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10月25日，是台灣從日本殖民統治下回歸祖國70周年。抗日戰爭勝利后，根據《開羅宣言》和《波茨坦公告》，1945年10月25日，在台灣的日軍代表向中國政府投降，中國收復台灣、澎湖列島，重新恢復對台灣行使主權，深受日本實行殖民統治和壓迫的台灣同胞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
在日本對台灣實行殖民統治的50年中，台灣人民與祖國人民一道採用各種形式開展反抗日本侵略的斗爭。台灣同胞的抗日反戰運動以及投身祖國抗戰，為中國抗戰的最后勝利、台灣的光復做出了重大貢獻。
台灣人民反抗日本殖民統治
1894年日本發動甲午戰爭”，翌年清政府戰敗，被迫簽定《馬關條約》，日本強佔台灣和澎湖列島。消息傳出，舉國震驚。海峽兩岸的中國人同悲同憤，一致譴責清朝政府割台賣國的罪行。
台灣各地同胞自發組織起來，進行武裝抗日斗爭。他們在義軍首領徐驤、姜紹祖、吳湯光、胡嘉猷、江國輝、蘇力、黃娘盛等人的領導下，與劉永福為首的黑旗軍以及部分清軍一起，歷經大小100多次戰斗，以劣勢裝備抗擊日軍 3個師團和一支海軍艦隊，直到彈盡糧絕，壯烈犧牲。台灣軍民用鮮血和生命維護民族尊嚴和國家主權與領土完整，在中國近代史上寫下了光輝的一頁。
日本對台灣實行殖民統治，使台灣人民過著亡國奴的生活。在政治上，剝奪台灣人民參與管理台灣的權利。在經濟上，瘋狂掠奪台灣，不斷加收名目繁多的苛捐雜稅，強行推銷日本產品。在文化教育上，對台灣青少年進行“皇民化”教育，強迫所有台灣學生學日語。為控制台灣人民的思想，日本殖民當局把台灣所有報紙都變成日文報紙，還關閉寺廟，強迫老百姓改用日本姓名，使用日語，改換宗教信仰，參拜日本神社，崇拜日本天皇……。企圖徹底去除台灣人民的中華民族意識。
日本的殖民統治，遭到台灣人民的強烈反抗。霧社起義是規模最大、影響最廣的一次。霧社，是高山族同胞聚居的一個地區。日本帝國主義在此強化殖民統治，對其採取法西斯專制，設置警察課，派大批軍警分駐l 8個點監視各村社﹔霸佔土地、分派勞役，壓榨高山族人民血汗﹔通過 “番童公學校”施行奴化教育。1930年10月7日，台灣中南部南投縣仁愛鄉霧社地方馬漢博社的族人痛打了竄入村庄尋舋鬧事、調戲婦女的日警吉村。日警懷恨在心，伺機報復。日警無視森林巨木是高山族崇拜的聖物，逼迫霧社高山族同胞進森林伐樹為他們修運動場，還毆打民工致死，激起民憤。當年，馬漢博社的首領摩那•羅達奧聯合霧社附近的馬漢博、博亞倫、羅德夫、大魯宛、蘇可、鶴歌等六社的高山族人，在漢族人民的支持下組織了一支300余人的青壯年武裝，以大刀、木槍、農具為武器，進行訓練，不久擴充至500多人。10月27日是“台灣神社祭日”，他們趁日本官吏參加在霧社公學校舉辦運動會之時發動起義，隊伍迅速壯大發展到1500多人。10月29日，日本殖民當局征調各地軍警數千人，圍剿起義軍。摩那•羅達奧率眾奮力抵抗，因力量懸殊，被迫退守深山密林。日軍以高官勸降遭拒。日軍遂修筑長堤，將霧社山區嚴密封鎖，調集山炮濫轟，出動飛機投擲毒氣彈，1200余名高山族起義將士慘遭殺害。12月初，摩那•羅達奧自盡。5個月后，日軍又調集精銳部隊，血洗霧社村庄、山林，殺害青壯年，將800名老弱婦孺驅趕出霧社，制造了“第二次霧社事件”。摩那•羅達奧領導的霧社起義被殘酷地鎮壓下去。
在日本對台灣島內強化法西斯統治的艱難處境下，台灣民眾雖難以組織大規模的反抗斗爭，但島內愛國志士仍不斷發動抗日暴動，除此之外他們還採取了以隱蔽的手段破壞軍需生產、破壞公路、鐵路、橋梁、阻礙運輸等多種形式進行抗日斗爭，不僅參加人數眾多、參與的社會階層廣泛、爆發范圍遍及全台各地，而且斗爭方式多樣、形成一定聲勢。對於日本殖民者強力推行講日本話、穿日式服裝、過日式生活、改用日式姓名，企圖消除台灣人民的祖國觀念的“皇民化運動”，台灣民眾不屈服於淫威，無懼白色恐怖，始終堅持民族氣節，進行堅決的抵制和反抗。
台灣人民不斷反抗日本的殖民統治，先后組織過上百次的武裝起義，雖然最終都被日本殖民當局鎮壓，但顯示了中華民族反抗外來侵略、寧死不屈的大無畏精神，給了日本殖民者以沉重打擊。
台灣人民支援祖國大陸同胞抗戰
1931年九一八事變后，《台灣新聞報》從9月26日開始，連續報道事變的真相，向台灣人民傳遞大陸人民抗日斗爭的信息。1937年全國抗戰爆發后，心系祖國的台灣同胞進一步採取各種形式開展斗爭，用實際行動支援大陸同胞抗戰。1938年3月，台灣工黨領袖高斐反對征調台胞到大陸為日軍作戰，領導數千名礦工在宜蘭暴動，進攻日軍司令部，焚毀日軍彈藥庫，奪取武器，最后進入阿裡山與高山族同胞聯合起來，堅持抗日斗爭。同年夏，台灣愛國者將日軍的儲油庫炸毀，使可供日軍使用6年的汽油全被燒掉，並炸死炸傷日軍70多人。1939年3月，高雄地區1000多名農民壯丁為抵制日軍征兵舉行起義，奪取日軍的槍支並與之激戰，失敗后600多人被害。同年10月，基隆地區被強征入伍的300多名壯丁在領得槍械后舉行反戰暴動，將現場的30名日軍殺死，其后又擊斃145名日軍援兵，后退入叢林堅持斗爭。
隨著戰爭的發展，日軍因兵源不足，強征很多台灣同胞參加日軍，並將其中的一些人派到海南島等地，以實現其“讓中國人打中國人”的目的。但是，很多台籍士兵沒有忘記自己的民族身份，進行秘密的反戰運動，尋找機會起義投誠，參加抗日斗爭。僅從1943年到1944年，海南島的台籍日軍就有萬余人准備起義，雖然大部因被發現而遭鎮壓，但最后仍有4000多人成功逃脫並加入了抗日隊伍。
在中華民族抗日救亡高潮中，許多台灣同胞奔赴祖國大陸，同原來留居在大陸的台胞一起，組織各種抗日團體和抗日武裝力量，積極開展抗日活動。他們有的奔赴解放區，參加八路軍、新四軍，或直接參加敵后對日作戰，或從事宣傳教育、醫護、對日廣播、戰俘教育等工作﹔有的聚集在重慶，或以筆為劍，宣傳抗日，或投筆從戎，殺敵報國。台中人何非光先后拍攝了《保家鄉》、《東亞之光》、《氣壯山河》等抗戰題材的電影，被譽為“銀幕上的一柄正義之劍”。
台灣新竹人鄒洪，先后擔任國民革命軍新編第2軍軍長、第35集團軍副總司令、粵桂邊區總指揮等職，率軍轉戰湘粵一帶，在抗日戰場上屢建奇功。台灣霧峰林家后代、抗法名將林朝棟曾孫林正亨，在遠征緬甸的作戰中，帶領全連戰士與日軍進行殊死肉搏，身負16處重傷致殘。1943年，台南縣人林棟在名古屋大學畢業后即回國直奔山西太原，赴太行抗日根據地從事醫藥工作，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制造出大量的藥品供應前線及滿足數十萬軍民防治疾病的需要。據不完全統計，全國抗戰時期到大陸參加抗戰的台灣同胞達5萬余人，他們與大陸同胞一起並肩作戰，共同抗擊日本侵略者。
在祖國大陸的台灣同胞還組織成立了許多抗日團體進行斗爭。1937年8月，廈門的台籍同胞首先組織了抗日總聯盟會，接著在上海的台胞也先后成立了中華台灣革命黨和中華台灣革命大同盟。1939年，上海台胞進一步聯合，組織了台灣革命黨。同年春，在大陸日軍佔領區的台灣同胞，秘密組織了台灣革命青年大同盟。此外，在福建也成立了閩台協會等組織。台灣著名抗日志士丘逢甲之子丘念台在廣東籌組了東江服務隊。這支主要由散居在廣東、廣西等地的台灣客家籍同胞組成的隊伍，大力進行抗日宣傳，有力地配合了當地的武裝斗爭。1941年，台胞在大陸的各抗日團體有鑒於互相之間各自行事，致使力量分散，不利於抗日活動的開展，遂在重慶聯合成立台灣革命同盟會，統一領導台灣同胞的抗日斗爭，並號召台灣同胞集中抗日力量，推翻日本在台灣的殖民統治，協助祖國取得抗戰勝利。該會成立后創辦了《新台灣》、《台灣民生報》等刊物，進行對敵廣播，積極從事組織和宣傳工作。
以“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為宗旨的台灣義勇隊在大陸積極開展抗日活動。1939年初，以台胞領袖李友邦為隊長的台灣義勇隊和台灣少年團在浙江金華誓師成立。在抗日烽火燃遍祖國大地的艱苦歲月裡，具有正規軍編制的台灣義勇隊將士們以“保衛祖國，收復台灣”為宗旨，轉戰浙皖閩各省，移駐閩西龍岩、閩南漳州、廈門，深入前線、后方、敵后與淪陷區，在宣傳教育、對敵政治工作、戰地醫療、生產報國等方面開展了卓有成效的工作，是直接參加祖國抗戰影響最大、持續時間最長的台胞抗日隊伍。1942年6月17日，日本侵略者在廈門舉行霸佔台灣47周年的紀念活動。這一天，義勇隊深夜出動，向日軍所設的廈門興亞書院投擲數枚炸彈，同時在全市廣為散發抗日傳單，引起日軍的震動。6月30日，義勇隊以炸藥炸毀廈門虎頭山日軍油庫，再次顯示了力量。次日，義勇隊襲擊廈門市偽政府成立三周年的慶祝會場，炸死炸傷日偽軍數十，造成駐廈日軍的恐慌。義勇隊除以軍事活動對日軍進行騷擾外，還利用偽裝走私船出入敵佔區、以重金收買敵偽人員、打入敵偽軍政機構及淪陷區一些職業團體內部等多種手段獲取情報。從1943年1月到1944年10月，截獲敵偽情報175件。義勇隊將這些情報提供給前線的中國軍隊，這些情報對前線軍隊制定作戰計劃起到了積極的作用。同時，義勇隊在浙東前線專門設立野戰醫院，並在東南沿海一帶廣設醫院或醫療室服務民眾，免費醫治傷病員和抗戰官兵的家屬以及貧苦大眾。他們還積極開展抗戰藥品的研造工作，在浙江、福建等地設立樟腦制造廠、藥品制造廠，從事樟腦和藥品生產，為軍民防病、治病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不少台胞還參加了戰時物資的生產和運輸，並積極從事募捐、獻金活動，為恢復和發展生產做出了重要貢獻。
台灣同胞的抗日反戰運動以及投身祖國抗戰，為中國抗戰的最后勝利、台灣的光復做出了重大貢獻，充分顯示出台灣同胞愛國愛鄉的強烈感情，表現了他們在民族危亡的緊要關頭，與全國人民同生死共患難的英勇精神，証明他們是不屈於外敵奴役的祖國的好兒女。
1945年台灣回到祖國懷抱
1941年12月9日，中國政府發出《中國對日宣戰布告》，明確昭告中外：“所有一切條約、協定、合同，有涉及中日之間關系者，一律廢止。”1943年11月，中、美、英三國簽署的《開羅宣言》指出：“三國之宗旨在剝奪日本自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戰開始以后在太平洋所奪得或佔領之一切島嶼，在使日本所竊取於中國之領土，例如滿洲、台灣、澎湖列島等，歸還中國。”中國國民政府即著手收復台灣的准備工作。1944年4月，國民政府成立了“台灣調查委員會”，任命行政院秘書長陳儀為主任委員。該委員會對台灣實際情況進行調查分析，起草了《接管計劃綱要》，對接管台灣作了較為詳細的規定。為了順利接收，國民政府還進行了一系列人員培訓工作。
1945年7月26日，中、美、英三國（后來又有蘇聯加入）發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無條件投降，重申“開羅宣言之條件必將實施，而日本之主權必將限於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國及吾人所決定其他小島之內。”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國民黨政府即公告：依照規定，台灣全境及澎湖列島應歸還中國，本府即將派行政及軍事各官吏前往治理。凡我在台人民，務須安居樂業，恪守秩序，不得驚擾滋事。所有在台日本陸海空軍及警察，皆應聽候接收，不得危害民眾生命財產……
8月26日，陸軍總司令、中國戰區受降主官何應欽宣布，台灣地區的受降主官為陳儀，受降地點在台北。日軍投降代表為日軍第10方面軍司令官兼台灣總督安藤利吉。29日，國民政府任命陳儀為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行政長官。接著公布了《台灣省行政區長官公署組織大綱》和《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組織條例》，規定國民黨政府接收台灣由台灣省行政長官公署負責，並受中央委托辦理中央行政。9月2日，日本簽署《無條件投降書》，其中第一條規定：“日本接受中、美、英共同簽署的、后來又有蘇聯參加的1945的7月26日的《波茨坦公告》中的條款。”7日，陳儀又被任命為台灣警備總司令。
9月14日，空軍第一路軍司令張廷孟攜帶國旗，率員飛往台北，接收台北機場。張廷孟一下飛機，就令前來迎接的安藤利吉降下機場上的日本國旗，撤去所有日本殖民機構懸挂的日本國旗。安藤利吉應允照辦。太陽旗旋即在機場上空消失，代之以中華民國國旗。機場同外同胞不約而同肅立致敬，繼而歡聲四起。
10月17日，入台接管的第70軍先頭部隊75師，在軍長陳頤鼎帶領下從基隆港登岸，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及警備司令員屬員同時到達。部隊從基降乘火車往台北的路上，站立在路邊的民眾不計其數，綿延至台北車站。幾天內，國民政府陸海空部隊陸續入台，進駐各要塞、碼頭、機場。10月24日，陳儀與美軍陸軍上校哥德理、海軍上校凱爾自上海虹橋機場起飛，於16時許降落在台北鬆山機場。
10月25日，受降典禮在台北公會堂舉行。陳儀宣讀受降書：本官奉命，為台灣受降主官，茲以第一號命令，交與原日本台灣總督兼第10方面軍司令安藤利吉。依照此頂命令，台灣全境及澎湖列島應交還中國，所有日本在台灣及澎湖列島的陸海空軍和警察，均應繳出武器，聽候處理，希即遵行。台灣警備司令部參謀長柯遠芬把受降書與第一號命令交與安藤利吉。安藤利吉躬身接過，用毛筆簽名。日軍參謀長諫山春樹把簽了字的文本呈交陳儀，台灣行政長官公署秘書長葛敬恩宣布受降禮成，令日方代表退出。全場掌聲雷動。受降典禮隻有短短5分鐘，結束了日本對台灣長達50年的霸佔，全島重新回到祖國的懷抱。為永久紀念台灣從日本統治下重歸中國，10月25日被定為“台灣光復節”。
對於台灣回歸祖國，台灣人民歡欣鼓舞，全島同胞熱烈慶祝光復，家家戶戶張燈結彩，街頭處處鑼鼓喧天，男女老少興高採烈。當年《大公報》的記者真實地記錄了台灣同胞對回歸祖國的欣喜與狂歡：“10月25日上午10時，在台北公會堂舉行受降典禮。……9時50分，日本台灣總督兼台灣軍司令官安藤吉到，就下位。安藤塊頭頗大，肥碩禿頂，一言不發，面無表情，簽署降書后，即行退席。從此刻起，台灣正式歸還中國。此夜台灣全島同胞，家家馨香祭祖。不知幾家在笑，不知幾家在哭。但無論笑，無論哭，人也自由，鬼也自由了。家家驅除以前被迫奉祀的天照大神神像，再讓自家祖宗的神主坐上廳堂。許多老年人、成年人告訴我：‘八月十五日以來，我們就成小孩啦，天天在過新年。’”
台灣同胞遭受了整整半個世紀的日本殖民統治，是中華民族苦難史中悲慘的一頁。抗戰勝利、台灣光復是中華民族百年來反抗外來侵略的第一次偉大勝利。但自1949年以來兩岸仍處於分離狀態，但大陸和台灣同屬於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
現在，島內的“台獨”分裂勢力企圖把台灣從祖國分裂出去。
反對“台獨”分裂圖謀，促進祖國早日和平統一，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所有中華兒女的共同意志。台灣光復的歷史告訴我們，這一勝利的取得是台灣同胞和大陸同胞同仇敵愾、休戚與共、共同抗擊侵略者所取得的。那麼，今后兩岸同胞一定會通過共同努力挫敗“台獨”分裂勢力，最終實現國家統一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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