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頤
《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楊天石著，重慶出版社出版
在風起雲涌的中國現代史上，蔣介石無疑是最為重要、復雜的“風雲人物”之一，如果對蔣介石沒有深入研究，對中國現代史的理解也就不會十分深刻。但長期以來，由於種種原因，蔣氏始終是一個被“漫畫化”的政治符號，而缺乏客觀、深入的研究。現在，那一段政治風雲已經淡去，對他進行“去漫畫化”的學術研究，已成深化中國現代史研究的重要課題，楊天石所著《蔣氏秘檔與蔣介石真相》，便是這方面最重要的研究成果。
在這部近50萬字的著作中，楊天石以大量未刊日記和難得一見的原始檔案為基礎，對蔣的方方面面都做了令人耳目一新的研究。如“中山艦事件”的真相，蔣介石與胡漢民的關系，奉蔣談判與奉系出關，抗日戰爭時期對日謀略，和李宗仁的矛盾……但我最感興趣的，卻不是這些重大政治事件，而是他的早年日記所反映出的內心世界“天理”與“人欲”的激烈交戰、煎熬，最終“理”戰勝“欲”的痛苦﹔是他在左右之間的躑躅徘徊、反復思量權衡，最終選擇反俄反共道路的復雜過程。
所謂“早年”，是指從1919年到1926年，蔣氏33歲到40歲之間。正是在這期間，他從在政治上開始嶄露頭角但仍不脫上海灘“小混混”色彩，日漸成為政壇舉足輕重的人物。或許開始並未想到自己有朝一日會成為權傾一時的“黨國要人”，所以此時的日記格外真實，從1919年到20世紀20年代初，日記中充滿了荒唐放蕩與自責克制的矛盾。如1919年10月初他下決心：“以后禁入花街為狎邪之行。其能乎，請試之！”“色即是空，空即是色，世人可以醒悟矣！”但10月15日又記道：“下午，出外冶游數次，甚矣，惡習之難改也。”其后幾個月，日記中充滿自責，也確無“不良記錄”。但1920年初，他又無法控制自己的欲念，1月15日、18日分別記有：“晚，外出游蕩，身分不知墮落於何地！”這年夏天，他遇到舊友，言談中感到別人對自己的不屑，痛感自己為人所鄙，在8月7日的日記中雲：“世間最下流而恥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關，則茫茫塵海中，無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為眾所鄙之虞！”以后的日記仍有大量的“理”“欲”交戰的記錄，但此時已基本是隻有“邪念”而無“邪行”了。他寫道：“我之好名貪色，以一澹字藥之。”“見姝心動，這種心理可丑。此時若不立志奮強，窒息一切欲念，將何以自拔哉！”……可以說，在“戒色”方面他已取得成功。
在日記中，“人欲”與“天理”的沖突，表現得淋漓盡致，而重要的政治人物這方面的“真面目”更是至為難得，甚至可說絕無僅有。倘有意深究者，大可從“心理分析”的角度作另一種研究。
蔣氏“戒欲”的成功，當然是由於自己的毅力與決心，但與外在環境的變化似也不無關系，即隨著政治地位的提高和自己所起作用越來越重要，政治自然漸漸成為他關注的焦點。
日記表明，他在五四以后把“研究新思潮”作為自己的學課，從1919年到1926年，他最常看的雜志是《新青年》，其次是《新潮》，而其他期刊則很少提及。同時，他對社會主義學說也表現出濃厚的興趣。1923年后，他對了解馬克思主義投入了相當的精力，日記總有“看馬克思經濟學說”“看馬克思學說”“看《馬克思學說概要》”“看《共產黨宣言》”……這類記載。看完《馬克思學說概要》后他的感受是：“頗覺有味。上半部看不懂，厭棄而去者再。看至下半部，則多玄悟，手不忍釋矣。”又一則記道：“看馬克思學說。下午，復看之。久久領略真味，不忍掩卷。”不久，他對俄蘇革命的興趣大增，曾一度自學俄語，多次閱讀《列寧叢書》並屢有好評：“其言勞農會與赤衛軍之組織與新犧牲之價值，帝國主義破產之原因，甚細密也。”“其言權力與聯合民眾為革命之必要，又言聯合民眾，以友誼的感化與訓練為必要的手段，皆經驗之談也。”
值得玩味的是，從親俄的1923年到早已反蘇反共的1931年底，他對《俄國革命史》一書的興趣始終不減，認為“甚覺有益也”。正如楊天石所說：“蔣介石后來雖然反蘇反共，但是，在他的統治術中，仍然有不少來自蘇俄的東西。”1923年8月到11月，蔣介石被孫中山派往俄國實地考察，從日記看他對蘇俄有褒有貶，起初是褒多於貶，后來是貶多於褒，他對“共產國際”尤為不滿。12月中旬他回到上海即回家鄉，在孫中山催促下才寄出游俄報告。在翌年春他致廖仲愷的信中寫道：“俄黨殊無誠意可言”，“對中國之惟一方針，乃在造成中國共產黨為其正統”，“其對中國之政策，在滿、蒙、回、藏諸部，皆為其蘇維埃之一，而對中國本部未始無染指之意”。有如此思想基礎，在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內左右兩派斗爭日趨激烈，在現實利害的權衡取舍中，蔣氏最終選擇反蘇、反共之途，就不難理解了。
對蔣介石這樣非常“敏感”的政治人物，現在不僅已可進行實事求是的學術研究，而且還得到了國家有關部門設立的基金支持，這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了時代的進步。
（作者為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