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新營
胡耀邦從中央蘇區的“紅小鬼”成長為中共中央主要領導人，一生中歷任要職。其中，組織部長的崗位同他數度有緣。他先后擔任過共青團中央（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部長、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從長征勝利后的少共中央局組織部到撥亂反正時期的中共中央組織部，他都留下了奮斗的足跡，做出了不凡的成績。
擔任共青團中央（少共中央局）組織部部長
胡耀邦，1915年11月生，湖南瀏陽人。1929年冬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投身革命后最初從事少年兒童工作。1933年9月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任少共中央局秘書長。少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的別稱。少共中央局就是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局。當時，凱豐（何克全）任少共中央局書記，劉英任組織部長和宣傳部長，陳丕顯為少共中央兒童局書記，譚啟龍、賴大超是少共中央局的干部。胡耀邦同陳丕顯、譚啟龍等都是中央蘇區著名的“紅小鬼”。當時生活艱苦，但他們始終充滿著革命樂觀主義精神，朝氣十足。胡耀邦出色的工作也屢屢受到上級的好評。
1934年10月，胡耀邦隨中央紅軍長征，先后在紅三軍團政治部做民運工作和青年工作，途中雖患重病和被敵機炸傷，仍保持堅定的革命意志，勝利到達陝北。到達陝北后，胡耀邦參加了紅軍東征，入晉后積極組織擴紅籌糧工作。因工作突出，胡耀邦受到了毛澤東的贊揚。
東征勝利后，胡耀邦又回到青年團的領導工作崗位。此時，中共中央對共青團中央（少共中央局）的組織成員進行了局部調整。書記仍然是凱豐，副書記是馮文彬，委員有關向應、博古、陳昌浩、陸定一、劉英、胡耀邦等。1936年6月起，胡耀邦任少共中央局組織部副部長、部長。這是胡耀邦第一次走上組織部長的領導崗位。不過，由於形勢的變化，胡耀邦在少共中央局組織部負責人崗位任職時間不長。
當時的共青團工作，隨著國際國內形勢的發展，正面臨著歷史性的轉變。1935年9月，少共國際召開了第六次代表大會，根據共產國際七大的精神，提出建立世界青年反法西斯統一戰線的任務，並要求各國共青團要做根本改造，使之成為廣大青年的非黨青年團。正在致力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中共中央也認為對共青團有改造的必要。因為當時白區的共青團在王明“左”傾教條主義錯誤和嚴酷的白色恐怖影響下，早已成為脫離廣大青年群眾的狹小組織，而蘇區的共青團也顯露出了獨立的“第二黨”傾向。這種狀況，已經不能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因此，在紅軍東征歸來之后，共青團的改造就提到黨中央的議事日程。
1936年7月11日，胡耀邦根據在陝北子長縣調研共青團工作的情況，在中共中央機關刊物《黨的工作》第4期上發表了《目前子長的團應做什麼》一文。文章指出，子長縣共青團組織應以最敏捷的手段去號召青年加入游擊隊，加強游擊隊中團的工作﹔整理少先隊組織並加強其訓練﹔進行部分團與青年群眾組織改編的准備工作。在文中，胡耀邦提出的共青團“改編”即“改造”的任務。
共青團改造的具體做法，直到同年11月1日經中央政治局會議專門討論才確定下來。包括胡耀邦在內的少共中央局負責人參加了會議。會議作出了《中央關於青年工作的決定》。決定內容主要包括：一、取消國民黨統治區內共青團組織，所有團員按照各地具體情況需要，去參加或組織合法和公開的青年組織﹔二、大批吸收團員入黨。沒有入黨的團員，應成為黨支部周圍的積極分子，但不另設團支部和團小組。在各地黨組織設立青年部和青年工作委員會及青年干事﹔三、拋棄一切“第二黨”的關門主義的工作方法，採取青年的、民主的、靈活的、公開的活動方式，擴大各級青年組織。將共青團組織改造為青年救國會（簡稱“青救會”）。
根據黨中央的決定，胡耀邦積極投入到共青團組織的改造。他到邊區各縣去作調查研究，組織青救會，宣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思想，開展各種抗日救國活動。經過他和同事們的努力，青救會組織發展很快。對胡耀邦這一時期的工作,當時主持少共中央局日常工作的馮文彬給予了很高的評價。
1937年1月，根據中央決定的精神，共青團中央（少共中央局）停止工作。胡耀邦不再以少共中央局負責人的身份活動，但他還繼續從事青年工作，曾任西北青年救國會候補常委等職。經過共青團改造之后，青救會高舉抗日救國、為中華民族的解放而奮斗的旗幟，廣泛團結全國青年投入到抗擊日本帝國主義的斗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各地的青年運動也迅速打開了局面，大批熱血的愛國青年投入到抗日救國的浪潮中來。
擔任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
1937年5月,胡耀邦離開青年工作崗位,進入抗日軍政大學第二期學習。后任抗大政治部副主任、第一大隊政治委員。胡耀邦在抗大任職時表現突出，得到了毛澤東等中央領導的高度評價。1939年1月，經毛澤東提名，胡耀邦出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這是胡耀邦第二次走上組織部長的領導崗位。
當時，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是方強。但在胡耀邦到職的時候，方強卻不在總政治部組織部，他擔任軍委組織的華北考察團團長，前往華北敵后根據地考察。方強於1940年7月返回延安后，即調任八路軍軍政學院教育長。
由於部長方強不在崗位，胡耀邦代行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職務。實際上，總政治部組織部隻有胡耀邦這一位副部長，所以從上任之日起，他就獨當一面地開展工作。然而，在工作中有人擔心胡耀邦太年輕，無法承擔這樣的重任。可毛澤東說：“既然你們認為胡耀邦擔任組織部副部長不行，那就讓他當部長吧。”不久，胡耀邦便擔任了部長。
任職總政治部組織部，是胡耀邦革命生涯中又一次大的飛躍。總政治部組織部是一個重要崗位，負責軍隊干部的考察、調動和任免事項。特別是在當時，前方戰事緊張，干部調動非常頻繁，凡是由前方回延安或是從延安奔赴前線的重要軍事干部，都要到胡耀邦處報到或領取介紹信、上級的鑒定書。就工作范圍來說，胡耀邦不僅負責八路軍的干部調派，而且負責向中原和南方的新四軍，甚至向重要的游擊根據地派遣干部。對此，建國后的胡耀邦曾回憶說：“毛主席提議任命我為軍委組織部長的時候，我才23歲（時為副部長、代部長）。既然當了組織部長，就必須得與高級干部談話。那時，我曾經找過陳賡大將、徐海東大將、王樹聲大將，與他們進行談話……有時，還要進行比較嚴厲的批評。盡管如此，高級將領們仍要聽。”
當時，王稼祥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主任，他對胡耀邦十分器重。一次，他對夫人朱仲麗說：“胡耀邦善於學習，讀書很多，早年還是青年團的骨干……應該多讀書，但更重要的是善於在實際中應用，用書本知識聯系實際。胡耀邦在這方面做得不錯。”
胡耀邦走上總政治部組織部負責人的重要崗位后，還有不少兼職，並參與中央和軍委的一些重要工作。1940年，胡耀邦兼任中央軍委直屬機關政治部主任。這一時期，胡耀邦還參加了中央華北華中工作委員會的工作。這個委員會是中共中央處理在華北、華中地區事務的領導機構，主任為王稼祥，秘書長為王若飛。胡耀邦被任命為這個委員會的委員，其他委員還有羅瑞卿、蕭勁光、柯慶施等。委員會每兩周開會一次，聽取各根據地來延安的干部的匯報，並為中央准備指示意見。從這時起，胡耀邦參與了對地方的綜合性事務的領導工作。延安整風期間，胡耀邦作為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參與領導中直機關的整風審干，他敢於直言，對延安整風運動提出不同意見，積極糾正一些過“左”的做法。
胡耀邦在主持總政治部組織部工作期間，非常重視軍隊中的知識分子工作。抗日戰爭爆發后，全國各地大批青年學生和革命知識分子滿懷著愛國熱忱和獻身精神，參加八路軍、新四軍，投身抗日洪流。這就為全軍培養選拔干部增加了新的活力。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參加軍隊工作，採取正確的政策至關重要，這是擺在作為總政治部組織部部長的胡耀邦面前的新課題。胡耀邦遵照毛澤東的指示和中央的精神，在各種會議上，反復強調在對待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問題上要有正確態度，這是關系到抗日根據地能否鞏固和發展、中國革命事業能否勝利的大問題。對屬於總政治部組織部安排工作的知識分子，胡耀邦首先信任他們，充分發揮他們的專長，把他們安排到適當的工作崗位上，施展聰明才智，為革命事業服務。
胡耀邦在任總政治部組織部副部長、代部長、部長6年間，認真貫徹黨的方針政策，為加強人民軍隊政治思想建設和組織建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
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
1977年12月，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為中央組織部部長。這是胡耀邦第三次走上組織部長的領導崗位。任職期間，正是粉碎“四人幫”不久，黨和國家正處於重大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胡耀邦在鄧小平、葉劍英等的大力支持下，以“我不下油鍋，誰下油鍋”的大無畏精神，遵照黨的實事求是、有錯必糾的原則，領導和組織了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干部政策和知識分子政策、調整各級領導班子、培養和選拔優秀中青年干部等工作，為完成組織戰線撥亂反正的任務、開創組織工作的新局面作出了歷史性貢獻。
在十年動亂中，林彪、江青兩個反革命集團制造了大批冤假錯案，全國被立案的干部就有230萬人。“文革”結束后，平反冤假錯案，把林彪和“四人幫”顛倒了的是非功過糾正過來，是組織戰線撥亂反正的重大任務，也是廣大黨員干部和人民群眾的迫切願望。胡耀邦就任中央組織部部長伊始，一手抓真理標准的討論，一手緊抓落實干部政策，著手解決當時最敏感、最迫切的平反冤假錯案問題。
面對存在的大量冤假錯案，胡耀邦旗幟鮮明地提出：“凡是不實之詞，凡是不正確的結論和處理，不管是什麼時候、什麼情況下搞的，不管是哪一級、什麼人定的、批的，都要實事求是地改正過來。”為了有力地組織開展落實干部政策，平反冤假錯案和處理歷史遺留問題的工作，在胡耀邦的領導下，中央組織部設立了干部審查局。他主持和重新調查了一批有影響的重大案件，使一大批受迫害的同志得以平反昭雪。1978年5月，他親自抓“六十一人案件”的復查工作，克服了很大的困難，終於將這個大案糾正過來。這一案件的突破使全國落實干部政策的工作向廣度和深度迅速發展。
胡耀邦高度重視並充分發揮知識分子在現代化建設中的作用。他提出：“對知識分子要充分信任，放手使用，做到有職有權有責﹔調整用非所學，做到人盡其才，才盡其用﹔努力改善他們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中央組織部在1978年10月10日到11月4日，專門召開了兩次落實知識分子政策座談會。在胡耀邦的直接領導和推動下，對30多萬名被錯劃為“右派”的知識分子予以平反，極大地激發和調動了廣大知識分子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為新時期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了人才保証。著名作家冰心在談到胡耀邦時，曾深情地說：“他是我們知識分子的知己。”尤其從知識分子中選拔德才兼備的領導干部，胡耀邦更是表現出政治家的高瞻遠矚。他反復強調一定要破除“左”的陳腐思想，跳出隻從黨政干部中尋找人才的圈子，放眼於廣大知識分子，把大批德才兼備的優秀接班人發現出來，選拔上來。
胡耀邦在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期間，特別強調要恢復黨密切聯系群眾的優良傳統,克服官僚主義作風。他對廣大干部群眾有著深厚的感情，提出組織部要敞開大門，堅決改變“門難進、人難見、事難辦”的現象。在他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短短一年的時間裡，親批的群眾來信就有4000多件。他要求凡是來找他談問題的干部或者給他的來信，任何人不要推擋和阻攔﹔不管是老干部、新干部本人或家屬子女來部裡反映問題，都要滿腔熱情地接待﹔有些外地的老同志來京談問題或治病，一定要負責安排好住宿和生活，並為他們提供方便。許多干部群眾感受到黨組織的溫暖后，動情地說：“到中央組織部來，感覺像當年從戰火紛飛的前線回到延安中央組織部一樣，黨員干部又回到自己的‘家’了。”
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胡耀邦被增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三中全會結束不久，他被任命為中共中央秘書長兼中央宣傳部部長，不再擔任中央組織部部長。關於胡耀邦的這一段任職經歷，中央組織部的老部長安子文在一次和自己女兒的談話中，把自己和胡耀邦作過一番很有意思的比較：“我當了二十多年中央組織部部長，結果進了監獄﹔胡耀邦才當了一年中央組織部部長，卻進了中央政治局！”
胡耀邦從中央黨校副校長的崗位調任中央組織部部長才一年時間，就進入了中央政治局，成為黨中央的一位重要領導人，這無疑是黨和人民對他在中央組織部短短一年的工作給予的極大肯定和充分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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