刊《解放日報》、《新華日報》、《群眾》周刊、《光明日報》、《商務日報》、《新民報》、《文種》、《詩報》及文藝隊伍、電台廣泛宣傳抗日，激發人們的抗日熱情。重慶人民團結一致，共同抗日！
1987年7月6日，中共重慶市委為紀念七七事變50周年，“日本侵略者轟炸重慶紀事碑”落成儀式在“重慶大轟炸慘案遺址”舉行，並將這裡列為重慶市文物保護單位，讓人們千秋萬代勿忘國恥，牢記歷史！
（本組文章作者胡平原為重慶市巴南區政協文史研究員、黃典為本報駐重慶記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