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 遠
這是一段發生在抗戰時期烽火紛飛的太行山裡的戰地絕戀……故事的男主人公是一位留學德國歸來的青年才俊，女主人公則是一位出身名門、品貌出眾的才女佳人，他們從相識相知到相愛再到生死離別，譜寫了一曲戰地生死戀歌。
才子佳人，志同道合相戀於抗日前線
龔澎原名龔維航，祖籍安徽合肥，1914年出生於日本橫濱。她的父親龔鎮洲是辛亥革命時期安徽著名的革命黨人，在保定陸軍速成堂（后為“保定軍官學校”）一期時，與蔣介石是同班同學，后又一同留學日本。辛亥革命后，龔鎮洲擔任過孫中山領導下的粵軍支隊司令、虎門要塞總指揮。母親則是辛亥革命時期與孫中山齊名的革命黨人黃興的妻妹。毛澤東后來曾評價說：龔澎的家庭是中國近代史的一個縮影。
就讀於燕京大學（即現今的北京大學）的龔維航天生麗質，氣質高雅，能說一口流利的英語，是學校的“校花”級人物。1935年，一二·九學生愛國運動爆發后，時任燕大學生自治會財務部長的她，與擔任學生會副會長的二姐龔普生等一起，主持了在燕京大學未名湖畔臨湖軒召開的外國記者招待會，向全世界揭露日本侵略者在中國的暴行。在一二·九運動中，龔維航自告奮勇地沖在敢死隊的最前列，她脖子上那條潔白的圍巾，在如潮的人流裡顯得分外奪目。
1936年，龔維航加入中國共產黨，因敬仰革命先烈彭湃而將自己的名字改為“龔澎”。1938年春，她來到延安，擔任毛澤東的英文翻譯。同年10月，從延安馬列學院剛剛畢業的龔澎，被黨組織分配到了太行山沁縣后溝村《新華日報》（華北版）社工作。
在從延安出發到太行山的路途中，龔澎恰巧與剛剛在延安參加完中央全會正返回華北抗日前線的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同行，他們從垣曲渡過黃河進入了太行山區。彭德懷一路上與龔澎邊走邊談，愛惜人才的彭德懷決定把龔澎留在八路軍總部秘書科工作。
在總部機關，龔澎結識了八路軍總司令朱德和副參謀長左權等領導人，並在他們直接領導下工作。在和黨的高層領導人的近距離接觸中，龔澎學習到很多過去在書本上學不到的東西，特別是他們高尚的品質和高瞻遠矚的戰略思維。
太行深處溝崖縱橫，人煙稀少，生活條件非常艱苦。當時，八路軍10萬人馬隻能領到國民政府發給的4、5萬人的軍餉。根據時局的變化和情況所需，八路軍總部又幾次轉移駐扎地。但八路軍每到一地，都要發動群眾，武裝群眾，建立鄉村農會、青救會、婦救會、兒童團和民兵、游擊隊組織。龔澎為組織起來的民兵們講授文化課、深入農村做婦女工作。當時山村的婦女地位很低，她們不但要干農活，做家務帶孩子，還經常受丈夫的打罵。龔澎和婦女干部一起與農村婦女同甘共苦，睡一張炕，吃一鍋飯，向群眾宣傳婦女解放的新思想新觀念，並且幫助她們組織起來，反對大男子主義，改變了當地男尊女卑的陋俗……
1938年冬季的一天，有一名剛從德國歸來的留學生被分到八路軍總部秘書科工作。他身材高大，健壯結實，戴著一副黑邊眼鏡，黑紅色的臉上透露著健康光彩，滿臉英氣和庄重。他就是劉文華。
劉文華，祖籍河北省大興縣（今屬北京市），生於北京市。1929年，他從北平江文中學畢業后考入交通大學唐山土木工程學院（唐山交通大學）土木工程系。1932年赴德國柏林科技大學攻讀水利工程。他憧憬著學成歸國后，能為治理祖國的江河獻身。但日本帝國主義對中國的步步進逼，使劉文華再也不能埋首課本。他懷著一腔熱血投身抗日救亡運動，參加了共產黨領導下的抗日救亡聯合會和反帝大同盟，為抗日救亡奔走呼號。由於工作積極，他很快就成為上述兩個組織的中堅分子和核心領導，並於1936 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由一個愛國青年成長為共產主義者。盧溝橋事變后，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急的時候，劉文華毅然決定回國，投筆從戎，和全國人民一起，用自己的血肉筑成捍衛祖國的長城。1938年1月，他隨同楊虎城將軍回到了日夜思念的祖國。在西安，經八路軍辦事處介紹，劉文華輾轉來到晉東南抗日前線，成為一名光榮的八路軍戰士。不久他被分配到太行山八路軍總司令部秘書科，擔任朱德的秘書，后來又被調任彭德懷的秘書。這兩位領導對海外歸來的劉文華都很器重、賞識，劉文華也從他們那裡學會了怎樣做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和八路軍戰士。
從此，龔澎和劉文華並肩戰斗，一起起草文件、做會議記錄、轉移戰斗……在朝夕共處中，龔澎漸漸了解了劉文華，了解了他的歷史、性格、為人和工作能力。
接觸多了，龔澎發現劉文華的弟弟妹妹居然和自己是大學同學，相似的家庭環境、相似的文化背景、共同的朋友、共同的追求和共同的經歷，而后又共同工作在一起，使他們從相識到相熟了。
劉文華在秘書科的工作主要是寫政治軍事研究文章，起草與友軍來往的函電，領導一些學術研究工作，有時也到各地巡視。剛開始時，龔澎對他這個剛回國的工程師突然轉到另外一個不同性質的工作圈裡做事能否勝任表示懷疑。然而，劉文華很快就表現出其出眾的才華，進步神速，屢得朱德、彭德懷、左權等人的稱贊。龔澎不得不為劉文華的才干所折服。在龔澎的眼裡，劉文華既是一位多才多藝的學者，他常應《新華日報》（華北版）社社長何雲之約撰寫評論，犀利的筆鋒，就像一把鋼刀，讓敵人望而生畏﹔同時，劉文華又是一位和藹慈祥的兄長，經常幫助龔澎分析問題，認識事物。
有一次，龔澎半開玩笑地說：“你學了六七年的機械工程現在用不上了，目前做的事和機械工程毫無關系，等革命勝利后你還是徹底改行吧！”
劉文華說：“我將來還是要做工程師！我現在是效法魯迅先生——魯迅先生本來是學醫的，可是他認為醫治中國人的靈魂更重要，就從事了文學創作……等趕走了日本鬼子，革命成功后，我還是要當我的工程師，好好建設人民的國家。”
就這樣，才子劉文華贏得了龔澎的心，一顆愛情的種子，在兩個年輕人的心裡悄悄萌芽，逐漸茁壯成長了。
1940年8月1日，龔澎和劉文華結為伉儷。這一天，他們在村裡的一棵楊樹上，鄭重地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和結婚的日期。他們要讓這棵楊樹，見証兩個人的愛情，見証對未來的憧憬，更希望他們的愛情能夠和樹一同生長，直至天長地久。
為了進一步開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工作，8月30日，奉中共中央的命令，龔澎被調往重慶中共南方局工作，主要協助周恩來做國際統戰工作。從此，龔澎一直是周恩來身邊一個得力的助手（甚至於新中國成立后長期工作在外交部），為時長達30年之久。
龔澎和劉文華新婚燕爾還不到一個月，分別在即，兩人來到了那棵楊樹下，依依惜別之余，約定每隔10天，劉文華就給龔澎寫一封信，而且要將信件依次編號。他們約定，抗戰勝利的那一天，就是兩人團聚的日子！
分別那天，劉文華站在村邊的山岡上，為自己的愛人送行。龔澎當時覺得彼此都很年輕，以后有的是時間在一起。誰知這次的生離，竟成了兩人的死別！
粉紅色 “鴻雁”，穿梭於太行與山城之間
經過一個月的長途跋涉，帶著太行山的硝煙、延水河的清新，龔澎風塵仆仆來到重慶八路軍辦事處。
“你就是龔澎？我們早就知道你的名字了。”前來一睹新同志芳容的幾位女同志都這樣說。
“這怎麼可能呢？”龔澎奇怪地反問道。
“大家是從這裡知道你的。”一位大姐把四五封信遞給了龔澎。這是幾封從太行山八路軍總部寄出的信件。原來龔澎人未到，劉文華的信已先到了。
接過信一看那熟悉的字體，一抹紅霞飛上了龔澎的臉頰。
“是情書吧。真是殷勤，人還沒到，四五封情書已經到了，將來編一本紅岩村的兩地情書吧。”
一看龔澎的神色，眾人便明白了幾分，有人善意地開著玩笑。
隨即，龔澎被分配到南方局外事組專門從事國際統一戰線工作。龔澎熱情活潑、機智幽默，她不僅外文極好，而且寫得一手好文章，深得周恩來的賞識。
皖南事變后，斗爭的環境越來越險惡，國民黨政府加緊了對重慶市共產黨人的打擊和迫害，龔澎等中共代表和工作人員都受到嚴密監視。為保存實力，根據中共中央的命令，葉劍英帶領一大批干部和秘密黨員撤退到抗日根據地開展工作，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隻留下少數骨干力量堅持斗爭。當葉劍英撤離重慶時，留守的人員紛紛托他給自己的親人帶信，大家已做好了隨時犧牲的准備，如果發生意外，這就是最后的遺言。
在葉劍英帶往太行山八路軍總部的信中，龔澎向劉文華訴說了在重慶所面臨的危險處境，表示萬一有一天自己被捕犧牲了，這封信就是向他的道別，並且希望他今后能夠找到自己心愛的伴侶。
與此同時，太行山也經歷著日軍殘酷的“掃蕩”。但即使在戰斗極其緊張的日子裡，劉文華依然遵循著他們的約定，給龔澎寄來一封封家書。為了表達對妻子的思念，他還特意把那棵見証兩人愛情的小楊樹上的一片樹葉，連同從樹干刻字處用鉛筆拓印的紙片，一起寄給了遠在巴山蜀水的龔澎。
1941年的三八婦女節，龔澎收到了一張別致的明信片，劉文華在信中興奮地講述著在敵后的戰斗與生活。他深情地告訴妻子，在敵后戰斗的日子裡，他無時無刻不在思念她，希望很快打敗法西斯，見到勝利的曙光，就是他們相見的時候。
來自太行山的深情思念，給了龔澎巨大的溫暖和鼓舞！
1942年，由於日軍瘋狂“掃蕩”，華北戰事頻繁，八路軍總部一再輾轉作戰，龔澎的心無時無刻不在挂念著轉戰華北的劉文華。
這一年，生活中的打擊接踵而至。龔澎先是因為勞累病倒了，連續三天高燒不退，被送至重慶中央醫院治療。被診斷為感冒的龔澎，打了兩天針之后，不僅高燒未退，而且左腿從臀部至膝蓋都紅腫了起來。再到醫院檢查，原來是因注射器感染而致大面積化膿，於是又住進重慶市民醫院。醫生在感染的紅腫處開了一刀，擠出一大盆膿血。高燒倒是退了，可傷口卻老是不見愈合……接著，龔澎又遭受父親龔鎮洲在桂林不幸去世的打擊。11月13日，驚悉噩耗的周恩來與董必武、鄧穎超聯合致電桂林吊唁。
接二連三的打擊讓龔澎心力交瘁，黯然神傷。此時的她多麼盼望收到華北的來信，得到丈夫的鼓勵和安慰，度過那難熬的日子。
戰火彌漫，郵路阻斷，一連幾個月，龔澎都沒有收到劉文華從太行寄來的信件，這更增添了她對遠方愛人的思念。然而，沒過多久，卻從前線傳來驚人的壞消息：1942年5月，日軍向八路軍前方總部所在的太行山抗日根據地發動大規模進攻, 時任八路軍副參謀長的左權、新華社華北分社社長何雲等在反“掃蕩”作戰中壯烈犧牲。一種不祥的預感縈繞在龔澎的心頭，她不敢多想，也不願多想，隻盼望遠方的親人一切平安。
1942年11月26日，龔澎終於盼到了一封豫北敵后根據地的來函——一個她非常熟悉的紅格白底的中式信封，上面寫著挺秀的毛筆字。三四個月來熱切期盼愛人來信的她帶著欣喜的心情迫不及待地拆開信封，但出乎意料的是，這封信是來自太行時的戰友、當年的燕大同窗吳青。雖然有點失望，但能收到女友來信畢竟也是令龔澎感到十分欣慰的。
然而讀了半頁，栗懼和不安已經籠罩著龔澎。吳青的丈夫正是前不久犧牲的何雲。吳青在信中告知，何雲遭到敵人的襲擊，英勇犧牲，同時遇難的還有新華日報社47位新聞工作者。劉文華情況如何，隻字未提。但信中卻十分含蓄地寫有一些諸如“革命是長期的，一點點犧牲又算得了什麼呢？”的語句。龔澎馬上敏感地意識到一定是發生了什麼意外或不幸的事情。她臉色蒼白地把來信仔細地研讀一遍，越來越濃烈的不祥征兆讓她幾乎無法忍受。
心急如焚的龔澎讀完信，便飛跑去找周恩來，希望能從周恩來的口中得到否定的答案。
看著龔澎蒼白的臉、顫抖的手，無法抑制的悲哀和滿眼的期待，周恩來實在不忍心用殘酷的事實擊碎她最后的夢幻，但事到如今，再也無法隱瞞下去了——劉文華已經於5個月前患急性盲腸炎得不到及時救治而病故了，周恩來因得電稍遲，又逢龔澎病重正遇父喪，不忍心加深她心中已有的創痕，所以一直瞞著她。周恩來是在龔澎調來重慶之后才知道她與劉文華新婚離別的情況的，為此，他曾當面向龔澎表示過歉意。他也曾一再向華北方面提出，要將劉文華調至重慶工作，但是，因劉文華剛剛被安排新的工作而未調成……最后，周恩來把劉文華的遺書交給了龔澎。
擦干眼淚，接過革命“接力棒”戰斗到底
原來，與龔澎成婚僅僅29天便匆匆分別的劉文華，不久便為開展新工作而殫精竭慮。1940年冬天，中央加強了調查研究工作，八路軍前方總司令部在晉中設立了戰略情報站，左權兼任處長，並從總部及一二九師和軍分區各抽調了一批干部，由申伯純、王百平、李新農、劉文華4人分別負責太行各地區的敵后情報。臨行之前，左權把自己的手槍和坐騎送給了劉文華，同時還為他配備了機要員、飼養員（養馬）和警衛員。劉文華來到了晉東南地區的和順縣，在總部的直接領導下，情報站（對外稱“交通站”）負責搜集敵人據點的情報，向外派遣干部，在開明人士和地主紳士中間開展統戰工作，並且利用家庭和社會關系打入敵人內部，進行了大量的工作。
繁重的工作，讓劉文華常常深夜不眠，黎明即起。因為條件艱苦，晚上在菜油燈下，他利用敵偽報紙上的內容整理材料，沒有稿紙，就在舊報紙邊上的空白處寫文章。1942年5月，日軍向太行山區發動了大規模進攻。6月底的一天，劉文華一行趕到八路軍前方總部匯報工作，在返回情報站的途中，他們遭遇到了“掃蕩”的日軍。雖成功躲過敵人，可劉文華卻在急行軍中突然腹疼難忍。同行的戰友向附近的老百姓借了一塊門板做擔架，並找了兩位老鄉幫忙，打算把劉文華送到鄰近的醫院去治病。隻要翻過前面的山嶺，再穿過敵人封鎖的公路就可以到達目的地了。
抬著擔架又走了一段路程，蜿蜒的公路已經近在眼前。這時已是凌晨兩三點。為了不引起敵人的注意，一行人抬著擔架鑽到公路旁一個農民看庄稼的小窩棚裡。從窩棚的縫隙向公路上望去，隻見日軍騎著馬不停地在公路上巡邏，幾步就是一個崗哨，立刻穿過封鎖線是不可能的。此刻，劉文華因為疼痛加劇幾乎休克，他強忍病痛吃力地對身邊的沈少星干事交代了工作，並准備了萬一不測的遺囑請戰友轉告他的妻子。身邊的戰友含著淚從挎包裡取出了精心保存的鋼筆，一筆一畫地記錄著：
“我現在受著有生以來從來沒有遇到的疼痛。倘若我是普通人，我寧願自殺﹔但對共產主義者，這是懦弱的表示。我感覺，就是在與民族敵人苦斗面前，我一定會苦斗到最后一息。就是死，我也不願違背共產主義者美德。我相信中共中央毛澤東同志，相信坐鎮華北領導抗戰的彭德懷同志，相信黨的土地政策、‘三三’制政策，相信新民主主義，相信共產主義。我愛我的同志，我亦有時怪他們，是為了幫助他們。但是恨我仇敵。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測，讓她嫁人。隻要她不脫離革命，她就永遠對得起我的。”
在戰友的攙扶下，劉文華用盡全身最后的氣力，在遺囑上簽上了自己的名字。眼見著天已蒙蒙亮，劉文華疼得大汗淋漓，漸漸無法談話，失去知覺休克過去。拂曉時分，戰友們抬著擔架折回去尋找打散的部隊。在走到西溝村時，劉文華的病勢逐漸加重，呼吸微弱，手腳冰涼，最后心臟停止了跳動。
戰友們悲痛地取出他留下的挎包，在一些隨身用品中有一本自制的精致小相冊，貼在首頁的是一個年輕女子的照片，她的脖子上圍著一條白圍巾，身后是一幅大標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是龔澎在參加一二·九運動時留下的珍貴照片。此外書包裡還有一張發舊的賀卡，裡面別著一縷龔澎的黑發。另外還有兩封夾雜著英文的短信，那纖秀的文字是龔澎的字跡，那上面記述著她在重慶的見聞與感想。
一位堅定的年輕革命者就這樣身殉太行！
雖說有了些預感，但驚悉這撕心裂肺的噩耗，病體初愈的龔澎還是無法承受這殘酷打擊！自己如此敬愛的父親、如此深戀著的新婚丈夫，怎麼一下子都離她而去了呢？
痛苦、悲傷、失意、驚恐、苦惱一起向龔澎襲來，幾乎要把這位堅強的女性壓垮，那天，龔澎將頭蒙進被子裡整整地躺了一天一夜……捧讀著丈夫在臨終時特意給她留下的遺書：“……我的妻子，我在想她。我如有不測，讓她嫁人。隻要她不脫離革命，她就永遠對得起我……”這字字句句，讓龔澎肝腸寸斷，痛不欲生! 信末丈夫所簽的字跡扭扭曲曲已變形，可以想見當時他的痛苦。
龔澎讀到此處，早已淚流滿面。泣盡繼以血，心摧兩無聲。
然而，生活還要繼續，戰斗仍在進行。11月29日的深夜，在重慶紅岩村的辦公室裡，龔澎給命運相同的好友吳青回了一封長信，其中寫道：“人的生死既不單純由自己主觀決定，也不能由愛他的人決定。人和愛他的人是希望他在生的旅程中多做點事，而且和他相處多些，可以多得到他和給他一些愛護和幫助。……像父親、文華這樣充滿著生命力和戰斗意志的人，不也是按著這規律而消逝在大自然中了嗎？！痛定思痛，我抬起頭來，決心將文華中途留下來的事業繼承下來，一則以紀念他，一則以貫徹我的信仰。”
“我愛著太行山那塊貧瘠的土地。因為它是被我們最親愛的同志們的血滋養著的。它曾是我生命中最快樂的一段生活的見証：它本身包藏著我的丈夫的尸骨。我更愛在那裡堅持抗戰和敵人作殊死戰斗的同志們、老鄉們。……你放心，我會頑強地接受文華遺留下來給我的責任，我會更注意自己，並不是希望多活幾年，但願能使活著的時候，多做一些有益於民族、有益於黨的事，在這大時代中，我絕不會被私人的感傷所湮沒，因為這便不是父親教養成人的我，也不是文華所期望的我。”
想起太行山上那棵刻有愛情見証的楊樹，龔澎在給吳青的回信中懇求道：“假使他安眠的那塊地，不被戰爭的炮火所毀損，還在我們隊伍保衛之下，等明春雪融冰化的時候，我懇求你委托附近的同志和老百姓在它上面種植一些樹秧﹔讓他知道這是在遼遠的西南角上，他的妻的意思。”
龔澎的這封用血和淚寫成的長信，后以《紀念文華》為題發表於《新華日報》（重慶版）1942年12月6日副刊。
此后，龔澎將所有的悲痛壓在心底，全身心地投入工作和戰斗中去。在紅岩村頂層東側的小閣樓上，一間隻有五六平方米的門廳裡，龔澎利用一台老式打字機，將毛澤東的《新民主主義論》《關於反法西斯的國際統一戰線》等文章翻譯成英文，她夜以繼日地工作，直到病倒住進了醫院。
當年與龔澎朝夕相處的張穎，在回憶起這段不幸的經歷時，充滿深情、充滿敬重地說：“……后來龔澎就對我說，也是的，我也不對，前方犧牲那麼多人，我犧牲了一個親人，也不是特別的意外嘛！她后來就拼命地工作……”在周恩來的撮合下，1943年，龔澎與回國參加抗日救亡運動的留德哲學博士、后來成為著名外交家的喬冠華結為伉儷。之后，龔澎歷任中共香港工委外事組副組長、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中共方面新聞組組長。新中國成立后，又歷任外交部新聞司司長、部長助理（新中國外交部第一任新聞司司長），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很大的貢獻。她的才干，她的人格魅力不僅為她的同事所欽佩，也令無數對手所折服。周恩來評價說：“沒有人能夠代替她。”
1970年，中國外交事業的先驅者之一、杰出的外交家、一代才女龔澎病逝，享年56歲。
紅岩村的兩地情書終於沒能編書出版，但是這份情深意切的相思相勉早已銘刻在太行山上，書寫在紅岩村的天空，想來，太行山麓的那棵楊樹已經根深葉茂了，不知還能找尋到它的蹤跡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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