聶紅琴
1926年，鄒韜奮與夫人沈粹縝。
2015年是鄒韜奮誕辰120周年。鄒韜奮是中國現代史上一位杰出的新聞記者、出版家。他畢生追求進步、光明與真理，為中華民族獨立與解放，為民主政治的思想，為人民大眾的進步文化事業殫精竭慮做出很大貢獻。他的妻子沈粹縝相夫教子，兩人相濡以沫，譜寫了一曲淡然而馨香雋永的戀歌。
相見恨晚 喜結連理
在與沈粹縝結婚前，鄒韜奮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在幼年時期，他遵父之命，與父親政界同僚的女兒結成“秦晉之好”。訂婚時他因年紀幼小，有些糊裡糊涂。后受1919年五四運動怒潮影響，他有了婚姻自由的理想，對父母包辦的婚事提出抗議。雙方家長固然不答應，就是他的未婚妻也秉著“詩禮之家”的教誨，表示情願為他終身不嫁。結果這件事就形成了僵持的局面，直到鄒韜奮畢業從業以后。對於心地淳朴的他來說越來越沉重地成了思想上的負擔。他“沒想到有個女子為著我而終身不嫁，於心似乎有些不忍，又想她只是時代的犧牲者，我再堅持僵局，徒然增加她的犧牲而已，因此雖堅持了幾年，終於自動地收回了我的抗議。”結婚后，妻子對鄒韜奮感情很好，可她不幸未及兩年患傷寒病去世。他為此深感悲痛。
1925年暮春，鄒韜奮與沈粹縝相識。沈粹縝1900年出生於江蘇吳縣。他的父親少年時即到古董店當學徒，逐漸成了鑒別古董真偽的行家。沈粹縝在蘇州讀了4年私塾，10歲隨大姑母到北京讀了3年小學，未畢業又到清政府辦的農工商部繡工科學習刺繡兩年，在江蘇南通女紅傳習所畢業后留所擔任助教。1921年蘇州女子職業中學校長楊衛玉（中華職業教育社創始人之一）特來南通聘請她到該校擔任美術課主任。二人的牽線者便是楊衛玉。這時，鄒韜奮因發妻病故鰥居，生活孤單，心情沉郁。沈粹縝回憶說：“韜奮的感情是熱烈的、專注的，對愛情也是如此，正像他后來對他畢生從事的革命文化事業一樣。在第一次和我見面以后，他經常給我寫信，后來幾乎每周要給我寫一兩封信。他在愛情方面，不僅熱情洋溢，而且也能體貼人，還很風趣。”數月后，沈粹縝終於把愛情獻給了他。這年7月，他倆在蘇州留園訂婚。
1926年元旦，由聖約翰大學同學發起，這對有情人在上海大東酒家舉辦了隆重的婚禮。
相夫育子 伉儷情深
鄒韜奮和沈粹縝婚后生活非常美滿。鄒韜奮全心傾注在工作上，沈粹縝則全力挑起相夫教子的家務重擔，家庭充滿融洽和睦氣氛。凡接觸過他們的朋友，莫不稱羨兩人親密和諧，贊揚沈粹縝的賢惠善良。
就在婚后當年，鄒韜奮接任《生活周刊》主編，他全力以赴，毫不馬虎。據后來沈粹縝回憶當年辦刊情況深情地說，早期的《生活周刊》幾乎是韜奮一人唱獨角戲。剛接手《生活周刊》時缺錢缺人，連他在內總共隻有兩個半職員（因為3人中有一個還兼任了別處的事情），又因稿費過低，向外面約稿不易，稿件大半都得自己撰寫，工作是很忙的。起先他不得不以六七個筆名輪流撰寫各式各樣的文章。既要握筆寫文章，還要收發、看信、復信。有時因為刊物包封寄發來不及，他還要擱下筆幫助包封的工作。因此常常每天干到夜裡十一二點鐘，事情還干不完，隻得戀戀不舍地和辦公桌暫時告別。鄒韜奮1937年在蘇州監獄中曾回憶起這段生活：“我的妻子有一次和我說笑話，她說：‘我看你恨不得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裡面去！’其實后來縱然‘把床鋪搬到辦公室裡面去’也是來不及的。”我們不難想象鄒韜奮在說這段話時幸福與戲謔相交融的甜蜜，也可以體會到沈粹縝對鄒韜奮嗔愛參半的復雜感情。但鄒韜奮這個光杆主編從不怨天尤人。沈粹縝回憶說，韜奮對待工作的態度是熱情嚴肅的，作風上是一絲不苟的。他自己也曾多次表白：“我自己做事沒有別的什麼特長，凡是擔任了一件事，我總要認真，要負責，否則寧願不干。”
鄒韜奮就像那時眾多知識分子一樣，文章寫得漂亮，但日常生活卻如茅盾先生所形容的“幾乎有些過分天真和‘低能’”，有時沈粹縝不得不像照顧孩子一樣地照顧著他。在上世紀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市面上買東西通用銅板，一塊銀元可換200枚小銅板。他隻會一個個地數銅板，既慢又易出錯。他出門也不會乘電車。他每日上班前，沈粹縝總是細心地包好兩包銅板分放在他的兩個口袋內，供他來回買車票。吃飯時，沈粹縝也是讓丈夫和孩子們吃好些的飯菜，自己則揀些差的吃。鄒韜奮之所以能夠全心全意扑在心愛的事業上，因是得到了沈粹縝無微不至的照料並承擔了所有家庭勞務的重擔。鄒韜奮經常深情地夸獎她是賢內助。
1928年，鄒韜奮和夫 人沈粹縝及長子鄒嘉驊。
患難與共 風雨同舟
鄒韜奮一生追求民主進步，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歷經磨難，顛沛流離，6次流亡和一次入獄。沈粹縝不離不棄，默默追隨鄒韜奮。
九一八事變后，鄒韜奮積極主張團結御侮，一致對敵。當時《生活周刊》在全國各地，特別是廣大愛國青年中影響很大，但遭到當局的忌恨。中國民權保障同盟的秘書長楊杏佛被害后，鄒韜奮也被列上黑名單。1933年底，他不得不流亡國外。1935年8月，他從美國回到上海，又立即積極投入抗日救國活動，發表文章，號召愛國者奮起抗日。11月，他在上海創辦《大眾生活》周刊。《大眾生活》堅決站在救亡運動的前列，深刻地反映廣大人民的要求，每期銷數很快達到20萬份，使國民黨政府十分害怕，他們使用各種卑鄙的手段來對付它。而鄒韜奮堅決不懼當局的威嚇、利誘，拒絕蔣介石的“邀請”，堅決不做“陳布雷第二”，1936年3月，他不得不流亡香港。不久日軍侵犯綏遠，全國人民開展援助綏遠軍隊抗戰的運動。他又回到上海，立即與救國會的幾個負責人奔走相助。11月22日深夜，他與沈鈞儒、李公朴、沙千裡、史良、章乃器、王造時等7人突然被國民黨當局以危害民國罪逮捕，監禁在蘇州江蘇高等法院看守所，造成轟動全國的“七君子”事件。關押了半年多還不釋放，宋慶齡為了營救“七君子”出獄，就聯系了16位愛國民主人士簽名發起“救國人獄運動”，於7月5日親率大家冒著酷暑乘坐火車趕到蘇州，先在高等法院會客室要求會見院長，並義正詞嚴地提出“如愛國有罪，願同沈鈞儒等同受處罰，如愛國無罪則與他們同享自由。”沈粹縝就是在那天從上海去蘇州探監，聽到這個消息就與同去探監的沈鈞儒的女兒沈譜、李公朴的夫人張曼筠一起去買了水果、點心、蚊香、扇子向愛國正義人士進行慰問。她在與宋慶齡初次見面時雖未交談，但對宋慶齡堅持真理、敢於斗爭的精神十分欽佩，使她獲得與鄒韜奮共同戰斗的精神力量。
鄒韜奮從蘇州牢中釋放到上海淪陷，再繞道到達武漢，共4個半月，他不停地講演和寫作，為抗戰奔波，以彌補失去的時光。到達武漢后，他一方面積極參加抗日救國活動﹔一方面領導生活書店，編輯出版《全民抗戰》，發展文化事業。他曾被國民黨政府聘為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和沈鈞儒、王炳南等代表全國救國會，攜帶大量書報、日用品到江西北部德安一帶慰勞軍隊，鼓勵戰士奮勇抗戰保衛祖國。1938年10月武漢淪陷前，鄒韜奮到達重慶，繼續主編《全民抗戰》，並參加民主運動，堅持團結進步，抗戰到底，反對國民黨消極抗日妥協投降政策。
沈粹縝為了照顧好鄒韜奮的生活，就不辭辛勞，帶著3個孩子從上海到香港，轉赴武漢，再撤退到重慶。
國難當頭，沈粹縝除了照顧丈夫和兒女，還參加各種社會活動。這時宋慶齡為了團結抗日，應邀到重慶。沈粹縝有幸又認識了宋美齡。當時宋美齡正在為抗日救國積極努力貢獻力量。由於各方面都需要得力人手，因此宋美齡也請沈粹縝參加擔任難童的救濟教育和傷兵的治療看護等領導工作，在合作共事中密切配合相處很好，感情融洽，並做出了成績。但是國民黨當局對外妥協、對內壓制而掀起了反民主的逆流和反共高潮。皖南事變后，《全民抗戰》被迫停刊，各地生活書店及其工作人員也橫遭摧殘。鄒韜奮在多次抗議無效之下忍無可忍，隻得憤然辭去國民參政員的職務，秘密離開重慶，先乘長途客車到桂林，再乘飛機至香港。他出走后就有特務去其住所搜查，並且接連不斷地向韜奮夫人進行糾纏，使沈粹縝不勝其煩，決心攜帶孩子設法逃出重慶。經過生活書店同事的幫助，利用躲避空襲的機會，經過20多天的艱苦跋涉，輾轉到達香港與丈夫相聚。
沈粹縝始終默默追隨著鄒韜奮。她要操持家務帶孩子，雖然忙碌的鄒韜奮很少顧家，但她從不以經濟上的困頓來影響丈夫。據范長江回憶，1941年在香港時，“我發現他的夫人沈粹縝女士有些為難的樣子，仔細一問，原來他在香港的生活和子女的教育費用均無著落，才由朋友們商量以預支稿費的方式按月給他400元港幣，才算解決了他全家的生活問題。”
在香港，沈粹縝不僅全家團聚而且又有機會與宋慶齡相晤。那時宋慶齡與鄒韜奮都是“保衛中國大同盟”的成員。這個組織曾向支持和同情中國抗日戰爭的外國朋友和華僑募捐，並將募得的錢款和物資設法運送到抗日根據地。為了順利通過國民黨特務人員的檢查，抗日根據地急需的藥品、醫療器材等都經過宋慶齡親自簽名包封。由於募捐到的救濟物資郵量很多，宋慶齡就要沈粹縝與廖夢醒、倪斐君等同去倉庫幫助清理分類，做好運送准備。在這次相處中，沈粹縝對宋慶齡為抗戰救國盡心盡力的實干精神和平易近人的高貴品質有了更深的體會。
繼承遺志 繼續前行
1941年底日軍侵佔香港后，鄒韜奮為了避免日本當局的糾纏和脅迫，在黨組織的幫助下，離開香港，在廣東梅縣隱居。1942年9月回到淪陷區上海后，經上海相繼秘密進入蘇中解放區和蘇北解放區，由於受到病痛的折磨，不得不於1943年3月又秘密回到上海，經診斷得了中耳癌。在與病魔斗爭的幾個月裡，沈粹縝得息帶著長子和女兒從桂林趕來上海。鄒韜奮把別后的情況與在蘇北解放區的見聞，都詳盡地告訴她。沈粹縝回憶說，即使病得那樣重，鄒韜奮的記憶力依舊那麼好，談話依舊跟平時一樣的風趣。
手術后，鄒韜奮每天要照深度X光。他的右頰、右太陽穴和右額時有劇痛，每逢痛的時候，睡也不好，坐也不好，常從床上爬到地上，兩隻手捧著頭，轉側起伏，連滾帶爬，沒有一分鐘的休止，面部肌肉也不斷地牽動著，眼淚即時奪眶而出。在稍微平靜的時候，鄒韜奮卻安慰沈粹縝說：“你瘦了，是我的病把你折磨瘦了。”沈粹縝看著病痛一點點地銷蝕著鄒韜奮的生命，心如刀絞。她隻能一步不離，精心照顧。
病榻上的鄒韜奮念念不忘革命，在遺囑中要求入黨。他對沈粹縝說：“等我病好了，我們一定到延安去。”臨終前，鄒韜奮在一張紙上專門為沈粹縝寫了“不要怕”三個字，這是鄒韜奮留給沈粹縝最后的話。1944年7月24日，鄒韜奮與世長辭。
鄒韜奮去世后，沈粹縝化悲痛為力量，把對丈夫的無限愛意和懷念轉向社會。12月底，她把長子嘉驊交給新四軍派來慰問的干部徐雪寒帶到蘇北解放區參加了工作，次子嘉騮在周恩來親自安排下由重慶轉送延安。他覺得把兩個兒子送到解放區比留在身邊放心。之后，她和女兒嘉驪去無錫隱居。
抗戰勝利后，沈粹縝回到上海，得到宋慶齡和鄧穎超的鼓勵，參加上海婦女聯誼會的各種活動，並幫助整理韜奮遺著的工作。1949年3月，沈粹縝作為國民黨統治區上海的代表，參加了全國婦女代表大會。
新中國成立后，沈粹縝隨宋慶齡回滬，參加中國福利基金會工作，擔任中國福利會托兒所所長。1951年調上海市民主婦女聯合會任婦女兒童福利部部長。曾任全國政協第二至第六屆委員、第三至第七屆上海市婦女聯合會副主任。1961年加人中國共產黨。“文化大革命”結束恢復工作后，沈粹縝擔任中國福利會秘書長。沈粹縝把珍藏多年的韜奮遺物捐獻給了韜奮紀念館。
沈粹縝有著東方婦女所有的淡泊馨香的品格，給予了丈夫真摯、朴素而淳厚的愛情。她理解和支持丈夫的思想和性格以及他的事業。作家冰心曾說：“世界上若沒有女人，這世界至少要失去十分之五的‘真’，十分之六的‘善’，十分之七的‘美’。”沈粹縝為這句話作了最好的詮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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