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雲逸與新四軍的初創及發展

張雲逸 【1892.8∼1974.11】

原名張運鎰，又名張勝之。廣東文昌（今屬海南）上僚村人。1909年加入中國同盟會。參加了辛亥革命和討袁護國戰爭。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了北伐戰爭，任國民革命軍旅長，師參謀長。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在廣州、香港做黨的秘密工作。1929年參與領導百色起義。土地革命戰爭時期，歷任中國工農紅軍第七軍軍長，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參謀長兼作戰局局長。1933年任粵贛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紅軍總司令部作戰部部長，中央縱隊先遣隊司令員，中革軍委副參謀長。參加了長征。抗日戰爭時期，歷任新四軍參謀長兼第3支隊司令員。1939年任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指揮。1941年任新四軍副軍長兼第2師師長，后兼任抗日軍政大學第8分校校長。解放戰爭時期，歷任山東軍區副司令員，司令員，華東軍區副司令員兼山東軍區司令員及華東軍政大學校長。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任中共廣西省委書記，廣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廣西軍區司令員兼政治委員，中共中央華南局第二書記，中南行政委員會副主席，中共中央監察委員會副書記。1955年被授予大將軍銜。是第一、二、三屆國防委員會委員，第一、二、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八、九、十屆中央委員。1974年11月19日在北京逝世。

張雲逸參與領導了新四軍的組建、整編等工作，又奉命開辟皖東、發展淮南抗日根據地，做了大量開創性的工作，他還親自指揮了多次戰斗，為新四軍的創建和發展做出了卓越貢獻。

1937年7月7日，抗日戰爭全面爆發。國共兩黨就南方紅軍游擊隊改編問題進行了艱苦談判，經協商最終達成共識。10月12日，國民黨江西省主席熊式輝轉發蔣介石6日電令：“任命葉挺為新編第四軍軍長”，新四軍正式成立。我的祖父張雲逸當時正在南方開展統戰工作，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在中央派往新四軍工作的大批干部尚未到來時，他於12月19日第一個趕到漢口與葉挺軍長會合。祖父和葉挺在大革命時期曾一起參加過北伐戰爭和廣州起義，彼此了解。祖父的到來令葉挺喜出望外，祖父也為能再次見到葉挺並與其一道工作而感到高興。在武漢，祖父還見到了周恩來、王明、博古、葉劍英等，隨后，在中共中央和長江局的領導下，祖父投入到新四軍的籌建工作之中。關於祖父在新四軍中的任職，中共中央綜合各方面的因素，最后決定並經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核准，由他擔任新四軍參謀長兼第3支隊司令員。

1938年1月6日，祖父同項英等從漢口到達南昌，將新四軍軍部設在書院街高升巷張勛公館內，9日，新四軍軍部正式辦公。祖父同項英等一面建立健全新四軍軍部各機關，一面接待來自南方各游擊區的人員，與其一起研究部隊的集結和改編問題。同時還研究確定了新四軍各個支隊的編制序列並決定迅速將長江以南的各地紅軍游擊隊集中到皖南歙縣岩寺一帶整訓。為此，祖父同陳毅、項英等分赴各游擊區集中部隊。

1938年2月2日，祖父離開南昌赴閩北、閩西、閩南游擊區，指導紅軍游擊隊的具體改編工作。2月底，三支隊所屬5團與6團在浙江開化縣華埠鎮會師。兩團會師前后，祖父也趕到這裡在華埠開始著手組建第三支隊司令部、政治部機關，並對部隊進行了短期整訓。3月中旬，祖父同項英率三支隊由浙江開化向皖南歙縣的岩寺開進並於月底抵達岩寺。

4月5日，新四軍軍部由南昌遷至岩寺，各支隊陸續集結完畢。至此，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主力勝利完成了下山、改編和向皖南、皖西集結的任務。完成改編和集結后，新四軍共轄有4個支隊、10個團、1個特務營共一萬余人，各類槍支6200余支（挺）。

由於新四軍處於初建階段，祖父以新四軍參謀長的身份兼任第3支隊司令員，工作十分繁忙，很是辛苦。他協助葉挺、項英督導集結在岩寺的新四軍三個支隊進行了半年左右時間的軍政整訓，收效明顯。同時，新四軍軍部從三個支隊各抽調一部，組成一支400余人的先遣支隊，由皖南向蘇南敵后挺進，執行戰略偵察任務。6月17日，先遣支隊在江蘇鎮江西南韋崗成功伏擊了日軍車隊，斃傷日軍21人，擊毀軍車4輛，繳獲長短槍20余支及軍用品一部。首戰告捷，祖父等軍部領導人都非常高興。各部隊經過整訓逐漸形成戰斗力，陸續開赴抗日前線，取得了蔣家河口、馬家園等戰斗的勝利。

在新四軍面臨著中共中央賦予的“發展華中”戰略任務的形勢下，祖父於1938年11月10日接到通知，准備率新四軍一部由皖南到江北地區活動。11月17日凌晨3時，祖父北渡長江，經無為、廬江，下旬抵達皖中舒城，組織當地的新四軍部隊東進皖東，深入敵后，發展游擊戰爭。為壯大抗日武裝力量，他恢復了第4支隊第9團、挺進團兩個團的編制，陸續組建了江北游擊縱隊、第3游擊縱隊、新四軍第5支隊。在他的推動下，部隊進入皖東后，於次年春季迅速進至淮南鐵路和津浦鐵路之間地區，為江北新四軍開辟皖東敵后抗日根據地創造了有利條件。1939年5月，新四軍江北指揮部成立，祖父擔任江北指揮部指揮，負責對新四軍第四支隊、第5支隊和江北游擊縱隊等部的統一指揮。在他的領導和指揮下，新四軍江北部隊實行戰略展開，經過幾個月的艱苦奮戰，在皖東敵后初步站穩了腳跟。至1939年12 月，第4支隊在皖東津浦路西地區開辟了以定遠藕塘為中心的抗日游擊根據地，亦稱淮南津浦路西抗日游擊根據地﹔第5支隊在皖東津浦路東地區開辟了以盱眙半塔集為中心的抗日游擊根據地，亦稱淮南津浦路東抗日游擊根據地﹔江北游擊縱隊在安徽省長江北岸開展游擊戰爭，保持和皖南軍部的聯系。

1939年末，隨著新四軍江北部隊和抗日游擊根據地不斷發展壯大以及對津浦路南段東西兩側廣泛開展對日偽軍的打擊，引起華中日軍高層的嚴重不安。日軍第6師團師團長谷壽夫抽調南京、明光、蚌埠等地日偽軍2000余人於12月中旬集結於滁縣、沙河集、全椒等地，兵分三路從東、南和北面，對皖東地區進行首次大規模“掃蕩”，企圖乘新四軍在皖東立足未穩而一舉加以殲滅，同時驅逐和消滅這一地區的國民黨軍。這次“掃蕩”之敵，一路700余人從全椒出動，20日拂曉進佔大馬廠﹔另一路300余人，於21日中午佔領周家崗﹔又一路400余人於20日從滁縣進至施家集和周家崗。為配合日偽軍對周家崗的“掃蕩”，駐巢縣日軍於21日出動近千人的兵力經含山縣向全椒西南國民黨軍李本一部駐守的古河鎮發動進攻，並於21日佔領古河鎮。

面對氣勢洶洶的來犯之敵，為徹底粉碎敵人的大“掃蕩”，祖父與中共中央中原局書記劉少奇針對敵情，認真研究了我軍反“掃蕩”的戰法，制訂了“避敵鋒芒，擊其弱翼，精心捕捉戰機，充分利用有利地形，出其不意在運動中給以殲滅性打擊，以縮小‘掃蕩’范圍，縮短‘掃蕩’時間，減少人民的損失”的方針，同時召開指揮部作戰會議，商討部署作戰計劃，命令新四軍第四支隊根據江北指揮部的決心和部署做好各項戰斗准備。

從12月19日夜起，日偽軍由全椒、滁縣分別出動，向以全椒縣、周家崗為主要目標的新四軍第4支隊發動進攻。21日起，雙方展開激戰，敵人的進攻在新四軍頑強阻擊下寸步難行，增援之敵又遭我伏擊，傷亡慘重，進退維谷。次日，日軍奪路潰逃，再次遭到我軍伏擊。國民黨軍的作戰雖然失敗了，但在新四軍的英勇抗擊下，日偽軍於23日開始全線撤退。新四軍乘勝追擊，將周家崗、大馬廠、復興集、古河等地一一收復。到這時，李本一又帶著他的隨從返回古河。為團結其共同抗日，祖父和劉少奇等研究決定，新四軍部隊撤出古河。

經過三晝夜的戰斗，新四軍第4支隊在江北指揮部和4支隊司令員徐海東的指揮下，共斃傷俘敵人160余人，擊斃日軍中隊長毛高千穗，生俘日軍小隊長一人、偽軍四人，繳獲大量武器彈藥和軍用物資，勝利粉碎了日軍對皖東地區的第一次大“掃蕩”。

周家崗戰斗的勝利狠狠打擊了日軍的囂張氣焰，此后日軍龜縮滁城、珠龍橋等據點長達半年之久，不敢輕舉妄動。與此同時，新四軍江北指揮部第4支隊和第5支隊由原來的7000余人發展到一萬余人，地方武裝發展到5000余人，使皖東抗日根據地在艱難的環境中鞏固和發展起來。

對於這次作戰，祖父回憶道：“我們的裝備比較差，但因為在戰斗中採取了敵進我退、敵駐我擾的戰術，戰士們作戰又勇敢，所以最后在周家崗一帶粉碎了敵人‘掃蕩’，並乘勝追擊到古河。此戰政治影響很大，給群眾的印象很好。群眾從國民黨部隊和我們新四軍對日軍‘掃蕩’兩種不同的態度上認識到，新四軍是真正打日本人的部隊。”

新四軍創建三年間來，在戰斗中不斷發展壯大，由最初的1萬余人，到1939年底，已有近5萬人，1940年底，擴大到8.8萬多人，成為華中抗擊日寇的主要武裝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