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鯤池
2014年6月5日，為黨和人民的革命事業奮斗了75年的原安徽省政協主席史鈞杰同志，永遠離開了他日夜惦念的江淮兒女。他的去世，給人們留下了無限深沉的哀思。作為一個曾經在他身邊工作過的辦事人員，我將我知道的他的“三農”情結的若干片斷，從記憶深處挖出來，整理成文，敬獻給史鈞杰同志，算是心香一瓣慰忠魂吧。
一
史鈞杰14歲參加革命以來，無論是在河北省建屏縣洪子店區農會當會計，還是在安徽省銅陵縣當縣委書記﹔無論是當安慶地委副書記，還是當桐城縣委書記﹔無論是當巢湖地委書記，還是當安徽省委常委、省委組織部部長﹔無論是當安徽省委副書記，還是當省政協主席，他都一以貫之地把工作的重心、重點放在“三農”問題上。他擔任安徽省政協主席時，我曾經問過他，為什麼幾十年來一直情系農業、農村、農民問題，他回答得很簡單但很深刻：“萬業農為本，百姓食為天，農民是我們的衣食父母啊！何況安徽又是農業大省，這是最基本的省情。中央一貫強調，解決好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是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我們任何時候都要牢記！”
解決好“三農”問題出路何在？史鈞杰從實踐中認識到，在於堅持改革。1995年10月，他在為我編纂的《耕作制度的重大改革》一書的序文中寫道：“1983年鄧小平同志就昭示全黨：‘農業是根本，不要忘掉。’我們必須認真學習鄧小平同志關於農業問題的科學論述，用以武裝頭腦，堅持改革不動搖！在深化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同時，加大農業生產技術改革的力度，使‘兩個輪子’同時轉得更快，促進安徽農業高速發展，推動安徽農村經濟全面振興。”
史鈞杰講的安徽農村改革的“兩個輪子”，一個是農業生產改革，一個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
從1954年開始，中共安徽省委由點到面地在全省范圍內推行農業生產三項改革辦法，簡稱“三改”。“三改”的主要內容是：一、改變夏秋兩季收成比重，使夏收（包括初秋收成）大於秋收﹔二、改種高產作物和耐水作物，推廣馬鈴薯和勝利百號山芋，沿淮地區逐步改種水稻﹔三、改變廣種薄收習慣，實行精耕細作，提高單位面積產量，沿江地區改一季稻為雙季稻，由兩季收成改為三季收成。經過兩年奮斗，“三改”成就顯著。1955年全省糧食空前豐收，總產為227億斤，比上年增加一倍半。在往后的很多年裡，“三改”仍是安徽農業生產的主要措施，人們稱“三改”是一次“綠色革命”。1961年2月開始，安徽省委在全省范圍內推行名為責任田實為包產到戶的農村經濟體制重大改革。奮斗一年，1961年全省糧食總產量比1960年增加54億斤，增長40%，國家糧食征購任務超額完成，農民生活顯著改善，農民稱責任田為“救命田”。不幸的是，僅僅試行一年的責任田在“左”傾指導思想摧殘下夭折，但“地火”猶存。所以，到20世紀末，我國農業家庭承包責任制在安徽誕生，改革大潮的潮頭從安徽卷起。史鈞杰多次跟我說，安徽發展最大潛力是農業，農業的發展在於堅持改革。他一直把這個觀點堅持不懈地付諸實踐。安徽農業改革兩個輪子——農業生產改革和農業經濟體制改革，他都奮力推動，勇敢前行。
1954年，“三改”起步，安慶地區試種雙季稻33.1萬畝，盡管當年汛期早、水勢大，但除少數地區受淹外，大都獲得豐收。早稻增產幅度更大，山區和丘陵地區平均畝產350斤，圩畈區為500斤。史鈞杰當時擔任安慶地委常委兼秘書長，全力協助地委書記許少林，抓好桐城縣和安慶郊區總鋪大隊兩個點，一年至少有兩個月時間在點裡工作，實行“四同”：與農民群眾同吃同住同勞動同商量。他在蹲點過程中，對雙季稻生產的全過程，一環扣一環地狠抓落實。從計劃安排到茬口調節，從改良品種到秧苗培育，從開發荒地到水面利用，從農活的細致安排到插花田的調整，從工具改革到勞動力的合理布局，從消滅低產田到改造落后隊，從水到肥，從播種到管理，環環扣緊，一著不讓，在實踐中獲得了真知灼見。1955年，全省特別是安慶地區較大面積地改種雙季稻並獲得明顯成效的事實，使時任安徽省委第一書記的曾希聖非常高興。根據黨中央、毛澤東關於各省要編一本農業生產經驗的書的指示精神，曾希聖親任主編，發動各地認真總結寫稿。在眾多來稿中，精選了128篇90多萬字，編成《安徽省農業生產經驗》一書。安慶地委根據省委的部署，先后兩次召集了桐城縣委書記張安國、樅陽縣委書記孫德成、懷寧縣委書記李干、潛山縣委書記常棣和、岳西縣委書記成一波、望江縣委書記沈去非、宿鬆縣委書記彭小聚、太湖縣委書記谷志瑞等8位縣委書記召開座談會。史鈞杰從座談會上獲得大量數據和典型事例后，加班加點開夜車寫了兩篇很有分量的報告。史鈞杰后來對我說：“寫這兩篇材料，我是投入很深的感情、下了很大勁的，開夜車每晚要吸一包香煙。”曾希聖閱后為兩篇文章親筆寫了編者按，對安慶地委的工作表示肯定，對其經驗加以總結推廣。
史鈞杰執筆總結的安慶地區種植雙季稻的主要經驗是：一、積極領導，因地制宜﹔二、掌握季節，安排茬口﹔三、推廣先進經驗技術，加強田間管理﹔四、選用優良品種和早熟品種。他的這兩篇文章內容實在，結構嚴謹，語言大眾化、通俗化，具有很高的參考價值。他十分贊賞農民編的順口溜：“雙季稻，就是好，旱不掉，澇不了，它是農民一個寶。自從種了雙季稻，多收糧食多收草，一季收成抵一年，‘三改’辦法就是好。”
二
在推行以責任田為主要形式的安徽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歷史進程中，史鈞杰既大刀闊斧又深入細致，當“左”傾大捧遏制責任田的險要關頭，史鈞杰毫不含糊地表明堅持責任田的立場，並旗幟鮮明地保護了上書毛澤東保薦責任田的太湖縣委宣傳部副部長錢讓能。
1959年至1960年，由於“左”傾指導思想肆虐，安徽農村同全國許多地方一樣，農民積極性極度低落，農業生產大幅度減產，全省糧食產量跌落谷底。1959年全省糧食總產量隻有140.2億斤，1960年又下降到134.92億斤，農村人均口糧不到200斤，全省農村絕大多數社隊出現了嚴重的“餓、病、逃、荒、死”。在嚴峻的形勢面前，安徽省委進行了深刻反思，主動擔責，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大膽推行了名為責任田實為包產到戶的農業生產責任制。1961年2月下旬，曾希聖帶領工作組到合肥市蜀山區井崗大隊南新庄生產隊進行“按勞動力分包耕地，按實產糧食記工分”聯產到戶的試點，10天后，試點結束。3月6日，省委書記處會議討論了南新庄試行責任田的辦法，會議取得一致意見，決定擴大試行責任田的辦法。
省委精神傳達后，安慶地委立即組織試點。史鈞杰當仁不讓，滿腔熱情地到懷寧縣三橋公社牛崗大隊當“點長”。在精心試點過程中，他創造性地開展了以“五統一”（計劃統一、包產部分分配統一、大農活和技術活統一、用水管水統一、抗災統一）為中心的集體主義思想教育，使社員把分戶經營的生產積極性和社會主義積極性很好地結合起來。4月底，他認真撰寫了《安慶地委關於懷寧縣三橋公社牛崗大隊開展以五統一為中心的集體主義思想教育的報告》，5月3日，省委將這份報告批轉了各地、市、縣委。由於積極推動，精心指導，1961年，安慶地區93.9%的生產隊實行了責任田，獲得了大豐收，1961年全地區糧食總量比上年增長42%，高於全省平均水平。由於糧食豐收，征購任務超額完成。
然而，天有不測風雲。1962年元月在中央七千人大會上，千百萬農民稱之為“救命田”的責任田被指責是犯了“方向性”錯誤而強行改正，積極推行責任田的史鈞杰像安徽許多干部一樣想不通，他拒絕檢討推行責任田的“錯誤”。
1962年3月20日，改組后的安徽省委發出《中共安徽省委關於改正“責任田”辦法的決議》。這個《決議》發到基層后，引起了廣大干部和群眾的強烈爭議，普遍的傾向是，責任田已大大促進了生產力的恢復和發展，使農民得到了很大的實惠，要求不能改，全省許多基層黨組織和各方面人士，向中央和省委寫信，要求不能改正責任田。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安慶地委宣傳部理論教育科副科長、下放到太湖縣當縣委宣傳部副部長的錢讓能1962年5月寫給毛澤東的《關於保薦“責任田”的報告》。這個報告由太湖縣第一書記谷志瑞於1962年7月29日交給省委書記處書記桂林棲，由桂林棲交給省委第一書記李葆華，后由李葆華呈送毛澤東。1962年8月，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接著於9月24日至27日在北京召開黨的八屆十中全會。會議期間，毛澤東對責任田進行了批評，指名道姓地說曾希聖搞責任田是“代表富裕中農利益”，“為天下富裕中農謀利益”。這就最終宣告了責任田的命運。
八屆十中全會后，錢讓能的《保薦書》被中央作為批判“單干風”的典型材料印發到縣團級。安徽省委採取許多措施貫徹毛澤東的批示，加快改正責任田的步伐。措施之一是派省委宣傳部副部長張春漢到太湖做調查后寫了《“責任田”應該保薦嗎？》的調查報告，指出“錢讓能的《保薦書》的內容完全錯誤”。責令錢讓能作深刻檢查，並要求太湖縣委對錢開展批判，肅清流毒。
安慶地委得知太湖縣委反復批判錢讓能的情況后，派史鈞杰於1962年11月來到太湖縣。史鈞杰到錢讓能住處，安慰錢讓能說：“你上書毛主席保薦責任田，組織原則上沒有錯，認識上也沒有錯。《保薦書》的觀點，代表了地委，代表了許政委，也代表了我。”接著，史鈞杰在縣委兩次常委會上反復強調：“錢讓能的《保薦書》，歷史會作出正確的結論。對老錢一定要保護，絕不能歧視。叫他停職反省，不對。要安排工作。”根據史鈞杰的意見，太湖縣委於1962年冬安排錢到太平公社工作，錢讓能后來跟我說：“史書記安排我到太平公社，我就太平了。”1963年春，史鈞杰又把錢讓能調回了縣委宣傳部。
史鈞杰對錢讓能上書毛澤東，保薦責任田的冤案一直十分關注。1975年他回到安徽工作后，立刻找人了解錢的境況。1980年1月擔任省委組織部部長期間，他建議省委為責任田正名，並明確建議要為錢讓能平反，恢復名譽。省委接受了史鈞杰的建議，於1982年12月18日在省委代理第一書記周子健、省委書記王光宇的主持下，發出了《中共安徽省委關於為錢讓能同志徹底平反、恢復名譽的通知》。史鈞杰看到省委這份文件后，無限感慨地說：“老錢平反了，責任田正名了，歷史已銘記安徽農村改革進程中這件大事。”當時，錢讓能擔任安慶地區科技局副局長。史鈞杰認為應該發揮錢讓能所長，讓他從事農村政策研究。1983年10月，我調到省委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他要我轉告省委農研室主任周曰禮，請周曰禮向安慶地委建議，請錢讓能出任安慶地委農村政策研究室主任，安慶地委採納了周曰禮的建議，錢讓能在新的崗位上，果然又為安慶地區農村改革建立了新功。
三
安徽省推行責任田這項重大改革時，安慶地區有93%的生產隊搞了包產到戶，在全省帶了頭。當曾希聖因推行責任田犯了“方向性錯誤”被罷官調到四川時，安慶地委書記許少林也因跟著曾希聖“搞單干”被調到江西降職使用（許少林在安徽是中共安徽省委委員，到江西后不是省委委員了）。史鈞杰是許少林推行責任田的主要助手，自然難逃牽連。1963年8月，他從安慶地委副書記崗位上被下放到桐城擔任縣委書記。
史鈞杰來到桐城第二天，就要我提供全縣種植雙季稻的資料。當時我在桐城縣委辦公室工作，負責搞通訊報道。我將我保存的為時任縣委書記張安國寫的刊登在《安徽日報》上的《雙季稻勝利了》《把雙季稻的紅旗舉得更高》《繼承與改革》《桐城大種雙季稻糧食生產大發展》《桐城縣雙季稻連續四年增產》《依靠群眾堅持生產改革》《桐城縣種雙季稻的經驗》等10多篇文章的剪報送給他，他看后說，這些資料很寶貴，看來雙季稻確實是桐城增產糧食的一個寶。沒過幾天，史鈞杰便下鄉調研。他下鄉一般不坐縣委小汽車，全靠步行。我問他為什麼不要車子，他總是笑笑說：“用兩個腳量好，腳踏實地，喜氣洋洋嘛。”當時桐城全縣63個公社他全部跑了一遍。在走村串戶，深入調查的基礎上，史鈞杰沉靜思考，踏實苦干，緊緊依靠並帶領全縣54萬人民踏實苦戰了3年，在1965年桐城縣統計年報上，出現了這樣一組數字：
全縣糧食總產量4.1億斤﹔
畝產量800.4斤﹔
雙季稻種植面積31.32萬畝，佔水田總面積的63%﹔
雙季稻總產量26180萬斤，佔全縣糧食總產量的63.79%。
與1962年對比，糧食畝產量增加252斤，總產量增加10226.7萬斤。這就是說，史鈞杰在桐城苦干了3年，全縣每年增產糧食3408萬斤，夠7萬人吃一年。
桐城縣成為安徽省第一個糧食畝產超《綱要》的縣，比《全國農業發展綱要》要求的時間提前了3年。
1963年底，史鈞杰來到桐城后不久，利用徐河、白果等幾個公社與金雞籠發電廠隻有一河之隔的地域優勢，親自規劃、採線、籌資……用不到一年時間，把這幾個公社的電架通了。從此，桐城農民實現了“點燈不用油”的美好願望，特別是沿湖和沿大沙河一帶遇澇能電排了，遇旱能用電機抽水灌溉了，這就為糧食高產打下了重要物質基礎，使這一地區的雙季稻生產如虎添翼。到1964年，徐河公社糧食畝產超千斤。特別使史鈞杰高興的是，永豐大隊紅星生產隊，在安慶農科所水稻專家方帆駐隊具體指導下，全隊有25畝晚稻超過早稻。同一年，白果公社鄭圩大隊實現了晚稻超早稻。與此同時，地處大沙河邊的半崗半畈的三河公社新民大隊也實現晚稻超早稻。
為了弄清幾個晚稻高產典型的經驗和晚稻尚處於中產甚至低產地區的問題，1964年春，史鈞杰到石河公社翻身大隊汪庄生產隊住了3個月，結果，汪庄生產隊在這一年也有21畝雙季晚稻單產超過了早稻。1965年秋天，他打著背包住到徐河公社聶祠大隊一戶社員家裡，並帶領縣政府辦公室主任劉思魁、縣農業局副局長章德年、縣農業局技干劉忠亮、團縣委秘書尹昌忠和縣委農工部桂順清等人到這裡蹲點，又從省裡請來了種子專家陳鴻佑、李光恆等人同他一起滾稻草，用“三結合”的辦法，親自探索晚稻高產栽培技術新途徑。
在此之前，史鈞杰從大量農村調查中，已明確地認識到：相對來說晚稻單產低於早稻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品種老。全縣絕大多數社隊基本上是“三小稻”（小紅稻、小麻稻、小白稻）當家。“三小稻”秸稈高，不抗倒，產量低，造成豐收的架子，低產的結局。這樣一來，從改良品種突破，促進雙季稻產量再上一個新台階，便成為擺在領導、群眾和科技人員面前的一個重要課題和迫切任務。
1964年4月，史鈞杰在合肥開會時得知江蘇有些地方引進“世界稻”（“農墾58”）實現大幅度增產這一信息后，便立即打電話給我，叫我通知縣農業局種子技術員蔣立頂迅速到合肥來見他。次日，蔣立頂來到合肥稻香樓賓館。史鈞杰親筆寫信給時任安慶地委副書記的錢俊瑞（錢俊瑞是從中央文化部下放到安慶地委當副書記），請錢寫信給時任江蘇省副省長的管文蔚和江蘇省科院院長顧復生。史鈞杰特別交代蔣立頂：“你去不僅是調種，還要把外省的技術學回來。一定要在桐城試種成功。” 蔣立頂領命后，日夜兼程，先到南京找到管文蔚，管為他寫了到省農林廳種子處的信，再由種子處開了到江蘇丹陽練湖農場調二萬斤“世界稻”的介紹信。到農場取到種子后，由同去調種的縣糧食局黃君將種子運回，蔣立頂又趕赴浙江省寧波農科所向該所技術人員調查世界稻雙季晚稻試驗資料，並請教了有關技術問題，做了詳細的記錄。回桐后，他寫了一篇《“世界稻”在浙江寧波做雙季晚稻栽培的調查和在我縣栽培的技術意見》呈送史鈞杰。史鈞杰讓蔣立頂鉛印2000份，並與老縣長李抗東和蔣立頂一起，選擇了6個示范點、12個試驗區，分別對“農墾58”的秧齡、施肥量、栽培密度做了認真的對比。這一年，“農墾58”在桐城共試種987畝，平均畝產達512斤（比當年小紅稻畝增128斤），最高的畝產達804斤。試種成功后，1965年史鈞杰決定將種植面積擴大到8萬畝，佔當年雙晚總面積的22.86%，畝產達到654斤，而總產量則佔了全縣雙晚總產量的36.55%。史鈞杰說，今年全縣糧食畝產超《綱要》，“農墾58”立了大功。
“農墾58”從1964年在桐城落戶后，在桐城縣推廣雙季稻這一重大耕作制度改革的舞台上佔據了15年之久，累計種植面積410萬畝，增產糧食10億多斤。這個品種在雙季晚稻的“高稈改矮稈”。“籼稻改粳稻”和桐城糧食畝產超《綱要》，超千斤上“綱半”（1200斤）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說是雙季稻種子改革的一個裡程碑。
1986年，史鈞杰到桐城調研時，得知桐城已經實現了全面的晚稻超早稻，當年全縣早稻總產量26162萬斤，雙季晚稻總產量28360萬斤，晚稻比早稻多收2198萬斤。他高興地說：“桐城晚稻終於超過早稻了！”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