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星
在紅軍時期，有這麼兩位人物，因他們都姓羅，又相繼擔任過紅四軍第二縱隊和紅四軍政委，且關系密切、親如兄弟，戰友們都親切地稱呼他們“大羅”“小羅”﹔長征到達陝北，他們同期進入著名的“抗大”學習，一起當過“原始天尊的弟子”。在長達34年的革命友誼中，他們既有革命戰友間的生死與共，又有親如兄弟般的砥礪共進。這種深厚的戰友情與他們的名字一起，被鐫刻在紅色軍史上：開國元帥羅榮桓與開國大將羅瑞卿！
從愛國學生到紅軍指揮員，兩人緣聚紅四軍
羅榮桓，1902年11月26日（農歷10月27日）誕生於湖南省衡山縣寒水鄉南灣村（今屬衡東縣）。他從小就酷愛學習，傾向進步。從長沙協均中學、青島大學工科預科到武昌中山大學理學院，他一直是反帝愛國學生運動的中堅分子。
1927年5月，在革命低潮時期嚴重的白色恐怖下，羅榮桓毅然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很快又轉為中共黨員。從此，他把自己的一生，全部獻給了中國革命事業。
8月，羅榮桓受中共湖北省委指示，參與組織通城秋收暴動，擔任了通城、崇陽農民自衛軍黨代表﹔當月底，為保存革命力量，他率領農民自衛軍離開通城向江西修水轉移，編入沒有來得及參加南昌起義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團長盧德銘。
1927年9月9日，根據毛澤東指示，盧德銘指揮警衛團在修水率先舉行了秋收起義。羅榮桓時任特務連黨代表，隨警衛團參加了起義，開始在毛澤東的旗幟下戰斗、成長。9月底，由於優勢敵人的反扑，所有起義部隊被迫向井岡山轉戰。三灣改編后，羅榮桓成為我軍歷史上最早的7個紅軍連隊黨代表之一。
1928年4月，朱德、毛澤東會師井岡山，成立工農紅軍第四軍，羅榮桓相繼擔任紅三十一團第三營黨代表、第三縱隊（原紅三十一團）九支隊黨代表，隨后參加了井岡山斗爭和轉戰閩西，是紅四軍中出名的政治工作干部。
和羅榮桓一樣，羅瑞卿也是從愛國學生成長為紅軍指戰員的。
1906 年5 月31 日（農歷4月9日），羅瑞卿出生在四川省南充縣舞鳳鄉清泉壩村，少時就積極求學，立志報國。從南充縣立中學到黃埔軍校武漢分校，羅瑞卿一直是青年團的活躍分子，為反帝愛國運動搖旗吶喊。作為黃埔軍校第六期學員，他接受過正規的軍事訓練與政治教育。在聆聽了毛澤東關於農民運動的演講后，“追隨毛澤東干革命”成為他的人生目標。
1927年夏天，在武漢尋找黨組織關系的羅瑞卿幾乎病歿。8月中旬至9月下旬，他因患傷寒病而進入仁濟醫院治療。由於交不出住院費，他被院方拉到四川會館一間破舊的空屋內，“躺以待斃”。幸遇一好心人相救，方得以絕處逢生。之后，他赴常德，到澧州，經長沙，奔武昌，下南京，漂上海，四處尋找黨組織。功夫不負有心人！1928年10月，經過一年大海撈針，他終於在上海與黨組織接上了頭，轉為中共黨員。雖身在十裡洋場，但他始終心系朱德、毛澤東領導的紅四軍，多次向黨組織申請到紅四軍中工作。
1929年3月，羅瑞卿受中央軍委派遣，奔赴閩西上杭縣蛟洋游擊隊擔任教官。5月底， 以蛟洋游擊隊為基礎組建了紅五十九團，羅瑞卿擔任參謀長。6月10日，紅五十九團被改編為紅四軍第四縱隊，羅瑞卿任參謀處主任（旋代理參謀長）。他終於實現了到紅四軍工作，見到毛澤東的夙願！
可是，羅瑞卿還沒有來得及向毛澤東表示自己的仰慕之情，毛澤東就離開了紅四軍。1929年6月22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閩西龍岩城召開，羅榮桓（時在三縱隊）、羅瑞卿都參加了這次會議。由於兩人不在一個縱隊，所以彼此印象不深。在會上，圍繞黨對軍隊的領導問題進行了激烈爭論，許多人把毛澤東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原則，錯誤地看作是“形成家長制度的傾向”。
從秋收起義以來，羅榮桓便在毛澤東領導下工作，他從實踐中認識到堅持黨對軍隊絕對領導的正確性，所以在會上發言大力支持毛澤東。但是，這種意見在會議上畢竟隻佔少數，會議最終改選陳毅為紅四軍前委（前敵委員會）書記，毛澤東離開紅四軍，到閩西特委指導工作。
對於紅四軍內的激烈爭論，剛剛成為紅四軍一員僅僅12天的羅瑞卿，自然不好輕易表態，但羅榮桓的發言卻說出了他的心聲，他也因此牢牢記住了“羅榮桓”這個名字。
兩人通力合作，“二縱隊又復興起來了”
毛澤東離開紅四軍，羅榮桓、羅瑞卿等心情落寞，為紅四軍的前途命運擔憂。這時，蔣介石發動對閩、粵、贛三省的第一次“會剿”，紅四軍前委決定：陳毅奔赴上海，向黨中央匯報紅四軍內爭論情況﹔第一、第四縱隊留在閩西堅持斗爭，第二、第三縱隊出擊閩中——這是毛澤東所反對的。
由於閩中群眾工作沒有基礎，紅四軍出擊部隊出師不利，不得已回師閩西。實踐証明，毛澤東確有先見之明，紅四軍離不開他。
1929年9月下旬，紅四軍攻佔上杭縣城，遂在城內太忠廟召開了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羅榮桓在會上發言，強烈要求將毛澤東請回來領導紅四軍。這時，羅瑞卿剛剛調任第二縱隊五支隊黨代表，經過一段時間的觀察，他也認為紅四軍離不開毛澤東，發言支持毛澤東出山。在當時許多同志的反對聲中，羅榮桓、羅瑞卿的聲音彌足珍貴。
10月22日，陳毅從上海返回部隊，帶來了根據中央軍事會議精神所擬的黨中央指示信（即九月來信），指示信肯定了紅四軍的斗爭經驗，要求紅四軍前委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並明確指出：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11月26日，毛澤東回到紅四軍前委，隨即決定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
12月28日，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在上杭縣古田溪背村廖氏宗祠召開，這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會議通過了“古田會議決議”，系統地總結了紅四軍建軍的經驗，確立了人民軍隊建設的根本原則，奠定了紅軍政治工作的基礎，使紅軍得以肅清一切舊軍隊的影響而成為一支新型的人民軍隊。
大會接著改選了紅四軍前委，毛澤東擔任書記。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等11人為正式委員。
1930年1月，為發展壯大紅軍，紅四軍前委決定：朱德指揮第一、第三、第四縱隊從古田出發，回師江西，毛澤東指揮第二縱隊斷后。為加強第二縱隊建設，毛澤東根據政治建軍原則，改組了這個縱隊的領導機構，起用了“兩位姓羅的黨代表”：羅榮桓任政委，羅瑞卿任政治部主任。人民軍隊歷史上兩位著名的將帥，開始首次共事。
第二縱隊的老底子是紅四軍軍部特務營，它是由國民黨起義部隊編成的。一直以來，部隊裡存在濃厚的舊軍隊思想作風，有不少人還沒有認識到紅軍黨代表制度的重要性，甚至罵黨代表是“賣狗皮膏藥的”，也有不少人認為軍隊的任務就是打仗，“單純軍事路線”影響很大。在管理教育上，打罵士兵的現象普遍存在，槍斃逃兵的事件時有發生﹔個別人看到士兵賭錢，不僅不制止，反而要贏了錢的請客。
面對上述不良傾向，羅榮桓、羅瑞卿一到職，就督促各連隊黨支部逐條對照“古田會議決議”，檢查本部隊和本支部存在的上述問題。檢查結束后，他們又要求各支部把檢查的結果向全體黨員公布，發動士兵群眾討論。這樣，就從上到下營造了反不良傾向的氛圍，一場轟轟烈烈的群眾運動在部隊中開展起來了。
在政治工作中，羅榮桓和羅瑞卿密切配合，羅瑞卿沒有參加過井岡山斗爭，羅榮桓就經常向他介紹秋收起義和井岡山斗爭的情況。羅瑞卿后來曾深情地回憶道：
在中央蘇區時，我們就不斷聽到羅（榮桓）宣傳主席領導正確的故事，如秋收暴動、三灣改編、井岡山斗爭如何艱苦，天天紅米南瓜，主席如何教育部隊忍耐堅持……雖然這些宣傳，還是帶著單純的朴素的性質，但他是滿腔熱情的……對我們也起了一定的教育作用。
經過羅榮桓和羅瑞卿幾個月的努力，第二縱隊的面貌發生了顯著的變化，他們的工作得到了前委的贊揚。
“大羅”“小羅”情如手足，肅反問題上心有靈犀
羅榮桓和羅瑞卿在性格上各有特點，形成互補：羅榮桓沉靜、穩重，羅瑞卿爽朗、干脆，兩人之間配合十分默契，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誼。在1932年3月，羅榮桓升任紅一軍團政治部主任時，他又推薦羅瑞卿接任紅四軍政委。因為他倆都姓羅，又先后任第二縱隊、紅四軍政委，同志們為了區別起見，便干脆稱呼羅榮桓為“大羅”，羅瑞卿為“小羅”。
1930年11月，為打破敵人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採取“誘敵深入赤色區域，待其疲憊而殲滅之”戰術的紅軍，主動撤退到江西宜黃。這時，各軍都開展了肅清AB團的斗爭（AB團，是1927年初在江西成立的一個反共秘密組織，其主要任務是排斥在國民黨江西省各級黨部中的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在蔣介石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此組織即無形解散），這是在紅軍中開展的第一次大規模的肅反斗爭。由於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對敵情估計錯誤，加之缺乏經驗，沒有正確的政策和方法，一時間，部隊中出現了亂捕亂殺的現象。
一天，時任紅十一師政委的羅瑞卿來到紅四軍軍部，向羅榮桓政委反映肅反情況。“前幾天，我們十一師宣傳隊的幾個同志被供是‘AB 團’，殺掉了。我看，他們不像是‘AB 團’！”羅榮桓也為肅反一事苦惱，羅瑞卿的話讓他平添愁緒。
面對老上級、好戰友，羅瑞卿有話就說：“我認為把混入紅軍內的反革命分子清除掉很有必要，但如果沒有証據亂捕亂殺，勢必會枉冤一批好人。”
“是啊，前天，蕭克到我這來說，他們十二師已殺了100多人，對此，他感到有問題！”當時，上級有規定，捕人由各團黨委決定，殺人由各師黨委決定，無須向軍黨委請示報告。有一次，紅十二師准備殺幾十人，師長蕭克感到殺這麼多人有問題，遂馳奔軍部向羅榮桓請示。
“蕭克同志反映的情況，我們師也有！現在把敵情估計得過於嚴重，這事應該跟毛委員反映，盡量少殺人。”羅瑞卿直抒胸臆。
“我已跟毛委員談過一次，他對此事很擔心，並讓我在做好反‘圍剿’工作的同時，多過問此事。”羅榮桓說，“你們師的肅反，就按你說的‘盡量少殺人’，不能出現冤案。審查錯了的，必須刀下留人！你回去和際春同志共同把好這道關。”
有了羅榮桓這番話，羅瑞卿心裡有了底，他和紅十一師政治部主任張際春嚴格審查，把一些已經被關押起來等死的同志解放了出來。從此，“羅政委刀下留人”的故事便在紅四軍部隊中流傳開來。
1930年12月，羅榮桓、羅瑞卿一起參加了中央蘇區第一次反“圍剿”。 1931 年5 月16 日，中央蘇區第二次反“圍剿”打響，羅瑞卿當天率部在觀青崖（位處富田和東固之間）設伏時不幸中彈，頭部、左頰負重傷，被送到后方醫院急救。消息傳來，羅榮桓痛惜不已，他把滿腔怒火傾瀉向敵人，決心以不斷的勝利安慰戰友。至31日，他和林彪指揮紅四軍從江西富田打到福建建寧，橫掃350多公裡，與兄弟部隊在富田、白沙、中村、廣昌、建寧五戰五捷，殲敵3萬余人，繳槍2萬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敵人的第二次“圍剿”。戰斗結束，他托人把許多戰利品捎給羅瑞卿。
1931年9月間，中央蘇區第三次反“圍剿”接近尾聲，紅四軍和紅三軍團聯合攻擊駐興國高興圩的敵第十九路軍，這是一場硬仗，紅十一師師長曾士峨在戰斗中不幸壯烈犧牲。當時，羅榮桓腳傷化膿，行動十分不便，但仍忍痛奔赴前線，與林彪指揮紅十一師等部於9月15日在方石嶺將敵五十二師殲滅。戰后，他動情地說：紅十一師是由第二縱隊發展起來的，瑞卿和我費了不少心血﹔師長犧牲了，我指揮部隊向敵人討還一點血債，也算是代瑞卿履行職責了！
“他的妙計就是堅持同群眾生活在一起，依靠群眾又帶領群眾前進”
1933年1月，由於傷病經常發作，羅瑞卿離開紅四軍，調任紅一軍團保衛局局長。當時，軍團保衛局主要任務有二：一是訓練警衛員，保護軍團首長的安全﹔二是鞏固部隊，防止個別壞分子拖槍投敵，防止反革命分子混入我方進行破壞。在開展上述工作中，保衛局常常要和軍團政治部打交道，羅瑞卿也經常向羅榮桓請教如何開展工作。有時，屬於軍團政治部分內的事，羅榮桓也請羅瑞卿代勞。有一次，羅榮桓委托熱衷演劇的羅瑞卿組織了一個文化娛樂訓練班，學員學習結業后便組成了劇社。因為軍團機關報叫《戰士報》，這一劇社也就命名為“戰士劇社”。劇社成立后，在羅瑞卿的具體指導下，演出水平越來越高，其影響也越來越大。
1933年春，時任紅一軍團軍團政治部副主任的李卓然和羅瑞卿等人又編了一出《廬山雪》，描寫紅軍打進了南昌，即將殺上廬山去活捉蔣介石，蔣的反動統治就像春天廬山上的殘雪，很快消融、瓦解。為了體現官兵同樂，在羅榮桓的支持和贊助下，羅瑞卿將軍團主要領導干部都動員上了台，各人都按實際擔任的職務扮演角色。至於反面角色，羅瑞卿自告奮勇演蔣介石。
羅榮桓此時正患瘧疾，燒得滿臉通紅，本來不想出場，但架不住羅瑞卿的大力動員，最后還是上了台。這一出戲，演員的陣容可謂空前，引起了指戰員們極大的興趣，部隊的文娛生活更加活躍了。
可是，羅榮桓終於病倒了，隨后厄運也來了！1933年4月，“左”傾領導人勒令他離開紅一軍團，擔任江西省軍區政治部主任。羅瑞卿前來送別，兩人執手相看淚眼……
此后，羅瑞卿繼續擔任保衛局長，而羅榮桓在江西省軍區並沒有待多久，轉馬燈似的調任過軍委總政治部巡視員、紅八軍團政治部主任、紅三軍團政治部主任、總政治部巡視員等職，直到1935年9月中旬長征接近尾聲，經歷草地分裂的中央紅軍大部抵達哈達鋪，部隊合編為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員，毛澤東任政委），紅一軍團改稱第一縱隊，羅榮桓擔任縱隊政治部副主任﹔紅三軍團改編為第二縱隊，羅瑞卿擔任縱隊政治部主任。“大羅”“小羅”終於又走到一起了，兩人都非常激動。9月22日，部隊在哈達鋪舉行會餐，吃了紅燒肉。席間，毛澤東看到羅榮桓，問道：“羅榮桓同志，你走出草地，有什麼妙計啊？”羅榮桓腼腆地笑了一笑，還沒有考慮好如何回答，站在一旁的羅瑞卿幫了腔：“他的妙計就是堅持同群眾生活在一起，依靠群眾又帶領群眾前進。”聽了羅瑞卿的話，大家不禁暗暗點頭，都感到羅瑞卿這一回答概括得既准確又深刻。
“紅軍裡隻有崗位不同，沒有高下之分，‘大羅’‘小羅’很團結啊”
1936年6月1日，陝北安定縣（今子長縣）瓦窯堡舊廟堂前紅旗招展，“中國人民抗日紅軍大學”（簡稱“紅大”）第一期在這裡舉行開學典禮，毛澤東宣布：黃埔出身的林彪、羅瑞卿分別擔任校長、教育長。紅大第一期分3個科，第一科大都是紅軍師、團以上干部，紅軍名將陳光擔任第一科科長，羅榮桓擔任第一科政委，學員有林彪、羅榮桓、羅瑞卿、蘇振華、劉亞樓、張愛萍、彭雪楓、楊成武、譚政、王平、黃永勝等38人。在紅大，羅榮桓、羅瑞卿既是學校行政領導，又是普通學員。命令一宣布，羅榮桓真誠地對羅瑞卿說：“教育長，你是我的領導……”話未說完，羅瑞卿道：“我首先是第一科學員，你首先是我的領導！”消息傳出，毛澤東感慨地說：“紅軍裡隻有崗位不同，沒有高下之分，‘大羅’‘小羅’很團結啊！”
7月上旬，紅大隨黨中央由瓦窯堡遷到保安（今志丹縣）縣城，縣城很小，沒有幾間像樣的房子，學員住宿成了問題，第二、第三科領導都找羅瑞卿訴苦，他急得焦頭爛額。當時，第一科駐在保安東南面一公裡處的半山坡上，羅榮桓聽說依山有幾十孔舊石窯洞，他心裡有了底。當他帶領第一科學員到達那裡時，隻見山坡上稀稀拉拉長著幾叢酸棗棵，石壁上高高矮矮露出幾十個蜂窩似的黑黢黢的洞口，這些洞口邊緣經過年深月久的風雨侵蝕，都已風化剝落，顯得齜牙咧嘴。有的洞口橫七豎八支了一些樹枝木棍，已成為老鄉的羊圈。動員老鄉把羊群遷走以后，羅榮桓號召大家自己動手搞衛生、清理校舍、修路。把窯頂已經剝落的石渣清除掉，把窯洞內的柴草羊糞清掃干淨，在窯洞口用石塊壘上牆和門洞。再買來一些木料做成門，打茅草編成厚厚的草門帘。在窯洞之間平整好道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以窯洞為課堂和寢室，以石頭磚塊為桌椅，以石壁為黑板的大學校舍就這樣落成了。這裡的條件同羅榮桓就讀過的青島大學自然沒法比較，可倒也冬暖夏涼，還不怕飛機轟炸。情況上報后，羅瑞卿激動地說：“‘大羅’就是‘大羅’，時刻都不給‘小羅’加擔子！一科自己解決住宿問題，給我們校領導幫了大忙！”
開學時，毛澤東在林彪、羅瑞卿陪同下來到學校，在開學典禮上講了話﹔然后，又由羅瑞卿、羅榮桓等陪同參觀了教室和學員的宿舍。毛澤東看到石窯洞裡的石桌、石凳、石黑板，不禁詼諧地說：“你們走的是石頭路，坐的是石頭凳，用的是石黑板，住的是石洞，真成了石器時代的人了。”他的話把大家都逗樂了。接著，他又連連稱贊這個地方清靜、空氣新鮮，要比他住的地方好。他感慨地說：“人有了兩隻腳兩隻手真是了不得，有了兩隻腳，一走就是兩萬五﹔有了兩隻手，把這個攔羊的地方搞得這樣整齊。”羅瑞卿對羅榮桓擠擠眼睛，豎起了大拇指。
羅瑞卿、羅榮桓等陪同興致勃勃的毛澤東沿著石梯一直上到最高一層石洞。毛澤東叉著腰站在洞口，俯視著莽莽群山，風趣地說：“你們這真是原始天尊的弟子啊！”他又回過頭問羅榮桓等：“你們何時下山啊？是等修煉好了，還是等天下大亂再下山啊？”
羅榮桓、羅瑞卿等回答：“我們學到了馬列主義真經，練好本領就下山。”
毛澤東滿意地笑了：“你們一下山，蔣介石恐怕得上山了啰！”
1937年1月，羅榮桓來到延安，就任紅軍后方政治部主任。這時，后方政治部主管著軍委直屬機關、學校、工廠和陝北軍事部（相當於省軍區）、陝北紅軍等的政治工作。紅大遷址延安辦學，政治工作也要請示羅榮桓，所以“大羅”“小羅”三天兩頭見面。這時，每逢假日，羅瑞卿、蕭勁光等人常常一起來到駐扎在延安師范舊址的后方政治部找羅榮桓。他們或是圍著火爐擺龍門陣，或是到延河邊散步，見面十分頻繁，度過了一段難忘的日子。
尾 聲
1937年8月，紅軍改編為八路軍北上抗日，“大羅”“小羅”從此分別多年：作為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政訓處主任，羅榮桓隨軍揮戈北上，后堅持山東抗戰多年，解放戰爭時期縱橫東北戰場﹔羅瑞卿始則繼續領導紅大辦學，后擔任八路軍野戰政治部主任多年，解放戰爭時縱橫華北戰場。兩人雖身在兩地，卻相互挂念。
新中國成立后，羅榮桓兩次出任總政治部主任（1950年4月至1956年12月，1961年1月至1963年12月），羅瑞卿歷任公安部長（1949年8月至1959年9月）、總參謀長（1959年9月至1965年12月），兩人緣聚北京，工作上經常聯系，私誼也日益深厚。1955年9月，“大羅”被授予元帥軍銜，“小羅”被授予大將軍銜，並分別榮獲一級八一勛章、一級獨立自由勛章、一級解放勛章。
1963年12月16日，羅榮桓因病與世長辭。毛澤東痛失良將，幾天內夜不能寐，寫成七律《吊羅榮桓同志》，滿懷深情地回憶道：“記得當年草上飛，紅軍隊裡每相違……”
羅瑞卿痛失良師益友，對身邊工作人員說：“‘記得當年草上飛，紅軍隊裡每相違’，這是主席和榮桓同志紅軍時期關系的寫照，何嘗不是我和他那時關系的寫照！”說這話時，他又回憶起和羅榮桓在贛南打游擊、轉戰中央蘇區，以及羅榮桓因“左”傾路線迫害離開紅四軍的往事……
1978年8 月3 日，在民主德國波恩治療腿疾的羅瑞卿，因心肌梗塞病逝！至此，“大羅”“小羅”相繼辭世，但他們的革命友誼尤其是紅軍時期的戰友情誼，永載歷史的豐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