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系中國石油的康世恩（上）

在中國石油界，有一個名字，無人不知，無人不曉﹔在中國石油舞台上，有一個人物，一生痴“油”，叱咤風雲。他，就是康世恩！

康世恩，1915年4月20日出生在河北省懷安縣西灣堡鄉田家庄。1936年考入清華大學地質系，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前夕，康世恩由軍隊轉到石油系統，歷任玉門油礦軍事總代表，西北石油管理局局長，石油工業部部長助理、副部長兼大慶石油會戰指揮部總指揮，石油化學工業部部長，國務院副總理兼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黨組書記，國務委員等職務。他把全部精力和心血傾注於石油工業建設，以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的氣魄和百折不撓、鍥而不舍的刻苦探索精神，沖破種種束縛，為建立我國強大的陸上和海洋石油工業，開拓新中國的石化工業，建立了卓越的功勛。朱镕基曾撰文指出：“40多年來，康世恩同志轉戰南北，參與領導和組織、指揮了大慶等十大石油會戰，親自領導建立起海洋石油工業，關心和支持發展石油化工，對發展我國石油和石化工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大慶油田的開發和建設，不僅為國家創造了巨大的物質財富，而且創造了寶貴的精神財富。”2015年4月是康世恩100周年誕辰，也是他逝世20周年，謹以此文作為紀念。

接手玉門油田，打造新中國石油工業的搖籃

1949年8月26日，時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軍第九師政治部主任的康世恩，剛剛參加完解放蘭州的戰斗，正准備跟隨彭德懷揮師新疆。這時，他接到解放軍總部的命令，任命他為玉門油礦的軍事部代表，接收玉門油礦。從此，他便投身於新中國石油工業建設事業，同石油工業結下不解之緣。

玉門油礦是我國開發較早、規模較大的一個油田。從1938年開始勘探，到1949年有職工近5000人，年產原油約9萬噸。康世恩率部接管油礦后，坐鎮酒泉的第一野戰軍司令員彭德懷，親率甘泗淇、許光達等高級將領視察玉門。他對康世恩說:“不但要把油礦當前的各項工作做好，多生產石油支援進軍新疆和解放全中國，更重要的是，要把玉門建設成為發展新中國石油工業的搖籃。”

康世恩接管玉門油礦后，碰到頭一個棘手問題就是如何處理好“四五事件”。“四五事件”是指1949年4月5日玉門油礦爆發的一次工人運動。因油礦當局克扣工人工資，工人們自發地起來進行斗爭，怒打了油礦當局的代經理戈本捷。隨后，油礦當局勾結國民黨酒泉河西走廊警備司令部，將歐陽義等32名工人投入監獄，其中4人被判刑。

康世恩率部接管油礦后，職工家屬強烈要求重新處理“四五事件”。康世恩決定立即從酒泉接回受難工人。當時剛解放，既要穩定礦區民心，安定秩序，又要打擊種種破壞活動，以發展石油生產﹔既要保護工人群眾的利益，又要團結原油礦上層工程技術、管理人員，情況復雜，矛盾尖銳。康世恩在全面了解事件真相以后，首先著眼於提高工人的政治覺悟和主人翁地位，同時又保護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貫徹執行黨對留用人員的政策。軍管會在全礦開展了“談身世、吐苦水”的階級教育，廣大職工包括各種不同出身的工程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在一起，控訴國民黨反動派的種種罪行。一大批苦大仇深的職工通過教育，初步懂得了工人階級的使命和地位，紛紛要求加入工會組織。

這樣，玉門油礦解放幾個月后，礦區面貌和人們的思想都發生了很大變化。為了支援解放軍進疆部隊的油品需要，技術人員和工人們把解放前購來、尚未安裝的一套熱裂化裝置投入使用，從設計、施工到開爐，僅用80天就試車一次成功，大大提高了油品的產量和質量。技術人員說，國民黨辦不成的事，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很快就辦成了，今天我們才有了用武之地。在這個基礎上，康世恩依靠廣大職工，建立了工會組織，發展了黨員，形成了一支團結群眾、發展生產的骨干力量，王進喜就是這個時候涌現出來的工人階級的優秀代表。油礦生產形勢出現欣欣向榮的局面，陸續發現了石油溝、鴨兒峽、白楊河等油田，很快投入開發，使玉門油礦原油產量，由1949年的6.9萬噸，增加到1957年的75.5萬噸，1958年達到年產140萬噸的最高峰，從而保証了我國第一座大型煉油廠——蘭州煉油廠的順利開工。

玉門不僅出產品，出經驗，而且出技術，出人才，有力地支援了各地石油會戰，先后調出參加會戰職工達7.8萬多人，設備2000多台套。正如詩人李季寫的那樣：“凡有石油處，皆有玉門人。”

大膽決策，成就新中國石油勘探的第一次突破

1953年初，康世恩被調到北京，任燃料工業部石油管理總局局長。

在當時國家的諸多工業部門中，最薄弱的就是石油工業。1953年，朱德對康世恩說:“現代戰爭打的就是鋼鐵和石油，有了這兩樣，打起仗來就有了物資保障。沒有石油，飛機、坦克、大炮不如一根打狗棍。我要求產一噸鋼鐵，就產一噸石油，一點不能少。康世恩同志你要完成石油供應的任務，這是給你的命令。”

康世恩聆聽著，默默地思考著，經常為如何執行和完成這個任務寢食不安。

1953年10月，蘇聯政府派遣以發現和開發蘇聯巴庫大油區的功勛地質專家特拉菲穆克院士為首的專家組來華，幫助調查甘肅的石油資源是否能滿足擬建的蘭州煉油廠的需要。

康世恩和蘇聯專家組首先考察了雪峰聳立的祁連山麓和周邊的荒丘大漠，又折回考察了陝北溝壑縱橫、梁峁綿延的黃土高坡和廣闊的鄂爾多斯盆地。1954年新年過后，又南下四川、貴州、廣西和廣東等地，實地察看了不同地質類型的沉積盆地，共歷時156天，走遍7省大部分地區。回京后，蘇聯專家組寫成了長達537頁的調查總結《中國油氣田》，對中國主要沉積盆地含油氣的遠景作了積極的評價。

1954年4月，康世恩親自率領以蘇聯石油部總地質師安德列柯為首的專家組翻過雪山，深入渺無人煙的青海柴達木盆地，調查那裡的地質情況，評估含油遠景，選擇勘探隊伍進入盆地的路線。

由於勘探技術、設備和手段的制約，到1954年，我國的勘探隊伍還很少，現代化的設備如地震儀等幾乎沒有，勘探手段主要還是靠老祖宗留下來的榔頭和羅盤，圍著露出的地層和油苗打轉，結果一直沒有重大的突破。

1955年9月1日，中共石油工業部黨組做出決定，組成以康世恩為團長的中國石油代表團訪問蘇聯，要求康世恩從理論到實踐，帶回一套發展中國石油工業的可行辦法。

從1955年9月到1956年2月，康世恩在蘇聯學習考察長達5個月。2月26日，毛澤東和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陳雲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中南海聽取了康世恩和時任石油工業部部長的李聚奎關於石油情況的匯報。毛澤東詳細詢問了關於石油的生成和中國石油發展的前景，又問在中國怎麼找油。

康世恩匯報了在西北地區找油的情況和在蘇聯考察的收獲。毛澤東聽后，說:“美國人講中國地質老，沒有石油，看起來，起碼新疆、甘肅這些地方是有的。怎麼樣？石油部你也給我們樹立點希望啊!”

隨后，康世恩匯報新疆、甘肅的油田都在戈壁荒漠地帶。毛澤東感慨地說:“搞石油艱苦啊!看來發展石油工業還得革命加拼命!”毛澤東提出要找樓房式的（多油層）油田，還提出要給石油工業增加投資，配備干部，在全國各地多打些探井。毛澤東的這些指示，對中國石油工業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3月6日，陳雲召集何長工、李人俊、康世恩等討論落實毛澤東的指示，加速石油勘探的問題，提出要在兩三年內找到一兩個大油區。

4月19日，康世恩率領蘇聯專家和石油部工作組，來到新疆准噶爾盆地西北部的克拉瑪依。克拉瑪依黑油山1號井在1955年11月曾噴出工業油流，但對這個地區的勘探前景，從1950年創辦中蘇新疆石油股份公司起，就存在著一場爭論。從蘇聯老巴庫油田來的石油專家潘切列耶夫等人認為:這裡大面積的含油岩層出露於地面，石油揮發后形成瀝青丘，說明地下的石油已經散失，油藏已經破壞，不可能形成大油田。

回到烏魯木齊后，康世恩決定再召開一次不同觀點的中外專家會議，就克拉瑪依勘探部署做出決定。會上，專家們爭論得面紅耳赤，互不相讓。康世恩根據自己的知識與見解，在李聚奎和石油部黨組其他領導的支持下，代表石油工業部工作組做出了對克拉瑪依烏爾禾地區進一步鑽探的決定，把准噶爾盆地的勘探重點從西南部轉向西北部。康世恩提出，要在克拉瑪依地區3900平方公裡的廣大范圍內，部署10條鑽井大剖面，甩開鑽探，進行區域綜合勘探。這是我國石油勘探史上第一次整體解剖一個大型盆地，是學習蘇聯勘探經驗，結合新疆實際運用的大膽方案。

1956年9月，有23口探井噴出工業油流，探明含油面積130平方公裡。克拉瑪依油田的發現，打開了我國石油勘探的新領域，是新中國石油勘探的第一次突破。它証明中國在陸相沉積地層能夠找到大型油田，進一步增強了石油工作者找油的信心。那首膾炙人口的《克拉瑪依之歌》，后來唱遍全國，成為中國石油工業的第一曲贊歌。

打破框框，發現大慶油田

1958年2月，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鄧小平作出石油勘探重點東移的重要決策以后，康世恩把鬆遼盆地作為戰略東移的主要突擊方向之一，開始傾注心血抓鬆遼盆地的石油勘探。

1959年1月，石油部在北京召開領導干部會議。會議期間，康世恩和時任石油工業部部長的余秋裡等詳細聽取了鬆遼盆地勘探情況和部署的匯報。2月8日，正是農歷己亥年春節，康世恩在大年初一召集石油部的地質專家和鬆遼石油局負責人，對鬆基3井井位的有關資料再次進行審查。在此之前打下的鬆基1井和鬆基2井，由於井位定得不准，均未出油。因此，對鬆基3井康世恩特別慎重。他要求這口探井一定要打在盆地的中間，資料數據要充分准確，而且要用新的地球物理和地震勘測的最新成果，來完善和修正原來的論証。康世恩聽了匯報，看了資料后，認為新定的井位資料可靠，論証充分。他說:“鬆基3井的位置定在（鬆遼）盆地中央拗陷大同鎮，位置十分理想，你們要盡快准備好開鑽。”

大家高興地站起身來，才發覺已是旭日臨窗了。外面迎春的鞭炮聲，正此起彼伏。“好家伙——過大年了!”康世恩用爽朗的笑聲向大家祝賀新春。

剛過完春節，康世恩和余秋裡就去拜訪地質部副部長何長工、鄺伏兆，一起討論了鬆遼盆地的石油勘探部署，確定了兩部分工，並就鬆基3井井位施工方案取得了一致意見。

鬆基3井由鬆遼石油勘探局32118鑽井隊施工，於1959年4月11日開鑽。7月，鑽至1050米，開始連續取芯，見到含油顯示3.15米，含油飽滿。消息傳到北京，康世恩即率蘇聯專家組組長米爾欽克院士等來到哈爾濱，對該井含油氣前景實地做出評價。康世恩和米爾欽克一段一段仔細地對照岩芯，看完所有地質圖和資料。米爾欽克舒展眉頭，說油氣顯示良好，要是在蘇聯遇到了這種可喜的情況，就要舉杯慶賀了。他提出，繼續鑽進，以便了解地層深部的含油氣情況。專家組其他專家也是這個意見。

康世恩聽完專家的意見，默默地思考后和專家們商量:“打井的目的就是為了找油，一旦見到油氣顯示，就要馬上把它弄明白，不要延誤時機。從這口井的資料來看，希望很大，應該停鑽試油，盡快確定有無開採價值。”

米爾欽克立即表示反對。他提高嗓門說:“勘探要講究程序，基准井要完成基准井的任務!”

康世恩完全理解米爾欽克的意思。但是，他認為具體問題要具體分析，一切要從實際出發。他指著鑽井工程資料對大家說:“這口井現在才打到1000多米，如果按基准井全部取芯，打完3200米，起碼還得半年，油層被泥漿浸泡時間長了，恐怕有油也試不出來了。如果現在試油，有開發價值，可以立即開發，另外再打一口基准井也可以嘛!”

米爾欽克仍不同意。可康世恩想的是我們國家迫切需要石油，隻有爭取時間早日在東部找到油田，才能緩解國家的困難。他在向余秋裡請示后決定：“鬆基3井提前完鑽，立即轉入完井試油。”

考慮到鬆遼局還缺乏完井試油的經驗，康世恩當時就急電玉門，點名調玉門油田固井工程師彭佐酞，帶全套人馬日夜兼程趕到鬆遼來固井。回到北京后，他又從部機關和北京石油學院抽調技術人員，立即趕赴鬆基3井參加試油。臨行前，康世恩召集大家開會，提出了具體的要求:必須對見到油氣顯示的兩個油層進行不同常規的徹底試油。並就這口井的固井、射孔、壓井、抽汲和提撈等試油的每一個具體步驟做了詳盡的指示。當時的習慣做法是撈油，康世恩則強調，這次要先撈水。他說:“在一定的油層條件下，尤其是在鬆遼盆地還沒有氣舉設備這類先進的試油手段的情況下，深部提撈就是最有效、最徹底、最好的試油方法了。”

康世恩要求試油工作組每天用電話或電報向他匯報一次情況，一周用書面匯報一次。

康世恩提出的這套試油技術和措施，打破了當時正規試油方法的框框。在嚴格按照這個要求施工之后，正如康世恩預料的那樣，一邊撈水一邊井筒內就開始出現油柱。這一情況使試油工作組的專家和職工大為欣喜。康世恩得知情況后，立即發來電報，嚴令:“一定要加深提撈，把撈筒下到油水界面以下去，隻撈水不撈油，做到水落油出。”

試油工作組和工人們用了7天7夜時間，直到把井底的泥漿和掉下去的小螺絲都撈上來了，康世恩才認為是把水撈淨了。9月26日，液面恢復到井口並開始外溢原油，用8毫米油嘴放噴，日產原油13.02噸，獲得了有價值的工業油流。

遼闊的鬆遼大地發現了石油，人們為之歡欣鼓舞。考慮到大同鎮與山西大同市同名，鬆基3井噴油與國慶10周年雙重喜慶，中共黑龍江省委書記歐陽欽提議改大同為大慶。這樣，在新中國的地圖上出現了大慶這個震驚中外的新地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