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昭庚
一
聯合國誕生70周年了！它的誕生，是當代國際關系史上一件具有深遠歷史意義的事件，對二戰后國際政治的發展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反法西斯同盟國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刻，美蘇英三國和中英美三國代表，先后在華盛頓附近的敦巴頓橡樹園舉行會議，根據全世界愛好和平人士的願望，為避免人類再罹致世界戰爭的災難，擬定成立一個國際性機構，來負責維護世界的和平與安全，並建議機構的名稱叫聯合國。
1945年2月，隨著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時刻，蘇美英三國首腦斯大林、羅斯福、邱吉爾在蘇聯克裡米亞半島雅爾塔舉行會議，發表聯合聲明，正式決定組建聯合國，並定於4月25日在美國舊金山舉行“聯合國國際性會議”，討論和制定《聯合國憲章》。
二
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主席蔣介石獲悉此消息非常高興，認為這是“新年第一勝利之捷音”，在當天的日記上寫道：晨起默禱讀經以后，即得外交部電話，稱羅（斯福）、邱（吉爾）、史（大林）會議關於國際和平機構問題，已有定議，一如我所期待者，此為新年第一勝利之捷音。感謝上帝。
蔣介石首先想到的是制訂出可行的“宣傳綱要與實施計劃”，利用舊金山會議達到其得益的最大化。他數次召見負責對英美兩國外交事務的外交部主任委員王世杰與他的美籍顧問畢范宇，討論對舊金山會議的宣傳綱要。
當舊金山會議的消息傳到延安時，中共正在召開六屆七中全會，毛澤東當即在會議上提出要求，即中共一定要派員參加。
1945年2月18日，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致函肩負“調停”國共關系的美國駐華大使赫爾利，提出：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會議，決不能單獨由國民黨政府派遣其代表出席。出席舊金山會議的中國代表團，應包括國民黨、共產黨、民主同盟三方面代表。國民黨代表隻應佔代表團全體人數1/3，其余2/3的代表，應由共產黨及民主同盟派遣。
針對中共的要求，蔣介石第一反應是拒絕。他在2月20日的日記中寫道：黑海三國會議宣言后，共匪借其中民主語句作猛烈之宣傳，並以爭取其出席舊金山會議代表為條件，以減弱我政府國際地位相威脅，黨內外幾乎皆被其嚇倒，以為我政府大禍又將臨頭之感。余以正言明告，此次國際會議乃為各國政府會議，而非各國之黨派會議。如果中共參加此會議，則各國自置其於何地？如我政府不參加，則此會其能有效乎？
蔣介石認為舊金山會議為“各國政府會議”，非“各國之黨派會議”，否認中共參加會議的資格。他甚至認為，隻要國民黨政府不參加會議，縱使中共參加，舊金山會議也將失去其合法性。
蔣介石非常排斥中共參加中國代表團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他擔心中共在國際舞台上的亮相，增強其影響力，日后更難控制。
三
3月5日，由東道國———美國出面，代表美、英、蘇、中四大發起國向其他國家發出了參加會議的邀請。
中國是聯合國的發起國之一，理所當然要派代表團參加會議。但在會前，圍繞中國代表團人員的組成問題，國共兩黨曾有過激烈的爭執。當時國際國內形勢錯綜復雜，國民黨當局試圖一手包辦中國出席聯合國成立大會的一切事宜，獨佔中國代表團的全部名額。蔣介石三次擬定參加會議人選名單，中共皆被排斥在外。
蔣介石排斥中共參加舊金山會議的做法，遭到中共的堅決反對，也為各民主黨派和全國人民所不能接受。周恩來致函王世杰，請其轉達國民政府，國民黨一手壟斷舊金山會議代表團，不但不公平、不合理，而且有可能導致中共與國民黨的分裂。周恩來提出，代表團中應有中共和民主同盟人員，中共由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參加。如不採納，將對國民黨代表團在國際會議上的一切言行保留發言權。中共提出的三個人選，是經過慎重考慮的。因為周恩來等三人均有與國民黨合作或談判的經歷，且又都長期居住和生活在重慶。
中共除通過自身與國民黨交涉斗爭外，還積極爭取各方面的同情與支持，向蔣介石施壓。除蘇聯積極支持中共派代表出席舊金山會議，宋慶齡也在替中共說話。她向顧維鈞表示：“共產黨人希望在中國出席舊金山會議代表中，佔有兩個名額。”消息傳到蔣介石的耳朵裡，蔣大為惱火，遷怒於宋慶齡：共匪……知我決心絕無指派其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之可能，彼乃間接運動宋慶齡對我說項……余仍置之不理、視若無睹，彼將於我奈何也。
宋慶齡兼具國父孫中山夫人與宋美齡二姐的雙重身份，蔣介石雖與她政見不合，但還一直保持著基本的尊重。現在，即使宋慶齡、蘇聯出面，蔣仍將“置之不理、視若無睹”。可見，蔣對拒絕中共代表參加的態度，不可謂不強硬。
那時的中國，全面抗日戰爭已打了七年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力量正在飛速的成長壯大。當時，美國駐華使館的一些外交官員在寫給美國國務院的備忘錄中，也承認“中國共產黨已成為最活躍的力量”，抗日戰爭“是成功的”。如果美國公開表態，支持中共派代表參加舊金山會議的要求，那蔣介石是不能不考慮的。
2月20日，赫爾利返回美國述職前復函周恩來，指出舊金山會議為政府會議，而非黨派會議，這與蔣介石的觀點完全吻合。蔣介石聽到后相當高興，發出“國際趨勢似於我有利”之感慨。
然而，當赫爾利回國述職向羅斯福總統提及中共的要求，即國民黨、共產黨及民主同盟應以平等基礎參加中國代表團時，羅斯福同情中共的主張，隨即給蔣介石發電報指出：如閣下之代表團容納共產黨或其他政治結合或政黨在內，余預料不至有何不利情形，實則此種辦法有顯著之利益。若能容納此類代表，在會議中必能產生良好印象，而閣下對於統一中國之努力，勢將因閣下此種民治主義之表示，而獲得實際援助。
羅斯福總統的電報用詞極婉轉，表面上對蔣很尊重，但綿裡藏針，話中有話。其潛台詞是如果蔣不選中共代表，則美國就對其不提供“實際援助”，這擊中了蔣介石的要害。羅斯福的電報在3月22日由美方轉交給外交部長宋子文時，蔣介石正離開重慶在雲南視察。23日下午，蔣介石見到羅斯福的電文，細讀之下，發現美國的要求雖然堅決，但“其措辭委婉”，照顧了他的面子。蔣介石不得不思考接受羅斯福的建議，允許中國共產黨和解放區軍民派代表參加中華民國代表團，但僅給了一個名額。
王世杰在23日給蔣密電，考慮就中共所提三人（周恩來、董必武、秦邦憲）中選派一人，並建議秦邦憲。但蔣介石考慮的卻是長期在重慶與國民黨談判且身為國民參政員的董必武。
四
26日上午，蔣介石主持國防會議，決定出席舊金山國際會議代表人選。當場商定，指派中共方面的董必武參加。由上可見，蔣介石從排斥中共代表出席舊金山會議，到最后同意董必武作為中國解放區代表參加會議，是懾於中共和中國各界人士，以及蘇聯、美國壓力的結果。
中國代表團團長即首席代表為國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長兼外交部長宋子文，代表團成員有：駐美大使魏道明、駐英大使顧維鈞、前駐美大使胡適，中共代表董必武，國民參政會主席王寵惠、李璜、吳貽芳，國民參政會參政員（議員）張君勱，大公報總經理胡霖等一共10名正式代表。
名單決定之后，蔣介石立即復電羅斯福，報告已落實其關於中國出席舊金山會議代表團應“盡量代表各方面”的建議，並詳細說明了代表團的構成情況：
中國政府今日已派定代表十人，其中六人為國民參政員，即國民黨以外之共產黨及其他反對黨各一人，暨無黨派者三人，大公報社長亦在其內。
蔣的復電頗有技巧，他故意不提國民黨佔代表團的絕大多數，而含混地說國民參政員有六人，中共與反對黨三人，無黨派三人，造成很民主的樣子。
中共中央經過周密的研究之后，決定接受蔣介石的意見，派黨的元老、德高望眾的董必武同志作為中國解放區代表參加代表團赴舊金山參加聯合國制憲會議。
董必武，參加過紅軍兩萬五千裡長征，長期擔任中共重要領導職務，與林伯渠、吳玉章、徐特立、謝覺哉並稱“中共五老”，在黨內外享有很高的威望。再加上他在陪都重慶協助周恩來領導中共南方局和八路軍駐渝辦事處工作，與國統區各界人士和駐重慶的各國外交人員都有廣泛而友好的交往，人緣頗佳，口碑載道。中國共產黨派他作為解放區代表出席舊金山國際會議，稱得上是理想人選。
3月7日，國民政府發給董必武特派狀，寫有“特派董必武為中華民國出席聯合國大會代表（派字第十八號）”，此狀由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蔣中正和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簽署。
1978年2月，董必武夫人何蓮芝將此特派狀捐贈給國家，現由中國國家博物館收藏。
4月6日，中國解放區代表董必武及其隨行人員從延安乘飛機前往重慶，受惡劣天氣的影響，7日才到達。
中國代表團的10名成員，其中胡適、顧維鈞、魏道明三人已在美國，身在重慶的另6位代表，便搭乘中國代表團團長宋子文的私家豪華飛機直接飛往美國。而董必武及其隨行人員就沒有那麼幸運了。他們經過簡短的准備，於4月12日，在重慶珊瑚壩機場搭乘一架小型軍用飛機飛赴美國。軍用飛機在空中顛簸不斷，先要飛越喜馬拉雅山到印度加爾各答，然后轉機赴中東，跨越非洲，橫飛大西洋，到拉丁美洲的巴西，最后才飛到美國紐約的拉瓜迪亞機場，此時已是21日，前后飛行了10天。年已花甲的董必武一路之勞頓，可想而知。
五
4月25日，聯合國成立大會在富麗堂皇的舊金山大劇院隆重開幕，包括中國在內的50個國家（后波蘭加入）的282名代表出席大會，共同討論和制定《聯合國憲章》。董必武和中國代表團其他成員一起出席了大會，這是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人首次在西方國際政治舞台上亮相。從5月3日起，各代表團成員分成4個專門委員會審議聯合國憲章草案，董必武被安排在第三專門委員會，即負責審議聯合國關鍵部門安理會的有關條文。這個專門委員會討論時，因為涉及安理會的權限和否決權等問題，爭論最為激烈，成為整個會議的中心之一。
會議期間，董必武固有的庄重而平和的政治家風度，給中國代表團代理團長、民國著名外交家顧維鈞留下了難忘的印象，他在其回憶錄中對董必武的言行作了重要介紹，他寫道：“會議期間，我同董必武作過多次討論，他是中國代表團最年長的，是個讀過古書的人，為人和藹可親，但頗機敏。”他還寫道：“我和董必武先生交談過，覺得他和眾人也沒有多大不同，他年事稍長，但通曉國際事務，這使我頓感驚奇。”
6月25日，與會代表一致通過了《聯合國憲章》，並於26日舉行簽字儀式。因為中國代表團在發起國中按英文字母順序列於首位，按照大會所商定的程序，中國代表團第一個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中國政府首席代表宋子文提前回國，胡適在哈佛大學講學，他二人均未參加簽字儀式，實際到場簽字的中國代表僅為8人。代理首席代表顧維鈞第一個簽名，其中吳貽芳成為在《聯合國憲章》上簽字的第一位女性。簽字儀式在肅穆的氣氛中進行，董必武以中國代表之五的身份，庄嚴地代表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解放區人民、也是代表全體中國人民，用毛筆在《聯合國憲章》上簽上了“董必武”三個剛勁有力的楷體字。董必武的毛筆字瀟洒飄逸，別具一格，至今這一珍貴歷史記錄還保存在紐約聯合國總部三樓的一個別致的玻璃櫃中。當晚，董必武和中國代表團其他成員一起出席了會議的閉幕式，至此，聯合國成立大會圓滿結束。
六
董必武來到美國，是中國共產黨高級領導干部第一次以公開身份在美國活動，他知道自己能作為一名中國代表團的成員來到舊金山參加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盛會，那是經過一番不小的斗爭才得以實現的，因而他非常珍惜這一機會。他利用出席會議的難得機會，為打破國民黨歷來對解放區情況的新聞封鎖，擴大中國共產黨的影響，搞國際統戰和宣傳工作。他要他的助手章漢夫、陳家康和在美國工作的共產黨員徐永瑛等同志一道，利用當時的有利條件，用英文撰寫並發表了《中國解放區實錄》一書，在聯合國的各代表團、新聞記者以及美國人民中廣為散發，向全世界系統地、全面地介紹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根據地在政權建設、經濟和文化建設方面所取得的偉大成就，介紹八路軍、新四軍抗擊日軍的戰績和中國共產黨的政治綱領。一家華僑報紙還在顯著位置刊登了董必武的講話———《中國共產黨的基本政策》的全文。
聯合國大會閉幕后，董必武攜章漢夫、陳家康一行離舊金山赴紐約，首先拜訪了中國人民的朋友史沫特萊、史迪威將軍的女兒和著名女作家賽珍珠等。然后便廣泛地會見當地的華僑代表、美國友好人士、新聞記者及部分美國社會上層人物，向他們介紹了中國解放區情況和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揭露了國民黨法西斯獨裁的本質，爭取了華僑和各國人民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同情和支持。
美籍華人鄺治中先生曾撰文寫道：“1945年聯合國在舊金山成立，當國民政府出席成立儀式的代表宋子文前來訪問紐約時，他住在一家豪華的旅館裡，拒絕去唐人街發表演說。相反，出席聯合國會議的中共代表董必武（他那時在舊金山）卻在華僑主持的許多集會上講話，這給紐約的華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所以后來在考慮中國在戰后世界中的前途時，華人中間幾乎沒有人認為國民黨的獨裁統治繼續下去會有什麼好處。”
董必武不愧為中國人民的真正代表和使者，他卓有成效地完成了中國共產黨、民主人士和解放區人民亦即全國人民所賦予的重任。根據黨中央的指示，他結束在美工作，於11月20日乘飛機回國，26日抵達重慶。
1985年10月24日，在紀念聯合國成立40周年大會上，時任國務院代總理的萬裡高度評價了董必武舊金山之行的偉大意義。他說：“中國共產黨代表董必武作為當時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參加了制定《聯合國憲章》的舊金山會議，並在憲章上簽字。這表明中國共產黨從一開始就支持戰后國際安全組織的建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