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廣華 何明圓
三次走過草地的女紅軍
1933年4月的一天，川北旺蒼縣白水鄉來了紅軍。那天正逢白水趕集，年僅13歲的侯敏去集市換鹽巴。剛走到場上，她便發現不遠處，有幾個剪著齊耳短發、打著綁腿的女紅軍，正對著人群大聲地講著什麼。侯敏湊了過去一看，原來她們正在動員人們參軍。
“鄉親們，紅軍是咱們窮人自己的隊伍，是帶領窮人翻身做主的革命軍隊。”窮苦出身的侯敏被紅軍的話打動了，她鼓起勇氣問：“女子也能當兵嗎？”女紅軍說：“當然行啦！我們不是姐妹嗎？”侯敏怯生生地問：“你們能不能收下我呀？”女紅軍打量了侯敏一眼，問：“你幾歲啦？”當時剛滿13歲的侯敏一下子給自己“長”了兩歲，高聲回答：“15歲啦！”那位紅軍又說：“當紅軍可是要走路的喲，你走得動嗎？”侯敏挺起胸膛回答：“走路怕什麼？別說走路，干什麼我都行！”就這樣，侯敏成了紅四方面軍三十一軍的一名戰士，成了所在部隊年紀最小的女兵。
由於必須立即隨部隊出發，無法與家裡聯系，出來換鹽巴的侯敏便從此踏上了征程。事后侯敏才知道，那天晚上，父母未見她回家，十分著急，發動親友到處尋找，整整找了一個星期，家裡人都認為她被土匪捉去了。4年后，侯敏在延安給家裡寫了信，父母方知女兒參加了紅軍。
參加紅軍后，侯敏先是任三十一軍宣傳隊員，不久升任班長。每到一地，她就和姐妹們深入百姓家裡宣傳打土豪、分田地等革命道理，並四處張貼宣傳標語。
不久，侯敏轉入后勤隊，負責運送傷病員和給養。由於女戰士們年齡小，個頭矮，有時抬不動擔架，急得掉眼淚。每當這時，傷病員便掙扎著起來，安慰她們說：“沒關系，我們可以自己走。”侯敏和姐妹們一聽就更急了，趕緊按住傷員，說：“別動！別動！我們能行！”於是，姑娘們咬緊牙關，硬是抬起擔架走。侯敏的肩膀常常是又紅又腫，晚上痛得連覺都睡不著。
由於張國燾錯誤路線的危害，侯敏隨紅四方面軍來回過了三次草地。
1936年初春，紅軍開始翻越黨嶺雪山。黨嶺山主峰海拔5000米，山頂終年積雪，雪崩不斷，老百姓稱其“鬼門關”。山道一邊是鬆軟的雪岩，一邊是陡峭的雪壁，路上堆著積雪，一不小心就會摔下山谷。侯敏穿著單衣，凍得渾身哆嗦，雙腳被冰碴劃得鮮血直流，一手撐木棍，一手拉著前面戰友的衣襟往上爬。晚上，大家在稍微避風的山崖下宿營，互相抱著取暖。第二天早上，部隊要出發了，侯敏看見一床被單下還躺著幾個人，便喊他們起來，可揭開被單一看，他們已全部停止了呼吸。
1936年冬，紅四方面軍主力西渡黃河，侯敏所在的后勤隊本已經上了渡船，后因情況變化，又臨時下船。結果，渡過黃河的2萬余名紅軍在祁連山陷入絕境，隻有幾百人活著回到陝北。侯敏又一次與死神擦身而過。
1937年，侯敏加入中國共產黨，后任延安八路軍總醫院衛生班長、護士，山東膠東西海軍區八路軍醫院軍醫。
1938年，經人介紹，侯敏認識了在平型關戰役中負傷住院的八路軍干部楊家華，兩人結為革命伴侶。楊家華是江西人，1933年加入紅軍。夫妻倆先后養育了7個孩子。
新婚的第二天，楊家華即奔赴前線。兩人婚后第一次重逢是在萊蕪王庄車站，當時八路軍和日軍正在車站激戰。在這次戰斗中，敵人的子彈打中了侯敏的左腳踝，骨頭都露出來了，鮮血直流。因為當時侯敏懷有5個月身孕，不能背，楊家華就抱著妻子走了很長一段路，才找到了游擊隊。
幾個月后，他們的大女兒出生了，侯敏的腳傷也基本好了。
孩子才3個月，部隊又要出發。有一次，他們准備沖破日軍封鎖線時，孩子卻哭個不停。侯敏當時已沒有奶水了，便喂水給她喝，可是孩子越哭越響。楊家華低聲說：“如果再哭，就隻能掐死孩子了，不然會連累戰友們的。”侯敏抬頭看了丈夫一眼，又低頭親了親孩子，哽咽著說：“要掐你掐吧，我當母親的下不了這手。”說罷，把孩子送到丈夫的手上。就在楊家華解開衣扣，把孩子貼到胸口的時候，孩子的哭聲戛然而止。原來，孩子是被凍得受不了，才哭個不停的，在父親溫暖的懷抱裡，小家伙睡著了。
全國解放后，楊家華任福州軍區后勤部副政委﹙正軍職﹚，2004年9月10在福州病逝，享年88歲。侯敏先后榮獲三級八一勛章、二級紅星功勛榮譽章，1982年離休，被定為正師職，2008年1月10日逝世，享年88歲。
巧合的是，夫妻倆同年參加紅軍，享年都是88歲。
紅小鬼千裡尋找紅軍
曲飛原名羅坤、羅正坤，1921年3月，她出生於蒼溪縣高歧鎮（原雙石鄉）一個窮苦人家裡。
曲飛8歲那年，兩個哥哥在家鄉與中共黨員黃天民一起發動農民革命，不幸被國民黨團總殺害，父親因是“通匪”家屬也被抓去坐牢。母親聽聞噩耗，當場昏死過去，不久便離開了人世。
10歲那年，曲飛被賣給東溪場劉寡婦當了童養媳，平時干著繁重的家務活，稍不如意，劉寡婦就用黃荊條抽得她傷痕累累。
1933年夏天，紅四方面軍來到這裡，打垮了四川軍閥田頌堯的軍隊，解放了四川蒼溪縣。
紅軍來了劉寡婦也跑了，硬叫曲飛留下給她守家。曲飛心裡真有些害怕。戰斗激烈的時候，她就躲進水缸裡，上面用簸箕蓋住。
聽聞外面的槍聲漸漸稀疏了，曲飛便准備從水缸裡鑽出來。誰知剛一露頭，屋外又傳來腳步聲和說話聲，她又趕緊蹲到缸裡。
忽然，蓋缸簸箕被拉開了，曲飛嚇得“啊”地叫出聲來。揭缸蓋的是個年輕戰士，穿著土布軍裝，帽子上還綴著一顆紅五星。他用驚異的眼光瞅著她：“咦，這小姑娘蹲到缸裡干什麼？”很快，他似乎明白了，伸手把她抱了出來。
曲飛出了水缸才發現，旁邊放著一擔水，還圍著三四個穿著同樣服裝的戰士，有的背著槍，有的拿著掃帚、筐子，全是笑呵呵的。原來，他們來是幫家裡挑水掃院子的。
“小妹妹，不要害怕，我們是紅軍，來幫助窮人打土豪，鬧翻身的。”
紅軍待人是那樣的親熱、和藹，盡管他們講的那些革命道理曲飛不全懂，但是，她開始明白紅軍是好人，他們講的正是她心裡想說的話。
紅軍打開了地主的倉庫，把糧食和衣物分給窮人。大伙兒背著糧食，捧著衣物，高興得奔走相告，都說共產黨領導的菩薩兵來了，窮人真的要翻身得解放了。
那些日子，曲飛高興極了，整天跟在紅軍后面，有說有笑，又蹦又跳，幫助搞宣傳。可是，她一想到劉寡婦那張冰冷陰沉的臉，就不寒而栗，於是拿定主意要當紅軍。
但是，紅軍嫌曲飛年紀小，曲飛磨破了嘴皮子，負責登記報名的紅軍就是不鬆口。他總是拿那句話安慰曲飛：“小妹妹，別著急，再過幾年保險收你！”
時任青鋼鄉人民政府婦女主任，后來成為董必武夫人的何蓮芝了解曲飛身世后，見她機靈活潑，便讓她加入鄉兒童團並任團長。同年，曲飛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后任巴中道革命法庭看守隊隊長。
一天，曲飛和一個小伙伴在路口放哨，忽聽“嗒嗒”的馬蹄聲由遠及近，跑在最前面的馬背上，是一位30多歲、寬臉龐、高個子的紅軍指揮官。
曲飛習慣地把手一伸：“紅軍同志，請您把路條拿出來。”
聽說要看路條，那位高個子紅軍“嘿嘿”一笑，和氣地對他倆說：“哎呀，小鬼！今天走得急了，沒來得及到蘇維埃開路條。下次補上行不行？”
“那哪行？你們是干什麼的？從哪兒來？上哪兒去？”
大個子紅軍笑著點點頭，說：“我們從關線來，到那邊去。”他說著還做了個端槍射擊的動作。
見還是不肯放行，警衛員急了：“這是王副總指揮，要去開緊急會議。”
“副總指揮，王樹聲同志？”曲飛差點叫出聲來。
王樹聲以商量的口吻說：“小鬼，這麼辦行不行，我們留下一個同志在這裡，你們派一個跟我去。要是假的，你們可以把我拖回來。”
曲飛這才贊同地點了點頭。王樹聲把她抱上了馬背，一路上親切地向她問這問那，不知不覺就到了前線指揮部。
后來，王樹聲表揚了兒童團，還獎給他們每人一枝鉛筆、一個練習本。
1935年春天，紅四方面軍連續取得了廣昭戰役、陝南戰役和強渡嘉陵江戰役的勝利，曲飛和兒童團的小伙伴們十分興奮，成天敲鑼打鼓，到處宣傳前線的勝利。
曲飛萬萬沒有想到，當她和11位紅小鬼在鄉下搞完宣傳，匆匆回到駐地時，紅軍大部隊已不知去向。面對這種情況，有的人急得直跺腳，有的人急得掩面哭泣，還有的人提出來干脆散伙回家。最后，一位年齡大些的姐姐說：“沿著紅軍的去向追，追到天邊，也要追上隊伍。”
大家接受了這一建議，當天下午就踏上了尋找紅軍的征途。
11位小姐妹日夜兼程，一路西行，去追趕大部隊。渴了喝口山泉水，餓了沿途討點剩飯吃，晚上走到哪裡就在哪裡過夜，屋檐下、草場上、大樹底下，隨便找個地方背靠背地擠在一起，就沉沉地睡過去了。
從川北找到川西，處境也越來越艱難，紅小鬼們在農民家裡找不到吃的，就想出了“吃大戶”的法子。她們假裝願意給大戶人家打短工，等吃飽喝足之后便瞅准機會逃走。依靠這一“巧計”，她們度過了最艱難的時光。曲飛和小姐妹們從劍閣、江油、中壩、北川、茂縣等地一路追尋，她們躲過了豺狼、野牛的襲擊，擺脫了人販子的拐騙，戰勝了疾病、飢餓等種種難以想像的困難，歷時3個多月，行程1000多公裡，終於在草地邊緣追上了隊伍。
“找到啦!找到啦!”兩位前去探聽消息的紅小鬼高興地大喊著跑回來。
當那些大哥哥、大姐姐們見到這12位從天而降的紅小鬼時，驚奇地睜大了眼睛，感到不可思議。
長征途中，曲飛先是擔任康克清的警衛員，后來出任紅四方面軍婦女獨立團一連二排排長。
抗日戰爭時期，曲飛先后做過護士，當過婦女委員長，搞過后勤工作。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經組織介紹與老紅軍徐其海結為夫妻。
徐其海是安徽省金寨縣人，1928年參加紅軍，先后任紅三十一軍九十一師參謀長，八路軍三五九旅七一八團參謀長，第四野戰軍四十五軍一八五師副師長，志願軍四十六軍副軍長，解放軍體育學院院長，廣西軍區副司令員，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1984年8月24日，他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2歲。
曲飛與徐其海先后生育了7個孩子，大女兒徐莎萍1939年一出生就被送給了延安老鄉，直到解放后才由組織派人找回。
1946年農歷十月初八，夫妻倆由延安出發至承德，途經河北興隆縣霧靈山下梨樹溝村時生下了四女兒﹙老五﹚，將其送給了梨樹溝村農民高德林，取名高連香。
1965年9月，曲飛給興隆縣公安局寫信，請求他們幫忙尋找失散多年的女兒。
同年10月的一天，養父高德林帶高連香進京，在西郊民巷27號找到了生母，曲飛張開雙臂一把將高連香摟入懷中，淚水滴濕了肩頭，口中喃喃不停：“是我家人，是我閨女。”
1966年盛夏，高連香帶著3個月的女兒去北京看“紅軍姥姥”，當她“極其艱難”地說出不能離開養父、不能離開鄉親時，曲飛雖然心裡有戀女之情，但還是支持女兒的決定，並說:“閨女的心情媽理解，別忘端過的百家碗、吃過的百家飯，不能忘了中華民族的根啊。”
為答謝老區鄉親對女兒的養育之恩，曲飛決心為梨樹溝村鄉親辦點事。1972年春，曲飛得知梨樹溝村遇上洪水，全村成了孤島，便將積蓄的6000元寄給村裡，建起了一座橫跨東西的 “軍民友誼橋”。
2004年，曲飛因病醫治無效逝世，走完了83年的人生。
木門鎮走出的女上校
曾被譽為“軍中女丈夫”的何銳，是開國少將袁克服的夫人。
1917年，何銳生於旺蒼木門鎮，因幼年家貧生活艱難，舉家流落到陝西寧強縣茅家坪溝。何銳6歲時，妹妹和母親先后病亡，她13歲就被迫做了別人家的童養媳，后不堪虐待而去，以背柴賣草度日養家。
1935年初春，紅四方面軍到達茅坪溝，18歲的何銳參加了紅軍，成為寧強縣第一位參加紅軍的女性。離家時，何銳立下了“革命不成功不回家”的誓言。
何銳原來的名字叫何桂枝，參軍后，戰友們將何桂枝叫成“何鬼子”和她開玩笑。何銳想，自己是紅軍戰士，最恨的就是敵人鬼子，於是便將自己的名字改為何銳，她說這個“銳”字響亮、正直，符合她當革命軍人的願望和現實。
長征途中，何銳初任婦女班班長。部隊到達金川后，何銳加入共青團，任工作隊副隊長。
在紅軍過草地時，何銳升任排長。在惡劣的自然環境和敵人追擊中，她積極扶助傷病員，節食資助戰友，頑強地越過巍巍昆侖，涉過邈邈草澤，被戰友們譽為“軍中女丈夫”。
1939年7月1日，何銳光榮地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與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民運部副部長袁克服結婚。袁克服是湖北紅安縣人，1929年３月參加游擊隊，次年轉為黨員，曾任鄂豫皖蘇區少共省委書記、川陝蘇區省委書記、紅四方面軍獨立第一師師長、八路軍一二九師政治部民運部副部長等職。
婚后，組織上安排何銳進入抗日軍政大學學習，她學習刻苦，成績優良。次年在三八婦女節獲中央婦委“乙等模范獎”。
1943年，何銳調任中央衛生部門診部商店主任。當時邊區物資匱乏，她以1間破房15刀麻紙起家，不斷拓展業務，積累資本，收入漸漸增至能供給門診部200余人的辦公雜支費用。商店經營剛有起色，不幸遭到水毀，於是她帶領店員設攤擺點，努力恢復，甚至常常女扮男裝深入關中及隴東“國統區”，獨自趕牲口轉運貨物，不久便使該店成為當時延安出色的商店。為此，聯防政治部授予她“乙等模范工作者”獎章，邊區黨報還刊登了她的事跡和照片。
抗戰勝利后，何銳任冀南軍分區司令部四科副科長。1946年，她被調往東北。當時關外戰事正緊，交通受阻，她女扮男裝，繞道渤海到達戰地，出任吉敦軍分區管理股副股長。她帶領大伙整頓治理，使股內管理混亂的局面迅速改觀。
1949年，解放大軍南下，何銳任湖北野戰醫院副院長，她常常深入前沿陣地檢查醫療救護，為改善病員條件做了大量工作。
新中國成立后，袁克服任陝西軍區政委。何銳調任中央軍委直屬療養院副院長。1955年中國人民解放軍實行軍銜制，袁克服被授予少將軍銜，何銳被授予上校軍銜。夫妻倆既是革命戰友，又是生活伴侶，工作上相互勉勵，共同進步，生活上相敬如賓、相互關愛，堪稱模范家庭。夫婦共育有三子一女，后均成為革命軍人。
何銳生前曾先后兩次回寧強家鄉看望父老鄉親，1972年，她病逝於西安，終年55歲。
抱子跳山崖的女八路
1942年5月，日軍出動30000余兵力，對太行山抗日根據地實行“鐵壁合圍”，發動了圍殲性的“總進攻”，妄圖一舉消滅八路軍的首腦機關，摧毀八路軍設在晉東南的兵工廠。由於寡不敵眾，加之日軍有飛機協同作戰，晉東南兵工廠處於敵人的包圍之中。廠長郝希英和時任婦女主任的妻子王志成帶領工人艱難突圍，許多沒有及時轉移的職工和百姓慘遭日軍殺害。
在倉促轉移中，王志成與丈夫郝希英失散了，她背著剛出生一個月的兒子往一座山上跑，不幸被一股日軍盯上了。敵人發現背著孩子的王志成沒有攜帶武器，便狂叫著：“抓活的，抓活的！”“女八路，快投降吧！”強烈的顛簸和激烈的槍聲嚇得孩子哇哇大哭，王志成咬緊牙關，任憑子彈在身邊嗖嗖亂飛，拼命往山頂上爬。日軍的槍聲越來越激烈，腳步聲越來越近，王志成抱著寧死不當俘虜的決心，背著兒子來到了山頂。前面是數十丈高的懸崖，后面有窮凶極惡的追兵。“兒子，跟媽媽死在一起吧！”王志成豁出去了，她把兒子緊緊抱在懷裡，縱身一躍跳下了山崖。
王志成跳崖后，摔在石頭上昏死過去，后來，兵工廠的同事到山溝裡尋找埋藏的賬本，發現血肉模糊的王志成還有一絲氣息。他們連忙找來擔架，將她抬了回去。經醫生檢查診斷，王志成右手臂、右腿和腳趾都摔斷了，頭被摔壞，腦神經、血管嚴重損傷。她躺在床上四五個月不能說話，一年之后才站立起來，從此落下了腦震蕩后遺症。
王志成是廣元旺蒼人。1933年，20歲的她加入紅四方面軍，跟著部隊爬雪山，過草地，出生入死。她先后任紅四方面軍三十一軍政治部干事，紅一方面軍后勤部婦女營班長、排長，延安、太行、太北高峪溝兵工廠群眾工作員，延安溫家溝兵工廠支委、婦女委員，鞍山保育院股長、副院長、院長等職務。
正是在革命的道路上，王志成結識了延安兵工廠黨委書記、廠長郝希英。兩人情投意合，結為革命伴侶，先后養育了6個兒女。
1943年，王志成生下了二兒子郝利明，之后便將其寄養在河南一個普通人家，5年后他們才得以相見。戰爭年代，王志成跟著丈夫南征北戰，經常跟隨部隊轉移，夫妻倆給每個兒女取的名字都是按出生地取名，如一個叫太南（太行山南），一個叫鞍山，一個叫鋼鐵，還有一個叫安東，含有紀念意義。
新中國成立后，郝希英調任四川省機械工業廳副廳長兼廳黨組副書記，1966年去世，享年64歲。王志成也隨丈夫來到四川，先后在省機械廳、物資廳工作，1982年2月離職休養。
離休后，王志成並沒有閑著，她還參加了老年大學。每次上課，她總是提早去，坐在最前排。因為努力和認真，她多次獲得“優秀學員”的証書。
在王志成幾個兒女心中，母親的性格要強，很堅忍。因為1942年的那次跳崖經歷，王志成落下了腦震蕩后遺症，常常三叉神經痛，有時候痛到嘔吐。每次疼痛起來時，她就拿著大掃帚，到院子裡去掃地，以此分散注意力，就這樣堅持了一年又一年。
晚年的王志成還很關心慈善。每次遇到災難，她都會捐款。
2011年6月21日，享受副省級醫療待遇的王志成因病醫治無效，在四川省醫院逝世，享年98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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