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星 姚 凱 龔圖文
開國中將廖漢生（1911.11-2006.10），湖南桑植長瑞鄉人，是抱著“拿起刀槍跟賀龍”的思想參加革命的，在賀龍的言傳身教下，他從一個農家子弟成長為人民軍隊一代名將。1952年8月，在青海軍區政委任上的廖漢生出任西北軍區政治部主任﹔同年10月，他當選為西北軍區黨委第五書記﹔11月，他又擔任了西北軍區副政委。這時，軍區黨委排前的4位書記彭德懷、習仲勛、張宗遜、馬明方或到北京工作，或另有重任，廖漢生遂全面主持西北軍區的工作。
“這一偉大勝利……粉碎了台灣殘匪所謂建立‘陸上台灣’的夢想”
新中國成立初期，西北軍區所轄的范圍相當驚人，包括陝、甘、寧、青、新5省，面積佔全國的1/3。新中國成立之初，國民黨反動政權不甘心失敗，糾合殘兵敗將和土匪勢力，企圖在大西北建立所謂“陸上台灣”。經過解放軍的持續打擊，到廖漢生主持西北軍區工作時，西北各地的殘匪隻剩下由號稱“中華反共救國102路”司令馬元祥、“中華反共救國103路”司令馬良率領的兩股匪徒。這兩股匪徒以反動軍官、特務、慣匪、兵痞、流氓為骨干，長期流竄於甘肅、青海、四川3省邊界的藏族地區，為禍一方，成為殘存在大陸的一支反動政治武裝。
從1952年8月起，台灣國民黨政權還不時派出軍用飛機，穿越大陸飛到西北，向這股匪徒空投特務和槍械彈藥、聯絡器材等裝備，對其進行接濟，所以二馬更加猖狂。
廖漢生新官上任，就決心徹底剿滅這股匪徒，讓甘、青、川邊地區的百姓真正過上安定幸福的生活。
10月間，廖漢生組織西北軍區與西南軍區召開聯合作戰會議，擬訂了圍殲方案，並上報中央軍委。10月26日，主持軍委工作的彭德懷復電廖漢生等：“西北地區遼闊，糧草困難，匪聚則易殲，散則難剿。台匪空投可能引誘小股土匪向馬良靠攏，因此應有意識地讓匪徒向一定地區聚集。不要過早派飛機活動驚動匪徒聚集，待明春開始圍剿。”
10月下旬，廖漢生主持召開西北軍區黨委擴大會，時任軍區參謀長的彭紹輝對剿匪工作做了具體的分析和部署。12月間，廖漢生又主持召開西北軍區剿匪會議，部署了全殲馬良、馬元祥股匪的戰斗方案。隨后，西北軍區成立了“甘青剿匪指揮部”，彭紹輝、廖漢生分別擔任指揮部司令員、政治委員，同時組建了“青南剿匪指揮部”和“甘南藏區工作委員會”，著手進行政治、軍事、后勤等方面的准備工作。
1953年3月8日，廖漢生等致電軍委，報告“甘青剿指之剿匪部署及西北軍區之意見”。10日，毛澤東親自電示：
西北軍區3月8日電悉。同意甘青剿指之剿匪部署及西北軍區之意見。望令剿指注意可能遇到的各種困難，主要是物質補給困難和少數民族對我不了解的困難，遇到這些困難時，必須鼓勵部屬想盡一切辦法克服之，務達全殲各匪，不可半途而廢。
軍委一聲令下，廖漢生、彭紹輝立即指揮西北軍區騎兵第一師、步兵第十一師等部，在西南軍區空軍的有力配合下，向馬良、馬元祥匪徒發起圍攻。經過整整一個冬天准備的剿匪部隊，策馬揚鞭，迅速出擊。
在廖漢生、彭紹輝指揮下，剿匪部隊集中絕對優勢兵力，對匪徒採取奔襲、圍殲、追殲等多種軍事打擊手段。擔任追剿馬良匪部的騎兵第一團，連續數天每人隻能吃到4兩糧食，不得不靠打野獸、挖野菜充飢。但全團將士斗志昂揚，仍然堅決追擊，指戰員們提出：“土匪逃到哪裡就追擊到哪裡，不消滅土匪絕不收兵!”
在軍事打擊的同時，廖漢生還主持起草了“甘青剿匪指揮部”剿匪布告，經毛澤東修改后公開發布：
……
一切因受騙或被迫為匪的部落頭人，僧俗群眾，隻要誠意回來，各安生產，一律既往不咎，並保障其生命財產及以往之地位。
……
無論匪首匪眾，凡向人民政府及人民解放軍投誠自新者，一律從寬處理﹔凡脫離匪眾，並積極協助剿匪者，允許將功折罪。
軍事打擊、政治攻心雙管齊下，匪首匪眾土崩瓦解。至5月中旬，這兩股匪徒全部被解放軍殲滅，計斃傷匪首馬元祥以下405人﹔俘匪首馬良以下514名﹔另有284人投降，合計1203名。
黨中央和軍委接到西北軍區剿匪戰報后，第一時間發來慰問電，嘉勉剿匪部隊：“此次西北軍區和西南軍區參加剿匪的全體同志，經過將近兩個月的積極作戰，不顧飢餓疲勞，晝夜追擊搜剿，已擊斃匪首馬元祥、活捉屢次叛亂之匪首馬良，並將各股土匪基本消滅，獲得很大勝利，甚感快慰。”
西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張治中代表西北人民，專程從西安前來慰問剿匪部隊，並送來慰問信，高度贊揚了剿匪功績：“這一偉大勝利，不僅掃清了甘青兩省地方建設上的一大障礙，而且粉碎了台灣殘匪所謂建立‘陸上台灣’的夢想。”
至此，西北地區自解放初期開始的歷時4年的剿匪斗爭，在廖漢生主持下取得了徹底勝利。
“攻克文化堡壘”“向文化科學進軍”，成為西北軍區干部戰士中流行的口號
1952年8月，廖漢生到西北軍區政治部上任時，正值全軍掀起第一次大規模的文化學習高潮。從西北軍區政治部的調查報告中，廖漢生吃驚地得知：全區80%的干部戰士識字僅在1000字以下，其中認識500字以下的佔了一半，連自己名字都不會寫的人比比皆是﹔數學常識更是少得可憐，大多數人包括相當多的干部，連國際通用的阿拉伯數字也不認識。可以說，基層干部戰士當中不會看書看報、不會寫信寫報告、不會計算的人佔了大多數。面對嚴峻的現實，廖漢生清醒地意識到：“這樣的軍隊盡管有不怕死的勇敢精神，有不怕苦的頑強作風，有過去戰勝敵人的光榮傳統，也是無法掌握先進的武器裝備的，是無法掌握現代軍事科學的。”他暗暗下定決心，一定要把西北軍區的文化學習工作搞好。
早在1952年6月，西北軍區在整編工作基本完成以后，便已經開始按照上級要求，以大部分訓練時間進行文化教育。廖漢生上任后，加速推進相關工作的進行，“攻克文化堡壘”“向文化科學進軍”，成為西北軍區干部戰士中流行的口號。
在廖漢生部署下，全軍區普遍開展速成教育，軍一級開辦速成中學、師一級開辦速成小學，團以上機關開辦在職干部文化補習學校。到1952年10月，全軍區已辦有速成小學28所、速成中學12所、文化補習學校127所，擁有文化教員6197名、在校學員3萬余名。這年10月間，廖漢生還指示軍區政治部專門召開了一次各級速成中小學校長會議，總結交流舉辦速成教育的經驗。
同時，為了落實軍委提出的“文化教育以干部為要”的要求，廖漢生主持的軍區黨委下決心開辦了西北軍區干部文化學校，由廖漢生兼任干部文化學校的校長，首批抽調110余名團以上在職領導干部，集中到蘭州學習。這些領導干部，大多出身工農，家境貧寒，自幼被剝奪了學習文化的權利。開辦專門的領導干部文化學校，大大方便了他們的學習。12月間，在廖漢生的關心下，軍區又開辦了西北軍區第一政治干部學校，專門解決政工干部的學習問題。
12月中旬，在廖漢生倡議下，西北軍區文化教學模范、功臣代表大會在蘭州隆重召開。來自全區的教學和學習模范匯聚一堂，交流經驗，表彰先進，展示教學成果，檢查存在的問題，研究解決辦法。與會代表當中有辦學先進單位的領導干部，有創造快速教學法的模范文化教員，有勇攻文化科學“堡壘”的著名戰斗英雄，有在向文化科學進軍中涌現出來的新功臣。代表大會期間，文化教學成果展覽會在軍區司政禮堂隆重揭幕。廖漢生為展覽剪彩，並參觀了展覽。
對半年來的文化學習情況，廖漢生在大會上進行了初步總結：全軍區各單位基本消除了文盲，原有文盲中的大多數人語文程度提高到初級小學（小學四年級）水平，原有初小、高小程度的分別提高到高小畢業和初中一年級，從12月開始有約佔30%的人轉入算術學習。
到1953年5月，西北軍區通過大規模的文化學習，基層干部戰士的文化水平得到了很大提高，大部分人達到初小或高小程度，一部分人進入初中學習，達到了總政治部《文化教育計劃大綱》的要求。更重要的是，經過文化學習，許多干部戰士提高了學習政治和軍事的能力，提高了工作能力。對此，廖漢生最有發言權：
過去有些連隊上軍事課，講戰斗條令，不得不採取類似演“雙簧”的辦法，先由文化教員念一句教材，連隊干部連說帶比劃地解釋一句，就這樣還把“匍匐前進”說成了“步步前進”。現在連隊干部自己可以講課，寫簡單的備課提綱，講得也有些條理了。
過去一些干部參加上級會議，聽上級布置任務，全憑腦子記，回去傳達時丟三落四，現在可以記筆記、訂工作計劃，減少了忙亂現象。
過去有的班長對本班武器上的阿拉伯數字號碼不會念，隻好採取畫道道的原始辦法。一支槍上的一組數字要畫幾十個道道。現在不僅會念數字了，而且還學會了看地圖，計算追擊、遭遇的速度與距離。
同時，部隊中的知識分子和工農分子經過互教互學，彼此間更多地看到對方的長處，思想感情更加融洽了，內部團結加強了。
1953年5月，西北軍區所有機關、部隊均按照總參謀部、總政治部制訂的考試方案，參加了全軍文化教育大考試，忠實地向祖國和人民匯報學習成果。軍區專門召開宣教工作會議，印制了《考試手冊》廣泛下發。各單位成立了考試指揮機構，組織全體人員對所學課程進行全面系統的復習。由於文化學習工作開展得好，考試准備做得全面充分，在全軍大考中，蘭州考區的抽考成績優秀。
“廖副政委雖是政治干部，但和軍事干部一樣懂軍事”
1953年6月1日，按照軍委制定的計劃，西北軍區從前一個訓練年度以學習文化為中心，轉入以學習軍事為中心的正規訓練。這也是人民軍隊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正規的軍事訓練。這次軍事訓練的主要內容有二：一是按照實戰要求練戰術、練技術﹔二是學習貫徹條令，建立正規的軍事生活秩序。
1953年2月至5月，為了迎接即將開始的正規訓練，廖漢生主持西北軍區接連舉辦了兩期軍事干部集訓班，分批抽調各級主管訓練的軍事干部，按照條令將各種科目先訓一步，並學會如何組織和實施部隊的訓練，為全區普遍開展正規訓練准備骨干、打好基礎。為了保証以軍事為中心的正規訓練，廖漢生又指示軍區政治部，舉辦了數期政治干部訓練班，對來自基層的政治教導員、政治指導員進行集訓，著重學習和研究如何做好訓練中的政治思想工作。
1953年5月1日，軍委正式頒布了人民解放軍第一套《內務條令》《隊列條令》《紀律條令》。三大條令對人民軍隊的內部關系、管理教育、隊列儀表做出了統一具體的規范，具體到一個軍人從起床號響起直至熄燈號落下，一日當中的一言一行、一舉一動，都有嚴格的規定。
與接受任何新的事物一樣，學習貫徹條令，一開始也碰到來自傳統思想和舊習慣的阻力，許多干部戰士都感到很不習慣。誠如廖漢生所說的：
過去見面，上下級也好，同級也好，隻要是熟悉的，都可以很隨便地打招呼，開玩笑，叫諢名。現在不行了，要立正，敬禮，背出一套程式化的報告詞。
過去打仗，就那麼幾個兵，幾種槍，布置戰斗任務，指揮員三言兩語交代一下，駁殼槍一揮，沖！現在訓練，要按照條令規定，將每個人、每個單位、每種兵器，上下左右，都必須交代得清清楚楚，滴水不漏。
過去穿衣戴帽，大體整齊就行了，多少年也沒有統一的服裝，一個兵、一支槍、一件軍裝都要各部隊自己想辦法找。……直到1952年才穿上第一套由國家統一制發的軍裝。實施條令以后，從頭到腳，如何著裝都規定得明確、具體，強調整齊劃一，講究軍容風紀。
面對基層干部戰士的畏難情緒，廖漢生鄭重指出：三大條令是軍隊的基本法律，一切軍人都必須無條件地貫徹和執行。他分析阻礙條令貫徹的思想原因主要是：由於我軍是在分散的農村環境中組織起來的，是在長期的戰爭中由游擊隊發展壯大起來的，因此舊的習慣——游擊習氣在我們思想上非常頑固。這是正規化的敵人。我們要拋棄舊的習慣，勇於接受新事物，眼睛要向前看，不要向后看。
經過廖漢生不懈的努力，西北軍區的正規化訓練成績喜人：
在正規訓練中，各單位不斷破除經驗主義、游擊習氣，努力糾正自由散漫和組織紀律性、計劃性不強的現象，從一言一行、一點一滴抓起，部隊面貌有了很大改觀，初步養成了嚴格按照條令行事的良好習慣。
廖漢生從難從嚴要求軍區指戰員，更從難從嚴要求自己。1954年5月19日至6月19日，為了提高解放軍高級指揮員的現代戰爭指揮能力，軍委組織了“全軍在職高級干部戰役法短期集訓班”，把各大軍區、軍兵種、軍事院校的主要領導干部等200余人召集到北京。廖漢生、彭紹輝參加了集訓。集訓的科目是“集團軍反登陸防御作戰”，主要學習和研究如何防止帝國主義對我國可能進行的登陸入侵的有關問題。
集訓分為兩個階段，大家先在北京學習了一個月的理論課。廖漢生學習很刻苦，成績也很理想：“我們每天學習時間都在10個小時以上，星期天和節假日也不休息。”“我學習的成績還不錯，得了5分，受到蘇聯顧問的表揚。”
集訓的第二階段，是11月間在山東半島見學由軍事學院院長劉伯承指揮的“集團軍反登陸戰役首長——司令部演習”。歷時近半個月的演習，從濰縣海邊開始，先是抗擊“敵軍”的登陸入侵，然后進行反攻，一直打到青島的嶗山灣，殲滅了入侵之“敵”。最后，在青島由演習總導演劉伯承作了總結。廖漢生認為，自己從這次集訓中學到很多東西。
1954年6月1日至7月16日，廖漢生等決定仿照軍委組織的戰役集訓，在西北軍區組織師團干部集訓，集訓科目為“步兵師進攻”，學習了相關的36種作業科目，並組織了軍區首次首長——司令部帶通信工具的現場演習。通過這次演習，指戰員們紛紛表示：“我們受益匪淺！廖副政委雖是政治干部，但和軍事干部一樣懂軍事！”
“他對蘇聯顧問的態度是正確的，就是‘和而不同’”
新中國成立之初，同全國各行各業一樣，西北軍區也由上級派來多名蘇軍顧問。其中有軍事顧問格瓦涅洛夫、政治顧問霍洛托夫，還有空軍、炮兵、裝甲兵、工程兵等技術兵種的顧問。
1952年11月7日，十月革命5周年之際，中蘇友好協會總會做出決定，從11月7日至12月6日，在全國范圍內舉行“中蘇友好月”活動。當時，根據軍委要求，廖漢生要求西北軍區各單位積極開展“中蘇友好月”活動，認真檢查與蘇聯顧問、專家的關系，並將情況上報了軍委。
總的來說，西北軍區跟這些蘇聯顧問們合作得比較愉快，關系相處得也比較融洽。廖漢生認為，他們的干勁也是很大的：“我到新疆軍區檢查工作時，他們隨行檢查各單位的保密情況，每到一地，顧不上休息，首先檢查機要科和電台室，發現問題立即提出改進意見。”
當然，由於蘇聯顧問只是機械地按照蘇軍條令行事，不顧甚至漠視解放軍的光榮傳統，雙方產生分歧甚至不快的情況也是有的。
作為軍區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廖漢生跟蘇聯政治顧問霍洛托夫打交道比較多。霍洛托夫工作起來十分認真，一絲不苟，但是對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傳統卻不大了解。他按照蘇軍條令，把政治工作當成是俱樂部的工作，是開展吹拉彈唱等娛樂性、輔助性的活動。
有一次，廖漢生陪同霍洛托夫到軍區政治部講話。“他講了一大通，都是講如何辦好俱樂部的事情。他整天忙著搞俱樂部，在全區各個單位普遍建立了俱樂部，經常組織閱讀、舞會、文藝表演、體育比賽等活動”。
對於霍洛托夫的熱情，廖漢生予以了肯定和配合：“我們支持霍洛托夫的工作，專門舉辦了俱樂部主任訓練班，請霍洛托夫講授蘇軍俱樂部的經驗。軍區《人民軍隊》報也刊登文章，介紹蘇軍俱樂部在幫助指揮員教育士兵上的一些工作方法。比如部隊中開展學習被譽為‘普通一兵’的馬特洛索夫的活動，俱樂部給予多種形式的配合，邀請士兵參加《馬特洛索夫》一書討論會，舉行馬特洛索夫事跡展覽，放映《普通一兵》影片，播放贊揚馬特洛索夫的詩篇、歌曲等。蘇軍俱樂部開展的這些活動，對於活躍部隊氣氛、豐富士兵生活確實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但是，廖漢生對蘇聯顧問絕不盲從，堅守解放軍的政治工作傳統：
……我軍從借鑒、學習蘇聯紅軍的條令條例開始，在中國革命戰爭的實踐中不斷摸索、改進、創造，逐漸形成了具有自身特點的一套東西，與蘇聯紅軍有了很大的不同。比如，蘇聯紅軍實行的是軍事首長負責制——“一長制”，而我軍實行的則是黨委統一領導下的軍政首長分工負責制。……長期以來，我軍始終堅持並不斷完善政治委員制度，形成了黨委統一領導下的軍政首長分工負責制，政治委員負責軍隊中黨的工作和政治工作，保障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通過政治工作來提高部隊的戰斗力，保証戰斗任務的完成。
於是，他向蘇聯顧問們不斷介紹解放軍的這些特點，說明解放軍政治工作制度和政治委員職責，使他們了解了解放軍，“大家在一起更協調地開展工作”。
廖漢生等人對我軍政治工作地位的捍衛，得到了軍委總政治部主任羅榮桓的支持。
1953年12月7日至1954年1月26日，中央軍委召開了全國軍事系統黨的高級干部會議。會議結束時，毛澤東接見了全體同志，並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合影前，毛澤東走過來看到廖漢生，高興地把他叫到跟前，詢問大西北的情況。廖漢生忙把西北軍區的工作向毛澤東作了簡要匯報。在這短短的幾分鐘裡，記者侯波抓住瞬間，拍下了一張照片。30年后，侯波籌辦個人攝影展，在整理幾十年前的照片資料時，發現了這張老照片，送給了廖漢生。廖漢生拿著照片，動情地說：“主席是非常關心西北軍區建設的！”
讓廖漢生欣慰的是，這次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政治工作條例（草案）》，這是新中國建立后我軍制定的第一個政治工作條例。它堅決否定了學習蘇軍的“一長制”和降低政治工作地位的偏向，明確而完整地提出：“黨委統一的集體領導下的首長分工負責制，為黨對軍隊的領導制度。”
談起廖漢生在西北軍區的工作，許多老同志佩服地說：“他對蘇聯顧問的態度是正確的，就是‘和而不同’！”
1955年5月，根據《關於全國軍區重新劃分的若干決定》，西北軍區正式劃分成蘭州和新疆兩個軍區。遵照軍委調令，廖漢生也離開了生活、戰斗20多年的大西北，來到古都南京，進入軍事學院戰役系學習，踏上了新的征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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