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年國家雖大卻力量衰弱的中國想對抗小而強的日本，隻靠正規戰必敗無疑，對這一點國共雙方都有認識。日軍大舉深入中國內地后，總數不過5萬人的八路軍、新四軍以敵后為發展方向，國民黨也向敵后派出過50萬軍隊。最終結果是，8年后共產黨的軍隊發展到百萬之眾且建立了1億人口的根據地，而國民黨在敵后的軍隊或滅或降或逃，所剩無幾。為什麼國共雙方在敵后戰場的表現如此不同？這是回顧抗戰史時不可忽視的一個現象。
共產黨最早認定“到敵后去”的發展方向
游擊戰是弱軍對抗強軍的有效方式，這一點在近代世界各國已有公論。縱橫西歐無敵的拿破侖被西班牙的游擊戰爭拖垮，大英帝國被南非的布爾游擊隊困擾得無計可施，隻好妥協，都是西方軍事家推崇的戰例。談起在近代中國進行的游擊戰，中國共產黨自然是頂級大師，從1927年建軍后就長期依靠老百姓在農村打游擊。國民黨政權作為以城市為中心的當權者，則一向隻注重正規戰。
1931年日軍發動九一八事變迅速佔領了東北，南京政府和當地駐軍實行“不抵抗政策”，蜂起后群龍無首的各路義勇軍也很快失敗，隻有中共滿洲省委組織的游擊隊能長年堅持游擊戰。后來在淞滬抗戰、長城抗戰時，國民政府隻進行正規戰，同日軍正面交鋒無不以敗北告終。面對日軍節節入侵，心存憂患的中國人無不思考作戰的對策。如著名軍事家蔣百裡提出“航空救國論”，希望加速空軍建設以對抗日本，但這顯然力不能及。
在促成國共合作抗日的西安事變之前，到達陝北的中央紅軍就已經在考慮對日採取何種作戰方針。1936年6月，美國記者斯諾走進了由幾百眼破窯洞構成、滿目風塵的陝北保安（今志丹縣）縣城。毛澤東在與他徹夜長談時講到了未來戰爭的前景。斯諾記載說：“他要我預先設想到日本將贏得所有重大的戰斗，佔領了主要城市和交通線，而在戰爭初期，就摧毀了國民黨的精銳部隊。繼后產生的是一個持久斗爭的局面，在這個局面中，紅軍游擊隊將起主要的作用。”
后人不能不欽佩，全面抗戰開始后的戰局發展及共產黨軍隊的行動，恰恰同毛澤東這一預見完全吻合！
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后，蔣介石急於要紅軍改編並出師前線。他認為共產黨跳到敵后打游擊能配合正面戰場且更易被日軍圍殲。兩黨達成協議，共產黨以敵后游擊戰在戰略上配合國民黨在正面戰場作戰。
八路軍出師晉東北首戰平型關之后，馬上向幾個戰略方向展開游擊戰。如在一一五師政委聶榮臻指揮下，八路軍2000人深入晉北和冀西敵后，迅速收復數十個縣城，並建立了華北第一塊根據地———晉察冀根據地，該部在幾個月裡擴大到4萬人。晉察冀邊區這一模范根據地的建立，証明八路軍在日軍后方完全可以站住腳，並有良好的發展條件。當時國民黨政府和軍隊逃走，日軍因兵力不足隻佔領少數城鎮和交通線，由老紅軍骨干組成的八路軍隻要做好群眾工作，振臂一呼便應者雲集。一個排、一個連就能佔領一個縣，消滅偽軍、散匪，再搜集國民黨軍潰敗時丟棄的大批武器。隨后，八路軍在晉察冀、晉冀魯豫、晉綏、山東都建立了根據地，日軍的后方又成為它的新前線。
對八路軍成功挺進敵后並建立了根據地的事實，國民黨當局雖有表彰卻又生妒忌。1937年11月5日，蔣介石在南京最高軍事會議上便說：“現在由共產黨所改編過來的軍隊，他們固然善於游擊戰，能夠擾亂敵軍的后方，但一般盲目捧共的人，即借此一點，不假思索地為他們作過分夸大的宣傳，似乎隻有這一部分軍隊才能夠抗日……這種荒謬悖理的宣傳，如不及早糾正，隻會一天一天地助長共產黨的囂張。”
國民黨軍學不了游擊戰
國民黨當局后來轉向重視游擊戰，主要是由於戰局轉變。盧溝橋事變后，蔣介石一面組織正面抵抗一面在上海開辟一個新戰場，並抽調全國1/3以上的正規軍在狹小的戰場與日軍相拼。蔣在內部說過，這一仗就是打給外國人看的，希望英美擔心自己的利益受損而干預。英美卻未以強力阻止日本，蘇聯也未出兵，蔣不能不考慮戰爭的持久性。
1938年春，國民政府軍委會在武漢召開會議研究下一步戰略，素有“小諸葛”之稱的桂系將領、副總參謀長白崇禧提議：“黃河以北的國軍部隊一律不許過河，就地開展游擊戰。”當時有人反駁說：“國軍未演習游擊戰，此議是否可行，尚需考慮。”白崇禧卻回答說：“以打游擊戰起家的中共，亦為中國人，中共可以打游擊戰，國軍當亦能打游擊。”白崇禧的意見得到蔣介石的首肯，不過留下打游擊的大都屬雜牌武裝，嫡系部隊還是要退到后方保存。
武漢失守后，1938年11月下旬，蔣介石在湖南衡山召開的南岳軍事會議上宣布：“二期抗戰，以游擊戰為重點。”國民政府軍委會隨即變更了戰斗序列，在敵后建立了冀察、魯蘇兩個戰區，並決定國軍部隊1/3用於正面戰場，1/3進入敵后開展游擊戰，1/3在后方整訓，敵后游擊戰也成為國民政府抗日整體策略的一個重心。據此，國民黨陸續派出50萬以上的部隊進入敵后，還收編當地雜系武裝，在日軍后方的軍隊人數一時大大超過了中共領導的部隊。
為了讓國民黨部隊的軍官學會打游擊，蔣介石還求助於中共方面。1939年初，湖南衡山開辦了南岳游擊干部訓練班，蔣介石任命湯恩伯、葉劍英二人擔任正副教育長，主要請第十八集團軍參謀長葉劍英所率的一批從延安來的教員任課。共產黨教員非常坦率地介紹了打游擊的前提是軍民打成一片，對此國民黨方面都深以為然。湯恩伯有一次在大會上指著葉劍英對全體學員說：“過去我們為什麼老是打不過他們，就是因為他們同老百姓打成一片。”
八路軍教官介紹游擊戰的另一條經驗即官兵同甘共苦，並舉八路軍從總司令到士兵都吃一樣的伙食穿一樣的衣服之例。國民黨軍官們聽后無不嘆息，認為不要說軍長師長，就是連長與士兵過一樣的生活也辦不到。
中共方面的游擊戰思想歷來公開宣傳，並不保密，不過軍隊的性質不同導致國民黨的軍隊無法學習貫徹。國民黨軍雖在敵后的華北五省和蘇中、蘇北、大別山都有廣大活動區域，卻未建成真正的根據地，游擊戰也無法有效開展。國民黨軍隊的根本弱點，就是所到之處隻征糧拉夫而增加老百姓負擔，卻沒有任何助民措施。敵后的部隊沒有群眾基礎，補給就遇到大問題，向民間掠取更會結怨於百姓。在日軍“掃蕩”下，許多部隊隻能處於東躲西藏的狀態。
國民黨當局在敵后建立的兩個戰區中，冀察戰區最早瓦解。1939年初，蔣介石委任原西北軍將領、曾在1924年出面將溥儀驅趕出宮而聞名的鹿鐘麟為冀察戰區總司令兼河北省主席，讓其率兵進入冀南敵后。這除想在日軍后方建立牽制據點外，又含一石二鳥之計，想讓這個雜牌將領與八路軍爭奪地盤。鹿剛進入冀南時，朱德、劉伯承等八路軍領導人曾與之會面，爭取一致抗戰，鹿卻一度利令智昏，網羅在敵后的西北軍舊將領石友三等人，並聯合中央軍朱懷冰等部，向八路軍挑起摩擦、爭奪地盤。鹿部因沒有群眾基礎，遇日軍攻擊便到處游動，在1940年同八路軍摩擦時又被驅逐。鹿回重慶后，老上司馮玉祥告誡他不要再出頭露面為人當工具，其留下的部隊隨后紛紛瓦解。華北敵后僅剩的國民黨軍龐炳勛、孫殿英部堅持到1943年，也最后投降日本充當了偽軍。
在山東和蘇北、蘇中建立的魯蘇戰區，活動的國民黨敵后部隊最多。在魯中的原東北軍於學忠部同八路軍關系較好，卻一直未能建成根據地。鑒於供應困難、部隊日益縮小，1943年於率殘部在八路軍掩護下向河南突圍返回大后方，他所指揮的吳化文等部投敵當了偽軍。蘇中的韓德勤部對日軍長期避戰，率部向新四軍進攻時又在黃橋大敗，從此元氣大傷，所管轄的李長江等部又投降日軍。1943年在日軍“掃蕩”下，韓部無法生存而逃向皖西，魯蘇戰區至此也不復存在。
國民黨軍在日軍后方也戰斗了5年時間，結果隻剩下大別山區還留有桂軍，深入敵后的幾十萬軍隊近一半被日軍消滅，近一半降敵當了偽軍，隻剩下極少數人撤回后方，敵后抗日陣營隨后就成了共產黨軍隊一統天下。
共產黨能在敵后立足主要靠減租減息
國民黨軍在敵后站不住腳，除了因政治素質差（眾多將領見形勢不利就投降便是例証），關鍵是官兵關系、軍民關系處理不好，自然導致軍心不振而經不起艱苦斗爭考驗。蔣介石的心腹、與毛人鳳和鄭介民並列為軍統特務三巨頭的唐縱在日記中對此也總結道：“士氣低落的根本原因，由於軍民脫節，軍政脫節，官兵脫節。”當年國民黨政權及其軍隊要維持官僚、買辦和豪紳等腐敗的既得利益集團的權益，在抗戰中不可能進行任何社會改革，反而加重了民眾負擔，這也決定了無法解決軍民、官兵之間的矛盾。
戰后日本防衛廳防衛研修所戰史室編的《華北治安戰》曾評價國共兩黨的敵后游擊__戰：“國民黨系統的軍隊的政治工作和游擊戰，與中共方面相比較，則相形見絀，不夠熟練和妥善。”見絀的根源恰在於軍隊的政治素質和使命宗旨的差別。
在日軍一直殘酷“掃蕩”和圍攻的艱苦敵后環境中，八路軍、新四軍能堅持下來且發展壯大，沒什麼秘訣，正如當年《沒有共產黨就沒有新中國》歌中所唱：“他堅持抗戰八年多，他改善了人民生活。”軍隊要得到人民擁護，不是靠取之於民，關鍵在於造福於民。共產黨的軍隊能得到人民擁護，固然是因群眾紀律好，人稱“哪家住八路，灶裡有柴燒，缸滿院掃淨”，更重要的是能解決中國農民祖祖輩輩最期盼的土地問題。
當年紅軍能奮斗十年並發展壯大，靠的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得到貧苦農民擁護。1937年國共停止內戰，為團結國內各階層包括開明士紳一同抗日，共產黨宣布停止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而佔人口80%的農民群眾又離不開土地。為此，中國共產黨人援引孫中山提出、國民黨卻未能實行的政策──減租減息。全面抗戰剛開始時，1937年8月，中共中央提出救國十大綱領，其中便提出了減租減息的政策。抗戰時期八路軍、新四軍建立根據地的前提，正是發動農民向地主要求實行二五減租，這樣便大大減輕了農民負擔。加上實行合理負擔，公糧主要由佔有多數土地的地主來交，減息后又免除了眾多農民的閻王債，正如有的邊區領導人所說，減租減息實際是變相的土改。
抗戰時的社會調查証明，實行減租減息后的各根據地，絕大多數農民生活比戰前有了改善（日軍“掃蕩”期除外），群眾自然擁護共產黨，八路軍、新四軍發動群眾建立政權及包括民兵游擊隊等武裝就此有了最重要的基礎。抗戰時國統區征兵普遍受抵制而隻好抓壯丁，共產黨領導的解放區卻能動員群眾為保衛自身利益而自願參軍。國民黨當局曾攻擊共產黨在敵后“坐大”，其實僅“坐”如何能“大”?隻有“越抗越大”，靠軍民持久奮斗才使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
對共產黨領導的軍隊發展要訣，日軍也有入木三分的評價。據偽滿皇帝溥儀后來回憶說，他的“御用挂”（日語，意為負責為皇室和皇帝辦理事情的人）日軍吉岡安直中將在1942年曾特地介紹了對付八路軍的鐵壁合圍、梳篦掃蕩等戰法，溥儀當時不解地問：“共產軍小小的，何犯上用這許多新奇戰術？”吉岡馬上說：“共產軍，和國民黨軍不一樣。軍民不分，嗯，舉例說，就像赤豆埋在紅砂土裡”，“共產軍不管到哪裡，百姓都不怕他，當兵一年就不想逃亡，這實在是大陸上從來沒有的軍隊﹔這樣的軍隊越打越多，將來不得了。”
物質是第一性的，這是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最看重實際的中國老百姓得到物質利益，才衷心擁護共產黨的軍隊。國共雙方軍隊在敵后的不同結局，其根源就在於此。（摘編自《國家人文歷史》2015年第1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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