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鯤池
四
在史鈞杰直接關懷下，1983年10月，省委組織部把我從桐城縣委辦公室調到省委農村政策研究室。到合肥后，我直接受教於史鈞杰的機會多了。他是省委和省政協的主要領導，我的專業是農村政策的調查研究。期間，使我感受最深的是，史鈞杰的“三農”情結一如既往，且越來越深。他多次對我說，省委農研室4位領導周曰禮、劉家瑞、盧家豐、吳昭仁，都跟隨曾希聖、黃岩、王光宇等領導多年，是我省農業問題的專家、學者，一定要努力向他們學習，學點真本事。1984年，我協助周曰禮完成《家庭承包制探討》，並把書送給了史鈞杰。他認真讀后，說：“老周是安徽農村改革的一員闖將。60年代初，他跟曾政委搞責任田，改革開放后，又跟萬裡同志搞大包干，有豐富的實踐經驗，又有一定的理性認識，總結安徽農村改革的歷史經驗，探索改革未來之重任，歷史地落在周曰禮同志身上。盧家豐1979年3月30日在《人民日報》發表的駁張浩的反對包產到戶的文章，為包產到戶的推廣起了重要作用。”我遵照他的指示，努力學習和工作，於1993年2月寫成《潮頭從這裡卷起——我國農業家庭承包責任制在安徽誕生記》，發表在《安徽黨史研究》當年第三期至第六期上。他看了很高興，並明確指出：“安徽農村改革歷史經驗，要認真總結，要大力宣傳。要把這份歷史遺產，留給后代。”為此，他率先垂范。這主要表現在他於1993年和1995年倡導編寫的兩本書上。一本是《農村改革的興起》，內容是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主要是記述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誕生和發展。他請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牽頭，邀請安徽家庭承包制的倡導者和直接參與者王郁昭、歐遠方、周曰禮、陸子修、陳庭元、朱景本和鳳陽小崗村的嚴俊昌、嚴宏昌，以及愛國民主人士郭崇毅等27位同志撰稿，他親自撰寫了序言，於1993年9月出版。在序言中他寫道：“安徽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極大地調動了廣大農民的積極性，大幅度提高了農業生產，並給全國農村經濟體制改革以極大的影響。”“這場規模壯闊的歷史性改革，將在我國建立起具有中國特色的、充滿生機和活力的社會主義經濟體制，最終把我國建設成富強、民主、文明的社會主義國家。”這本書的首頁，刊登了時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的李瑞環於1993年6月20日在聽取安徽省委、省政府工作匯報后的講話。李瑞環說：“中國的改革由農村開始，農村的改革由安徽開始。安徽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的試點，起到了先鋒和示范作用，促進了全國農村改革的成功。人們從農村改革中嘗到甜頭，增加了勇氣，進一步統一了認識，從而使改革由農村到城市逐步推開。這一歷史性貢獻，是安徽人民的功勞，是安徽人民的驕傲，也說明安徽人民有革命的精神和創造智慧。由此也可以令人相信，安徽完全可以把各方面工作搞得更好，取得新的突破性的進展。”
李瑞環的講話，為史鈞杰主編的《農村改革的興起》一書錦上添花，也給史鈞杰以巨大的鼓舞。
1995年3月我退休后，史鈞杰讓我到省政協機關報——《江淮時報》當總編輯錢林的助手。到報社后沒幾天，史鈞杰把我叫到他辦公室，囑我在《江淮時報》上著力宣傳“三農”問題，寫幾篇有一定分量的專論。於是，我與錢林商定后，從4月28日到7月7日，開辟“農業問題芻議”專欄，連續發表了《作風要先到位》《抓緊抓好“寶”中之“寶”》《強化“命脈”意識》《要把“第一生產力”落到實處》《積極調整農業生產結構》等5篇文章，並發表了農科界政協委員寫的有關發展農業的報道。史鈞杰讀后，說：“此事做得不錯。政協組織同樣要重視農業。”
在此之前的1994年4月，史鈞杰交代一個任務：編寫一本安徽“三改”的書。他說，1993年我們出了一本安徽農村經濟體制改革的書（即《農村改革的興起》），那是安徽農村改革的一個輪子，還有一個輪子是農業生產改革，即“三改”。他提出重點寫“雙季稻”。他要我先擬一個編書的提綱給他看。我據此草擬了一份具體方案送他審查。他審閱后，迅即作了批示：“我想，寫這本書，要從解放思想、實事求是、農業改革的高度來寫，還是要用事實來宣傳改革，不要就雙季稻說雙季稻。”並要求我廣泛地組織作者，特別提出一定要請許少林、孟富林、張世榮這些老同志寫稿，要請王勁草、李光恆等當年參加“三改”的老專家寫稿，還要請基層的老勞模寫稿。我遵照他的要求，向一些當年投身這場改革的決策者和直接實踐者發出了征稿函。實在沒有想到，征稿函發出之后，引起了改革者們的強烈反響，甚至可以說震動他們的心靈。電話、書信紛至，上門談稿者絡繹不絕。這些在那個年代裡的改革者們，當年都是風華正茂，此時大多數都年過花甲，額上已平添斧鑿刀刻般的皺紋，鬢發上已洒落一層白霜，有的年逾古稀，有的已年至耄耋。被史鈞杰尊稱為“地委的老師”的安慶農業局局長湯濤，當時身患絕症，臥病在床。但他接到征稿函后，欣然應諾賜稿。從一個個電話裡，一封封書信中，我深深感到，這些老同志依然有當年那種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和堅忍不拔的毅力，特別是改革精神。76歲的許少林從南昌打電話給我說：“鈞杰同志此事抓得好啊！這可能是我為黨做的最后一次工作，我一定盡力做好。”他在寄稿時附給我的信中寫道：“我親自查閱資料，親自動筆寫作，文成打印后我親自校對。”孟富林在百忙之中，冒著酷暑到他戰斗過22年的廬江縣召開座談會，同一些老同志共同回憶當年種雙季稻歲月的風風雨雨，並親自作文。我把許少林的文章給史鈞杰看，他很感動地說：“許政委寶刀不老啊！”並再三囑咐，一定要編好，校對好，印好。還特別交代，全省綜合性文章，你一定要和歐遠方合作寫好。
經過半年努力，至11月9日，全書編成，共28篇文章，計20.4萬字，書名定為《耕作制度的重大改革》。史鈞杰親筆寫了1600多字的序言。他在序言中寫道：“鄧小平同志強調，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我省推廣雙季稻的過程，就是通過抓耕作制度、生產技術的改革，促進糧食大幅度增產的過程。這個歷史過程明白無誤地告訴人們，農業生產技術的改革和農村經濟體制的改革，如同一部車子的兩個輪子，都是發展農業生產力的強大驅動力，都是十分必要的。”序文還強調：“這段令人難忘的歷史，給人們以許多重要啟示：生產技術的改革以及其他多項改革，都必須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必須緊緊地依靠群眾，尊重實踐的權威﹔必須相信科學，學習科學，使廣大干部群眾掌握先進的科學技術﹔必須尊重人才，充分調動科技人員的積極性﹔必須發揚艱苦奮斗的作風，向各種困難作斗爭﹔必須研究工作方法，通過試驗——示范——推廣，扎扎實實地做好改革中的各項具體工作。特別重要的是，各級領導干部要有一往無前的創新精神和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唯其如此，方能使改革不斷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
許多讀者認為，史鈞杰這篇序文寫得有骨頭有血有肉。歐遠方讀后，連聲說：“鈞杰同志提的兩個‘輪子’同時轉得更快的思想觀點，非常好！非常好！這對弘揚改革精神大有裨益。”
為了弘揚改革精神，史鈞杰非常重視安徽歷史上改革人物的宣傳，尤其重視宣傳新中國成立以后的改革人物。1992年3月，省委成立了《曾希聖傳》編纂委員會，史鈞杰是委員之一，我也是寫作組成員。他一再叮囑我，要緊緊抓住這個機遇，把曾希聖的改革精神和成果如實寫出來。1993年8月，我正在寫曾希聖抓文藝的史事。他對我說，曾政委抓文藝是根據毛主席為滁縣地區文工團親筆題詞“面向農村”的要求，堅持文藝為基層服務，為工農兵服務。9月22日，文成后定題為《曾希聖：安徽文藝大廈的奠基人》，送給《江淮文史》編輯部，《江淮文史》編輯同志將11600字的長文寫了內容提要，連同原文於23日送給史鈞杰審閱，史鈞杰迅即審閱於24日批示：“已閱，很好。史鈞杰。”並對編輯同志在發稿單上寫的“此稿對曾希聖的具體評價與人物叢書中的曾希聖傳略不同，編輯時需作斟酌”一段話用粗鉛筆打了橫杠，並寫下“沒關系，可以用”的批示。此文刊登於1994年第三期《江淮文史》后，史鈞杰又叫我集中精力研究曾希聖在農村改革方面的功績。后來，我寫了《曾希聖：中國農村經濟改革的先驅》，他認為這個文題好，說胡耀邦1984年來安徽視察時說過：“曾希聖同志是中國農村改革的先驅。”此文刊發於全國性刊物《人物》1997年第五期，后為《湘潮》《傳記傳奇》《安慶日報》《颍州晚報》《蕪湖晚報》全文轉載。接著，我又連續寫了《曾希聖與錢正英的水利情結》《曾希聖：安徽衛生事業的開拓者》《曾希聖與鄧小平的交往》，均刊登在《江淮文史》上。有些文章在發表前，呈送請史鈞杰審閱，並遵照他的指示作了修改。與此同時，他又叫我寫幾篇安徽農村改革的有功之臣，特別囑咐要把黨外知名人士郭崇毅寫好。於是，我先后採寫了《為包產到戶拼搏無悔的周曰禮》《為農民疾苦冒死上諫的郭崇毅》《上書毛澤東保薦責任田的錢讓能》《新聞界為農村改革開第一腔的汪言海》《張安國與雙季稻》，先后發表在《炎黃春秋》《江淮文史》《安徽農村通訊》等刊物上。2002年，史均杰離休后，仍然關注農村改革杰出人物的宣傳。在安徽推行責任田50周年即將到來之際，他囑我下工夫寫一篇省委原書記處常務書記桂林棲為推廣責任田做出的突出貢獻。我花了3個多月時間查資料，採訪當年的老同志，寫成《桂林棲殫精竭慮推行責任田的前前后后》，他認真審改，要我請周曰禮、陸德生二位推敲，此文后為《黨史縱覽》《華夏縱橫》刊用。不久，史鈞杰叫我把多年來寫桂林棲的文章匯成一本小冊子，以紀念桂林棲100周年誕辰。我遵囑照辦，書名為《回憶桂林棲》，史鈞杰又帶病執筆為書作序，序文中寫道：“上世紀50年代至60年代初，我在安慶地委工作，桂林棲同志在省委領導崗位分工聯系安慶地區，常來安慶指導工作，我們受教於桂林棲同志甚多，至今仍銘記於心。安慶地區在農業‘三改’和推行責任田方面，都走在全省前列，成果顯著，這與桂林棲同志常去安慶，深入基層，抓點帶面，精心指導是緊密相連的。”他將序文交給我時，動情地說：“我寫這篇序言時，好像桂政委就站在我身旁，桂林棲同志58歲時就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了，所以小平同志1980年說：‘桂林棲死早了，很可惜！’”
1993年，在毛澤東100周年誕辰和1994年中國農業改革15周年之際，史鈞杰要求我認真學習毛澤東對安徽農業發展的多次指示和小平同志關於“三農”問題的論述，緊密聯系安徽實際，寫兩篇學習體會性文章，歌頌毛澤東、鄧小平。這是個光榮而艱巨的任務，但既然史鈞杰將它交給了我，那我就一定要努力完成。經過多番查找資料，認真學習毛澤東來安徽的指示和《鄧小平文選》，並請教周曰禮，最后終於寫成了《毛澤東與安徽農業》和《鄧小平是全黨重視農業的典范》兩文，先后在《安徽日報》《安徽農村通訊》《黨史縱覽》《安徽農經》等報刊上發表。史鈞杰看后，高興地對我說：“你這兩篇文章寫成了，也了卻我多年的心願。”
史鈞杰擔任安徽省政協主席期間，還為省政協辦了兩件好事、實事——創辦了《江淮文史》和《江淮時報》。1992年12月，他親筆為《江淮文史》寫了《發刊詞》。今天，《江淮文史》和《江淮時報》歷屆的編者和廣大讀者、作者，都深深懷念駕鶴西去的史鈞杰。
大地之子史鈞杰永垂不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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