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戰中，美國投放原子彈，被日本認為是主要敗因，但事實真是這樣的嗎？英國首相丘吉爾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若假定日本的命運是由原子彈來決定的，那實在是一種錯誤。在第一顆原子彈投下之前，它的失敗早已成為定局。那是壓倒性的海權所造成的。專憑海權，即可奪佔日本用來發動最后攻擊的海洋基地，並迫使其國內陸軍自動投降。因為，它的海上航運早已被摧毀。”麥克阿瑟上將也在1960年公開承認，“1945年使用原子彈，從軍事上講沒有任何必要性。”
原子彈投放首選京都
1945年7月2日，美軍正式攻克沖繩，打開了進攻日本本土的南大門。此時的日本，已步入窮途末路。
7月26日，美、英、中三國發布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28日上午，日本各大報紙均對公告作了報道。30日，首相鈴木貫太郎在記者會上表示：“我認為三國公告重申了開羅會議精神。政府並不認為它有什麼價值，因此予以‘默殺’。我們將朝著繼續進行這場戰爭的方向邁進。”
見日本態度如此強硬，美國決定對日本實施核攻擊。實際上，在原子彈尚未試爆成功的1945年4月，為了確定轟炸的城市，美國“曼哈頓計劃”的負責人和陸軍航空兵專家就組成目標選定委員會，當時考慮的投放地標准是，目標城市不能太大，也不能太小，以方便事后評判原子彈的威力。在最初選定的17座城市中，東京、大阪、名古屋等面積大且破壞嚴重的城市首先被剔除，佐世保等小城市也隨后被剔除。最后，該委員會選出了4座城市：京都、廣島、小倉、新潟﹔前兩座為首選，后兩座為備選。所以首選京都，主要因為京都是100萬人口城市，當時其他日本城市已遭嚴重破壞，大量人口和機器設備都遷往京都，使之成為戰爭后期最重要的軍事生產中心。
但是“曼哈頓計劃”負責人格羅夫斯中將提交的這份名單，遭到陸軍部長史汀生的反對。史汀生在20世紀初擔任菲律賓總督期間，曾多次造訪京都，這座傳統而歷史悠久的文化古城給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史汀生表示，京都對日本人有巨大的感情價值和宗教意義，如果將其毀滅，將給戰后管理帶來很大困難。他的意見得到杜魯門的贊同。24日，長崎被擬定為京都的替代品。25日，杜魯門最終下達對日進行原子彈轟炸的指令時，目標城市的優先級為廣島、小倉（后投彈時因天氣不好而放棄）、長崎。
8月6日，原子彈“小男孩”在廣島上空爆炸。當晚，美國總統杜魯門發表“投彈聲明”：7月26日在波茨坦發出的最后通告，是為了拯救日本國民使之免遭全面破壞。但是，他們的領導者卻斷然拒絕接受這一通告。如果他們不接受我們現在提出的要求，那他們必須意識到空中將落下令他們遭受滅頂之災的彈雨，那種彈雨將是在這個大地上前所未有的。
但是，日本民眾對杜魯門的聲明，一無所知。爆炸發生后，日本政府禁止報紙使用“原子彈”一詞（以“新型炸彈”代之），以不讓民眾了解真相。在廣島和長崎投放的兩顆原子彈先后造成14萬人和7萬人死亡（各正負誤差1萬人），極大地震懾了日本，迫使日本當局做出最終抉擇。
挨原子彈早已成為日本的“宿命”
1941年底，美國正式開始實施研制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投入資金為20億美元。最初美國打算原子彈一旦研制成功，即用以對付德國，直至1943年5月5日，美國才在一次最高級會議上決定用以懲罰日本。所以做出這一變更，主要有兩條理由，一是美國擔心遭到科技實力勝過日本的德國報復﹔二是讓蘇德兩國兩敗俱傷。1944年9月，美英首腦在倫敦海德公園舉行會晤時，羅斯福將有關情況和決定向丘吉爾通報。
美國為什麼要投放原子彈？按照通行說法，投放原子彈不僅可以使日本早日投降，而且可避免50萬至100萬美軍犧牲。但也有觀點認為，整個二戰美軍死亡40萬，很難想像日本在經濟崩潰、社會解體、裝備不良、資源匱乏的情況下孤軍奮戰，能給美軍造成比4年戰爭還大的傷亡。不少學者認為，美國夸大1945年11月1日實施“奧林匹克計劃”即九州登陸作戰的可能陣亡人數，是為了強調“投放原子彈是必要的，是正當的人道行為”。
其次，按照美國馬丁·夏爾文教授的說法，“與其說原子彈使第二次世界大戰早日終結，毋寧說原子彈推遲了戰爭的終結。”他這麼說並非無理，因為美國將原定7月1日召開的波茨坦會議一拖再拖，就是為了使會議在原子彈研制成功后召開，以便手裡握有“同花順子”。麥克阿瑟也認為，如果美國像隨后所做的那樣，同意保留天皇制，戰爭可能會提前幾周結束，使用原子彈並無必要。照此說法，那麼美國所以將《波茨坦公告》原稿中載明“保留天皇制”的條文，修改為“天皇地位未定”，是否有為投彈尋找理由的嫌疑？根據研制原子彈的“曼哈頓計劃”負責人格羅夫斯中將的証言，“美國早已將日本作為原子彈攻擊對象”。也就是說，即便日本最初不對《波茨坦公告》表示“默殺”，挨原子彈早已成為日本的“宿命”。
日本為何有此“宿命”？很多學者認為是為了不讓蘇聯參戰和威懾蘇聯。這一觀點在丘吉爾的回憶錄中能夠找到依據：“美國不願蘇聯參加對日作戰”。在原子彈實驗成功后，美英兩國都無意讓蘇聯分享對日戰爭勝利成果。事實上，由於蘇聯軍隊佔領了東歐大部分地區，杜魯門急於想在蘇聯參戰之前使用原子彈，不依靠蘇聯結束太平洋戰爭，以便日后在解決東亞問題時掌握話語權。
美國海軍五星上將萊希曾表示：“科學家和一些其他的人們想要進行實戰試驗。因為這個計劃耗費了總計20億美元的經費。”這被認為是美國投放原子彈的另一個理由。一個和“曼哈頓計劃”有密切關系的高級官員曾表示：“這顆原子彈必須成功——因為在它身上已經用了許多金錢，假使失敗，我們對於這樣巨大的費用將如何交代？想到人們的批評就會令人感到害怕……當這顆原子彈完成並投下后，一切有關人員感到了巨大安慰，有如釋重負之感。”
事實上，對投放原子彈目標城市的反復斟酌，也顯示了這一意圖。
我們應該如何認識美國投放原子彈？1995年5月11日，唯一參加了兩次對日本原子彈轟炸的美國退役空軍少將查爾斯·斯文尼在美國國會發表了演講，他的話令人深思：“我不想否認雙方死了許多人，不僅兩國，而且是世界。我不為戰爭的殘酷性而驕傲而歡樂，我不希望我國或敵國的人民受難，每一個生命都是寶貴的。但我的確認為這樣一個問題應該去問日本戰犯，是他們以日本人民為代價追求自身的輝煌。他們發動了戰爭，並拒絕停止戰爭。難道他們不應為所有的苦難、為日本的災難負最終的責任嗎？”
（摘自《國家人文歷史》2015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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