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革命歷史上，“劉鄧大軍”威名遠揚，戰功赫赫。作為這支部隊軍事主官的劉伯承和政治主官的鄧小平從1938年開始了長達13年的合作，他們率領“劉鄧大軍”所向披靡，從百團大戰到挺進大別山，從淮海戰役到解放大西南，為新中國的誕生立下了不朽的功績。本文著重擷取和挖掘這對黃金搭檔在抗戰時期留下的一件件文物背后生動感人的故事，從某些側面真實地反映那段變幻莫測、可歌可泣的歷史。
陳舊的皮箱、油燈、放大鏡、望遠鏡折射抗戰硝煙歲月
戰爭年代尤其是抗日戰爭時期，劉伯承行軍的時候總是隨身攜帶著一隻皮箱，此皮箱長47cm，寬28cm，厚15cm，用於存放中央指示、命令以及一些書籍等物品，它伴隨著劉伯承南征北戰走過了運籌帷幄率軍抗敵的風雨歷程。1992年3月13日，劉伯承的夫人汪榮華將這個皮箱捐贈給了河北省涉縣文物保管所所長程耀峰。后經相關權威機構鑒定，此皮箱被定為二級文物。
而一枚經過戰火硝煙洗禮的放大鏡，則靜靜地躺在鄧小平故居陳列館的展櫃裡，它是鄧小平指揮作戰查閱軍事地圖時經常使用的工具，訴說著那段金戈鐵馬的崢嶸歲月——鄧小平曾說，自己都是從打仗中學習打仗，從打敗仗中學習打仗的。從1938年率部走上抗日前線，到1945年打響與國民黨之戰的第一槍，再到挺進大別山、淮海決戰、渡江戰役，解放南京和上海，最后解放大西南，13年戎馬歲月中，鄧小平櫛風沐雨，歷盡艱難，表現出卓越的軍事才能，立下赫赫戰功，被載入中華民族解放事業的光榮史冊。
1937年11月8日，太原失守，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即在正太路上展開了破襲戰。1938年1月18日，鄧小平接替張浩任一二九師政委，與劉伯承開始了10多年的親密合作和並肩戰斗。他們率領一二九師在太行山區牢牢地扎下根來，先后在山西省的屯留、長治、潞城、黎城、襄垣、沁縣、武鄉以及河北省的涉縣等地駐扎，太行山的每一個山頭都留下了他們的光輝足跡。
在太行山的日子裡，劉鄧二人緊密配合，通力合作，使一二九師及晉冀魯豫抗日根據地的工作井井有條，在抗日戰爭最艱苦的歲月裡越戰越勇，越戰越強，取得驕人業績。他們的老部下說得很形象：“劉鄧就是劉鄧。這兩個字中間，頓點都加不進去。”這句話生動表達了劉鄧不可分這一特殊的歷史現象。據劉鄧老部下們回憶：劉師長給我們總的印象是對黨忠心耿耿，對工作極端負責，熱愛人民，關心同志。他年高德劭，平易近人，使你在他面前，能感到一種慈父般的溫暖﹔鄧政委在領導作風上的特點是果斷，干脆，對干部要求嚴格，並敢於批評，給人的印象像個嚴師。慈父與嚴師，文武雙全，是為強將。
劉鄧的合作是思想與意志一致的合作，是真誠的合作。在一二九師工作過的同志都知道，隻要鄧小平表過態的事情，你去問劉伯承，劉伯承一定說：“按鄧政委講的辦。”一二九師師部的好多同志都記得劉伯承常說的一句話：“政委說了，就是決定，立即執行。”同樣，凡是劉伯承說過了話，再去請示鄧小平，鄧小平也必定說：“照劉師長講的辦。”鄧小平對劉伯承的尊敬和工作上的支持，體現了對劉伯承權威性的維護。這種維護不僅表現在平時的工作上，更重要的是表現在維護劉伯承作出的戰略決策上。正是由於鄧小平堅決維護劉伯承對戰役作出的決策，使劉伯承不管在戰役指揮中遇到多大的困難，都能始終堅定地指揮部隊作戰。
在劉鄧合作指揮作戰的13年中，一個軍事主官，一個政治主官，留下了一段“劉鄧是密不可分的搭檔”“軍政團結的楷模”的佳話。在他們共同組織的歷次重大戰役行動中，許多重大的作戰方案是他倆一起商定﹔各種命令都是以劉鄧聯署方式簽發﹔許多次重要戰役是由他倆共同指揮。一二九師英名遠播四方，令抗日軍民鼓舞，令敵人喪膽。一二九師以及后來的第二野戰軍的戰史中融會著劉鄧的智慧，不可分，也分不清。
二人不僅是工作上的好搭檔，在日常生活中也是互相關心、互相牽挂的好戰友。鄧小平常常提醒師部工作人員：師長年紀較大，視力也弱，大家要特別注意，小事多找我和參謀長，大事才找師長決策。為了照顧劉伯承的身體，鄧小平總是把許多組織實施、起草報告、簽發電報的任務擔當起來，盡量減輕劉伯承的體力負擔。1940年，百團大戰最緊張的時刻，當時在一二九師師部工作的張香山，看到了極為感人的一幕：“有一天，參謀長打電話叫我到他那個地方去。一進去，看到他們兩位，鄧小平同志舉著蠟燭，劉師長順著燭光察看地圖，找地名。他們看的是貼在窯洞牆上的一張五萬分之一的地圖。由於劉師長一隻眼睛失明，看東西不大方便，所以，鄧政委舉著蠟燭的手，隨劉的手移動，劉指到哪裡，鄧就把地名念出來。劉的眼睛不好，鄧擔心累著他。我革命了幾十年，像劉鄧這樣深的感情見得不多。真是高山仰止，令人感動。”同樣，劉伯承眼中的鄧小平也像親兄弟那樣叫人挂念。1942年3月，鄧小平去太岳、中條山檢查工作。臨行之際，劉伯承送了一程又一程。送走鄧小平后，他立即對參謀長李達說：“現在敵人掃蕩很頻繁。我們對鄧政委的安全一定要保証。你立刻通知鄧政委要路過的幾個地方，叫他們把接送情況，在當天電告師部。”就算這樣，劉伯承仍然記挂著暫時分離的鄧小平，每天都到值班室詢問鄧小平的行蹤。3月19日晚上，他又來到值班室，值班參謀報告，剛剛收到電報，鄧小平今晚要通過白晉線去太岳。因為白晉線是日軍重點防御的地區，劉伯承放心不下，他讓兩位值班參謀去休息，自己要親自等待鄧小平的消息。兩位參謀說：“我們不困，還是師長去休息吧。”劉伯承一手拉住一個，把他們帶到隔壁休息室裡，按到床上，蓋上被子才走。那一夜，劉伯承一直守在值班室裡，一邊檢查值班日記，一邊等待消息。深夜，接到陳賡發來的電報：鄧政委已安全到達太岳。劉伯承才舒了一口氣。
諸多報刊文案文物見証鄧小平的全才領導
抗日戰爭時期，是鄧小平的思想逐步走向成熟的時期。尤其是1941年華北敵后抗戰進入最艱苦的階段后，鄧小平於1942年9月兼任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書記，又於1943年1月底主持召開了中共中央太行分局高級干部會議。在會上，他就5年來對敵斗爭的概略總結與今后對敵斗爭的方針作了報告。此報告刊登在中共中央太行分局1943年3月15日出版的《戰斗》增刊第十五期上。這時的鄧小平，經過5年抗日烽火的錘煉，無論是在軍事上（配合師長劉伯承抓軍隊建設），還是在根據地的政治、政權、經濟、群眾工作等方面都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在政治和思想理論方面逐步走向了成熟。他先后撰寫了《黨與抗日民主政權》《太行區的經濟建設》《一二九師文化工作的方針任務及其努力方向》《反對麻木，打開太行區的嚴重局面》《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報告》等文章，分別發表在中共北方局主辦出版的《黨的生活》、八路軍總政治部的機關刊物《前線周刊》、八路軍第一二九師政治部主辦出版的《抗日戰場》等刊物上。這些文章對根據地的建設和發展起了十分重要的指導作用。其中，1943年在北方局黨校整風動員會上的報告中，鄧小平較早使用了“毛澤東思想”這一提法，高度贊揚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的黨中央的正確領導。
鄧小平充分利用各種平台和形式開展思想政治工作，將其搞得紅紅火火，卓有成效。他認為，政治工作的極端重要性是與人民群眾的歷史主體性相一致的。政治工作的靈魂，是武裝群眾的頭腦。忽視政治工作所造成的危害是極其嚴重的。政治工作的重要方法是總結人民群眾的實踐經驗，把增強群眾信心、掌握群眾骨干、解決群眾困難、發揮模范作用等方面結合起來。他對黨的領導是政治領導這一重大命題了然於心、領悟深刻、說理透徹，從而運用自如。
《戰場畫報》就是鄧小平組織領導一二九師政治部主辦的，他還為其親筆題詞：“畫報應該反映部隊的生動事實，成為教育的有力武器。”創辦該畫報的目的旨在提高部隊的戰斗信心，運用畫報這種形式將部隊的戰斗、學習、生活等情況生動形象地告訴大家，便於部隊總結經驗，克服困難，鼓足干勁，取得抗戰勝利。
1991年2月，山西省文物局將《戰場畫報》（新年創刊號）捐贈給八路軍太行紀念館。1999年5月，經鑒定，該刊被評為國家一級文物。現陳展於八路軍抗戰史陳列館第三展廳。
《戰場畫報》（新年創刊號）縱長為26.7cm，橫寬為19.2cm，為紙質。封面為彩色套印，紅底上印有昂首吹號的戰士和正在行進中的隊伍，畫的上方印有“戰場畫報”4個大字，下方落款印有“一二九師政治部出版，一九四三年一月”。扉頁是黃鎮撰寫的發刊詞，之后為一二九師領導人的木刻肖像圖和連環畫故事。畫報以彩色繪畫和木刻印畫為主要藝術表現手法，還插有攝影、剪紙等，每組畫都附有文字故事或詩歌，是敵后抗日根據地圖文並茂、趣味與教育融為一體的優秀刊物。
八路軍十分重視思想政治工作，鄧小平曾親自主持組織編著了治軍條例即《連隊政治工作暫行條例》。那是在1940年初春，八路軍一二九師在涉縣清漳河畔師部駐地——赤岸附近的下溫村創辦了政治工作干部訓練隊。當時，不少基層單位注重軍事鍛煉，輕視政治工作，削弱了黨的領導，部隊中出現違反群眾紀律、侵犯群眾利益等現象，有些問題已經到了非整頓不可的地步。針對這一現狀，在鄧小平的直接領導下，師政治部組織了相關領導干部，認真研究了紅軍時期的政治工作暫行條例，總結了抗戰幾年來的工作經驗，分析了部隊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並在鄧小平的指導下，共同研究編撰出這本條例。《連隊政治工作暫行條例》在全師試行后，收效明顯，全師涌現出一大批優秀政治指導員、模范連隊和黨支部，發展了一大批優秀青年入黨，發揚了黨內民主，連隊政治工作出現了新的氣象。軍隊內部關系、軍民關系更加融洽。尤其在長期堅持抗擊日偽軍“掃蕩”的殘酷斗爭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武漢收藏家姜小平珍藏的《連隊政治工作暫行條例》。其為64開本，全書共計69頁，1940年8月由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編輯出版。該書封面為淺黃色，從右至左豎排印《連隊政治工作暫行條例》書名。其主要內容有：政治指導員工作暫行條例、連隊支部組織與工作暫行條例、救亡室工作暫行條例和“朱德青年隊”與各級青年組織與工作暫行條例。書末有使用者的筆跡。當時根據地紙張、油墨奇缺，但從印數看，該書初印就有1萬冊。當時一二九師下轄3個二級軍區、13個軍分區，11個野戰旅，再加上決死第一、三縱隊，總兵力約計10萬多人，可以說每10人就有一冊。由於該書大多發在野戰部隊的黨員干部手中，部隊經常參戰，失散嚴重，能保存下來是非常不容易的事。
泛黃的珍貴檔案文字印証“軍神”抗戰韜略過人
在中央檔案館裡，收藏著1938年5月4日《劉伯承關於敵人再圍攻時，將用游擊戰配合運動戰御敵給朱德、彭德懷、傅鐘的電報》、1939年5月20日《八路軍第一二九師司令部關於一二九師在抗戰第二周年的戰術報告（節錄）》、1942年2月10日《劉伯承、鄧小平關於反“掃蕩”之方策給太行各旅各分區的電報》、1942年5月22日《劉伯承、鄧小平、李達關於反“掃蕩”之命令給各軍分區、各旅等的電報》等紅色文物﹔在中國軍事博物館裡，陳列有1938年1月28日至1938年3月25日八路軍總政治部所編《前線周刊》創刊號及二、三、四、六期，它被相關權威機構鑒定為國家一級文物，該雜志主要內容除了刊登有李公朴所作的《半年來抗戰的回顧》、任弼時所作的《山西抗戰的回憶》《中國共產黨對時局宣言》，還有劉伯承所作的《我們怎樣打退了正太路南進的敵人》等。
一頁一頁拜讀過這些泛黃的珍貴檔案的人，無不為“軍神”劉伯承在抗戰中表現出的過人韜略和軍事理論才華所折服，無不由衷贊嘆：他以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非凡的戰略眼光和超人的智慧膽識，與鄧小平率領八路軍馳騁太行，浴血奮戰，締造了“9000將士進涉縣，30萬大軍出太行”的不朽傳奇，為抗日戰爭的勝利和新中國的成立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抗戰初期，劉伯承率領八路軍一二九師深入山西抗日前線，利用日軍的輕敵麻痺，派出一個營夜襲陽明堡機場，取得炸毀敵機數十架的戰績。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亙村邊疆兩次設伏，消滅百余名敵人。1938年后，他與政委鄧小平、副師長徐向前等指揮長生口、神頭嶺、響堂鋪等戰斗，沉重地打擊了日軍。特別是他利用圍城打援之術，在神頭嶺巧設伏兵，打潞城誘敵出援，一舉殲敵1000余名，這在抗戰初期算得上是輝煌的戰果。隨后他又率部取得晉東南反“九路圍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掃蕩”的勝利，創建了晉冀豫抗日根據地。1940年，組織部隊參加百團大戰，破襲正（定）太（原）、平漢、白（圭）晉（城）和（大）同蒲(州)鐵路交通線。在日偽軍實行“囚籠政策”，分割、封鎖抗日根據地時，實行主力地方化，並組建大量武裝工作隊，實行“敵進我進”，向敵佔區出擊，在被動中爭取主動，挫敗日偽軍的“蠶食”和“掃蕩”，鞏固並擴大了抗日根據地。
劉伯承注重和善於以理論指導抗日戰爭，並在抗戰實踐中及時總結提升對敵作戰規律。他從一開始就注重抗日戰爭特點的研究，利用一切機會向部隊講解對日的戰略戰術。他在一二九師營以上單位均成立了“軍事研究會”，要求廣大指戰員從上至下都結合實戰戰例，認真總結抗擊日軍的經驗﹔各部隊結合練兵活動，探討游擊戰術﹔各類外語人才悉心搜集外國軍事資料，翻譯介紹給部隊。“軍事研究會”還經常召開各種各樣的研討會，共同切磋軍事理論，研究戰勝日軍的各種方法。同時還因陋就簡，編發各種軍事教材和外國軍事資料，等等。劉伯承在進駐太行山以后，首先在遼縣開辦了著名的游擊訓練班。他親自編寫游擊戰教材，翻譯外國軍事參考資料，登台向干部講授，為抗日游擊戰培養了許多精良的“種子”。
鑒於抗日戰爭中敵我力量對比相去甚遠，我軍採用的多為游擊戰術。劉伯承的這些論著和譯作，根據抗日戰爭的最新實踐，闡述了抗日游擊戰的特點和規律，指導我軍的作戰。這些著作和譯作的內容，比之他在土地革命時期關於游擊戰的著作和譯作，不論是從廣度還是從深度上，都有了相當大的發展。劉伯承把游擊戰的指揮藝術發揮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他說：“游擊戰爭的‘游’就是機動，‘擊’就是殲滅敵人﹔‘游’以掩護自己的弱點，尋找敵人的弱點，‘擊’以發揚自己的特長，撇開敵人的特長。”他為游擊戰總結出一系列簡練有效的戰術方法，諸如“攻擊一點，吸其來援，啃其一邊，各個擊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戰術”“麻雀戰術”“黃蜂戰術”，還有“拖刀計”“殺回馬槍計”“吸打援敵計”等等。這些著述與毛澤東同期的關於人民革命戰爭的論著一樣，對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起了不可低估的指導作用。
劉伯承還根據抗日戰爭的特點，及時調整戰略。第一階段出師數戰勝利后，他在1937年11月的石拐會議上部署一二九師化整為零，分散開拓太行山根據地。1938年4月成立晉冀豫軍區，下轄5個軍分區，兵出平原擴大根據地，根據形勢，忽聚忽分，將對日作戰同發展根據地有機結合，建立發展根據地的工作。這是持久戰的關鍵所在，是抗日戰爭最終勝利的基礎。1940年就日軍的“囚籠”政策提出“交通斗爭”策略，並根據形勢發展提出“敵進我進”戰略，組織和派遣大批武裝工作隊，小部隊向敵后挺進，廣泛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徹底扭轉主要依托根據地反“掃蕩”反“蠶食”的被動局面。進入抗日戰爭后期，對全軍進行整風，加強部隊的建設，提高部隊戰斗力，為新的斗爭做積極准備。
涉縣師部舊址八仙桌、小石桌等背后的感人故事
在河北省涉縣西北的清漳河西南岸有一個村子，因在村西有一道紅土嶺，故名赤岸村。不過，讓赤岸“紅”起來的，不是這道土嶺，而是與八路軍一二九師相關的“紅色歷史”。
抗日戰爭爆發后，八路軍一二九師臨危受命，東渡黃河，挺進太行，展開了創建晉冀魯豫邊區根據地的偉大斗爭。八路軍一二九師在劉伯承、鄧小平等師首長率領下，從1940年12月進駐涉縣，到1945年12月6年多的時間裡，赤岸村成為一二九師司令部所在地。
從1940年12月一二九師遷駐此地，到1945年12月成立晉冀魯豫軍區和晉冀魯豫中央局、一二九師離開，劉伯承、鄧小平等人就是在赤岸村一個平凡的農家小院裡，多次組織召開決策性會議，制定發布了許多有關邊區鞏固和發展的大政方針，並運籌帷幄，決勝千裡，指揮參與了大小戰役、戰斗3100多次，抗擊殲滅了40多萬日偽軍，收復了198座縣城，創建了全國面積最大、最鞏固的晉冀魯豫邊區抗日根據地，部隊從挺進太行時的9000多人發展壯大到30萬正規軍、40萬地方部隊，形成了赫赫有名的“劉鄧大軍”。因此，自然而然在這個小村庄裡就匯集了數不清的紅色文物和紅色往事，目所觸及、伸手可摸，樁樁件件皆留有劉鄧等人的動人故事。
這裡有鄧小平用過的一張八仙桌。這張八仙桌原系鄧小平房東家的家具，土改時分給該村張水泉，1986年3月5日，由縣文物保管所程耀峰從張水泉家征集而來，經相關權威機構鑒定為二級文物。此桌通長97cm，高86cm，是鄧小平1940年冬至1943年在赤岸村住時辦公所用。雖然它看似很不起眼，甚至有些地方已經歷經歲月的磨損而破舊斑駁，但它卻見証了鄧小平在抗戰期間埋頭伏案，勤思冥想、運籌帷幄、起草文件、總結交流等忙碌而充實的日子。
在當年一二九師師部舊址院落裡還有一張小石桌，記載了劉鄧兩家人親密無間的歡樂時光，每當有空閑時，兩家人就會圍聚在小石桌邊談天說地，這張小石桌則默默記下了兩家人的歡聲笑語。
在鄧小平的5個子女中，有3個出生在太行，並且全部被忙於工作的鄧小平夫婦托付在老鄉家中撫養過。1944年，鄧小平的長子在八路軍總部的駐地山西省遼縣（今左權縣）麻田村降生，臨時取了個乳名“胖胖”后，被送到麻田村清漳河對岸的一個農民家中哺育。
1945年，胖胖被接到了赤岸村一二九師司令部。一天，劉鄧兩家人在一二九師師部兩家居住屋的院子裡圍坐在小石桌旁閑聊，卓琳對鄧小平說：“咱們的孩子都快兩歲了，總叫胖胖可不行，該取個名了。”鄧小平想了想說：“我們也給孩子取名叫太行吧，鄧太行。”劉伯承在一旁不由得笑了起來，因為自己的兒子劉太行1939年3月在山西遼縣（今左權縣）出生，孩子出生時，作為父親的他不在妻子汪榮華身邊，他便給妻子寫信說孩子就起名叫“太行”吧，緣由是：根據劉家的家譜，孩子是太字輩，又生在太行山，所以起名“太行”。
鄧小平想想也覺得這名字起得不妥，兩個孩子不能都叫太行吧，於是對劉伯承說：“師長，你的兒子佔了我們的名字，你得給咱胖胖起個名字。”劉伯承微笑一下，風趣地說：“這是政委的事，與師長沒有關系。”鄧小平說：“誰都知道劉鄧不分家嘛，你給起一個吧。”
劉伯承聽鄧小平這樣說，看是逃不過了，恭敬不如從命吧，就把胖胖叫到身邊，略加思索一番，隨后在院落裡那個小石桌上用毛筆寫下了“朴實方正”4個大字，說：“這孩子長得朴實方正，就叫‘朴方’怎麼樣？”大家齊聲說好。解放后，鄧朴方每次回到五加坡，都要深情地向人們講述這個感人的故事。（未完待續）
來源:《黨史縱覽》第九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