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曉蔚
勇於探索，開創出一條中國石油開發建設新路
在迅速探明大油田的同時，康世恩和會戰領導人面臨的一個重要課題，就是怎樣開發建設一個世界級的特大型油田。
1960年5月，康世恩組織近2000名地質專業工作者與會戰職工相結合，經過無數次分析化驗和油層對比的綜合研究之后，搞清楚了大慶油田的基本地質規律:大慶油田南北長70多公裡，東西寬約10至15公裡，呈狹長地帶。整個油田地下是連成一片的，油層多，含油面積大，但原油粘度高，天然驅動能力小，上下各油層之間的滲透率變化很大，油層出油能力差異很大。這些特點給油田開發出了許多難題。有人主張按照蘇聯羅馬什金和美國得克薩斯兩個油田開發方案來搞。
康世恩認為:外國的經驗可以參考，但不能照搬，一定要從大慶油田實際出發，自己開創一條新路。
他親自組織地層對比隊，對油田每個油層情況進行研究，尋找最佳的注水時機：是早注、晚注還是開採的中期注？注進水以后在各個油層中怎麼推進？這裡的關鍵是如何認識大慶油田45個油層中每個單層的情況，並掌握其特性和規律。1958年有位著名的美國地質學家曾著文論述，這種認識油層的方法最好，但實踐中有難以克服的困難。康世恩鼓勵地層對比隊年輕的地質家們，要從實際出發，敢於創造，勇於探索。經過反復研究，終於搞出了一種“回旋對比法”。通過這種對比法，不僅認識到了油田的每個單層，還認識到了居於每個單層中不同的“油砂體”。這套油層對比法后來獲得國家科技一等獎，成為領先於世界的研究認識油層的基本方法，為大慶油田分層注水，分層採油，實現長期穩定高產，提供了科學依據。
對於現場注水試驗，康世恩更是傾注了大量精力。由康世恩提名，中國著名的開發專家朱兆明、劉文章等組成了試注前線指揮所。他們頭一回使用200個大氣壓，往油井裡注了50方水，比要求差一半多。康世恩連夜趕到現場，當他得知專家們是照搬蘇聯專家傳授的在玉門使用的方法時，立刻生氣了:“亂彈琴!這裡是玉門嗎?情況變了，怎麼還死搬教條？你們這個樣會要了我們油田注水的命!”
康世恩關切地對劉文章說:“你們要學會抓主要矛盾，注不進水，油田就沒有壓力，沒有壓力就不能穩產高產。解決這個主要矛盾，要靠實踐，反復實踐，不要怕失敗。”
這次批評使劉文章等受到很大震動。重錘響鼓，振聾發聵，他們開始重新研究注水方案，常常廢寢忘食。經過幾十次失敗，終於在1960年10月18日試注成功。
1961年，注水試驗半年后，康世恩預料的現象出現了。注水井附近的油井相繼見水，滲透率高的油層首先進水，有的油井過早地被水淹沒，原油含水迅速上升。原定的開發方針和目標受到嚴重威脅。一直密切注視著開發試驗的康世恩，抓住少量“水竄”這個苗頭，立即召開技術座談會，尋求解決辦法。
在熱烈的討論中，有人說:要注水就必然出水，有水利就會有水害，這是難以平衡的法則。另一種意見則認為:要是能把水害減少到最低程度就好了，可惜地下油層的性質是無法改變的。此時，已經連續開了3天會的康世恩一掃連日的疲勞，站起來大聲說:“看來我們真是山窮水盡了!我們要高水平高效益地開發好大油田，就不能見事遲，抓得慢。更不能在困難面前無所作為，任其自然發展，放棄主觀能動性。我們就是既要注水，又要治水﹔既要水利，又避水害。要創造出一種能指揮注入水在油層中自由活動的新技術。”
康世恩提議仍由劉文章研究創造這種新技術。他對劉文章說:“你要像十字路口的交通警察，指揮車流那樣，指揮油田地下注入水，該流的流，該堵的堵。”
劉文章調集了12個作業隊在試驗井上進行了反復的試驗，用上了當時能找到的國內外各種新技術和進口的各種堵水用的封隔器，但都不適於大慶這種多油層的油田。一次次失敗，使人心情沉重。1962年2月，劉文章到北京參加石油部召開的領導干部會議。康世恩專門聽取了試驗匯報，對劉文章說，注水的成敗關鍵是應該有一種得心應手的封隔器。他要劉文章想一想，搞個什麼樣的封隔器好。
過了幾天，康世恩又把劉文章找去，用鉛筆在紙上邊畫邊說:“我想了幾天，按大慶多油層的特點，搞一個像北京大街上賣的糖葫蘆串那樣的多級封隔器，每一個封隔器做成皮球那樣，連接在油管上，形成一串，往油管中注水，它就脹大，將油管與套管的環形間封隔住。停止注水，皮球就縮回去，你不想注那層就封堵那層，想注哪層就打開哪層。”
劉文章聽后，感到茅塞頓開!他立即率領攻關小組按照康世恩的這個設想，經過1018次試驗，在1962年底終於試制出一種糖葫蘆式封隔器，並在注水井中使用成功。這項新技術，為大慶油田實施分層注水、分層採油、分層測壓提供了可靠的技術手段，使大慶油田長期穩定高產成為現實。
心系石油，“臨死前我要大聲喊三聲：油！油！油！”
“文化大革命”期間，康世恩頑強地堅持工作。這時，他主持作出了由大慶組織勘探隊伍，赴遼河開展遼河盆地石油勘探的決定。
1967年初，繼上海“一月風暴”后，奪權高潮卷到石油部，造反派要奪石油部的權，逼康世恩表態。在一次會上，康世恩面對各種威逼，鎮靜、嚴肅地說:“在中央沒有正式指示之前，我不能把這個權交給你們!”
周恩來得知后，在接見造反派頭頭的會上肯定康世恩的表態是正確的，並告誡他們:國務院各部委的權任何群眾組織不能奪。在1967年元月北京召開的一次大會上，周恩來歷數大慶會戰取得勝利的原因，用心良苦地保護大慶紅旗，保護大慶石油會戰的領導人。但隨著動亂的不斷升級，康世恩還是受到長達兩年的批判和隔離審查。在激烈的斗爭中，康世恩堅持原則，不亂說話，不上推、不下卸，有責任自己承擔。
1969年2月，渤海結冰。巨大的流冰沖擊著塘沽近海的一個油井平台。如果油井被毀，必將造成原油的大面積污染，需要立即派人前去組織搶救。在國務院會議上，周恩來問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第一副主任兼秘書長的余秋裡：“這件事派誰去？”
余秋裡回答：“康世恩熟悉情況，懂技術，最好派他去。”
周恩來立即指示與會的石油部軍代表：“馬上叫康世恩同志來!”
軍代表回答說康世恩還沒有“解放”，群眾還不諒解。
周恩來生氣地說：“群眾不諒解，你們不會做工作嗎？這是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說服群眾!”
片刻之后，周恩來又指示軍代表：“馬上讓他到這兒來，我要向他當面交代任務。”
軍代表兩次派人去請康世恩，康世恩由於不明真情，都沒有去。第三次軍代表親自去住所說明情況，康世恩才隨同軍代表一起來到中南海總理辦公室，這時時間已是凌晨2時。周恩來親切地上下打量康世恩，問：“身體怎麼樣啊?最近干什麼啊？”
康世恩回答：“身體還行，正在接受群眾批判。”
周恩來說：“你快坐下，給你一個任務去完成!”
接著，周恩來讓海軍副司令員周希漢匯報渤海流冰撞擊油井的情況，並說，壓井這一套工作，你周希漢聽康世恩的﹔海上航行破冰、安全，你康世恩聽周希漢的。最后，周恩來又囑咐周希漢，連夜把康世恩接到海軍司令部去，然后直奔塘沽去壓井。康世恩心裡明白這是周恩來對他的關心和愛護，要借此機會使他獲得解放，重新開始工作。康世恩和周希漢連夜趕到塘沽了解了情況，在大港油田渤海勘探指揮部的配合下，破冰出海，成功地指揮了壓井作業，戰勝了冰災，完成了任務。
1969年6月中旬，周恩來在全國計劃會議上，講了組織江漢石油會戰的意義，並點名要康世恩去組織這場會戰，任會戰指揮部副指揮長、湖北省革委會副主任。鑒於當時的特殊情況，國務院和中央軍委決定會戰由武漢軍區和湖北省革委會、石油部統一領導，任命武漢軍區副司令員韓東山為指揮長兼政委，軍區參謀長張顯揚為副指揮長，在部隊的支持下組織會戰。
去江漢前夕，周恩來找康世恩談話。他緊緊握住康世恩的手，語重心長地說：“要排除各種干擾，堅決把中國內地的這場石油會戰打下去。要想辦法，保存一支石油骨干隊伍，保持石油隊伍的好傳統和好作風。”
副總理李先念也十分關心江漢石油會戰，聽取匯報后作了具體指示。國務院領導的關心和重視，使康世恩深感肩上責任重大。他對江漢的同志說：“在江漢找不到油，我死也不閉眼，如果閉了眼，你們就用火柴棍給我撐起來。臨死前，我也要大喊三聲，油！油！油！”
8月正值酷暑，而江漢地區又屬於著名的“火爐”。康世恩在這場特殊年代的特殊會戰中，調集了140台鑽機，近10萬人的會戰隊伍，雲集江漢平原。根據康世恩的安排，石油部機關、各油田被打倒的“走資派”，靠邊站的“反動技術權威”，關“牛棚”、受批判的干部和工程技術人員，共有200多名處以上領導干部，被安排到重要崗位上，參與組織和指揮會戰。康世恩的目的，就是為了保護這支經過鍛煉和考驗的石油骨干隊伍。到1972年5月江漢石油會戰結束時，一次就從這裡調出7000多名干部和3萬多名技術工人，為石油工業新的崛起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1971年5月，中央決定調康世恩回京，任燃料化學工業部黨的核心小組第一副組長、革委會第一副主任。1971年12月，康世恩參加全國計劃會議，他列舉大量事實，旗幟鮮明地批判林彪一伙推行極“左”路線，揮舞“不突出政治”的大棒，打擊干部群眾，破壞生產，否定管理造成的嚴重危害。會后，康世恩這個發言出了簡報，張春橋看后大為不滿，批發言是“形左實右”，要求追查。康世恩盡管承受了很大壓力，但照樣堅持抓生產。
1972年，康世恩開始主持燃化部工作。此時由於“文化大革命”的破壞，國民經濟十分困難，國家能源缺口越來越嚴重，周恩來不得不痛下決心，令電廠由燒煤大量改燒原油。為保証原油供應，周恩來找康世恩商量，決定動用后備石油儲量，開發大慶喇嘛甸后備油田。同時，繼續加緊在內地找油，繼江漢石油會戰之后，康世恩又組織了陝甘寧、遼河、任丘的石油會戰。
1975年西斜坡勘探取得重大突破后，康世恩親自到遼河油田進行動員。他把西斜坡的一連串突破比作是“繼大慶油田之后發現的又一個大油田”，要求用3年時間，高速度、高水平地拿下這個大油田。他決定先把曙光地區200多平方公裡的油田拿下來，同時開展對西斜坡的全面勘探，為以后發展准備新的開發區。按照這個部署，從大慶抽調成建制隊伍和遼河職工一道，開展了曙光油田會戰。3年時間，相繼拿下了曙光油田、高升油田和歡喜嶺油田，使遼河成為中國又一個重要油氣開採區。
1975年1月，康世恩被任命為新成立的石油化學工業部部長。5月，康世恩和石油地質家根據對冀中地區地震勘探資料的研究，認為河北任丘——辛中驛地區是一個有利的油氣聚集帶，決定進行重點鑽探。這時，正值鄧小平主持中央工作，石油戰線從上到下精神振奮。7月3日，任丘4號井噴出高產油流，經酸化后日產原油上千噸。這是中國第一次打開古潛山油藏的大門，是勘探領域裡又一個新的突破。
實行包干責任制，石油工業再現新輝煌
1981年，中國石油工業面臨一次新的抉擇，原油產量下降，中國又將花大量外匯進口原油，對國民經濟將造成嚴重的負擔。這一形勢，引起了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財經委員會主任的康世恩的嚴重憂慮。
當時，康世恩得了膀胱癌，住進了醫院。他在病中最牽挂的是：石油怎麼才能穩住1億噸，不要繼續往下滑，而且要逐步轉入上升。他反復計算，這樣做，今后5年到10年內一共要花多少錢?怎樣籌措這筆資金？他對石油部來看望他的同志提出：“能不能不叫下面各油田年年爭投資，想個辦法給他們包干？”他組織石油部有關人員算了一筆細賬，把1980年動用的石油地質儲量57億噸、121個區塊劃分成四類：產量穩定的、遞減率較低的、遞減率較快的和可以擴大開發的，算下來1981年可以保持原油產量1.0065億噸。
當時，中東爆發了“兩伊戰爭”，原油價格上升至每噸260美元，而中國國內油價每噸才相當於35.7美元。康世恩把這些情況綜合考慮之后，在腦子裡逐漸形成一個原油產量包干的輪廓：國家對石油部實行原油產量1億噸包干，超產的原油允許石油部出口，利用國際油價上漲的機會，換回的資金用於資源勘探、油田調整和技術改造。國家不用增加投資，不用進口原油，而是讓石油部門本身增強活力，使石油工業進入一個新的發展時期。
1981年2月，中央決定康世恩兼任石油工業部部長。4月22日，國家計委等幾個部門聯合給國務院正式上報了原油產量穩住1億噸和增加工作量的報告。國務院於4月26日批復:可以同意，並盡快落實。可否在此基礎上包3年。
原油產量1億噸包干的報告經國務院批准以后，在醫院的康世恩立即組織研究實施辦法，決定派副部長焦力人等率工作組到勝利油田搞包干試點。工作組臨行時，康世恩對他們說：“國務院確定1億噸包干是一次大的調整，也是管理體制上的一次大的改革，石油要穩住1億噸，必須加大勘探工作量，必須對已開發的油田提高採收率，這就要大量的資金。在國家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才想出這個‘包干’的辦法來。”他認為實行這個新的政策，有利於調動石油戰線百萬職工的積極性，給企業一定的好處和自主權，使石油工業比較順利地發展下去，同時促使企業改善經營管理，提高經濟效益。
如何實施包干？康世恩講了兩條原則：一是四級包干，責任到人﹔二是企業內部實行甲乙方獨立核算。
康世恩提出，要搞好地質、工程、經濟3方面論証。他強調這是一次管理體制、利潤分配、企業自主權的重大改革。按照這個要求，石油部工作組在勝利油田工作了一個月，擬訂出先進的承包方案，康世恩對此十分滿意。
1981年5月，康世恩主持了東部地質勘探工作座談會，進一步闡明實行1億噸原油產量包干的政策和辦法，決定在全國各油田全面展開。他要求大家振作起來，立志把石油工業搞上去。他要求將勘探司提出的東部地區20個含油帶作為近兩年拿儲量的重點，並提出要依靠技術進步，挖掘油層潛力，改變看不起低產油層、小塊油田的觀念。
1981年7月24日，康世恩在能源委員會向中央書記處的匯報會上，提出實現1億噸原油產量包干，一是靠政策，二是靠管理，三是靠科學技術水平的提高，四是靠登泰山過十八盤的精神。在政策上實行包干制，解決資金不足的困難，增加石油自我發展的能力﹔實行沿海大陸架對外開放，與外商合作勘探開發海上油、氣資源﹔允許採取多種方式引進國外先進技術、先進裝備，可以向國外貸款。后來，中央同意了這3項重大決策，這為中國石油工業新的發展奠定了重要基礎。
1982年3月，中原石油勘探相繼取得新的成果，石油工業部決定要在河南濮陽一帶展開石油會戰。康世恩多次聽取匯報，針對這個地區復雜的地質情況，提出要“打一場80年代特殊的石油會戰——科技攻關會戰”。
7月，康世恩正在北京301醫院住院，醫護人員不許他工作。康世恩就通知油田同志以探病的名義，偷偷將地質資料等帶進病房。等醫護人員聞訊趕來時，病房裡牆上挂的、床上和地上鋪的都是地質圖。康世恩對護士長風趣地說:“我是打游擊出身，打游擊看來你們不如我。”“我一看地質圖就來精神，比吃藥還強。”經過幾次研究，確定了3年內要探明石油地質儲量5億噸、天然氣儲量500億立方米，年生產原油500萬噸的會戰目標。
1983年3月，國務院批准了中原石油科技攻關會戰，並確定宋振明擔任領導小組組長。4月，康世恩率有關部門負責人到河南濮陽參加會戰動員會，要求以大慶會戰的勁頭，把大油田拿下來。隨后，經康世恩多方做工作，石油部和中國科學院達成了科學院7個研究所參加中原油田會戰的協議，石油部也組織了200多名專家、學者參加了科技攻關。經過努力奮戰，1985年底中原油田原油產量達到550萬噸，在歷史上多災多難的黃河決口故地，出現了一片繁榮的石油新城。
臨終囑托，寫下最后一個字：“油”
在1988年3月召開的第七屆全國人大第一次會議上，康世恩不再擔任國務委員，退居二線，但他依然心系石油，心系未來。他給自己提出新的課題:到各油氣田調查研究，為石油、石化工業的進一步發展“盡老馬之力”。
從1988年到1992年，康世恩每年都到大慶作一次調查研究。他曾打比方說，大慶打個噴嚏，石油部大樓就要抖幾抖，大慶原油產量如果掉下來，哪一個油田也補不起啊!他每年到大慶去時，總是主題鮮明地提出:大慶油田如何能做到長期穩產高產，不但要穩產到本世紀末，還要穩產到下個世紀初葉。他還是像當年會戰那樣，認真細致地和專家們日夜商討油田怎麼再細分開採層系，怎麼打加密井，怎麼開展三次採油試驗，提高油田的最終採收率。他尖銳地指出，立足於開採好油層、富油層的年代已經過去了，今后要立足於開發薄油層和中低滲透層。從宏觀到微觀，從大局到技術細節，他都和大慶領導、技術人員一起反復研究討論，一起算賬，一起制定措施。
1993年3月的一天下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朱镕基來到康世恩居住的四合院裡，聽取康世恩關於發展石油工業的意見。看到滿屋挂的地質圖紙，他為老人專心致志研究石油的執著精神深深感動。朱镕基后來在一封信中說：“康世恩同志對發展中國石油工業那種執著追求、鍥而不舍的精神，嚴格要求、實事求是的工作作風，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93年5月，康世恩又到中南海向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江澤民作了詳細匯報。康世恩的建議得到了中央的重視。1993年初，國務院決定塔裡木盆地局部對外開放，其他許多建議也逐步付諸實施，並取得了積極成果。
從1992年起，康世恩多年勞累引起的心臟、肺部等疾病，開始頻繁發作，每年要住幾個月醫院。1994年5月下旬，他帶病從四川歸來，到301醫院復查，結果被確診為肺癌，並且已轉移。面對“死亡之症”，他十分鎮靜，對身邊的同志說：“有病就治，沒有什麼了不起，我80年代得了膀胱癌，戰勝了它又活了10年﹔如果這次我能戰勝肺癌，我還可以再活10年。”
石油天然氣、石化、海洋3個總公司的領導經常到醫院去看望他，他總是關切地詢問石油和石化生產發展情況。他聽了塔裡木石油勘探情況匯報后，再三囑咐，塔裡木地下是個油海，是我們國家的大寶貝，應該抓住改革開放的有利時機，採取多種方式，通過多種渠道籌集資金，把大油田拿下來。他對著大地質圖，聚精會神，邊看邊談，根本不像一個病人，仿佛又回到當年指揮石油會戰的現場。
1995年3月17日，康世恩病情加重，呼吸困難。朱镕基來看望他。康世恩知道自己時間不多了，掙扎著坐起來抓住朱镕基的手，激動得流下了熱淚。他喘息著對朱镕基說出埋藏在心裡很久的話:“老朱啊!國有大中型企業的改革，一定要加強黨的領導，一定要堅持社會主義公有制的主體地位。”
1995年4月4日晨8時45分，江澤民得知康世恩病危，趕來探望。這時他已被切開氣管，不能說話了，但他懇切地望著江澤民的眼睛，分明是告訴江澤民中國石油工業要加快發展。
江澤民緊緊握著他的手說:“你放心吧!上次你和我說的關於石油工業發展問題，我記著呢!”
康世恩點點頭，再次流下激動的眼淚。
4月20日，是康世恩的80歲生日。石油、石化、海洋3個總公司的領導送來花籃向他表示敬意。一批又一批老同志來看望他，噙著淚水和他告別。
4月21日上午，康世恩已在彌留之際。身邊人員看到他的手在微微抖動，知道他想寫字，趕快拿來紙和筆。康世恩這時身體已無法動彈，兩眼隻能望著天花板。他憑直覺握著鉛筆，在一塊紙板上艱難地歪歪斜斜地寫下了他這一生最后的一個字“油”!身邊醫護人員、工作人員和家屬見此情景忍不住失聲痛哭。
4月21日下午2時55分，康世恩的心臟停止了跳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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