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發動的“一二八”事變和“八一三”事變，以及隨后對上海的佔領，摧毀了上海近百年累積起來的現代化基礎，上海由此更墜入“除了人命以外什麼都貴”的恐怖時代
□租界淪陷后，日本人取代英美法成為“上海最有特權的人”。它意味著開埠以來歐美列強在上海建立的權力結構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由英美主導的“集團非正式帝國”秩序已被瓦解，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炮制並由日本獨霸的所謂“東亞新秩序”
□上海是一座不屈的城市，即使在艱難、危險的處境下，雖然也出現過“投敵者”，以及“為了單純的生存欲望而忍受的種種妥協”，但更多的是不屈的抗爭，拒絕“協力”。城市雖淪陷，但人心並沒有淪陷，道德與正氣無所不在
中國的近代歷史是在戰爭中度過的，以戰爭始，以戰爭終。戰爭帶來的死亡、恐懼、倉皇、離亂，以及其他種種苦難艱辛和生存焦慮，是那個年代最深刻的共同記憶。上海則稍有不同，在相當長的時間裡遠離戰火與動蕩，於神州板蕩中保持著一隅的繁榮。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上海不但未能幸免於難，而且首當其沖，慘遭侵華日軍的狂轟濫炸。此后，華界和租界相繼淪陷，這座亞洲頭號大都市在日偽的高壓統治下變成“步步荊棘的恐怖世界”。這是上海史上一段最黑暗最艱辛的可怕歲月。
曾經的喧鬧變得寂靜無聲
開埠以后，歐美列強以不平等條約制度為基礎，以“經濟擴張”為主要手段，在上海設立租界，並以租界為“經濟根據地”推行“自由貿易帝國主義”政策，進行“准殖民地式的直接統治”，不到半個世紀，上海已成長為連接世界與中國內地的樞紐型都會。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以后，西歐列強受困於歐洲內部的局勢。以此為契機，上海的民族工商業迅猛發展，航運、外貿、金融、工業、房地產，以及信息、教育、出版、電影、廣播、藝術、娛樂等文化產業均表現出前所未有的強勁活力。美國學者白魯恂指出： “上海的顯赫不僅在於國際金融和貿易，在藝術和文化領域，上海也遠居其他一切亞洲城市之上。當時東京被掌握在迷頭迷腦的軍國主義者手中﹔ 馬尼拉像個美國鄉村俱樂部﹔ 巴達維亞、河內、新加坡和仰光隻不過是些殖民地行政機構中心﹔ 隻有加爾各答才有一點文化氣息，但卻遠遠落后於上海。”
當然，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上海的這種“繁華”帶有濃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性質，這是一種畸形的繁榮，它表面的“光鮮”，掩蓋不了中國人被剝削與被奴役的殘酷事實。
然而日本發動的“一二八”事變和“八一三”事變，以及隨后對上海的佔領，摧毀了上海近百年累積起來的現代化基礎，上海由此更墜入“除了人命以外什麼都貴”的恐怖時代。
據當時國民政府中央統計局發表的數字，在“一二八”事變中，上海直接損失高達15.6億元，被難人數約80萬人，約佔華界總人口的45%。戰區內半數以上的工廠被毀，七成以上的商店遭到破壞，大中小學校受災200多所。地處交戰區寶山路的商務印書館總廠及東方圖書館即在事變中被毀。時任日本駐華公使的重光葵后來在回憶錄中說：《淞滬停戰協定》 簽訂后“上海治安已經恢復，日本陸軍不久從上海全部撤退，一切也都恢復原狀”。事實卻是，閘北、吳淞、江灣等地直到半個世紀之后也未能“恢復原狀”，而像東方圖書館這樣的文化公益機構則永遠消失了。
與“一二八”事變相比，侵華日軍繼“七七”事變之后發動的“八一三”事變，對上海的破壞更近乎毀滅性。據 《申報年鑒》記載，當時有4998家工廠、作坊的設備被毀壞，戰火最集中的閘北一帶，工業損失100％，虹口和楊浦損失70％，南市稍輕亦達30%。由於華界大片居民區被毀，上百萬走投無路的難民從四面八方涌進公共租界和法租界，雖然上海各界在租界設立了眾多的難民收容所，其中獨臂神父饒家駒在毗鄰法租界的南市區創辦的“饒家駒安全區”即安置了近30萬難民，使他們免於疾病和凍餒，但仍有大批難民無處棲身，露宿街頭或廢墟，病死、餓死、凍死者比比皆是。事變中，閘北再遭滅頂之災，幾乎所有商店、住宅、工廠均被摧毀殆盡，恆豐路、共和路、大統路悉成焦土，全區僅剩蘇州河畔的幾間殘缺不全的住宅和一個裕通路的四安裡（俗稱三層樓）。閘北曾是上海最具活力的都市工業區，戰后已變成滿目瘡痍、魍魎出沒的一片荒郊。一位曾在那裡安家的美國人說： “即使我見過的（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的）法國也沒有被破壞得如此徹底的。”
以上所列僅是戰爭造成的直接損失。1937年11月日軍佔領華界后，隨即展開瘋狂的經濟掠奪，那些在戰火中幸存下來的華商工廠企業再度遭到洗劫。日軍宣布對佔領區內的工業物資進行“軍管理”，總共76家中國企業被管制。短短幾個月，日軍通過巧立名目，強取豪奪，控制了上海絕大多數的煤、鐵、鹽、電、航運、鐵路、煙草等軍事及日常生活所必需的物質生產，並“以上海為據點，確立帝國向華中方面經濟發展的基礎”。
太平洋戰爭爆發前，蘇州河南岸租界雖已成“一座孤島，一片為荒涼、恐怖和野蠻圍困的綠洲”，但仍相對安全，華界工商業遂迅速向租界集中，大批難民的涌入亦在一定程度上刺激消費需求的增長，因此，租界工商業不減反增，一度出現所謂“畸形繁榮”。據統計，1937年底，公共租界工廠僅442家，1938年底激增至4707家，1939年又新增1705家。其他諸如進出口業、百貨業、金融業、房地產業、交通運輸業、營造業等也大都呈擴張之勢，獲利倍蓰。
然而，1941年12月8日日軍佔領租界以后，上海全城淪陷，孤島繁榮不再。日軍“接收”了包括上海電力公司、上海煤氣公司、英美煙廠等在內的所有大型“敵性”企業，以及匯豐、麥加利、花旗等15家英、美銀行。1942年3月27日，日軍又對重要工業原料及其制品，以及大米、小麥、面粉、煤炭等實行軍事統制。對華商工業企業，日軍則分別以“軍管理”、“委任經營”、“中日合辦”、 “租借”等方式加以霸佔。更致命的是，由於日本和英美交戰，海路斷絕，上海的原料來源和工業產品銷售立即陷入危機，工廠紛紛倒閉或停工。有位外僑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這樣感嘆道：“上海曾經的喧鬧，如今已變得寂靜無聲。”
粉飾侵略與赤裸裸的暴力
太平洋戰爭爆發后，日軍進佔租界，英美等國過去近一個世紀在上海所累積起來的財富和權勢，全盤被日軍以各種名義凍結或“劫收”。日軍先后還關閉英國、美國、荷蘭、比利時、危地馬拉、希臘總領事館及墨西哥公使館，並軟禁上述各國使領館外交官，禁止使用無線電設備。向為英美勢力操縱壟斷的工部局、海關稅務司和警察局相繼落入日本人之手，成為“清一色的日本人的獨佔機關”。上海的標志性建筑則被更名，如匯豐銀行大樓被改為“興亞大樓”，亞細亞火油公司大樓改為“善鄰大樓”，字林西報大樓改為“大同大樓”，有利銀行大樓改為“共榮大樓”等等。更名包含兩重意思：一是去歐美化，用當時日方的說法，就是“抹除英美色”﹔ 二是呼應所謂“東亞新秩序”。在這個過程中，日本人取代英美法等國僑民成為“上海最有特權的人”。這意味著開埠以來歐美列強在上海建立的權力結構和利益格局，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由英美主導的“集團非正式帝國”秩序已被瓦解終結，取而代之的是日本炮制並由日本獨霸的所謂“東亞新秩序”。
華界淪陷后，日本就一直在覬覦租界，千方百計向租界擴張勢力，與英美爭奪租界控制權和話語權，但租界仍控制英美手中。更令日本無法容忍的是，租界有如全國抵抗運動和抗戰宣傳的敵后總部，國共組織的各種抗日力量依然活躍，各類反日報刊書籍照樣出版風行。因此，日本掌握租界統治權后，立即查封所有反日報社、通訊社和電台，接管所有書店和出版社，並沒收了書店內的所有反日書籍，並強化針對英美等“敵性國”的輿論攻勢。汪偽勢力則於1942年5月31日邀集上海各界“聞人”，在跑馬廳舉行“扑滅英美人侵略大會”，控訴並批判英美在租界推行的“惡政”﹔ 另一方面則以“反英興亞”為幌子，替日本侵略大唱頌歌。
宣傳攻勢尚在其次，更恐怖的是，日軍佔領租界后即開始在上海外僑中大肆搜捕盟國間諜之嫌疑者及對日本軍隊有特別危害之嫌疑者，大批新聞、金融、工商界著名人士因此罹禍，被關進日憲兵隊的大橋監獄和江灣監獄，或被關押到海防路前美軍陸戰隊營地。當時遭拘捕的外僑人數不少，單1942年11月5日日本人就逮捕了350名外國男性，其中包括243名英國人，65名美國人，20名荷蘭人，以及數名希臘人、加拿大人和其他同盟國公民。被囚禁的僑民在獄中無不慘遭日軍的非人虐待。曾被關押在大橋監獄的 《遠東》 雜志主筆伍海德后來回憶道： “這裡不允許閱讀和任何精神或肉體上的消遣。要是有人靠在牆上或者伸伸腿，肯定要遭守衛一陣毒打……”此外，他們還得承受各種各樣的酷刑， “包括 ‘電療’ ——將電線接在手腳上，把犯人電個半死﹔ ‘水療’——用水桶往犯人鼻孔裡灌水，直到肺幾乎破裂﹔ 還有毒打和拔指甲”。
1943年2月18日，日軍又以“上海地區陸海軍最高司令官”名義頒布 《限制無國籍難民居住營業公告》，將1937年以后來上海避難的“無國籍猶太難民”強制集結到虹口、楊樹浦接壤處的指定居住營業區，進行集中管理和“嚴格的監控”。這個“指定區域”，后來也被稱為“虹口隔離區”或“隔都”。日本還一度考慮納粹 德 國 蓋 世 太 保 約 瑟 夫·梅 辛 格（Josef Meisinger）提出的滅絕上海猶太人計劃，后來由於歐洲戰局逆轉，才放棄該計劃，轉而實行隔離方式。1943年7月上旬，集中區裡的猶太難民被隔離，生殺予奪盡操諸日軍之手，飽嘗戰爭苦難和生活艱辛，以及日軍凌辱。 “在兩年零三個月的時光裡，竟有約佔10%以上共達1500余名猶太人因營養、醫療得不到起碼的保証，再加以心境抑郁而被摧殘致死”。但由於上海猶太社團和上海市民的救援，隔離區的絕大部分猶太難民得以幸存下來。正因為如此，那些猶太難民始終把上海視作他們的拯救和再生之地。
城市淪陷人心沒有淪陷
上海曾經是全國抗日救亡運動和抗戰文化的中心、 《義勇軍進行曲》，以及其他許多抗戰文化經典均誕生在這裡。但淪陷后的上海已無法再扮演這種中心的角色。日軍實行嚴厲的宵禁令、軍事管制法和保甲制度，市民外出必須攜帶市民証和防疫証，否則就可能被當作抗日分子處置。上海實際上已被改造成某種形式的“集中營”，完全喪失其原有的功能。在這個過程中，日軍和偽政權更無所不用其極地採取了各種恐怖手段對付一切形式的抵抗運動和抗日宣傳。堅持抗日宣傳的媒體被取締，大批的進步文化界人士被逮捕或脅迫，許廣平、夏硏尊、章錫琛等文化界知名人士先后遭到日本憲兵逮捕。一度十分活躍的城市抵抗運動不得不轉入地下和城郊，並陷入低潮。
然而，上海是一座不屈的城市，即使在這樣艱難、危險的處境下，雖然也出現過“投敵者”，以及“為了單純的生存欲望而忍受的種種妥協”，但更多的是不屈的抗爭，拒絕“協力”。華界淪陷之后，日本人就開始迫不及待地尋找“合作者”，但他們在當時的精英階層中幾乎找不到這樣的人，負責佔領區民間事務的日本特務部隻得去台灣地區招徠幾個惡棍到上海市偽政府裡充數，並從冒險家、秘密社會和犯罪團伙中發展勢力。汪偽政權就曾派人游說鄭振鐸出任偽職，並送上巨額支票，遭鄭痛斥﹔ 張元濟寧可賣房鬻書度日，也決不與敵偽勢力進行任何形式的合作﹔ 梅蘭芳則蓄須明志，堅決不為日偽當局演出。1945年4月19日李健吾被捕，在獄中被折磨成“一個哀求著死亡的肉體”，但始終“拒絕說出任何名字”。類似的事例，在當年的上海可謂不勝枚舉。這說明城市雖淪陷，但人心並沒有淪陷，道德與正氣無所不在。
這是與戰場上兵戎相見不同的另一種形式的抗戰，一種不屈服於厄運的堅忍抵抗，這種抗爭一直堅持到日本無條件投降。所以，戰后首任上海市長錢大鈞在1945年10月10日舉行的上海各界慶祝抗戰勝利大會所作開幕致詞中，對上海的不屈和為抗戰所作的貢獻予以高度肯定和贊揚，他說： “淞滬淪陷，各界同胞在敵偽壓迫之下，受盡苦痛，或則潛赴后方為國效命，或則與敵搏斗，始終不懈，或則居貧處困，誓死不屈，凡此可歌可泣的行為……發揚中華民族的正氣，以致敵偽虛偽宣傳，因而揭穿，毒辣的詭計，因而粉碎。這種愛護國家維持正義的精神，博得所有聯合國家一致的贊譽。”
二戰中的上海，是一個高度復雜的國際化場域。自開埠以來，上海一市三制，各方之間的利益博弈從未停止過。 “一二八”事變，特別是“八一三”事變后，隨著上海所處的政治環境與國際關系格局的劇烈變遷，上海又形成許多新的尖銳矛盾。據美國學者魏斐德的研究，這些新的矛盾主要有六對，包括西方列強（英、美、法）與日本的矛盾，西方列強與中國關於治外法權的矛盾，西方僑民與在滬日僑的矛盾，日本軍隊與中國游擊隊的矛盾，上海本地犯罪組織與來自朝鮮和台灣地區犯罪組織的矛盾，分別忠於重慶和汪偽政權的特工之間的矛盾。此外，至少還有軸心國內部的爾虞我詐。這些新的矛盾，再加上既有的矛盾，彼此交織，詭譎多變，使上海的這段歷史呈現出前所未有的復雜性，有經濟角力，有觀念與權益之爭，有正義與邪惡的較量，有明爭，有暗戰，有不屈，也有陰謀與背叛，可以說二戰中的上海展開的就是一場全球僅見的微型世界大戰。
思想者小傳
周武 主要從事中國近代社會變遷、上海城市史研究，兼及中國學。曾任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哈佛燕京學社訪問學者，現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研究員、近代上海史創新型學科首席專家、 《上海學》 集刊主編，兼任華東師大博士生導師、上海市民俗文化學會副會長等職。已出版 《中國遺書精選》、 《上海通史·晚清社會》、 《張元濟：書卷人生》、 《聖約翰大學史》 （主編）等著作，另有 《從江南的上海到上海的江南》、 《革命文化的興起與都市文化的衍變》 等論文數十篇。部分論著被譯為英、俄、日等國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