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廣華 何明圓
鼓勵民族資本家大膽干
1950年初的川北，滿目瘡痍，百業調弊，民不聊生。全區有8萬多工業戶，除廣元大華紗廠、南充絲二廠、三廠和閬中絲四廠外，96.8%的是手工業，工業總產值僅佔國民經濟總產值的1.5%，加上手工業也僅佔15%左右。
1950年10月23日至11月6日，在川北區首次召開的各縣市工商界代表會議上，時任川北區委書記、行政公署主任和川北軍區政委的胡耀邦作了《消除顧慮，增強信心，為恢復與發展川北工商業而奮斗》的報告，報告明確提出，黨的政策是保護、扶持工商業。胡耀邦還與工商界人士座談，要大家消除思想顧慮，搞好經營，努力恢復生產。
大華紗廠於1939 年10 月從西安遷來廣元，是四川最早最大的近代工業企業，其創始人石鳳翔是蔣介石的親家。胡耀邦在廣元期間，曾親自指揮過廣元煤礦、嘉陵火柴廠等34家國營和集體企業、龍潭造紙廠等16家私營企業的建設，對廣元大華紗廠的發展更是寄予了極大期望……
然而，由於解放前夕資方從廣元大華紗廠抽走大量機棉和成品，當時的大華紗廠處於資金無著、原料匱乏、生產停頓、人心混亂的境地。
1950年4月，30多歲的蘇先劼出任廣元大華紗廠經理。
蘇先劼是一位開明愛國的民族資本家，出生於名聲顯赫的紡織世家，是武漢“裕大華”紡織集團的創始人蘇汰餘的小兒子。他畢業於西北工學院紡織系，后赴美國專攻紡織學和電工機械學，回國后曾在重慶裕華紗廠當稽核和工程師，擔任過廣元大華紗廠訓練主任。
盡快讓大華紗廠恢復生產，成了蘇先劼上任后最迫切的問題。
關鍵時候，黨組織給了他支持鼓勵。廠黨委書記武光政不僅與他促膝談心，交換思想，勾通認識，而且還邀請他參加黨委會議，研究企業生產經營等重大問題。劍閣行政公署專員和地委副書記姜英岩也經常來廠視察，聽取生產匯報，並表示地委一定大力支持大華紗廠的工作。
更讓蘇先劼感動的是，川北行署主任胡耀邦在百忙之中親自接見了他，胡耀邦對他說：“大華紗廠是個私營企業，我們允許其發展。因為，現在這種企業不是多了，而是太少了，必須發展。這種發展，對於人民有益，國家有益，經濟建設有益。”
胡耀邦還向他宣傳解釋黨在現階段對民族資產階級的政策，希望他能發揮聰明才智，把大華紗廠搞好，為川北私營資本主義企業帶個頭，在對資改造中，爭取做自覺接受共產黨改造的好典型。
后來，胡耀邦又多次接見蘇先劼，詳細詢問大華紗廠的生產及職工的思想狀況。在聽了蘇先劼匯報工廠面臨的困難以及准備採取的措施后，胡耀邦說：“工農是我們的基礎，沒有基礎不行。但沒有朋友也沒有力量，基礎就不穩固。”最后，胡耀邦勉勵他：“你的這些想法很好嘛，搞企業你是內行，就這麼辦，大膽工作，有什麼問題，可以直接到川北行署來找我！”
蘇先劼深感共產黨信任他，各級政府支持他，逐漸穩定了思想情緒，樹立了信心，決心同全廠職工一道戰勝困難，搞好生產。
1952年，蘇先劼向武漢裕大華總公司要回30萬元，用這筆錢將12768枚舊紗錠全部更換為新紗錠，提高了勞動生產效率。武漢裕大華總公司考慮到蘇氏一家的影響，還幫助解決了1台1000瓦發電機、3台梳棉機、2台筒子機、1台英國進口的受熱面3100平方英寸的鍋爐、1台英國進口的12尺龍門刨床，為恢復企業生產奠定了基礎。
抗美援朝戰爭爆發后，蘇先劼號召全廠職工積極生產，支援國家建設，並帶頭捐獻資金支援抗美援朝戰爭，全廠共捐款1.25億元（舊幣），其中黃金6.76兩、銀元73.5元，擁軍優屬款711.56萬元，支援農民抗旱救災款518.9萬元，受到廣元縣人民政府的表彰。蘇先劼先后當選為廣元縣人民代表、政協委員、四川省人民代表。
1953年，蘇先劼設計制造了我國首台“纖維雜質分離機”，解決了抄車花、斬刀花、頭破籽花、棉節雜質多的問題，提高了棉紗的質量，全年一等一級品率達到了46.42%，每件紗用棉平均比1951年下降5.38公斤。
1956年，大華紗廠開展了川棉紡優級紗的技術攻關活動，經過上百次試驗獲得成功，當時，工廠生產的“雁塔牌”優質紗風靡海內外，獲得中紡部“進步快廠”的稱號，受到四川省人民政府的表彰。
從1950年7月至1956年12月，大華紗廠為國家代紡了中低支棉紗6萬余件，為支援國家的社會主義建設做出了應有貢獻。
1957年，蘇先劼被調往重慶工作。
“文化大革命”中，蘇先劼因有美國留學背景，又是資本家，被打成“反動技術權威”屢遭批斗。改革開放以后，在胡耀邦的直接關心下，黨和政府為蘇先劼落實了政策，使他能夠重新出來工作。
1993年，蘇先劼病逝於重慶。
親筆傳書命刀下留人
1951年，時任川北行署主任的胡耀邦親筆書寫了一張便簽，指示蒼溪縣龍王鄉、石門鄉政府刀下留人，釋放開明人士陶澤祥及陶鑫傳。然而由於蒼溪縣個別領導迫於“群眾”壓力，誤聽讒言，仍將陶澤祥及陶鑫傳兩人冤殺。30年后，陶澤祥及陶鑫傳兩人終被平反。
胡耀邦為什麼要親筆傳書刀下解救陶澤祥及陶鑫傳呢？
陶澤祥（1915-1951年），字育民，蒼溪縣城陶家巷人。在蒼溪中學讀初中期間，陶澤祥受時任紅軍婦女獨立團副營長的胞姐陶淑良的影響，暗中與共產黨人往來。他與侄兒陶鑫傳因此被列為激進分子。
1933年7月，中共中央派廖承志帶著給紅四方面軍的批示和一本敵軍密碼電報破譯法，同交通員楊德安（化名王志齊）一道，秘密從上海抵達成都，與四川省委取得了聯系，欲經閬中、蒼溪出川北，前往川陝革命根據地首府巴中，隨往的還有中共四川省委書記羅世文。
廖承志一行通過在國民黨二十九軍軍部任監印書記官的中共秘密黨員卿鑫，搞到了防區特別通行証前往閬中城，在蒼溪秘密黨組織的安排下前往巴中。
中共南充中心縣委安排何薌負責秘密迎接與護送工作。
何薌即派人將正在讀高中的陶澤祥召回蒼溪，把自己有3位“朋友”要秘密經過蒼溪，需要特別護送的事給陶澤祥講了，希望得到他的支持。
由於何薌祖父輩皆為陶家的賬房先生，代陶家管理龍王、三川一帶的大片田庄與商鋪﹔陶澤祥與何薌自小稱兄道弟，后來還打過兒女親家。而時任蒼溪縣三地區民團團總的羅敬三，其祖孫三代均為陶家的手下。廖承志等人要過白色統治下的雲峰、王渡、五裡三地區，隻有陶澤祥才能疏通關節。
1933年7月的一天上午，廖承志一行3人，在何薌、陶澤祥及夫人劉碧芳、蒼溪王渡團總羅敬三等人的幫助下，以“撞親”為掩護，來到了蒼溪縣界，在板廟子與紅四方面軍聯絡員接上了頭。臨別時，廖承志在陶澤祥的筆記本上寫下了“題贈陶澤祥同學：喜看人間風雲會，懶聽琵琶空洒淚。將有白雪迎東風，寒梅逢春人陶醉”的贈言。
1939年從成都大學畢業后，陶澤祥回到家鄉蒼溪，先后擔任縣政府秘書兼統計室主任、戶籍室副主任等職。1948年底，陶澤祥被任命為大竹縣縣長，但他未赴任。
在縣政府工作期間，陶澤祥利用職務之便，為中共蒼溪縣委及基層政權組織、隊伍的建設收傳情報、購買槍支彈藥和醫藥用品，常年接濟和多次掩護、搭救何薌等中共秘密黨員，安排一些秘密黨員在國民黨蒼溪縣黨部、縣政府及其所轄鄉鎮黨政機關、學校工作，以便其開展秘密活動。
蒼溪解放后，陶澤祥主動向人民政府交出了全部家產，被蒼溪縣臨時解放委員會、中共蒼溪縣委列為開明人士。
1949年11月，受國民黨中統特務 “夜鷹”的外聯，蔣介石特別委任蒼溪縣長向竹修為“反共救國軍”總司令，向竹修組建了一支5000余人的“九龍山反共救國軍”， 到處燒殺掠搶，一些鄉政府機關被砸，幾名公職人員慘遭殺害。
12月13日，向竹修攜帶家眷和親信挂印潛逃。臨行前，他把“九龍山反共救國軍”總司令之職委托給了侯文林。而侯文林的妻子陶雪傳，正是陶澤祥的侄女，也是陶澤祥的養女。
1950年2月28日，胡耀邦和川北軍區司令員韋杰親赴蒼溪秘會了陶澤祥，“育民先生，我與韋杰司令員專程造訪，是關於九龍山一帶匪徒的事。‘九龍山反共救國軍’一日不除，人民就不得安寧。”胡耀邦開門見山。
“耀邦先生，韋杰將軍，你們要育民怎麼做？請吩咐即是，隻要育民能做的，一定盡力而為。”
其實，在這之前，陶澤祥已經帶信把女婿侯文林叫到家中，給他分析國內外的形勢，向他講析民族利益，但是並沒有說服侯文林。
萬般無奈之下，陶澤祥隻好說：“你把雪傳母子倆給我送回來，你要帶軍打仗怎麼行？”
侯文林一笑：“謝謝泰山大人的關愛，兒子回去就用八抬大轎把雪傳母子送回來。”
侯文林走后便難覓蹤跡，陶澤祥就連雪傳母子是不是平安也不得而知。
這次胡耀邦等來拜訪，陶澤祥便把此事也告訴了他們。
“我看，侯文林已經沒拿育民先生當泰山大人了。”韋杰嘆息道。
“你們父女倆的感情如何？”半晌，胡耀邦問道。
陶澤祥肯定地說：“感情很深厚，這一點是不用懷疑的。現在想起女兒雪傳的處境來，我的心裡就像刀在剜。我想女兒雪傳也是如此。”
“那就對了。”胡耀邦說。
胡耀邦決定演一出戲。這幕戲的主角自然是陶澤祥，配角則是陶澤祥家人。
次日一早，陶澤祥安排人悄悄給女兒陶雪傳送去了一封書信。
不日，陶雪傳突然口吐鮮血，倒在床上。看著妻子遭此大劫，侯文林痛心疾首。
很快，從蒼溪縣城傳來陶澤祥的口信：“九龍山那個匪窩，我不想看到，要給女兒雪傳治病，必須把她送到龍王場的家裡住下才可。”侯文林愛妻心切，乖乖照辦了。
有蒼溪縣城的名醫薛仁德坐診，有陶夫人的精心照料，加之侯文林不時下山回家看望，不幾日，陶雪傳的病逐漸地好了起來。
隨著陶雪傳的康復，侯文林像換了一個人，對共產黨不再像過去那樣仇視，還有了率領“九龍山反共救國軍”歸順的想法，並提出了“能不能請胡耀邦親自來一趟龍王場面談”的要求。原來，陶雪傳的病是假的。醫生薛仁德則是由胡耀邦派來的副秘書長彭長登化裝扮演的。而那些薛醫生的徒弟及隨從，全是韋杰從部隊裡抽派的精兵強將。與此同時，陶澤祥暗中做龍王場團丁的策反工作。由於團丁們大多是陶澤祥祖上的佃農或家裡的長短工，因此陶澤祥的工作進行得非常順利。
3月的一個趕場日，龍王場熱鬧非凡。擁擠的人群中，兩個收山貨的人各騎著一匹瘦馬走進了陶家巷。這兩個收山貨的人正是胡耀邦和韋杰。
原來，為了打消侯文林的顧慮，彭長登飛馬給胡耀邦傳了一封雞毛信，報告了侯文林的想法。為了表達對收編“九龍山反共救國軍”的誠心，胡耀邦與韋杰親自來到了龍王場……
后來，沿著胡耀邦指引的光明路，通過侯文林的努力，“九龍山反共救國軍”逐步被分批瓦解了。
然而，由於陶澤祥以前做過國民黨政府的官，也難免得罪過一些人，加之當時蒼溪縣領導主要是南下干部，他們對陶澤祥幫助共產黨、護送廖承志等情況不了解，偏聽偏信了那些添油加醋的讒言。
1951年寒冬的一個夜晚，陶澤祥突然被當地武裝人員逮捕，押至百余裡外的龍王鄉政府后院，遭到殘酷拷打，並強迫他交代解放前出賣蒼溪秘密黨組織等莫須有的罪行。接著，他的侄子陶鑫傳也被石門場一伙人逮捕。
當時，胡耀邦的秘書彭長登到蒼溪縣檢查採伐採運木材情況，得知陶澤祥及陶鑫傳突然被捕，立即趕到龍王場與石門場了解情況，並要求當地政府向群眾做好解釋工作。但是，不明真相的群眾受人煽動，仍然要求立即處決陶澤祥及陶鑫傳。
感到無力阻止這場慘劇，彭長登立即寫了書信，托人連夜送給在川北行政公署的胡耀邦，想請胡耀邦刀下救人。
胡耀邦得知情況后，當即手書了一張便簽：“彭長登：陶金山、陶育民屬開明人士，對革命有功，不予鎮壓，考慮給當地群眾做好解釋工作。特此函告。胡耀邦，1951年11月17日。”並立即請來人帶信連夜趕回蒼溪。
盡管有胡耀邦的親筆信，彭長登也及時把胡耀邦的指示傳達給了當地政府。然而，當彭長登離開現場后，陶鑫傳及陶澤祥還是先后慘遭殺害。其子女也被迫離開蒼溪，生活艱難。
因“左”的思潮遲遲不散，陶澤祥的沉冤長期難以昭雪 。
“政策難道不能盡快地落實到陶澤祥頭上嗎？陶澤祥的子女要求回到蒼溪縣城，靠自食其力生活過分嗎？”1980年，時任蒼溪縣政協副主席的李蘊璞忍不住拍案而起。
李蘊璞為原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之父，是蒼溪縣乃至川北地區最早加入秘密黨組織的老黨員，1950年曾任蒼溪縣副縣長。這位老革命拄著拐杖，找到當年的見証人何薌等人簽字，特別提到了胡耀邦曾救過陶澤祥和陶鑫傳。
1981年，陶澤祥一家被平反昭雪。1982年底，陶澤祥的長子陶正傳一家終於回到了蒼溪縣城。如果陶澤祥及陶鑫傳九泉有知，當可瞑目了。
與“紅小鬼”的莫逆之交
曲飛與胡耀邦相識於1952年，幾十年情誼不輟。
曲飛原名羅坤、羅正坤，1921年3月出生於廣元市蒼溪縣雙石鄉一個窮苦人家庭。1933 年參加革命，1934 年參加紅軍，與董必武夫人何蓮芝、謝覺哉夫人王定國3人，被譽為紅四方面軍中的“美女三姐妹”。
抗日戰爭時期，曲飛先后做過護士、婦女委員長，搞過后勤工作。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8年經組織介紹與老紅軍徐其海結為夫妻。
1952年10月，曲飛在中央財經委員會行政司工作。一個周日上午，何蓮芝、王定國找上門，約她前往胡耀邦家做客。那年胡耀邦37歲，任團中央書記。
“3位女士來啦！快請坐，快請坐！每次都是來兩位，今天是二加一呀，難怪清早喜鵲喳喳叫。”胡耀邦早已候在了客廳，“早知紅四方面軍有3個好姐妹，今日得見果不其然”。
交談中，胡耀邦感慨地說：“紅四方面軍走過的彎路，不但給革命造成無法挽回的損失，也讓你們這些女同志吃不少苦。我隨中央紅軍到陝北后，天天都惦念還在雪山草地折騰的紅四方面軍。國民黨幾十萬大軍圍追堵截難不倒紅軍，卻讓一個錯誤路線整苦了一個方面軍。幾萬紅軍將士的生命，白白犧牲在錯誤路線的陰影下，張國燾真是罪過啊！”
熱情好客的胡耀邦，給曲飛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來，曲飛歷任中南局商業部五金公司、石油煤建公司、醫藥公司等單位經理，1960年又任中國人民銀行總行信貸處長。
1966年，“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10月下旬的一個傍晚，曲飛從附近一所中學高音喇叭廣播中得知，當晚在中直機關大院批斗胡耀邦等一批“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她不禁大吃一驚，憑著十幾年對胡耀邦的了解，曲飛打死也不相信他是“走資派”。
曲飛擠進批斗場。隻見批斗會開始了，在震耳欲聾的口號聲中，胡耀邦等10多名“走資派”陸續被紅衛兵押了進來。近兩個月被關押、被批斗的生活，使胡耀邦的身體明顯消瘦了。就在這時，曲飛看見胡耀邦向她這邊轉頭，似乎是在暗示她離開。
“把‘走資派’胡耀邦押上來！”隨著一聲吼叫，曲飛的心立刻揪到了嗓子眼兒。這時，又有人喊：“讓胡耀邦從狗洞子鑽過來！”所謂“狗洞”即用兩條板凳架一起騰出的空當。聽到這侮辱人格的話，曲飛怒火中燒，剛要發作，卻見胡耀邦瞅她一眼后把頭轉了過去，分明在告訴她要冷靜。
可曲飛顧不上那麼多了，她鼓起勇氣高喊：“紅衛兵小將們，我知道胡耀邦是長征路上的紅小鬼，在延安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表揚。今天，紅衛兵小將又是毛主席的紅衛兵，咋能有一個鑽狗洞子呢？讓胡耀邦鑽了狗洞，毛主席知道了不高興，咱們自己也不光彩吧？我建議，凡是被毛主席表揚過的不論是紅小鬼還是紅衛兵，都是毛主席的好戰士。作為戰友，胡耀邦有錯就幫他改正錯誤，暫時沒錯就進行下一個！”
曲飛的大嗓門立刻發揮了作用，會場先是片刻的肅靜，接著發出一片掌聲和叫好聲。這時，幾個惱怒的紅衛兵質問曲飛：“你是什麼人？憑什麼敢破壞批斗會？你再鬧，連你也挂牌子站上來一塊批！”隻聽有人高聲答：“她是紅小鬼，毛主席在延安表揚過，她叫曲飛，在毛主席那裡都挂了號。”
這番話鎮住了那些紅衛兵，隻見他們商量了一下便收起板凳，讓胡耀邦站到已批斗完的隊伍當中去了。
胡耀邦被罷官后，曲飛又多次到他家看望慰問。之后，總會有好心人勸曲飛別惹麻煩，也有特殊身份的人對曲飛提出警告，但曲飛堅信自己沒有錯，仍然毫無顧忌地去看望胡耀邦。
一次，曲飛再次來到胡耀邦家探望，胡耀邦快步迎了出來，他的夫人李昭端來熱茶說：“請用茶。” 胡耀邦接口說：“不對，應該說請用香茶，曲飛可是在曲曲折折中飛來的報春鳥呀！”
當曲飛轉達何蓮芝和王定國兩位大姐的問候時，胡耀邦緊鎖眉頭：“她們也不容易啊，遭受的打擊比我重，比我還艱難。”
胡耀邦話鋒一轉：“曲飛你膽子不小呀，那天的批斗會你也敢來，原以為你聽聽就得了，你還敢說，而且那麼大聲說。我深深感謝你的勇敢，感謝由於你的勇敢帶來的‘從輕發落’，也讓在場有正義感的人受到了教育受到了震動，正義自在人心麼！可你知不知道，幫你解脫的那些人中，像你一樣對革命赤膽忠心的人可不少呢， 他們不但在暗中保護我，同時也幫了你。不然的話，那些發了瘋的人怎麼輕易放過你？”
曲飛最后一次去胡耀邦家，是胡耀邦任總書記期間。那是5年間唯一的一次，別人問她為啥去的少了，曲飛說，我的性格就這樣，你行的時候，我不求你﹔你忙的時候，我不干擾你﹔你遭難時，我不離開你！
那次，曲飛由人民銀行總行信貸處調任湖北省駐北京辦事處主任，上門向胡耀邦辭行。胡耀邦打趣說：“官大了，工作性質變了，紅小鬼本性也該丟啦！”曲飛趕緊接過話茬：“紅小鬼本性變不了，黨性原則也變不了，嗓門可能會小一點，這次來就是聽總書記囑咐的。再說，廳級干部和您比，算個啥子官喲，真想要官，你又小氣得很，要也不會給。”
站在一旁的李昭聽了這話笑彎了腰：“曲妹妹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啊！”
歡笑之后，胡耀邦對曲飛上任后應注意些什麼問題，認真地交代了一番，因為曲飛畢竟在銀行干了15年，對辦事處工作很陌生。
帶著感激的心情，曲飛告別了胡耀邦夫婦。未曾想，這一別竟是與胡耀邦的永別。
1989年4月8日，胡耀邦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經全力治療無效，於4月15日晨7時53分逝世，享年73歲。
得知噩耗，曲飛整日以淚洗面，由於她自己也剛因病做了手術，不能前往胡耀邦家吊唁，便決定派二女兒徐莎莉和女婿鄭知行前往北京志哀，並揮筆寫了挽詞：“川北任職主任時，群眾即頌包青天。偉烈豐功，費盡移心力﹔公正無私，一言萬民齊。其人雖已去，千載有深情，催我淚如雨，丹心痛入天，碧玉歸天地，民心亦可期。”
1999年4月1日，在胡耀邦逝世10周年清明節前四天，曲飛不顧身體虛弱，不顧孩子們的規勸，毅然踏上去北京的列車。
清明節那天上午，在女兒女婿陪同下，曲飛緩緩地邁進胡耀邦家的大門，李昭迎上來握住她的雙手。看著李昭消瘦的面容，曲飛禁不住熱淚奔涌。兩人相視無語，此刻任何語言都顯蒼白，隻有半世的相知才換得半世的牽挂。
隨即，曲飛寫下一首詩獻給了胡耀邦：“當年紅小鬼，后日矗豐碑，一身正氣歌，兩袖清風吹，嗚咽君離去，神州大地悲，黎庶悼驕子，黨心民心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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