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 彤
抗戰時期，由於戰事屠戮和自然災害的侵害，中國人民遭受了巨大的災難。陝西、四川、河南、安徽、山東等省的災民和難民，生活苦不堪言，“貧家蔬食菜羹，但求果腹”，“著氈衣御寒者比比皆是”。災民難民不堪忍受日軍的蹂躪、災禍的侵害或國民黨當局政治、經濟上的剝削壓迫，大批逃往共產黨的抗日根據地避難，尤其以陝甘寧邊區居多。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的報告指出，抗日戰爭以來，廣大地區遭到淪陷，廣大同胞慘遭蹂躪，背井離鄉逃難，無家可歸，對於他們進行救濟和安置，不使他們挨餓死亡或流為盜匪，是后方政權的一項重要工作。當時，從邊區鄰近戰區山西綏遠以及冀晉豫各省流入邊區之難民，前后為數在 3 萬以上。習仲勛主政時期，關中分區作為陝甘寧邊區的“南大門”，所安置的移民、難民的數量約佔整個陝甘寧邊區的三分之一以上。
關中分區的難民、移民情況
關中分區是黨中央初到陝北根據地時決定設立的一個特別行政區劃，下轄淳耀、赤水、永紅、新正、新寧5縣。關中分區地處陝甘蘇區的最南端，連接著名的“八百裡秦川”大關中，距陝西省會西安僅50多公裡，所以，當時的關中分區被稱譽為陝甘寧邊區的“南大門”。這裡人口稠密，經濟條件、文化教育較好，人民生活安定，群眾基礎較好。難民們一般會選擇從 這裡進入邊區。僅1943年關中分區就安置移民、難民4000余戶，1.2萬余人。為避免耽誤開荒季節，關中分區動員當地群眾2000個勞動力，幫助新來的移民、難民開荒。當時屬於關中分區管轄的新正縣是邊區安置移民的重點縣之一，從1941年到1943年5月，全縣共安置移民1264戶、4357人，約佔當時新正縣人口總數的21.4％。其中，馬欄區安置移民最多。1940年以前，馬欄區僅有334戶，到1944年增加為1250戶，人口比原來增加了3倍。這些飢寒交迫、流離失所的同胞，自逃難到了邊區，就有吃有住，獲得了土地和工具，過上了真正吃飽穿暖、民主自由的安定生活。逃災避難的移民、難民因此對邊區和關中分區政府充滿了感激之情。
1940年3月，蔣介石下令對陝甘寧邊區進行封鎖。5月，在陝甘寧邊區設置南北兩面5道封鎖線，沿線構筑了大小9000多座碉堡。碉堡形狀有四角形、五角形，種類分母堡、子堡。母堡駐排，周圍三四個子堡，子堡駐班。堡距一至二華裡，選制高點和要道修筑。堡與堡之間以交通溝相連，溝深、寬各一丈，堡周圍有內外壕，深、寬各一丈。壕上架設吊橋通行，夜晚收起，斷絕來往。這樣嚴密的封鎖線，將陝甘寧邊區從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等各方面封鎖得像鐵桶一般，使邊區和關中分區的物資供應及對外往來受到了嚴格限制。直到1947年，封鎖線才被解放軍摧毀。
面對國民黨的嚴密封鎖，要安置4000戶家庭、1.2萬人口的難民、移民，這是一個巨大的挑戰：至少需要4000所以上的住房，糧食也要3000多石，還要有4000把以上的農具和幾萬畝農地，才能使他們安居樂業，這個巨大的生產生活需求，關中分區是怎樣解決的呢?
多措並舉，切實做好安置工作
鑒於關中地區的地理位置，1936年，中央在設立關中特區的同時，決定成立中共關中特委。據《中國共產黨陝西省組織史資料》記載：“1936年1月，中央派賈拓夫等人到達關中，在原中共陝甘邊南區區委的基礎上正式成立了中共關中特委，賈拓夫任書記。關中特委機關駐新正縣（今甘肅省正寧縣）三嘉原的南邑村，下轄淳耀、赤水、永紅和甘肅省境內的新正、新寧等5個縣委。”1936年9月，黨中央派習仲勛到關中特區工作，任特委書記。此前，前關中特委書記賈拓夫、蘇維埃政府主席秦善秀、關中特區司令部司令員江華和唐洪澄、張邦英等黨政軍主要負責人已先期在這裡開展工作。習仲勛等一批干部的到來，進一步加強了這一地區的領導力量。1937年10月，關中特委改為關中分區黨委。
為了妥善安排移民、難民的生產生活，邊區政府頒布的《優待移民條例》規定：“凡邊區以外，因原地生活困難天災影響無法自食，淪陷區人民不堪忍受敵人壓迫進入邊區及邊區以內地少人多者願移入墾區者，均稱移民或難民。移民和難民開墾公荒，3年免交公糧，開墾私荒，3年免交地租，義務勞動在最初幾年全免或酌減。”《條例》還規定，移民、難民不分階級、民族、職業，一律享受現定之優待。關中分區在習仲勛的主持下，還通過各種措施安置移民、難民，如制定移民、難民暫行辦法、成立移民、難民管理委員會，劃定移民區等，千方百計地組織安置移民、難民，幫助他們開荒種地，發展生產，這些措施吸引了大批移民、難民來邊區謀生。
關中各級政府對移民、難民的優待政策非常周到。據1943年5月30日《解放日報》刊登的時任淳耀縣委宣傳部部長的師源的報道：本縣春耕期間，關於調劑糧食工作，頗具成效，按今春全縣安置移民700余戶，多系河南難民，他們最感困難的是缺乏食糧，而部分老戶，去年歉收，亦需要調劑，故政府對於此項工作，甚為重視。自上月中旬至本月初以來，計政府已撥借救濟糧620石，由政府動員有糧群眾調劑了248.8石，總共868.8石。其中調劑給移民者佔十分之九。由於食糧問題得到解決，更保証了本縣開荒任務的順利完成。
對於新到的移民、難民，各級政府除臨時招待膳食，解決移民、難民的住宿問題外，還先后撥出救濟糧1500石，農貸180余萬（計赤水42萬、淳耀37萬、新寧36萬元、新正32萬、東區30萬），幫助移民、難民解決農具、籽種、吃糧等問題。赤水縣政府幫助難民打了300把镢頭，並給河南難民婦女貸款5萬元制作紡車。赤水合作社向移民、難民貸放棉花250公斤，並代募糧60余石，借糧350石。新寧各級政府規定，凡移民、難民初到，一律請吃一頓飯，並發動老戶分別招待食宿。對移民、難民住所問題，分區發動老戶代為其修舊窯、打新窯或騰讓窯洞、房子﹔對移民、難民的口糧問題，一是政府無息借貸﹔二是老戶低利借給﹔三是發動移民、難民開荒，多開多借﹔四是勸募救濟。還規定，移民、難民開公荒地，誰開的歸誰，並發給土地証，3年免繳公糧﹔開私荒地，移民有權使用土地，並發給土地使用証。同時，分區還發給移民、難民農貸，幫助解決農具、籽種等方面的困難。
據《抗日戰爭時期陝甘寧邊區財政經濟史料摘編》一書記載：
糧食：勸募了救濟糧食500多石﹔人民又以低利借出了900多石，倉庫借出了1400多石，總計3000石，移民吃到夏收。
住所：把遺留的破窯加以修理，又新修了很多窯洞草棚，僅新寧一、四區，就修了174孔窯洞，赤水新打窯洞60孔，淳耀搭了60多間草棚。這些窯洞草棚的修理，全由老戶負責。政府關於這些老戶，免去一部分義務負擔（如運輸糧、送草、送柴等），赤水還採取了還工辦法。既照顧到新戶又照顧到了老戶，特別是有些移民和老戶有親屬關系，老戶就自動讓出一部分住所，還有一部分是由政府向老戶勸讓的﹔經過這些方法得到的住所，至少在4000個以上，保証了每戶至少有一處住室。
土地：由於新老戶雜居，熟地或系老戶讓出伙種、或由老戶租給，僅東區一、三區就讓出熟地1404畝，新正二區讓出243畝。在經過土地革命地區的荒地都是公地，任憑移民開墾，誰開的地權歸誰，並發給土地所有証。在未經土地革命地區，以文約確定地權，凡屬私地移民有權使用土地，並發給土地使用証。
镢頭：350萬的農貸，除過50萬的青苗貸款，百分之六十五放給移民去買镢頭。在淳耀還想了一個很好的調劑辦法，就是移民把農貸借給老戶馱鹽，老戶把镢頭借給移民開荒，解決了雙方的困難。
磨子：因為關中多是吃面和包谷，非磨子不行，於是就用農貸買了一部，老戶借了一部，還在修理舊窯時挖出了一部，解決了這件生活中的大事。
勞動互助組織是大生產運動中成立的，各種勞動互助組織積極幫助難民、移民開荒種地，建家立業，克服生活上遇到的暫時困難，發揮了很大的作用。宜耀縣四區的勞動互助組織幫助移民、難民種地1335畝。在赤水縣，由於勞動互助組織的幫助，移民難民多開荒1000畝。有許多班子規定了幫助移民、難民的辦法，不准嫌移民、難民的飯壞，有的班子給移民、難民開荒時不吃飯（新正別嶺村的班子）。有的變工隊幫助移民、難民種地不要他們還工，也不吃飯（赤水陳建伯的變工隊，11個人、14個牛這樣幫助了難民14天）。
國民黨的嚴密封鎖導致邊區經濟困難，大量移民、難民涌入后更加重了邊區和關中分區物資供應的困難，導致當地群眾負擔增加，尤其是在春荒青黃不接之時，群眾生活更為困難。鑒於此，群眾開展了各種各樣的自助互助措施。1942年，春陽坡頭區一鄉雷庄村村長、共產黨員張廷益，發動本村群眾首辦義倉，組織全村15歲以上、50歲以下的男女勞力合伙開荒，建立義倉田。其收獲作為備災荒、救急濟貧和社會公益事業開支。張廷益這一行動，得到縣委和關中地委的重視支持。當年雷庄村開義倉田103畝，打糧近5000公斤。二區、三區積極仿效，共開義倉田580多畝，產糧1萬多公斤。
義倉的管理辦法大體為：各鄉、村成立義倉管理委員會﹔向義倉借糧須經農民大會通過，管理委員會批准﹔義倉糧在每年青黃不接之際方可外借﹔凡參加開義倉田者，借糧一斗，年利一升，其他人年利三升﹔豐年對所借的糧本利並還，歉年還本欠利，荒年本利緩繳﹔不務正業、不從事生產者，不給借糧。
1943年，辦義倉的經驗在全縣和關中地區被普遍推廣，掀起群眾性辦義倉運動。當年，全縣新開義倉田1100多畝，打糧10.9萬余公斤。張廷益被評為陝甘寧邊區特等勞動模范，得獎3萬元（邊幣），受到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的接見。
抗日戰爭進入相持階段后，日軍對抗日根據地實行嚴厲封鎖，與此同時，國民黨推行消極抗戰、積極反共的政策。1940年，國民政府停止了對八路軍的給養供應，加上封鎖，造成邊區經濟困難。陝甘寧邊區抗日根據地在經濟上、財政上日益陷於困境。為了克服經濟、財政上的困難，1939 年 1 月，毛澤東代表黨中央在陝甘寧邊區第一屆參議會上首先提出“發展生產，自力更生”的號召，動員邊區軍民自力更生、生產自救。1942 年 12 月，毛澤東又在陝甘寧邊區高級干部會議上專門作了《抗日時期的經濟問題和財政問題》的報告，提出了發展生產是邊區最中心的任務和“發展經濟，保障供給”的總方針，號召在邊區開展全民大生產運動。
關中分區當時人口約為 12 萬多，是陝甘寧邊區人口最少的區，可開墾的荒地相對較多。針對這樣嚴重的困難局面，吸引、妥善安置移民、難民，組織移民、難民開荒種地顯得尤為重要。在黨中央大生產運動的號召下，習仲勛帶領關中分區軍民開展了轟轟烈烈的大生產運動，實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措施和政策。
1943年，關中分區僅移民就開荒3.87萬畝。赤水縣涌現出移民勞動英雄馮雲鵬。馮雲鵬所在的鄉有移民、難民117戶，400余人，剛來時生活困難。馮雲鵬創辦糧食合作社，籌集糧食，借貸給移民、難民，待到移民、難民有收獲后，逐年歸還。這種合作方式，后來在陝甘寧邊區得到推廣。
在陝甘寧邊區黨和政府關懷下，當地人民群眾的幫助和照顧下，那些原來一貧如洗的移民難民，在一兩年內不僅生活上自給自足，牛、犁等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也大大增加，部分移民、難民的生活甚至達到了中農或富裕中農水平。他們感受到共產黨和邊區政府對人民的真心實意。
安置工作取得巨大成功
關中分區的難民、移民安置工作，在習仲勛的領導下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據旬邑縣志記載，該縣1923至1935年人口徘徊於5萬，1940至1945年徘徊於8萬。人口總量從1923年的50256人，增到1945年的81184人。
在政府的優待政策之下，獲得了生產生活資料的大多數移民、難民不僅脫離了貧困，實現了吃飽穿暖，慢慢地變成了自耕農。那些善於勤勞致富的能手們，發展得更快，有的甚至上升為富農。
1943年2月12日，陝甘寧邊區政府建設廳廳長高自立在《解放日報》發表題為《談優待移民問題》的文章，文中指出：近數年來的事實証明：一無所有的難民和移民、遷移至邊區后，一年即可打下生產基礎，二年成家立業，三年以后既可成為中農以至富裕之中農——此乃普遍之現象。
在移入關中分區的4000戶1.2萬難民、移民中，傳頌著這樣的話：“八路軍真好、愛勞動人，不愛流光蛋。”“要是沒有八路軍，咱們就是活不成了”。有的還說：“八路軍比咱的親生父母還好！”“見了公家人就好像見了自家人一樣”。有位老婆婆感動地說：“我死了也要把八路軍的好處告訴閻王爺……”一個難民非常感動說：“真是出門三步遠，另是一層天！邊區政府和人民給移民、難民的好處，我們是一輩子不會忘記的。”
（責任編輯：胡北）
1931年9月，日本帝國主義發動九一八事變，事實上揭開了對中國進行全面武裝侵略的序幕。當時，國內形勢正如毛澤東所說，“在日本帝國主義打進中國本部來了這一個基本的變化上面，變化了中國各階級之間的相互關系，擴大了民族革命營壘的勢力，減弱了民族反革命營壘的勢力”。作為民族意識很強的紅色軍人，左權也在實踐中逐步萌生了與國民黨內的抗日軍隊合作，攜手共赴國難的抗日軍事統一戰線思想。
左權將軍開展抗日軍事統戰紀事
○夏明星 龔圖文（廣東）
“對整個東北軍應以努力政治爭取為原則，特別在目前兩廣出兵、抗日浪潮急劇發展下更為重要”
1936年5月18日，毛澤東領銜的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頒發西征命令，組成中國人民紅軍西方野戰軍，彭德懷為司令員兼政委。西方野戰軍下轄左右兩路軍，后又組成中路軍。西征的任務是打破國民黨軍對陝甘蘇區根據地的圍攻，消滅寧夏回族軍閥馬鴻賓、馬鴻逵，進一步擴大蘇區，打通和蘇聯間的國際路線，迎接紅二、四方面軍北上，爭取團結東北軍、西北軍和一切抗日武裝，促進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早日形成。
彭德懷率司令部隨左路軍紅一軍團出發。5月31日，時任紅一軍團代軍團長的左權指揮部隊首攻甘肅環縣曲子鎮。曲子鎮是國民黨環縣縣政府所在地，高牆深壕，是通往寧夏的要隘。守軍為馬鴻賓1個騎兵團的留守部隊，及路經曲子鎮的敵一〇五旅旅長冶成章率領的2個連。冶成章性情暴躁，打仗剽悍，人稱“野騾子”，在馬家軍中頗有盛名。這場戰斗打得相當激烈，經過反復沖殺和巷戰，守敵大部被殲，冶成章受傷后被俘。為了爭取該軍停止內戰，共同抗日，彭德懷、左權對冶成章等給以優待，教育后釋放。彭、左這一義舉，在西北馬家軍中引起巨大反響。
1936年6月，廣東實力派陳濟棠和廣西實力派李宗仁、白崇禧等不滿蔣介石對日妥協、排除異己的政策，聯名向全國發表反蔣通電，組成西南聯軍出兵湖南，宣布反蔣抗日，是為“兩廣事變”，並引起被迫在西北“剿共”的東北軍共鳴。6月19日，左權致電紅一軍團第四師師長李天佑、政委黃克誠並報彭德懷：“對整個東北軍應以努力政治爭取為原則，特別在目前兩廣出兵、抗日浪潮急劇發展下更為重要。我前線與東北軍接近部隊，應耐心地懇切地向他喊話，並多散發宣傳品。”左權的建議與前線官兵的政治攻勢，得到彭德懷的充分肯定。但是，東北軍騎兵軍軍長何柱國趁張學良去南京開會未回之機，執行蔣介石的命令，攻佔了西方野戰軍控制的三岔、阜城、馬嶺，向曲子鎮推進。7月2日，彭德懷致電李天佑、黃克誠：“對東北軍在原則上不與之決戰，多從政治上爭取。”但是，何柱國以為西方野戰軍軟弱可欺，繼續北犯。這時，左權向彭德懷建議：“一打一拉，一拉一打！好說不行，就得歹說！也許好說加歹說，才能影響東北軍。”彭德懷深以為然，遂令紅一軍團第二師由北向南，第四師由南向北，夾擊何軍。結果，一舉殲滅何部一個騎兵連。左權指示：對所俘官兵進行深入的抗日教育，全部歸還武器，予以釋放。臨去時，被俘官兵依依不舍，說：“我們再要和紅軍打仗，就不算是中國人!”
左權部對東北軍進行軍事統一戰線工作取得的經驗，迅速在全軍得到推廣，野戰軍從上到下對敵方開展了爭取工作。他們給敵方官兵寫信，號召停止內戰，一致對外﹔交戰時，向對方喊話：“中國人不打中國人”﹔被俘的敵軍經過教育后，歸還武器，全部釋放。……在紅軍同東北軍對壘的前線，兩軍漸漸熟悉起來，白天陣地上鴉雀無聲﹔夜晚，抗日歌聲從雙方的陣地上傳出來，此起彼伏，悲憤激昂。此后，雙方官兵還在陣地上開聯歡會，建立了友鄰關系，體現了抗日民族團結的感召力。
“要想影響閻錫山積極抗日，隻有幫助他向著民族敵人日寇作堅決的斗爭”
1937年8月，國共兩黨聯手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紅軍主力被改編為八路軍，國共兩軍也建立了抗日軍事統一戰線。作為八路軍副參謀長，左權積極致力於抗日軍事統一戰線工作，為全民族抗戰不遺余力地工作。
1948年1月18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決定草案，其中涉及“在革命統一戰線中領導者和被領導者的關系問題”時，曾精辟地總結指出：“領導的階級和政黨，要實現自己對於被領導的階級、階層、政黨和人民團體的領導，必須具備兩個條件：（甲）率領被領導者（同盟者）向著共同敵人作堅決的斗爭，並取得勝利﹔（乙）對被領導者給以物質福利，至少不損害其利益，同時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沒有這兩個條件或兩個條件缺一，就不能實現領導。”當時，在進行抗日軍事統一戰線的實踐中，左權也朴素地意識到：八路軍要影響和團結友軍抗戰，首先要團結友軍向著共同敵人日本侵略軍作堅決的斗爭，並取得勝利。
1937年10月5日，日軍越長城南下，猛攻崞縣（今原平），進逼忻口一線。忻口為太原平原的北大門，這讓山西的土皇帝、第二戰區司令長官閻錫山很緊張，他急忙調兵遣將：以50個團駐守忻口中央陣地，由中央軍的十四集團軍總司令衛立煌任忻口前敵總指揮﹔以10個團（包括八路軍部隊）為右翼，歸朱德、彭德懷指揮，實行側擊。
左權向朱德進言：“要想影響閻錫山積極抗日，隻有幫助他向著民族敵人日寇作堅決的斗爭，並取得實際戰果。”
朱德、彭德懷深有同感，連連點頭：“英雄所見略同！”
當日軍在忻口正面遭到守軍抗擊之際，左權協助朱德、彭德懷指揮八路軍頻頻出擊，緩解了忻口正面戰場壓力。在整個忻口戰役中，八路軍一方面以主力分布於進攻敵之兩翼及側后，以最積極的動作襲擊敵人的遠近后方，破壞敵人的交通運輸，遮斷敵人的接濟與增援，同時又以一部直接協同友軍作戰。在28天的戰斗中，代縣、平型關、靈丘、廣靈、蔚縣至張家口的交通要線完全被破壞……在平漢線方向活動的部隊，陸續收復了曲陽、唐縣、平山、完縣、行唐、滿城，進逼保定附近。在雁北活動的部隊則不斷截擊雁門關及其通大同大道……亦截斷了敵人的聯絡，使忻口戰場之敵，完全處於孤軍深入、孤立無援與完全被包圍的狀態中。敵人的糧食彈藥斷絕了，機械化部隊因缺乏汽油不能行動了，最后被壓迫不得不以飛機來輸送給養，其困難可想而知。
10月24日，衛立煌在給蔣介石的密電中稱：“敵自雁門關被截斷，糧秣極感困難。”八路軍的抗日決心與實力，讓國民黨中央軍將領也為之注目！
忻口會戰是抗戰初期華北戰場上作戰規模最大、對日軍打擊最沉重的一次戰役。國民黨正面守軍衛立煌部作戰很英勇，軍長郝夢麟、副師長劉家騏等高級將領都在前線壯烈犧牲。“但是，如果沒有八路軍在日軍側后積極活動，截斷他們的交通線，正面友軍也很難堅守21天之久”。誠如左權所言，經過忻口會戰重挫日軍，國民黨友軍“對於八路軍的景仰，也自然而然增長起來”。這對於擴大八路軍的政治影響、堅持華北抗日軍事統一戰線自然是大好事。
1938年2月初，由於太原失守，華北正面戰場呈瓦解之勢，閻錫山、衛立煌對活動在同蒲路東的各抗日部隊已經無法顧及，遂進一步將分散在這一地區的中央軍、地方軍和八路軍一二九師、一一五師的三四四旅，以及山西決死隊的第一、第三縱隊，劃為第二戰區的東路軍，請朱德、彭德懷分任總指揮、副總指揮，左權兼任東路軍參謀長。
此時，徐州吃緊、潼關告急，蔣介石恐華北日軍南下，增加中原戰場的壓力，便命令東路軍所部一兵一卒不許過黃河，全部留在山西打游擊。但是，國民黨將領從來沒有打過無后方的仗，對運動戰、游擊戰更感神秘莫測，迫切希望得到八路軍的幫助。朱德、彭德懷、左權共同商定：為鼓勵和幫助友軍堅持山西抗戰，於3月24日在沁縣以南的小東嶺村召開東路軍將領會議，目的是“對被領導者給以政治教育”。
“聽了左權將軍關於堅持華北抗戰的戰術觀點……更加堅定了‘誓與倭寇周旋到底’的信念”
小東嶺會議，是山西戰場上抗日軍事統一戰線規模最大的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也是以中國共產黨的戰略思想為指導的一次會議。當日，國民黨將領李家鈺、李默庵、曾萬鐘、朱懷冰、武士敏、趙壽山和八路軍將領劉伯承、徐海東等38人從各地趕來開會。閻錫山的代表、衛立煌的代表甚至蔣介石的聯絡參謀，也都按時與會。
在會上，彭德懷作了關於東路軍作戰綱領的報告。隨后，左權就東路軍堅持華北抗戰的戰術問題和軍事教育問題作了系統發言，他有理有據地指出：“凡是發展了游擊戰爭的區域，能不斷消耗敵人、分散敵人，不易建立偽組織，使敵人困難與不安。游擊隊還能恢復已失領土，維持政權，團聚民眾，擴大抗日力量，使正規軍作戰容易。”“有運動戰與游擊戰配合的陣地戰，能使某些戰略支點守備持久，並能消滅敵人，取得戰斗或戰役上的勝利。”針對某些將領想保存實力、不想接受八路軍指揮的思想，他一針見血地指出：“企圖避免敵人、偏安於山地，以求得自己的存在，這完全是妄想。”“在過去的抗戰中，在各個戰線上，差不多都有欠缺服從統一指揮與協同動作的弱點，以致眾多數量的軍隊不能同時發揮最大的威力，這是值得痛改的。運動戰與游擊戰，同樣應該有嚴密的組織，統一指揮和協同動作，而不是各自為戰。”
對於一些積極抗日但對敵乏術的友軍將領，左權誠懇地表示：“隻要有堅決斗爭的毅力，有廣大民眾基礎，有正確政策，軍隊與民眾有堅固的團結，雖是在敵人重重的包圍與封鎖中，仍能生存發展，以致取得勝利。”“運動戰、游擊戰的戰術諸原則及藝術的組織與指揮，對於每個負擔著進行運動戰、游擊戰的人，特別是指揮干部，都必須有清楚的了解。”
經過熱烈討論，小東嶺會議通過了彭德懷所作的作戰綱領報告，接受了左權關於堅持華北抗戰的戰術觀點，劃定了各軍、師活動和建立根據地的地區，協同打通了與后方的交通線。會后，應友軍的要求，八路軍總部由左權主持為友軍舉辦了游擊訓練班、政治工作講習班等，朱德、彭德懷、左權都親自為訓練班講授課程。有參加過小東嶺會議的國民黨將領感言：“聽了左權將軍關於堅持華北抗戰的戰術觀點，心中豁然開朗，深受啟發之余，更加堅定了‘誓與倭寇周旋到底’的信念！”
1938年4月，小東嶺會議剛剛結束，“日寇由同蒲、平漢、正太3線抽調兵力數萬，分9路大舉圍攻晉東南，東路軍所部即按既定方針，以游擊戰與運動戰相配合，在統一指揮下，共策共勉，一致奮起，整齊步伐與敵展開晉東南的空前大戰”。在左權協助下，朱德、彭德懷統一指揮東路軍，“經20余日的血戰，最后於4月15日長樂村一戰，將敵9路圍攻完全粉碎”。在將日軍9路圍攻完全粉碎后，“八路軍並反攻南下，收復長治、長子、潞城等縣。其時徐州會戰方殷，八路軍奉委座（指蔣介石，引者注）命令，即東擊東陽關，越平漢追擊敵人，深入河北戰場心臟，開展冀南游擊戰爭，聚殲冀南敵偽，破壞津浦沿線，創建冀南抗日根據地，配合徐州會戰”。
徐州失陷后，日軍又向武漢進逼，保衛武漢成為全國軍民的緊急嚴重任務。為配合正面國民黨軍保衛大武漢，左權協助朱德、彭德懷統一指揮“八路軍晉西部隊數次奇襲汾離公路……八路軍晉西北一二○師大戰平綏線，北擊綏遠大青山……晉察冀邊區則發動向平漢北段數次大攻擊……八路軍冀中、冀南部隊，則大舉掃蕩周圍所有敵偽，發動平漢線津浦線之歷次總破路……八路軍山東部隊於8月間配合友軍攻克濟南，並向膠濟沿線出擊，膠東由八路軍領導下起義之民眾武裝，則粉碎敵海陸空聯合大進攻，擊落敵機，擊斃偽軍極眾”。武漢雖然最終淪陷，但國共兩軍消耗了大量日軍，達到了戰略目的。
毛澤東對左權運籌反摩擦很滿意，曾經幽默地說過：這次給了老蔣一下左拳，再鬧就給他一下右拳
1939年1月下旬，國民黨五屆五中全會在重慶召開，會上原則通過要限制“異黨”活動。4月中旬，國民黨中央秘書處秘密頒布《防制異黨活動辦法》的訓令，軍事反共甚囂塵上。在華北地區，時任國民黨第九十七軍軍長的朱懷冰兼任冀察戰區政治部主任和河北省政府民政廳長后，糾集冀察戰區副總司令兼第三十九集團軍總司令石友三部等積極反共。當時，朱懷冰自恃實力最強，不時耀武揚威﹔石友三為人反復無常，與日軍暗中勾結，成為冀南抗日的兩大障礙。
山雨欲來，毛澤東卻成竹在胸。1939年1月28日，在八路軍延安總兵站檢查工作會議上的總結講話中，他高瞻遠矚地指出：“這個統一戰線的名詞裡已經包含著摩擦的意思，因為講統一，起碼是兩個以上才有可能，如果隻有一個，‘孤掌難鳴’，就不會有摩擦……統一戰線有一萬年，摩擦也有一萬年，有統一戰線就有摩擦存在。”當月底，身在八路軍總部的左權，收到了毛澤東為中央書記處起草的給朱德、彭德懷、楊尚昆等的電報：“對河北與山西境內的任何軍隊，不論是中央軍、晉綏軍及石友三，如果它進攻八路地區，我應在自衛原則下，在有理有利條件下，堅決反抗並徹底消滅之。……隻有造成全體軍民反漢奸反進攻的熱潮，並給實行進攻者以徹底打擊，才能停止那些陰謀家冒險家的詭計，才能分化他們內部，才能使動搖的軍隊不敢參加進攻，才能與努力進行軍隊中統一戰線工作(此工作要十分加緊)做有效的配合。”
毛澤東的講話、電報精神傳達下來，左權等前線將領心領神會，決定適時反擊頑固派的摩擦活動。1940年2月21日，身在前線的左權收到了朱德、彭德懷就如何消滅朱懷冰部進行准備的電報，他立即和劉伯承、鄧小平開始厲兵秣馬，准備先打石友三，再打朱懷冰。
3月初至4月初，左權協調指揮發起討伐石友三的衛（河）東戰役，共殲石友三部6000余人，石友三率殘部倉皇逃到曹縣、定陶地區苟延殘喘﹔同年12月4日，石友三因通敵罪証確鑿被下屬高樹勛（時任新八軍軍長）奉命設計槍決。12月8日，彭德懷和左權立即致電冀南黨政軍負責人宋任窮、陳再道、楊勇等，建議加強對石部的抗日軍事統一戰線工作，有打有拉，打拉結合：應多方寫信與高樹勛及石友三的部屬聯絡，“說明過去相互對立，唯一原因就是因石友三、石友信（引者注：石友三的親信）之投降日寇，我軍進行之討逆戰爭，也只是討伐石逆兩人，今石逆友三既已伏法……我們當不咎既往，雙方軍事行動應即停止，恢復友好，我們誠懇地願意與他們……團結抗戰到底，組織抗日政府，發動民眾抗日，一切措施可開誠秉公商量辦理……對石友信手轄教導師之官兵亦應設法聯絡，揭穿石友信助逆作惡之事實，鼓勵他們學習高軍長，為抗戰鋤奸義舉。”如果高樹勛“要求我們配合消滅石友信時，我應積極參加，但一時一刻都不應忘記政治爭取”。宋任窮等依計行事，團結了高樹勛等，維護了冀南抗日大局。1941年秋，高樹勛在蔣介石壓迫下有反共跡象。這年11月13日，彭德懷、左權聯名電示前線將領，以團結抗日相囑：“對高樹勛部在防御姿態下，該部來進攻時應給以堅決的打擊，但打了以后仍可與他講統一戰線，向他提議各守原防，不要再進攻，總之在政治上孤立他，動搖他下層。”
就在討伐石友三的衛（河）東戰役發起的第二天，左權又親自指揮一二九師和晉察冀邊區“南下支隊”打響了“磁（縣）武（安）涉（縣）林（縣）戰役”，取得了殲滅朱懷冰部1萬余人的重大勝利，朱懷冰惶惶如喪家之犬，帶了少數人員僥幸逃脫。3月9日，左權奉命下令停止進攻，並主動后撤，恢復同國民黨當局的談判。為搞好軍事統一戰線工作，左權指示“對俘虜和朱懷冰部軍官眷屬，也加以優待，不久后全部放回”。
在殲滅朱懷冰部、擊退石友三部后，國民黨頑固派在華北再沒有力量可以同八路軍鬧大規模的摩擦了。毛澤東對左權運籌的反摩擦很滿意，曾經幽默地說過：這次給了老蔣一下左拳，再鬧就給他一下右拳！
“堅持孫中山之三大政策，尊重中央軍形式，如紀念周等，保持中央軍面目”
1940年3月25日，在打退國民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后，毛澤東發出黨內指示：“特別對中央軍要謹慎，有向我摩擦者，隻應搜集其摩擦材料陳報，切忌輕易戴大帽子。並應使干部明白，所謂國共合作，主要就是同中央軍合作，我全體干部在加強對一切軍隊的團結說服工作中，要特別著重對中央軍的團結說服工作。現當整個西北、華北的反摩擦軍事斗爭告一段落之時，各方亟應加緊這種統一戰線工作，各軍事政治工作領導同志應負指導計劃之責。”對此，左權深以為然並在工作中堅決執行。
1941年5月間，日軍發動中條山戰役，國民黨25萬大軍不戰而潰，中條山及太岳山南部地區淪於日軍之手。當時，國民黨軍第九十三軍（軍長劉勘）南逃，其第十師“部隊損失嚴重，投敵者不少，尚有六七百人退回太岳區，請求（八路軍）指揮”。當時正值國民黨由“防共、限共、溶共”到對新四軍同室操戈不久，但彭德懷、左權沒有對國民黨軍的潰敗落井下石，而是盡力維護抗日軍事統一戰線。6月6日，彭、左聯名請示中央軍委：擬以第九十三軍參謀長白天（又名魏巍，愛國軍人）名義出面組織外圍軍，整編劉勘臨走時留下的補充團、第十師殘部及活動在中條山、太岳山的國民黨軍潰兵，成立“中央軍聯合縱隊”。彭、左設想，“中央軍聯合縱隊”可以“建設廣東時之國民革命軍，堅持孫中山之三大政策，建立政治工作，不完全取消薪餉制，但要做到自動逐漸減少，我們認為如此外圍軍成功，將來在政治上收獲必大”。6月11日，彭、左又聯名致電中央軍委建議：“……蔣日矛盾仍是主要的矛盾，目前我們應拉蔣抗戰，不要給蔣過多威脅，給以反共口實，另方面保持與衛立煌較好關系，甚為重要，如我放手向中條山發展，給衛威脅極大，必影響現有關系……對中央軍殘留各部隊……希多予聯絡，把關系弄好，給以可能的幫助，在其要求或同意下，可幫助開辦干部訓練班，互相聯歡，互相參觀，融洽感情，動員群眾慰勞等，以爭取該部隊在我影響之下逐漸改造與進步，成為一支外圍軍，這是很有意義的。”在電文中，他們還附上一份中央軍委華北分會（書記朱德、副書記彭德懷）關於組織“中央軍聯合縱隊”決定，供中央軍委參考。由於各種考慮，“中央軍聯合縱隊”最終沒有成立，但左權和彭德懷維護抗日軍事統一戰線的民族大義永存史冊。
對於擬議中的“中央軍聯合縱隊”骨干力量劉勘部補充團（團長姓唐，簡稱唐團），左權和彭德懷非常重視與之搞好關系。1941年7月18日，他們聯名致電陳賡、薄一波等，專門指出“對唐團基本政策”：“（一）堅持孫中山之三大政策，尊重中央軍形式，如紀念周等，保持中央軍面目。（二）幫助唐團鞏固與擴大，堅決洗刷特務分子，但須有計劃、有步驟，方式方法亦須講究，不要駭走中間分子和動搖群眾。（三）幫助其辦訓練班，培養其政治工作人員，最好由白天主持……學生由唐團抽送，訓練時間不必過長，以1月至2月為限，形式方法以研究班為主，多討論，內容以三民主義進步的一面，三大政策，聯系到新民主主義，避免搬運八路軍全套，但不拒絕研究社會科學等真理，而應促進之。……（四）引導唐團干部到六旅雷團（引者注：八路軍三八六旅第十六團，團長雷震）參觀，介紹政治工作與游擊戰爭經驗，開聯歡會等。（五）引導唐團進步，一切要從長期打算。”陳賡、薄一波等照此處理，很好地團結了唐團，擴大了抗日軍事統一戰線的力量。
由於考慮到“保持與衛立煌較好關系，甚為重要，如我放手向中條山發展，給衛威脅極大，必影響現有關系”，所以在1941年6月，彭德懷和左權通過八路軍駐洛陽辦事處處長袁曉軒，“以其私人名義，向衛建議大意共同發展中條山，聯合建立根據地，直接保衛潼（關）洛（陽）。如能把封鎖黃河之敵擊退，中央軍再度恢復中條山時，則八路軍仍可撤至高平、曲沃公路以北線﹔如仍須八路軍協同堅持中條山時，當遵命”。這一建議基本得到中共中央同意，體現了中共中央、中共軍隊維護抗日軍事統一戰線的誠意。
“我們對於反共軍不但要注意打擊，而且要注意爭取，注意統一戰線工作，注意靈活地運用策略”
1941年元旦，左權收到了毛澤東於1940年12月31日致各中央局、八路軍新四軍各首長的電報，部署全國各地（華北、華中、西北、西南、東南）反擊國民黨頑固派制造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其中特別強調：“估計到反共軍的士兵是不願意的，多數干部是被迫的，也有許多高級將領是動搖的，因此我們對於反共軍不但要注意打擊，而且要注意爭取，注意統一戰線工作，注意靈活地運用策略。”左權認真領會指示精神，並在實踐中積極貫徹落實。
1941年7月22日，國民黨山東保安第七旅旅長齊子修部與日軍激戰2次﹔7月26日，八路軍第二縱隊教導第三旅等部與齊子修部發生沖突。為顧全抗戰大局，彭德懷和左權根據毛澤東指示精神，立即致電第二縱隊司令員楊得志、蘇振華等：我部攻擊齊子修部，“這將減少齊日矛盾，便於日寇爭取齊子修與我對立，應即改變重策略。齊抗日，我應派人聯絡，商得其同意，派人協助作戰。齊日間一切矛盾，哪怕是很小矛盾，均應利用之”。經過派人溝通，齊子修與八路軍第二縱隊在合作抗日上達成共識。
對於老奸巨猾的山西土皇帝閻錫山，彭德懷、左權都主張搞好軍事統戰工作。1942年3月，傳聞日軍將進攻山西鄉寧、吉縣，左權判斷：“估計敵除在政治上給以壓迫外，並以軍事威脅進攻鄉寧、吉縣，斷閻后方聯絡線及與蔣（介石）之關系。”當時，閻錫山要求八路軍相助，但許多八路軍指戰員表示不理解，希望趁機解決閻錫山部。對此，彭德懷、左權一致認為：“在上述情況下，我對閻之方針，應積極從事爭取，對閻之軍事行動應立即停止，即使敵攻鄉寧、吉縣是假的，亦立時停止對閻軍事行動，否則將造成嚴重之政治上損失。”為了民族大義，他們建議中央軍委：“陳（賡）薄（一波）應即分別對晉綏軍（指閻錫山部）說明，敵攻鄉寧、吉縣是聚殲晉綏軍之計，我們將懇切地幫助晉綏軍，特建議：如敵向閻繼續壓迫，我們歡迎閻轉移往晉西北區及太岳、太行區均好，除此間電閻外，亦可到電閻歡迎其到太岳。”但是，閻錫山背信棄義，一喘過氣來就派手下梁培璜率第六十一軍進攻八路軍太岳根據地，遭到八路軍堅決反擊。但是，為抗戰大業，彭德懷和左權都認為必須防止第六十一軍被日軍策反：“敵人對太岳之摩擦戰的陰謀，是利用我們部分打擊六十一軍后，再積極配合六十一軍作戰，以達到六十一軍之公開叛變。”為聯合第六十一軍合作抗戰，他們建議鄧小平等並報毛澤東、朱德：“我們應忠於統一戰線及避免敵人所制，為此望即停止進攻，並迅速開展統戰工作，以求得和平劃界，更須嚴防敵人配合六十一軍出擊。”由於措施得力，第六十一軍留在了抗日陣營，沒有公開投敵。
同時，對於國民黨正面戰場的戰績，彭德懷、左權一致認為應該大力宣傳。1941年秋，國民黨軍主動進攻駐守宜昌的日軍，同時又在第二次長沙會戰中取得勝利。10月15日，彭德懷、左權聯名致電八路軍、新四軍主要將領賀龍、關向應、聶榮臻、劉伯承、鄧小平、陳毅、劉少奇、羅榮桓、蕭克、呂正操、程子華等：“……（二）對湘北勝利及攻宜昌之勝利，……各兵團應利用一切時機與方法，向敵佔區人民及偽組織、偽軍等擴大宣傳，以爭取偽軍、偽組織之動搖，開展敵佔區及敵偽軍中之我工作。（三）華中戰局有擴大可能，我各兵團應嚴密注意敵軍動態……同時應即開始准備，於適當時機以破路翻車，截敵交通（主要是以地雷炸車），擴大我軍行動影響，以游擊姿態配合華中友軍作戰。甲、聶（榮臻）、蕭（克）、呂（正操）、程（子華）擔任石家庄以北之平漢線及北寧、平綏線，特別靠近平津附近。乙、……羅（榮桓）擔任濟南、徐州段津浦線特別靠近濟南、徐州附近。丙、賀（龍）、關（向應）擔任太原南北之間同蒲路。丁、劉（伯承）、鄧（小平）擔任安陽、湯陰南北之平漢路及沁縣、長治線白晉路。戊、各指定部隊應先完成一切破路、拆橋技術及偵察之准備，待集總（指八路軍總部）通知執行。”與國民黨上層一貫誣蔑八路軍、新四軍“游而不擊”並企圖利用日軍消滅八路軍、新四軍的“借刀殺人”相比，左權等共產黨人的具體行動展現出博大的民族情懷，讓國民黨內的許多反共分子都折服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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