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雷剛
章漢夫（1905-1972），原名謝啟泰，江蘇武進人。他是我國外交史上的一位標志性人物，曾任新中國外交部常務副部長、黨委副書記兼任中共中央外事小組第一副組長等職務。解放前，章漢夫在黨的指派下，曾兩次南下廣東，到香港從事黨的一系列工作，寫下了一段紅色傳奇故事。
南下廣東擔任白色恐怖下的省委書記
1926年，章漢夫從清華大學畢業后到美國留學。1927年加入美國共產黨，后轉入中國共產黨，並任美國舊金山中國支部書記。回國后，他積極從事反帝反軍閥革命斗爭，於1928年前往蘇聯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任共產國際東方部研究員，並協助鄧中夏工作。
1931年農歷新年前，在黨組織的安排下，章漢夫從蘇聯回國，與設在上海的中共中央臨時機構接上了關系。中共中央任命章漢夫為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部長。3月下旬，章漢夫到達兩廣省委機關所在地香港赴任，在香港，他配合李富春進行省委機關的重建工作。
1931年的中國，正處於國民黨反動派的白色恐怖統治下，斗爭異常殘酷，共產黨人的處境非常險惡。兩廣省委多次遭到破壞，省委機關基本上處於癱瘓狀態。在此形勢下，時任省委組織部長的李富春分別於1月16日和22日致電中共中央，要求增派干部來廣東工作。李富春提出：“來的同志最好是廣東人，最好是在上海工作的干部，在實際工作中能堅決執行國際路線的、能艱苦工作的同志。”章漢夫正是這種情況下來到兩廣省委，來到香港工作的。
章漢夫在港工作一段時間后不久，李富春被中央調到上海負責軍委工作。5月，蔡和森到香港接任兩廣省委書記，同時赴廣東、江西邊區任紅七軍軍委書記的李碩勛也被調到廣東省委，擔任省委軍委書記。但不幸的是，蔡和森擔任省委書記剛一個月就不幸落入敵人魔掌，后慘遭殺害。
蔡和森被捕后，在採取一些營救措施的同時，章漢夫向中央報告：“射兄（即蔡和森）6月10日被捕（在海關機關內），但詳細經過，到今天還未調查清楚。同時被捕的還有施滉等5人。省委機關有4個（人）動搖。現在已進行營救，並縮小機關，加緊秘密工作。”蔡和森犧牲后，中央決定兩廣臨時省委由章漢夫代理書記（隨后任書記兼宣傳部長），李碩勛仍然擔任省委軍委書記，潘洪波任組織部長。但在此后不久，兩廣省委再次遭受打擊，李碩勛也不幸被捕犧牲了。蔡和森、李碩勛犧牲后，一些同志被調去他處，兩廣省委隻剩下章漢夫等幾個人。為此，章漢夫曾向中央報告說，那時省委就“隻有啟泰一人，后加上實生（即羅登賢，當時任南方局書記）算有了兩個人，加派1人來粵是非常必要的。”雖然人手很少，但以章漢夫為首的兩廣省委仍然有條不紊地開展工作，尤其是在發動、宣傳和組織群眾開展抗日救亡運動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
1931年9月中旬，日本侵略者制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中共中央發表了反對日本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宣言。9月20日，中共兩廣省委發出《中共兩廣省委通告（第六號）》，要求各地加緊開展反帝工作，在東江、瓊崖蘇區，應在黨及團領導下，組織九一八事件委員會，有計劃地領導反帝工作﹔在香港、廣州、澳門、惠陽等地，應建立反帝大同盟，組織群眾集會游行，出版壁報和刊物。9月22日，章漢夫再次簽發《中共兩廣省委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轟擊東三省群眾武裝佔領城市宣言》，並親自起草發表了《中共兩廣省委宣傳部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炮轟東三省工農群眾宣傳大綱》，揭露日本制造九一八事變的陰謀，闡明共產黨的抗日立場，號召各界行動起來，共同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
沈陽失陷后，廣東各界群眾悲憤不已。章漢夫立即組織全省各地群眾進行抗日游行集會，發表通電建立抗日團體，要求國民黨當局停止內戰，一致對外。在廣州，9月22日，中山大學師生員工2000多人召開反日大會，並倡議全市各校召開反日大會，舉行示威游行，開展廣泛的抗日宣傳，對日實行“經濟絕交”。10月10日，中山大學附中學生抗日宣傳隊及部分群眾在廣州市永漢路制止奸商售賣日貨時，慘遭國民黨當局武力鎮壓，死10余人，傷近100人，被捕100多人，這便是震驚全國的“雙十慘案”。從12日開始，中山大學以及各大中學校實行罷課，抗議國民黨當局的暴行。抗日救亡運動開展起來后，章漢夫和同志們夜以繼日地開展工作。但是，他不知道自己已經被叛徒盯梢。1931年12月28日，章漢夫准備去九龍辦事，在香港皇后大道中娛樂戲院對面的公共汽車站下車時被捕。被捕后，他用了王嗣同的假名，在接受敵人審問時，從容不迫，振振有詞，使敵人一時無法抓到把柄。后來組織上積極設法營救，而章漢夫的姑父（時任中國銀行經理）也不斷通過關系搭救章漢夫。由於審問不出結果，港方無奈，最后下令將章漢夫驅逐出境10年。1932年1月，章漢夫坐船離開了香港。
建立香港文化宣傳據點，主編香港版《群眾》周刊
1932年，章漢夫先后擔任中央宣傳部干事、秘書，中共江蘇省委書記等職。1935年到上海擔任中央文化工作委員會委員，從事抗日救亡工作。1937年11月，他到武漢任《群眾》和《新華日報》編輯。后來跟隨《新華日報》社到武漢工作。1938年10月，武漢淪陷，章漢夫來到重慶, 在《新華日報》社任新聞編輯部主任、總編輯等職，親自撰寫社論、各類文章和閱改文稿。為爭取刊登中共重要新聞及揭露國民黨發動“皖南事變”反動面目的真相，他與國民黨新聞檢察官、軍警特務進行了迂回曲折的斗爭，使《新華日報》在國統區為中共發揮了重要的喉舌作用。同時，他還與喬冠華一起負責撰寫國際述評、時評，並以蘇聯“宇宙通訊社” 駐中國記者的身份，公開採訪。1945年4月，他作為中國代表團中共代表董必武的助手，出席了在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大會。1946年5月，章漢夫任中共上海工委委員、副書記、書記，並負責在上海、南京籌備出版《新華日報》，后任《群眾》周刊主編。
1946年10月，根據周恩來的指示，章漢夫與許滌新、喬冠華、龔澎等再次到香港工作。10月初，章漢夫等人啟程赴港。為安全起見，章漢夫等人分批搭乘英美外商客輪，離開上海去香港。為了避開特務的注意，章漢夫穿著中式長袍，化裝成銀行董事，因為他很胖，頗有大老板的派頭，身后跟著一個穿西裝的青年做“秘書”，煞有介事地赴港上任。這次在香港，章漢夫是以公開身份從事黨的工作，開辟黨的對外宣傳陣地，理直氣壯地和港英當局打交道。
10月29日，周恩來致電黨中央並轉方方、尹林平並香港工委，告稱，目前香港已成為南京、上海的二線。新華社香港分社由章漢夫等負責，並任命章漢夫為中共粵港工委書記，兼任中共中央香港分局委員。章漢夫與香港分局書記方方，副書記尹林平，委員梁廣、潘漢年、夏衍、連貫等緊密合作, 為南方部分省和港澳地區的黨的建設、統一戰線和開展武裝斗爭努力工作。香港工委下設以連貫為書記的統戰工委，以許滌新為書記的財經委，以喬冠華為書記的外事委，以馮乃超、邵荃麟為書記的文化工委。章漢夫對外的公開工作是辦《群眾》周刊。當時與章漢夫同住一室的盧杰曾撰文回憶道：“在香港，第一次申請出版《群眾》未獲批准。后來有一天，章漢夫對我說，香港當局現在對我們有些鬆動，准備辦第二次出版申請。后來按照有關規定，繳納了2000元港幣押金，章漢夫就將他自己、林默涵和盧杰改了名字，向港英當局辦理了《群眾》香港版的登記手續。第二次申請獲得了批准。填表時，章漢夫改名為章翰，是督印人兼主編，並在政治面目一欄寫上了‘中共黨員’四個字，這是他對外用的公開身份。” 1947年1月30日，《群眾》香港版創刊，社址設在香港皇后大道中33號二樓10座。平時日常刊務由林默涵、廖沫沙、黎澍、范劍雄等負責。
香港版《群眾》周刊創刊后，很快就旗幟鮮明地確定了編輯方針。周刊的工作人員包括章漢夫在內共有5人。其中隻有章漢夫的身份是公開的，其余則是以他的雇員的身份在社裡工作的。在章漢夫的主持下，《群眾》周刊香港版與上海版的方針一致，其內容主要宣傳中共中央的方針、政策，報道、評論全國解放戰爭的形勢和戰績，揭露國民黨反動派的獨裁黑暗統治。其具體設置的欄目有：社論、中共重要文告、專論、解放區報道、隨筆、群眾郵箱、國內外通訊等。他還利用自己在香港的影響，為《群眾》周刊拉來了一大批撰稿者。許多文化名人和中共主要領導人都曾先后在該刊發表過文章。其中有毛澤東、劉少奇、高崗、陸定一、廖承志、郭沫若、喬冠華、夏衍、胡繩、馮文彬、沙千裡、千家駒、茅盾、翦伯贊、金仲華、艾思奇、彭澤民、李章達、馬敘倫、胡愈之、薛暮橋等人。《群眾》周刊是黨的理論刊物，前期登載的長篇文章較多，於是有讀者來信說這些文章太長又深奧，還說刊物的內容不夠活潑多樣。章漢夫立即動腦子想辦法改進刊物的版面和內容，他在同夏衍商量后，決定開辟一個《茶亭雜話》專欄，請夏衍撰寫一些介乎雜文和政論之間的隨筆，受到很多讀者的歡迎。為了更迅速地報道解放戰爭的勝利，章漢夫還建議雜志社購買一台收音機，安排工作人員及時收聽廣播，將重要消息記下來，送交《華商報》和《群眾》周刊發表。據有關資料記載，《群眾》周刊每期的發行量約3400份，其中三分之一在國內發行。解放前夕，廣東各級黨組織正是從《群眾》周刊中了解到全國解放戰爭的戰局，領會黨的方針政策的，為日后開展土改工作和城市接管工作創造了條件，打下了基礎。
重視統戰工作，參與秘密營救愛國民主進步人士
在港工作期間，作為中共香港工委書記，章漢夫除了辦報辦刊之外，還非常重視統戰工作，經常利用工作關系，同當時在港避難的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愛國進步人士、人民團體的領導人以及新聞文化界知名人士保持聯系和交往，同他們交心，向他們宣傳黨的政策，講述國際國內革命形勢，聆聽他們的意見和要求，使他們了解中國共產黨、跟著黨走。1948年，中央發出邀請，請民主黨派負責人前往解放區參加新政協籌備工作。知名民主人士李濟深在接到中共的邀請之初，思想上顧慮重重，而且遇到了許多外界的阻力，因此他不願意馬上北上。章漢夫在了解到這種情況后，與香港工委的其他同志一起做其思想工作。很快，李濟深便打消了各種顧慮，響應中共的號召，與其他民主人士一起秘密來到了解放區。
為了揭露和批判所謂“第三條道路”的“中間路線”，章漢夫等中共香港分局的領導人開始在《群眾》和《華商報》發表批判文章，以幫助愛國民主人士打消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1948年1月29日，他在《群眾》上發表了題為《大公報的“中間路線”》一文，文章寫道：“在這個時候，有人出來利用‘中間路線’，替蔣介石拉些捧場的或者殉葬的人，……要他們不要對蔣介石太失望，不要對中共抱希望。”文章指出：鼓吹“中間路線”的實質就是“一個替蔣介石掙得喘息、分化中間力量的陰謀”。經過章漢夫等人在媒體上的宣傳、解釋，穩定了這部分文化民主人士的思想，使他們對中共領導的革命勝利的信心和認同感大大增加。
1948年5月，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國際勞動節口號，提出要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熱烈歡迎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和社會賢達到解放區去，參加新政協會議。廣大愛國民主進步人士對此熱烈響應。為配合對新形勢的宣傳，號召廣大民主人士參加新政協會議，章漢夫先后在《群眾》上發表了《論舊政協和新政協》和《歷史的轉折點》兩篇專論，文章特別指出：“各民主階級人民，其覺悟是空前提高了。對美蔣的幻想，對‘第三條道路’的幻想完全破產了。”“對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定勝利，有了普遍的信心。”文章還說：“全國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和一切愛國民主分子，熱烈響應中共五一號召，並且在實際工作和斗爭中，擴大和鞏固統一戰線，爭取迅速召開新政協，討論和實現人民代表會議，成立全國統一的人民的民主聯合政府，這証明了全國人民的決心和敢於爭取全國的勝利。”從這些文章中，我們可以看出，在當時解放戰爭迅速發展的新形勢下，章漢夫對全國革命勝利充滿了信心，其內心的喜悅躍然紙上。
為了護送愛國民主人士和民主黨派負責人安全離港北上參加新政協，在中共中央和周恩來的組織領導下，一場緊張的“文化大營救”在香港秘密地展開。1948年5月，周恩來打電報給正在大連從事解放區經濟工作的錢之光，要他設法打通從解放區大連到香港的航道。8月2日周恩來再次致電錢之光，要他以解放區救濟總署特派員的名義前往香港，會同方方、章漢夫、潘漢年、連貫、夏衍等人，接送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錢之光到達香港后，同方方、章漢夫等人見面，一起研究了運送民主人士進入解放區的問題，決定成立運送工作專門領導小組，並作了具體分工，領導小組由潘漢年、章漢夫、錢之光、許滌新、饒彰風等人組成，潘漢年抓總，饒彰風負責具體工作，許滌新負責租船經費，連貫和夏衍負責聯絡。1948年9月13日，章漢夫陪同沈鈞儒、譚平山、蔡廷鍇、章伯鈞等一行10余人，乘船秘密離港北上。一周后，到達朝鮮的羅津港，中共中央東北局的負責人李富春前來迎接。船靠岸后，章漢夫繼續秘密護送這批民主人士到達解放區，圓滿完成了護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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