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 瑋
一
1934年10月10日晚，蜿蜒的山路上，一條見首不見尾的火龍緩緩向西游動。這是由紅一、三、五、八、九軍團及中共中央、中央政府、中革軍委機關及直屬單位組成的中央縱隊、軍委縱隊共8.6萬人，正被迫踏上悲壯的戰略大轉移征程。戰略轉移的最初計劃是突破國民黨軍隊的圍攻，到湘鄂西去同紅二、六軍團會合，創建新的革命根據地。因此，出發時稱之為“西征”。
隊伍之中，隻見挑著各種物資的擔架隊、馱著輜重的騾馬隊、由數人抬著的笨重機器、騎在馬上的年長者、躺在擔架上的傷病員、幾十名婦女組成的特殊連隊首尾相銜，冗贅不堪。披挂齊整的紅軍戰士，夾護在帶著“壇壇罐罐”的隊伍兩翼，形成甬道，亦拉不開前進的步幅。
紅軍總司令朱德身著一套褪了色的灰軍裝，腳踏草鞋，走在司令部隊伍的最前面。出發前，組織上給少數中央領導人配備了擔架、馬匹和文件挑子。朱德雖然已48歲了，但為節省出幾名強壯士兵去充實作戰部隊，他既不要擔架，也不要文件挑子，隻要了兩匹馬，一匹供騎乘用，一匹馱行李、文件。
紅軍主力10月18日由於都南渡贛水后，按照朱德發布的突圍作戰命令，於21日晚從贛縣王母渡至信豐縣新田之間突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道封鎖線，再過信豐河，向湖南、廣東邊境轉進。部隊在五嶺山區的坎坷山路上緩緩西進，到11月8日全部通過敵軍在汝城至城口間的第二道封鎖線，進入湘南地域。
第三道封鎖線被紅軍突破后，蔣介石看清了中央紅軍主力西征的意圖，全力加強湘江的第四道封鎖線。他任命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指揮西路軍和北路軍的薛岳、周渾元兩部共16個師的兵力加緊“追剿”﹔同時，命令粵軍陳濟棠、桂軍白崇禧各率主力部隊扼要堵截。國民黨各路重兵雲集湘江沿岸，企圖圍殲紅軍於湘江以東地區，局勢異常嚴峻。
在一個農家小屋所設的臨時指揮部中，昏暗的燈光下閃現著朱德、周恩來、王稼祥、博古、李德等人一張張思索而不無憂慮的臉。朱德講話時，伍修權在一旁小聲地為李德做著翻譯。房東大娘和她的兒媳為在座的每人送來一碗熱騰騰的姜湯和一個烤紅薯：“趁熱吃吧，幸好藏在地窖裡，才沒被那幫白匪搶走。”朱德手裡拿著紅薯，沉默不語，心裡涌起一股莫名的酸楚。
小屋外，佇立路上的紅軍戰士人不解甲，馬不卸鞍，原地待命。一個拉著馬尾巴的紅小鬼竟然站著打起了呼嚕……
“我看，隻有甩掉壇壇罐罐，快速趕赴渡河點，強渡湘江。”朱德說。周恩來接著說：“我同朱老總的意見完全一致，我們不能再坐失良機啦！”架著一副眼鏡、文質彬彬的博古卻反對朱德的意見：“不行，不能更改中央的決定！那些兵工、印刷、造幣、醫療設備物資是我們付出極大代價從敵人手中奪過來的，萬不可因為暫時的困難，扔掉革命的本錢！”
朱德一聽來了氣：“革命的本錢是人，不是物！”博古還想反駁，被朱德用平和的語氣打斷：“同志哥，為了這些勞什子，我們會斷送多少將士的生命，你想過沒有？”
李德又端起他那居高臨下、唯我獨尊的架子，一開口便訓人：“革命哪能沒有犧牲？列寧說‘布爾什維克的每一個勝利都是用鮮血澆鑄而成’，為了戰略轉移取得成功，無論付出多大代價也在所不惜。”朱德對他那不著邊際的空論嗤之以鼻。這時，無線電話務員報告：“朱總司令，先頭部隊已將堵截的敵人擊潰。”朱德下令：“部隊繼續前進！”
眾人離開小屋時，朱德走進房東灶屋，隻見老大娘一家5口擠坐在柴禾上，默默無語。他轉身回來，從警衛員身上取下一個米袋，悄悄地放在室中桌上。
11月27日晚，紅軍先頭部隊順利渡過湘江並控制了界首至腳山鋪之間的渡河點，后續部隊卻不能及時跟進過江。整個紅軍隊伍前后相距約100公裡，特別是龐大的中央縱隊和軍委縱隊共1.4萬多人，有1000多副擔子，被各戰斗部隊夾護在約50公裡長的狹窄甬道裡，緩緩地向湘江前進，每天隻能走二三十公裡。由於紅軍先頭部隊已突破湘江，湘、桂兩省國民黨軍隊紛紛向紅軍渡江地段扑來，在飛機配合下發動猛烈攻擊，企圖奪回渡河點，把紅軍圍殲在湘江兩岸。
在大崖洞臨時指揮部，朱德指著鋪在地上的軍事地圖，向周恩來、王稼祥、博古、李德做著敵情分析和戰斗部署。在這種險惡的處境下，原來高傲自信的李德一籌莫展，而朱德則臨危不亂，同周恩來等一起，指揮各戰斗部隊頑強抗擊敵軍，掩護中央、軍委縱隊渡江。
周恩來說：“正如朱老總所分析，情勢萬分危急，我們已沒有猶豫和選擇的余地，必須甩掉壇壇罐罐，爭取分分秒秒，保証中央紅軍和紅軍主力盡快渡過湘江！”胳臂上受傷，纏著繃帶的王稼祥以十分誠懇、堅決的語氣對朱德說：“過去的一切爭論都該結束了，因為血的教訓和無可辯駁的事實已經說明了一切。在這紅軍生死存亡的關頭，朱老總，你就果斷地布置和指揮吧，我支持你，如果錯了，算我王稼祥一份！”朱德用眼神征詢博古、李德的意見。李德無可奈何地攤了攤手，博古心情沉重地說：“我同意稼祥同志的意見。”
朱德轉身走向無線電報話務員：“現在，我命令——”
在腳山鋪紅一軍團指揮所內，政委聶榮臻接到了朱德發來的電令:一軍團必須堅決抵抗沿桂黃公路向西南前進之敵﹔軍委及湘江以東各部隊將星夜兼程過河。紅一軍團軍團長林彪對話務員下令：命令各師團堅守陣地，寸土必爭，就是用我們的尸體也要為紅星縱隊鋪設一條前進的道路！
經過4天4夜血戰，紅軍終於渡過湘江，但整個部隊由出發時的8萬多人銳減至3萬余人。
湘江兩岸，硝煙未盡，滔滔江水泛起殷紅的血光，累累的英烈尸骨橫列岸邊。面對這悲壯慘烈的情景，朱德脫下軍帽，沉重發誓：“蒼天在上，湘江為証，我朱德將永志民眾英魂，不負萬千先烈，畢其一生為人民利益奮斗不止，忘記了這一點，就不是真正的共產黨人！”
二
12月10日，紅軍再入湖南境內，攻佔通道縣城。按照原定計劃，中央紅軍主力將由這裡北上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但這時國民黨軍隊已了解紅軍的意圖，預先在通往湘西的道路上布下相當於紅軍兵力五六倍的重兵，張開口袋等候紅軍鑽入。在這個關系到紅軍命運的關鍵時刻，毛澤東提出絕不能往這個口袋裡鑽，主張放棄原定計劃，改向敵人力量較為薄弱的貴州前進，力爭在運動中打幾個勝仗，扭轉紅軍突圍以來的被動局面。於是，中央幾個負責人在通道臨時開了一次緊急會議，同意了毛澤東的建議。會后，朱德命令各軍團、縱隊“迅速脫離桂敵，西入貴州，尋求機動”。
紅軍突然折入貴州，是出乎蔣介石意料之外的。紅軍由此一下子就把十幾萬敵軍甩在湘西，贏得了主動。15日攻佔黎平后，部隊得到了兩個月連續行軍作戰中的第一次休整機會。但是，轉變戰略方向問題雖在通道會議上提了出來，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博古、李德不顧國民黨重兵仍在湘西的實際情況，依然主張從黎平再北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於是，中共中央政治局18日在黎平開會，討論紅軍今后的戰略方向問題。
這次會議顯然比通道會議開得從容，因此大家都有機會坐下來各抒己見。毛澤東這次不僅講了紅軍進軍路線，同時還提出在川黔建立新的革命根據地的建議。會上發生了激烈的爭論。朱德非常贊成毛澤東的意見，和周恩來、洛甫（張聞天）、王稼祥等多數人站在一起，否定了博古、李德要中央紅軍去湘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的錯誤主張。會議最后形成了《中央政治局關於戰略方針之決定》：“鑒於目前所形成之情況，政治局認為過去在湘西創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的決定在目前已經是不可能的，並且是不適宜的”，“政治局認為，新的根據地區應是川黔邊地區，在最初應以遵義為中心之地區”。
這以后，中央紅軍向黔北重鎮遵義直進，於12月底到達烏江南岸瓮安縣猴場一帶。野戰軍司令部開始部署強渡烏江的戰斗。這時，博古和李德仍對黎平會議的決定持不同意見，再次主張不過烏江，回頭東進同紅二、六軍團會合。
於是，1935年1月1日中央政治局在猴場召開會議，對博古、李德提出批評，決定強渡烏江，並通過《關於渡江后新的行動方針的決定》，強調“首先以遵義為中心的黔北地區，然后向川南發展，是目前最中心的任務”。
1月2日至6日，朱德指揮中央紅軍分3路分別從回龍場、江河界、茶山關等地渡過烏江天險。7日，林彪和聶榮臻指揮先頭部隊智取遵義。8日，朱德命令：“軍委縱隊明日進駐遵義，以縱隊司令員劉伯承兼任遵義警備司令”。
遵義，北倚婁山，南瀕烏江，西南環青山，東北枕湘水，地形險要雄偉，為黔北第一重鎮、貴州第二大城。紅軍進駐遵義，受到當地群眾的熱烈歡迎。進城后，朱德和周恩來率紅軍總部住在遵義老城枇杷橋原國民黨二十五軍第二師師長柏輝章的公館樓上，毛澤東和洛甫、王稼祥住在遵義新城古式巷原黔煙旅長易少荃的宅邸。1月12日下午，紅軍在遵義省立第三中學操場上召開了有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朱德首先講話，闡明紅軍是工人農民自己的隊伍，紅軍有嚴格的紀律，自覺執行“三大紀律八項注意”，並宣傳紅軍的主張，願意聯合國內各黨派、軍隊和一切力量共同抗日。接著，毛澤東、李富春和遵義群眾代表也講了話。大會宣布成立遵義縣革命委員會。
1月13日深夜，周恩來和朱德等正在作戰辦公室聽參謀人員匯報軍情，博古突然來了，他向周恩來問道：“恩來同志，你的軍事報告准備得怎樣？”周恩來嚴肅地說：“勉強可以了，不知會上能否通過。我是做好准備檢討。你的報告呢？”博古說：“差不多了。我看會可以開了，會場准備好了嗎？明天，你可以通知開會的人啦。”
周恩來接著問：“原定召開政治局會議，是否干脆開一個擴大會，請幾個軍團負責人也在會上講講，他們不是也很有意見嗎？”博古想了想，說：“照你的意見辦，不過五軍團的政委李卓然和中央代表劉少奇不在遵義，可能一時趕不到，你得立馬通知。”他轉而問朱德：“一軍團的林彪和聶榮臻，聽說都在遵義，是嗎？”朱德答：“是的，不過聶榮臻的腳過湘江后化膿，前兩天在衛生部療養，林彪與他大概住在一起。”
博古道：“那很好，其他領導人都在遵義，通知即到。”周恩來說：“會場就在樓上，稍加布置就可開會，我立刻給卓然、少奇同志發電報，通知他們明天趕到。”這時，朱德說：“恩來同志，你該休息啦，搞不好，后天的會，你要唱主角喲。”周恩來眨眨眼，意味深長地苦笑了一下。
三
1月15日，具有劃時代重大歷史意義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紅軍總司令部駐地“柏公館”樓上召開。參加會議的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陳雲、洛甫、博古﹔政治局候補委員王稼祥、鄧發、劉少奇、凱豐（何克金）﹔紅軍總部及各軍團領導人有總參謀長劉伯承，總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一軍團團長林彪、政治委員聶榮臻，三軍團團長彭德懷、政治委員楊尚昆，五軍團政治委員李卓然，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洋顧問李德列席會議，翻譯依舊是伍修權。總共不過20人。
會議的中心議題一是建立蘇區根據地的問題，二是總結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經驗教訓。由於政治局和軍委白天要處理戰事和其他重要事務，接連幾天的會議多是在晚飯后開始，每次都開到深夜。
會議由博古主持。會場靜下來后，他從一隻黑牛皮挎包裡取出一份事先准備好的報告提綱，放在桌上，用手扶了扶眼鏡，帶著一口濃重的江蘇口音向大家講開了。在《關於五次反“圍剿”總結報告》中，博古雖然對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一些檢討，但主要還是強調各種客觀原因，認為失敗的主要原因是敵人強大。
隨著博古不緊不慢的報告，李德不停地點頭，很長時間以來不見的笑容又出現在他的臉上，與會者也都認真地聽著，但多數人的臉上逐漸流露出不滿的情緒：這哪裡是報告，完全是“左”傾路線的辯護詞。
好不容易等到博古講完，周恩來緊接著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軍事問題的副報告。他在報告中詳細說明了中央的戰略戰術，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離開中央根據地的原因，重點指出主觀方面的錯誤，對李德和博古進行了不點名的批評，對自己在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作了誠懇的自我批評，並主動承擔了責任：“我對這些錯誤負有責任，歡迎大家批評。”
兩個報告聽完后，會議轉入大會發言。洛甫首先站起來，說：“針對剛才博古同志講的，我想講一下自己的看法，不對的地方請諸位批評。”
與會者的目光投到了洛甫的身上，他的聲音鏗鏘有力：“我認為，博古同志的總結根本沒有說到實處！第五次反‘圍剿’是因為國民黨太強大？是因為蘇區條件太差？是因為帝國主義支持？……那麼，我要問一句了——前四次反‘圍剿’與第五次有什麼根本的不同？我們必須面對事實、承認事實！這一年來，黨內根本沒有民主。博古同志把李德同志捧成太上皇，言聽計從，別人的意見一點聽不進去！李德同志更是自以為是，高高在上。其實他根本不懂中國的國情，完全按照洋框框，憑想當然指揮作戰……”
博古感到震驚，想不到洛甫居然在會上批評他。作為高級領導人，過去很多時候他們常在一起合作共事，雖然免不了有一些嫌隙，但他想不到洛甫竟會這樣公開反對他的意見。他們之間的距離，今天好像又拉大了，這是他無法理解的。李德聽了洛甫的“反報告”很是不安，想發作但又無可奈何。
這時，毛澤東把手中的煙頭掐滅，站起來說：“洛甫的發言，就是我要說的。我再補充幾句。”隨后，毛澤東針對博古的總結報告作了長篇發言，批評博古把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原因主要歸結於敵強我弱的客觀因素，著重剖析了“左”傾軍事路線實行消極防御戰略方針的錯誤及其表現，如進攻時的冒險主義、防御時的保守主義、轉移時的逃跑主義。他還一並闡述了中國革命戰爭的特點和由此而產生的戰略戰術問題。朱德邊聽邊點頭。
毛澤東的發言使會場頓時肅靜下來。李德聽完伍修權的翻譯，臉漲得通紅﹔博古預感到了什麼，神色有些蒼白﹔其他與會者覺得毛澤東的話說到了他們心裡，都鼓起掌來。
這時，周恩來插言道：“作為‘三人團’的成員，我對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要負責任。我同意毛澤東同志所說，確實是犯了嚴重的路線錯誤。我們要敢於承認事實，共產黨人死都不怕，還怕承認錯誤麼？幾萬紅軍戰士因為我們的錯誤，犧牲了，血染湘江、血染湘江啊……”周恩來聲音哽咽起來，眾人受到感染，無不心情沉重。
周恩來接著說：“我們必須對革命事業負責，我們必須對得起死去的戰友。我提議，讓毛澤東同志重新進入黨中央的領導核心。同時，我請求——同志們在這次會議上都在幫助我，對我所犯的錯誤進行嚴肅批評，多加指導，我願意做黨分配給我的任何工作。”大家屏息靜聽，朱德拍了拍鄰座的周恩來的手背……
王稼祥激動地從躺椅上站起來：“我說兩句！”朱德知道他腹部有傷，關切地說：“稼祥同志身體不好，坐著說吧。”王稼祥向朱德笑笑致意，坐下來，伸出3個手指：“我就說3句話。第一，完全贊同洛甫、老毛的發言。第二，紅軍應該由毛澤東同志這樣有實際經驗的人來指揮。第三，取消李德、博古同志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這番話一說完，博古、李德不由一震，而大家又一次鼓起掌來。
不知不覺牆上的挂鐘時針已指向凌晨0：30時了，正想找台階下的博古說：“今天會議就進行到這裡吧，明天繼續。”
會議散了，但大家都沒有休息，在會下展開游說，爭取與會者同意自己的觀點。
第二天，凱豐第一個發言。他冷笑道：“昨天的有關發言我反對。老毛懂個啥？他懂馬列主義嗎？他上過伏龍芝軍事學院嗎？他不過會翻翻《孫子兵法》，看看《水滸》《三國》，就靠這點東西，能指揮中國革命戰爭？簡直笑話！……”接著，凱豐旁征博引馬、恩、列、斯的著作，為博古、李德辯護起來。毛澤東大口吞吐煙霧，表情平靜。博古感恩地望著凱豐，李德則傲然地掃視著眼中的“土包子”毛澤東。
聽著聽著，一向慈祥謙和的朱德再也聽不下去了，一拳砸在桌子上，猛地站起來，目光冷烈如電：“我說幾句。是，我們大多數將領沒有喝過洋墨水。但是，事實勝於雄辯。誰對誰錯，歷史是最終的証人！李德同志總攬戰局以來，紅軍節節失利、全局潰敗。湘江一戰，數萬戰友血染江濤！……”朱德說到這裡不禁失聲流淚，會場一片沉靜。
朱德用雙手使勁搓了一下臉，目光平視眾人：“我不反對學習國外的理論與經驗，但是，一定要與中國的革命實踐相結合。靠背教條指揮戰爭，沒有不失敗的！毛澤東同志從實際情況出發，創造和運用了機動靈活的戰略戰術，取得了前4次反‘圍剿’的勝利。事實証明，毛澤東同志具備指揮革命戰爭的杰出才能！所以，我也提議，讓毛澤東同志進入中央領導中來！大家就此，請發表各自的意見。我的話，講完了。”彭德懷等熱烈鼓掌，大呼贊同。
凱豐這下可急了，高聲喊道：“博古、李德同志是共產國際指定的中央領導人，你們竟然反對共產國際——這是反黨行為！”朱德冷笑道：“我本來講，要對事不對人。這次會議也是為解決路線、方針問題。現在看來，你們還要堅持錯誤的領導——好，我就重新聲明立場：我是不會跟你們走的！”
說著，朱德將手指指著李德，聲色俱厲地說：“你們瞎指揮，弄得丟了根據地，犧牲了多少人命，我們還能再跟著你們的錯誤領導走下去嗎？”朱德的話如黃鐘大呂，在會場上引起極大反響。
接下來的會議發言更加熱烈，沒有長篇大論，全是充滿火藥味的短兵相接。聶榮臻、彭德懷、劉伯承、李富春、楊尚昆、李卓然等一線指揮員都以自己的親身感受，批判了“左”傾軍事路線造成的惡果，反映了廣大指戰員要求改變領導的強烈願望。陳雲、劉少奇在發言中，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擁護批判李德、博古的“左”傾軍事路線。中共中央秘書長鄧小平奮筆疾書，真實地記錄了會議的發言。
四
1月的遵義，冷風冷雨，天氣很惡劣。深夜，康克清盡管很累，還是生起了一盆炭火，靜靜等待朱德回來。
不知到了什麼時候，一個熟悉的腳步聲朝臥室走來。散會了，他回來了！康克清一陣高興，急忙去開門。
打開房門，走進來的果然是朱德。他雖然面帶倦容，但臉上卻透出了笑意，可見他是高興的。他進門就說：“你怎麼還沒休息呀？”康克清見朱德一臉喜色，便問了句：“看你好高興的，會開完了？”
“是的，開完了，很成功！”說著，朱德手拉著康克清坐在炭火旁，撿起一塊木炭放進火盆裡。隨著一陣輕微的劈啪聲，火焰開始變大變旺。
朱德伸出雙手烘烤一下，兩眼盯住燃燒的火焰，含笑的眼睛出了神。他在想些什麼呢？是過去的經驗教訓，是紅軍面臨的處境，還是會議的本身？不得而知。26年后，朱德在回顧遵義會議這一偉大的歷史轉折時寫下了詩句：“群龍得首自騰翔，路線精通走一行﹔左右偏差能糾正，天空無限任飛揚。”——這發自心頭的詩句可能就是在這個夜晚開始構思的吧。
朱德拿起火鉗，撥了撥盆中的木炭，火光更亮了。他放下火鉗，輕輕拍了拍手上的灰塵，說：“毛澤東同志最終復出了，被推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他又可以參與指揮軍隊了。”
“太好了！”康克清的聲音提高了，隨之又壓低問，“那李德和博古呢？”朱德說：“會議取消了‘三人團’，決定以洛甫同志代替博古同志負總的責任。事實早就証明，他們兩個指揮不了——要不是他們用死打硬拼的打法，第五次反‘圍剿’還不會損失那麼大呢！”
“當初為什麼讓毛澤東同志離開部隊呢？”康克清一直對此不理解，於是向朱德發問。朱德沉思一會兒，說：“這件事情很復雜，我也說不清，更不能給你說。”康克清見朱德不願說，也就不勉強，轉而說：“今后該不會有什麼問題了吧？”
“也難說。”朱德說，“現在仍然很困難，后有追兵，前有堵截，我們還得准備吃苦呀！”康克清點點頭，若有所思。
火盆中的木炭在燃燒，紅彤彤的光焰照射著這對革命夫妻，把他們促膝交談的形象剪影在牆壁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