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明確了“全面放開二胎”的政策，使“計劃生育”這一話題再次成為公眾輿論關注的焦點。提到“計劃生育”，人們首先想到的是馬寅初，往往想不到在馬寅初同時期，還有一位有識之士與他一起為人口控制鼓與呼。這個人就是邵力子。
上個世紀20年代，邵力子就提出中國要控制人口的思想，是新中國成立之初少有的幾個最早提出並倡導計劃生育的有識之士。
在政治決策場合提出計劃生育
說起計劃生育，誰都知道這裡有馬寅初的功勞，正是因為他的剛直不阿，堅持真理，才使控制人口最終成為我國的基本國策，但許多人都不知道，是邵力子“催產”了馬寅初的《新人口論》，邵力子是新中國之初少有的幾個最早提出並倡導計劃生育的有識之士，而且早在上世紀20年代，他就提出中國要控制人口的思想。
1951年，邵力子回到故鄉浙江探親、搞調查，見到家鄉進入和平生產之中，村民安居樂業，相處和睦，他十分高興，但在裊裊炊煙的鄉村生活景色之中，滿地奔跑的幼孩之眾多，使邵力子在歡喜之中沉思。他對陪同前往的工作人員說，我們常說中國地大物博，實際上，中國的可耕地並不多，中國是地少人多，現在中國是四億人口，已經是世界第一，如果人口不加控制，生產又跟不上的話，國家要在短期內擺脫貧困就不太可能，國家難以富強起來，人民就難以較快地富裕起來。
一年之前，也就是1950年初，邵力子同當時的衛生部長有過一次促膝長談，邵力子對“光榮媽媽”這樣的號召有了憂慮，戰爭需要大量生產人口，但經濟建設卻會因為人口的超速發展而不勝負擔，邵力子明確提出了要控制人口的主張，他說：“中國的生產落后，而人口的發展太快，是一個很突出的矛盾，如不防患於未然，採取計劃措施，加以控制的話，則不僅影響建設，同時也影響民生，成為社會發展的阻力。”
邵力子對人口的快速增長十分關注，在1953年冬天召開的政務院會議上，他提出了計劃生育的觀點，這是第一次有人在政治決策場合提出計劃生育觀點，可以說，邵力子是提出計劃生育觀念的第一人。他說：“避孕要求不要限制，醫生對生育多的婦女應同意施行避孕手術。”
切身感受婦女的痛苦和恐懼
早在1921年，邵力子在《民國日報》當主編時，就積極提倡計劃生育，在自己主編的副刊上全文發表了十月革命后的《俄國婚姻律》，把節制生育與婦女解放問題結合在一起宣傳。
1922年5月，邵力子在由中共黨員向警予主編的《婦女評論》上，發表了題為《生育節制釋疑》一文，介紹計劃生育主張，他寫道：“女子在23歲前不便生育，結婚未經兩三年不便生育。”他提出：“生育節制果要實行，我以為必須與節欲同時做起。”他同時提出，要加強節育技術的研究，“盡可能用科學的功夫去發明”。
邵力子提出這樣的觀念，與他切身感受到過多生育給婦女造成的痛苦和恐懼有直接關系。他的母親30歲時嫁給了他的父親，當年生了一個孩子，兩年后又生了一個。由於經歷了生產過程的痛苦，她決定不再生孩子，但當時又沒有可行的避孕方法，從32歲那年，邵力子的母親就與父親分居，一直分居了10多年，到絕經為止。這是非常折磨人的痛苦事。邵力子本人與前妻結婚后，隔兩年就生一個孩子，在她懷上第6胎時，她的痛苦無以名狀，苦苦央求邵力子想辦法讓她打胎，邵力子找遍當時各大醫院，就是沒有一個醫生敢做這樣的手術，后來，她想通過奔跑讓自己流產。最終，胎兒是流掉了，人也因為大出血而死了。
這痛苦的一幕幕，經常浮現在邵力子的眼前。
“枕邊風”常吹計劃生育
邵力子關注計劃生育，也與他夫人的工作有關。1950年，他的夫人傅學文擔任了中華婦女節制生育會北京分會的會長，“枕邊風”吹來的大都是提倡計劃生育之事。這正合邵力子的心意，於是，他把以前研討過的列寧有關這方面的著作又找了出來，在認真研討的過程中，把自己過去就倡導節制生育的主張，提高、充實、發展為“計劃生育”的科學概念。
1954年9月17日，他在第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作了主題發言，這是他第二次在重大政治會議上就計劃生育問題發表自己觀點鮮明的意見。他說：人多是好事，但在經濟還沒有發展起來的困難重重的環境裡，人口應有限度，應該得到控制，否則后患無窮。控制的辦法就是科學的醫學手段，要大力傳播有關避孕的醫學理論等措施，並且還應當從實際上指導並供給有關避孕的方法和藥物。”
同年12月19日，他在《光明日報》上發表了《關於傳播避孕常識問題》的長文，指出避孕措施是近代科學產物之一，並從為了母親們的身心健康和為了青年男女的幸福生活等方面，深入闡述避孕節育的必要，這對當時舊觀念較濃的“多子多福”、“人多好辦事”等思想，是一次有力的沖擊，並顯示了邵力子的足智遠見。
“人口的生長，不得了”
要全力推進計劃生育，邵力子感到孤掌難鳴，當時百事待舉，頭緒頗多，興奮點不可能關注到這事上來，一個人來說這事恐怕形成不了氣勢，他想到了馬寅初。
馬寅初與邵力子是浙江紹興同鄉。在上個世紀50年代初，馬寅初3次以全國人大代表的身份回浙江搞調查，幾乎走遍了浙江，每次都是一口氣要跑10多個縣市。他除了關心農業生產，最主要關心探問的就是人口問題，找當地干部和老農座談，了解人口情況，掌握了大量第一手資料。有時，他直接“闖”進農民的家中，對人口的高速密集出生有了更多的憂慮。
他在第3次回浙江調查時，到一個遠房親戚馬本納家去訪問，結果，大吃一驚，這個親戚已經有了6個孩子，生活十分困難，靠救濟度日。也就是這個親戚的情景，使馬寅初明確了人口按幾何級數生長的“原理”，他對馬本納說：“人口的生長，不得了，不控制怎麼行，你想想看，我們的祖父是一個人，到我們第二代就是5兄弟兩姐妹，一人成了7人，到了你們第3代，是29人，再到了你的兒子輩，是第4代，現在是七十五六個，這人口的增長速度和倍數是多麼驚人。”
1955年春天，邵力子約了衛生部長李德全去拜訪馬寅初，商談計劃生育之事，還沒等邵力子、李德全說完，馬寅初已經抑制不住了，快人快語地說：“我以人大代表的身份，3次去浙江視察，調查浙江人口增長的情況。經我的調查，浙江每年的人口增長率平均是25‰至30‰，有的地方甚至高達50‰。”馬寅初長得敦厚，倒像是北方人，性格也率真，他拿起桌上的材料，一邊翻著數據，一邊激動地對兩位來客說：“其實，這樣嚴重的人口形勢，不是浙江一省的現象，全國幾乎都是這樣的。我的調查証實，中國的人口增長率實在是太高了，幾乎就是失控，每年都要增長22‰以上，甚至可能接近30‰，這就是說中國每年淨增人口已經達1300萬之多。如果以保守的每年30‰來推算，10年以后中國的人口將達8億多，15年后將達9.8億，50年后將增加到26億，這個數字是驚人的。”
邵力子表示同意，說，“我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如果我們不對人口的增長採取措施，任其自然，后果不堪設想，將會給國民經濟帶來極大的困難，人民的物質文化生活也就不能很快地提高，新中國將會背上一個沉重的包袱，發展會受到嚴重的影響。”馬寅初憂心忡忡地說，“現在的人口出生率高得不得了，中國人口多，土地少，人口像現在這樣的速度發展下去，簡直是不得了，生產跟不上的話，國家不可能富強起來！這是一個迫在眉睫必須解決的重大問題！”邵力子的來意就是這個，馬老是經濟學家，如果將幾次去浙江調查的材料，寫成含有學術思考的報告，由此提出計劃生育主張，會更具有說服力，引起決策者的重視。馬寅初聽了邵力子的設想，連聲說，“對，我得將材料整理出來，寫成一個有說服力的著作，在人大會議上正式提出在中國必須控制人口發展的主張！”
邵力子的來訪，使馬寅初深受鼓舞，馬寅初知道邵力子是中國最早提倡計劃生育的有識之士，在近來的多個場合也公開呼吁控制人口。馬寅初決心集中精力、集中時間，將在中國實行計劃生育的理論建立起來。他焚膏繼晷，撰寫專著《新人口論》，這部書稿指出，我國人口增殖太快，與此相應的是我國的經濟發展資金積累不夠快，拖累工業、農業和科學技術的發展。中國不僅要控制人口的數量，而且要提高人口的質量，必須有效地控制人口的增長。為此，國家要進行人口普查，制定切合實際的人口政策﹔要提倡晚婚、避孕，實行計劃生育﹔政府要有具體措施干涉生育等。
與馬寅初觀點“不謀而合”
馬寅初的許多觀點，與邵力子“不謀而合”，正是邵力子以前一直堅持的觀點：第一，要正確處理計劃經濟與計劃生育的關系，兩者必須相統一。馬寅初說，我們現在有計劃經濟，同時也應該有計劃生育。邵力子說，生長在科學時代的我們，什麼事情都可以預訂計劃，按照計劃辦事，生兒育女是人生大事，應有計劃，應與計劃經濟相適應﹔第二，要正確處理人口數量和人口質量的關系，兩者必須相適應。馬寅初說，必須實行以提高人口質量，控制人口的數量為基本內容的人口政策。邵力子主張，一方面要少生，另一方面要優生﹔第三，要正確處理人口的兩重性，馬寅初和邵力子幾乎完全一致，人口既是生產者，也是消費者，生育子女不僅僅是私人的事，而且是社會的事﹔第四，物質生產和人口生產的關系應該相互協調，馬寅初認為，積累資金最快的方法是提高勞動生產率，這就需要控制人口。邵力子認為，人口發展必須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不僅要使人口發展同有計劃的物質資料生產發展相適應，勞動生產率的增長同生產資料的增長相適應，而且要使人口的總數同消費資料總數相適應，人口質量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
著作寫好后，馬寅初送給邵力子征求意見，邵力子拍案稱好，並建議他一方面公開出版，一方面將論著中的精華提煉出來，在全國人大會議上作一次專門的書面發言。
馬寅初認為這樣兩方面同步操作很好，有利於提高人們對計劃生育的認識，於是，他在一屆人大四次會議上，正式提交了計劃生育的建議案《中國的人口非控制不可》。
馬寅初的建議案一石激起千層浪，得到了廣泛的回應，大家都稱贊他的看法有道理，人口問題是到了刻不容緩需要解決的地步了。他還被請進了中南海紫光閣，在最高國務會議上就作了專題發言《控制人口問題》。馬老講得有理有據，也很動情，得到了與會者的熱烈掌聲。
《人民日報》全文刊發了馬寅初的發言。
“實行計劃生育越快越好”
1957年3月，在全國政協二屆三次會議上，邵力子專門就計劃生育問題作了發言，他表示贊同馬寅初提出的觀點，強調說：現代的人，在生活、工作、學習各方面都要有計劃，在生育方面也更應有計劃。他還表態反對當時衛生部嚴格限制人工流產的規定，他指出：“不贊成用法令或權力限制人工流產”，建議修改《婚姻法》推遲結婚年齡，建議在農村宣傳節育，推廣持久性的避孕措施。
在1957年6月召開的全國人大一屆四次會議上，馬寅初提出了“新人口論”，邵力子立即起而響應，他說：“馬寅初代表發表了一篇《新人口論》，也可以說是系統地提出了人口的控制論，他從多個方面論証了在我國實行對人口控制的必要性，他由此提出的‘計劃生育’很好，我基本上同意他的意見，我認為，實行計劃生育越快越好，希望全國各級領導認真提倡，把宣傳節育列入農村工作重要事項﹔人民代表、政協委員每年兩次視察，到農村去，到基層去，把節育工作作為視察項目，並對農村廣泛宣傳節育避孕和晚婚的好處。”
邵力子逢人便宣傳《新人口論》，他總是說，馬老的人口理論，很有道理，很有價值，很好。
與此同時，邵力子自費鉛印了一批名為《關於傳播避孕常識問題》的宣傳冊子，到處頒送親友，他有伸出一個手指的習慣動作，他的親戚都知道，他伸出手指時會笑著對年輕的育齡夫婦說：“隻要生一個就夠了，再不要多生了。”
馬寅初何罪之有
風雲突變，反“右”突起，對馬寅初的批判鋪天蓋地而來，邵力子也與馬寅初“如出一轍”，因宣傳計劃生育而受非難。在批判馬寅初最劇烈的時期，有人就說要揪出馬寅初背后的人，也有人點名道姓，說邵力子也是馬爾薩斯。邵力子據理力爭，對這些攻擊予以還擊，他說：馬寅初何罪之有？我邵力子怎麼是馬爾薩斯？
他在一次會議上，光明磊落地說：“新馬爾薩斯主義，是利用科學的避孕方法來宣揚反科學的馬爾薩斯人口論……現代的新馬爾薩斯者，甚至大吹大擂地宣傳戰爭，鼓吹法西斯思想，所以它是極端反動的，我們必須堅決反對。但我們不能因噎廢食，倒洗澡水把孩子一塊倒掉，因為馬爾薩斯主義利用節育避孕來宣傳反動理論，我們便不敢提倡節育避孕。（其實）敵我界線很是分明，他們不重視人，不重視勞動，我們承認人最寶貴，勞動創造一切財富﹔他們否定一切社會變革，我們要認識世界進而改造世界﹔他們歌頌戰爭，我們擁護和平。我們和新馬爾薩斯的差別是很清楚的。”
在當時的氣氛下，邵力子不可能公開在會議上為計劃生育疾呼，但他沒有氣餒，利用下基層搞調查研究的機會，向基層干部宣傳計劃生育的好處。
1962年，在政協一次醫藥衛生組聽取醫學專家談節育的座談會上，邵力子又一次疾呼計劃生育，當時已年過八旬的他動情地說：“想聽計劃生育報告的人恐怕不止今天到會的人。男同志也許認為生男育女是女同志的事，我認為不單是女同志的事，假如知道生男生女的辛苦，有了計劃生育的辦法而不採用就不對頭了。我把我的想法同毛主席、周總理都說過，1957年毛主席在作《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報告》時還講，生育的無政府狀態是很危險的。早在中共八大會議上，周總理也說贊成在生育方面加以適當的節制。但是，從1958年以后就不再提計劃生育了。假如這幾年少生些孩子，國家的糧食就沒有那麼困難了。”
在這次會議上，邵力子建議全國政協醫藥衛生組應該在這方面繼續努力做工作。
“這件事，邵力老有一功”
邵力子堅持不懈宣傳計劃生育，得到周總理的肯定，1965年3月，周總理在全國政協四屆一次常委會上指示醫藥衛生組要加強計劃生育的調研工作，他特別指指在場的邵力子，說：“這件事，邵力老有一功。”
1955年春天，印度大使館邀請周總理出席雞尾酒會，周總理邀請邵力子、馬寅初等民主人士一道參加，宴會中，邵力子對印度大使說：“印度人口增長太快，應加以控制。”馬寅初接著也說：“印度人口要控制，中國人口也要控制。”邵力子點頭，接著說：“中國人口有多少？說是5.7億，實際上已經達到7億，中國若不控制人口，將來不得了。”
周總理在一邊聽著二老與印度大使談人口，沒有急於表態，只是等談話快結束時，他對三人說：“你們談的是國家大事，我們國家如果對這個問題處理不好，后果是不堪設想的。”
邵力子、馬寅初不斷地提出計劃生育，並向周總理多次真誠陳述，希望黨和國家為此盡快制定政策，直到上個世紀70年代初，經濟的長期徘徊和人口的猛增，大量知青無工作可做，城市待不下去了，才使計劃生育成為不得不考慮的問題，中央出台了計劃生育政策。
這時，已是邵力子、馬寅初提出計劃生育意見20年后的事了。（吳躍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