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傳》編寫組
自1951年發表《中國共產黨的三十年》后，胡喬木即以中共黨史專家著稱。1980年1月，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成立，胡喬木任主任。到任不久，他就提出編寫一部大型的《中國共產黨歷史》的任務。1982年4月離任后，作為中央黨史領導小組副組長，仍然指導該室和全國的黨史研究。可以說，從事和指導中共黨史研究、編撰和宣傳，是他畢生的事業，成為他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
胡喬木認為黨史工作是黨的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和黨的其他思想工作一樣，是為著支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事業。因此，不能把黨史工作看成是平靜的、書齋裡的事業，它是在思想斗爭最前線的一項戰斗性的工作。他注重黨史工作的戰斗性，又強調黨史工作的科學性。他說，“黨史工作的戰斗性所以有力量，是因為我們依靠的是科學，依靠的是真理。這種戰斗就是科學與反科學的戰斗，是真理與謊言的戰斗”，因此，“我們需要用科學的態度、科學的方法、科學的論証來闡明黨的各種根本問題”﹔“必須加強對在國外論著中經常出現的許多比較重要的、有影響的錯誤觀點和歪曲我們黨的歷史的言論，進行針鋒相對的、有理有據的分析和批判。”根據胡喬木的指示，中央黨史研究室和中央文獻研究室曾多次聯合召開評析國外中共黨史研究狀況的座談會。每次座談會，胡喬木都從頭至尾參加。中央黨史研究室編輯出版的《國外中共黨史研究動態》雜志，也是在他的關心和支持下創辦的。
胡喬木懷著強烈的政治責任感從事黨史工作。他不止一次地說過，黨史不應當是一個自我封閉的體系。黨史工作要改革，而要改革就必須開放。隻有開放的工作才能產生開放的黨史。為了改進和提高黨史工作，把中共黨史寫成一部開放的黨史，一部具有科學性的著作，他發表過許多重要的、指導性的意見。改革開放后形成的黨史研究隊伍正是在他指導下建設的，中央黨史研究室先后編寫出版了《中國共產黨的七十年》《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等黨史著作，也是致力於實踐他提出的那些指導思想和方法的。
一、研究黨史要注意四面八方
胡喬木指出：“黨的歷史與一定的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歷史是不能分開的。”“離開社會的發展，孤立地講黨史是不符合馬克思主義方法的。”他認為，注意四面八方，黨史就必須寫以下幾個方面：
（一）要寫人民群眾。黨史要表現黨是在人民中間奮斗的，黨的斗爭是反映群眾要求的，是依靠群眾取得勝利的。要讓人們看了黨史以后，真正感到黨是把人民放在中心位置的，是尊重人民的﹔而不只是黨自己在照鏡子，左顧右盼。
（二）要寫朋友。黨是依靠與黨密切合作的人共同奮斗的，這些人，如宋慶齡、陳友仁，如魯迅、鄒韜奮，如杜重遠、閻寶航等等，在黨史中應當有他們的地位。我們黨在困難時得到人家的幫助，作為勝利者來寫歷史時不能把人家忘了。不寫他們，那是一種狹隘的宗派觀念。那樣的黨史，人民是不會接受的。
（三）要寫地方及其普通干部和黨員。黨史既要寫黨的中央和中央領導人的活動，也要寫地方組織、黨的優秀干部和廣大黨員群眾的活動。不能因為領導的錯誤就把黨的群眾性斗爭一筆抹煞。黨史上的優秀干部、廣大黨員和人民群眾的斗爭，都應該有生動形象的記錄。胡喬木指出：“黨史應該有新的材料，新的觀點，新的態度。黨史是人民構成的歷史，跟人民斗爭的歷史分不開，我們要在人民斗爭歷史的背景下寫黨史。黨中央和領導人要寫，但是要避免分量太大。”“黨史不要隻講黨中央這樣正確，那樣錯誤，還是應把人民的斗爭、黨的斗爭，熱氣騰騰的局面反映出來。”
（四）要闡明黨的每一步勝利都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的結果。為了更有說服力地闡明這一最基本的歷史經驗，還必須將中國黨和共產國際關於中國革命的主張、中國和蘇聯東歐國家關於建設社會主義的主張，進行比較研究。
胡喬木說，這樣注意了四面八方寫出來的黨史，才能不只是一線一面，而是立體的。
二、要詳細地佔有材料，進行深入的調查研究
胡喬木要求：“對黨的歷史的研究要進一步深入，精密化，更要重視詳細地佔有材料。”他說：我們要繼續做好黨史資料的征集、整理和研究工作。隻有充分地佔有和利用一切可靠的資料，把這些資料甄別清楚，才能弄清歷史事件的真相和來龍去脈，才能寫出有戰斗力的歷史論著。
胡喬木認為，有必要採取有效措施，有計劃有領導地開放黨的歷史檔案。我們不能因為有少部分檔案要保密就不擴大開放。隻有開放檔案，黨史研究領域才能形成競爭的環境。他對檔案館負責人說，“要破除陳腐的保密觀念”，要把檔案館“由封閉型管理變為開放型管理”，不要老是“一把鎖”，要開放檔案為歷史研究，為學術研究，為黨的中心工作和各項工作服務。
胡喬木指出，要系統地研究、整理、編輯出版、公布檔案資料。在這方面他身體力行，支持、指導和親自負責做了許多工作。
多卷本《中共中央文件選集》內部本和公開本都是由黨中央決定，在他支持下編輯出版的。以后又續出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在新時期形成的文獻系列集《三中全會以來》《十二大以來》《十三大以來》等。《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檔案資料選編》《中華人民共和國經濟檔案資料選編》以及大批地方革命歷史文件選編等等，也是在他同意和支持下陸續編輯出版的。在遵義會議50周年紀念到來之前，他親自主持編輯出版了《遵義會議文獻》。對編入這部文獻的陳雲的傳達提綱手稿《（乙）遵義政治局擴大會議》，他認真作了考証，確定陳雲手稿形成於遵義會議后不久從威信到鴨溪的行軍途中，時間在1935年2月中旬至3月上旬。為選用張聞天有關遵義會議的論述，他不僅讓張聞天選集傳記組提供意見和文本，而且還從檔案館調閱了張聞天1943年所寫的長達四五萬字的延安整風筆記，親自考量，從中節錄了約1200字的一段，加上《從福建事變到遵義會議》的標題，收入這部文獻集。為了寫好歷史決議中關於“文化大革命”的段落，他和鄧力群一起主持編輯了這一時期的文獻資料。胡喬木還指示黨史研究室，組織研究人員住到中央檔案館，長期査閱檔案，研究“文化大革命”歷史。
胡喬木還指出：“為了寫好黨史，要多收集資料，收集國民黨和外國人寫的共產黨的歷史，看看他們怎樣寫紅軍、八路軍、新四軍。”並說，《張治中回憶錄》，托派王凡西寫的《雙山回憶錄》，對我們寫黨史有用處。
三、要搞清楚理論問題，通過黨史表述這些理論
胡喬木指出：“寫一本黨史涉及許多理論問題，不是系統地講理論，而是通過黨史表述這些理論。”
胡喬木十分注重理論問題的研究和解決。前面已經說過，他在撥亂反正之初的1977年1月3日，就在中宣部碰頭會上講話，提出《關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一些提法問題》，對於“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口號，對於社會主義時期階級斗爭的形式和作用的認識，對於“階級斗爭為綱”的理解，對於黨內斗爭是否都是社會階級斗爭的反映，是否都是路線斗爭，這些流行的理論提出質疑，並鮮明地表示了否定的意見。這篇講話不僅對全黨全國解放思想，撥亂反正具有重大意義，對於研究黨史，特別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黨史，也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在起草歷史決議的過程中，胡喬木指出：“現在要寫這個《決議》，理論部分要給予很大的注意”，“非常重要的就是要把中國革命究竟走了一條什麼道路，要怎樣繼續走下去，寫出來。”“《決議》裡要有一種現實的力量、理想的力量。”胡喬木把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對毛澤東功過是非的評論，同理論問題的研究聯系起來。他指出，毛澤東犯“文化大革命”錯誤的原因之一，是出於對馬克思關於資產階級權利的論述的誤解和對於列寧關於小生產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的論斷的教條化。同時，他又指出：“毛主席的確打破了共產國際的專制、教條化傾向。”
在1985年11月4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送審本討論會上，胡喬木講《黨史研究中的兩個重要理論問題》並給予具體深入分析。一個問題是：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系。涉及“馬克思主義是否適用於中國？”怎樣看待“中國化的馬克思主義”？要研究“中國為什麼能接受馬克思主義？”“中國歷史文化與馬克思主義結合，有哪些特色？究竟在哪些問題上結合了？”中國的封建主義、資本主義、農民戰爭，同歐洲有什麼不同？中國農民的分化、富農，同歐洲農民的分化、富農有哪些不同？等等。胡喬木指出：“研究黨史就會遇到這些復雜的問題”，“今后在我們的寫作、研究中會碰到這些問題，如果沒有一定的見解，就很難寫好黨史。”另一個問題是：革命與歷史的關系。胡喬木指出：“歷史太復雜了，太豐富了，對於社會歷史要研究，就得全面掌握、多方面研究，不能僅僅從一個方面去研究。”在這個題目下面，黨史要回答一系列問題。如：怎樣認識有階級以來的歷史都是階級斗爭史？胡喬木認為：“應當說在中國共產黨成立后存在著激烈的階級斗爭。但是也不能說沒有其他情況，不能說在激烈的階級斗爭以外，就沒有歷史了。”胡喬木指出：“黨史要答復這樣的問題，要答復中國為什麼要革命，為什麼要成立黨。如果不把這樣的問題講清楚，講得沒有說服力，青年人的思想就會糊裡糊涂，甚至陷入混亂。歷史寫得好，就能答復革命史與整個歷史的關系，就能說清楚整個歷史為什麼發展到以革命為中心。”
四、要按照實事求是的原則，認識、評論和解釋黨史上的問題，作出從歷史到邏輯的總結
胡喬木要求，《中國共產黨歷史》這本書，“我們要盡量寫得客觀、求實，不抱有任何偏見，按照歷史原來的面目寫出來。”對於近年來國內外有關著作中多次涉及並有種種誤傳轤峗>_敊訽S的重大問題，應當寫清楚，不應當回避。對於像古田會議的背景、中央蘇區肅清“AB團”、社會民主黨和富田事變、百團大戰、延安審干和“搶救”運動、1947年土改會議、共產國際和中國革命的關系、抗戰前后蘇聯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等等這樣一些有爭議的、比較敏感的問題，在《中國共產黨歷史》編寫和審稿過程中，他都明確地提出自己的見解，有些問題還親自動筆修改。他所作敘述和論斷，鮮明、准確，得到黨史界的贊同。
在1980年起草《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的過程中談到怎樣寫“文化大革命”的問題，胡喬木指出：“對歷史評論是一件事，解釋是另一件事。如果不能答復為什麼發生‘文化大革命’，決議就等於不作。‘文化大革命’這種歷史在世界歷史上可以說是千年不遇的。如果連對這個問題都沒有作出一個令人信服的解釋，決議就沒有價值。”他在另一次談話中，具體分析了“文化大革命”曲折發展的過程和“文化大革命”為什麼發生的原因，指出：“對‘文化大革命’要作出從歷史到邏輯的總結。”
他還強調，研究歷史要保持客觀態度和廣闊視野，要寫得公正准確。他說：“歷史是個復雜的整體”，“我們要有比較廣闊的視野，用廣闊的視野來觀察、分析歷史。”“歷史發展是很復雜的，寫一部歷史不容易，寫革命歷史對革命及其周圍事件作恰當的描寫，要看很多材料，要有相當廣泛的視野，各方面的情況都要看到。”他又指出：“如果不在研究的時候保持客觀態度，就不能正確地解釋歷史。”他指出：“要對歷史負責，要把歷史描述得很公正、很准確。”
在1987年6月12日談《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修改意見時他指出，對黨史上發生的重要事件和重大問題，“要寫得比較實在”，“把這些問題攤開，實事求是地加以總結，過去一直沒有做到。這個工作，到整風時才開始。缺點是實事求是不夠。過分強調某個人犯了錯誤，而對這個犯錯誤的人的功勞就不敢提了，甚至一筆抹煞，這樣不好。”他希望“新修改的本子盡量避免這方面的缺點”。在這次談話中，他明確提出黨史中應寫張國燾，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他說：“‘八七’會議是個重要會議。有哪些人參加，要進一步弄清楚。鄭超麟說他參加了。建黨初期一些重要人物要搞清楚。不要回避張國燾。當時陳獨秀有名無實，張國燾資格老，活動能力強，北方工人運動一直是他領導的，在黨中央比較有發言權。后來他成立第二中央，為什麼他能這樣做，這與他在黨內有資本，是老資格有關系。別人在當時的資格都不如他。現在黨史中根本不提張國燾建黨初期的活動，是不對的，要恢復歷史的本來面目。”
五、要寫得脈絡清楚，生動感人，既有學術價值，又有閱讀價值
胡喬木常為一些黨史著作不能擺脫陳舊的框架、寫得沉悶乏味而苦惱。他很重視黨史的表達方式，要求黨史工作者要研究解決。他指出：我們寫的書，應當既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又有較高的閱讀價值。真正具有自己的鮮明的色彩，使人能夠讀下去。他說：黨史著作要真正讓人讀得下去，還是要有思想、有見解。一些書讀起來顯得沉悶，從根本上說，還是因為頭緒不清，沒有見解。黨史的內容是非常豐富、生動的，我們不能把豐富、生動的歷史寫得平淡無奇、枯燥乏味。首先要把握基本的歷史事實，理清歷史的脈絡，用歷史事實來說明問題﹔在這個基礎上，再展開必要的論証。他認為，一些黨史著作的缺點在於抽象議論多，過於邏輯化﹔不是從生動豐富的歷史實際出發，而是從會議、文件出發，有時簡直成了文山會海。他主張，編寫黨史，要採取史論結合、夾敘夾議的方式，力求吸收新材料、新觀點，展開科學的論証。在論証有關黨史上的問題時，不僅要注意征引經典的歷史觀點﹔尤其要廣泛收集黨內外、國內外的有關資料，盡可能讓歷史事實本身來說話﹔同時還要注意利用外國人的、國內中間人士的乃至敵人方面的有助於說明問題的評論，讓這些証人與我們一起來判斷歷史，來顯示我們提供的見解乃是歷史的公正的証言。
胡喬木說：“我們黨為什麼得到人民的擁護，為什麼得到發展？在寫黨史的時候，不能用生產關系必須適合生產力這樣抽象的原則來解釋，否則就是把歷史理想化、抽象化、理論化了。”他指出：“事實比理論豐富得多，復雜得多。對於革命家走上革命道路要多一些生動具體的描寫，不然歷史就變得枯燥、單調，讀起來沒有味道。歷史本來是充滿革命斗爭的激情、動人的畫面的，而我們寫的本子常常變成了灰色的、蒼白的。”
胡喬木要求黨史要寫人。他說：“黨史、革命史不僅要寫大人物，也要寫小人物”﹔“應該有相當生動的情景，不但能說服人，而且能感動人，不但用正確道理教育人，而且用高尚情操陶冶人”﹔“要有許多名言軼事，有人物描寫。像司馬遷的《史記》，將劉邦、項羽的形象描寫得栩栩如生，使之流傳下來”﹔對於黨史人物的評價“要採取公正、客觀的態度來評價，否則許多問題不可理解”。
通過人物關系的研究、分析、評價來認識理解歷史，是胡喬木研究和寫作黨史的一個重要方法。他在1983年5月14日同美國記者索爾茲伯裡談毛澤東、鄧小平、“四人幫”三者關系，可以給黨史工作者很多教益。他寫的許多回憶和評論人物的文章，如《紀念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李大釗》《回憶張聞天同志》《懷念共產主義的老戰士陶鑄同志》《無私無畏，鞠躬盡瘁———深切悼念胡愈之同志》《懷念蕭三同志》《我所知道的田家英》《紀念柳亞子先生》《陶行知先生是中國進步知識分子的典型》《介紹馬一浮先生》《痛悼卓越的考古學家夏鼐同志》等都用歷史眼光，通過歷史事實、個人交往來評價人物，感情與理智得到很好統一，也給史學者作出示范。
胡喬木要求黨史要敘事。他指出：“黨史要多講史實，因為歷史就是由事實構成的。觀點要通過敘述事實來表達。通過敘述事實，表達我們的看法、評價、分析。”他要求：“直接敘述一些生動的史實，而不是通篇都是枯燥的論述”，“不僅邏輯關系要寫清楚，而且要盡可能地有血有肉。”“應該從大量的史料中去選擇、剪裁。在書中有一些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直接鏡頭，讓人看后有種身臨其境的感覺，有種歷史再現的感覺。”他說：“我們黨的歷史上有許多可歌可泣的人、可歌可泣的事，所以我們也應該有可歌可泣的文。這樣，書一打開，顯得比較精彩，能夠感動人。要使得歷史上動人的事情，在書中也是動人的，不要變得平淡無奇、枯燥無味的。”
胡喬木要求寫黨史要有感情。他說：“寫黨史要表現我們的滿腔熱情，革命經驗是革命先烈用大量鮮血換來的，不能用平淡無奇的筆法，採取無動於衷的態度來寫，要恰當地進行評論，筆端要常帶感情。”
胡喬木強調：黨史要寫清楚歷史脈絡。他說：“黨史書要把黨的歷史一步一步如何演變的脈絡寫清楚。”又說：“黨的歷史線索要搞清楚，這是修改書稿中最重要的。把歷史的脈絡寫清楚了，書就容易看下去。”他強調：“對黨史本身，主要是頭緒要清楚，這一點是整個黨史書稿的主干。”怎樣做到搞清脈絡，寫得夾敘夾議有條有理？歸納他不同場合的談話主要有以下三點：一是寫黨史要有政治上的觀察和把握。他在談《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修改意見時，結合“蔣介石是怎樣變成反革命的”進行了深入具體的分析。二是要先講清政治形勢，根據政治形勢及其變動來分析歷史、評述人物。三是要點出歷史發展的關鍵。“在聯接的地方，在轉軌的地方，把脈絡搞明白，把關鍵點清楚。”他反復強調，要把握根本的思想線索，不能僅僅把一件事一件事湊起來，卻看不出歷史的脈絡。“不要用會議的決議、文件來解釋歷史，要用歷史本身來解釋歷史。”要“從文山會海的格局中走出來。”要“用歷史的條理，用應有的黨的歷史的觀點，用已經得到的經驗教訓來寫，把它貫穿到書稿裡去。”
胡喬木要求歷史要寫得波瀾起伏，要有提神之筆。他說：“寫歷史要把抽象的事實、具體的事實、事實的背景三部分搭配好。文字要有波瀾起伏，不要像一潭死水。如果老是平鋪直敘地寫下去，就很難吸引人讀。一段或幾段開頭，要有很精彩的話把事情提綱挈領地提出來。毛主席常常對我說，寫文章要善於提筆，要有提神之筆。”胡喬木舉馬克思寫《資本論》為例，指出：“馬恩都不願意他們的文章寫得平淡無奇。他們的書也要寫得引人入勝，使人讀起來眉飛色舞。”
胡喬木還特別注重注釋在書稿中的作用。他說：“注釋可以成為書中一個重要部分。在正文中不便說的，可以在注釋中說，注釋裡可以提出一些見解。看了注釋等於看到了索引。”“注釋的情況實際上也反映了我們寫作的水准。注釋得好，說明我們對有關的事情有一種尋根究底的態度。否則，顯得我們對一些事情怎麼來怎麼去的講不清楚。”
胡喬木不僅提出上述關於如何寫好黨史的重要的、指導性的意見，而且親自動筆撰寫重要的黨史論文，如《關於遵義會議傳達提綱成文時間的考証》《略談八年抗戰的偉大意義》《中國在五十年代怎樣選擇了社會主義》《紀念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偉大先驅李大釗》《中國共產黨怎樣發展了馬克思主義》等，以及幫人修改有關黨史方面的文章。
幫助別人修改有關黨史方面的文章，主要是指老同志的、涉及歷史問題的文章。這種並非分內的差使，卻是胡喬木樂意做的經常工作。楊尚昆回憶說：“他對文辭的考究是盡人皆知的。自己寫的或別人寫的文稿，他都反復修改，直到改不動為止。后來，在我們這些老人中間無形中形成了一個習慣，重要一點的東西，拿出去之前總要請喬木過目把關才放心。喬木也總是來者不拒，盡心盡力。”曾經長期在胡喬木領導下工作的逄先知說：“有人說，一篇文章，經喬木一改，哪怕是改幾句話，加幾句話，甚至只是改幾個字，就大為改觀。我看這話一點也不夸張，大凡在喬木同志領導下工作過的同志，都會有同感。在這方面，他從來沒有吝惜過自己的時間和精力。”還說：“喬木同志在寫作上的功力，反映了他在馬克思主義理論修養方面，在文學修養方面，在知識容量方面，在對黨的歷史經驗的熟悉和理解方面，以及在概括和分析問題的能力方面的非同一般的水平。”
這方面的例子也很多。如，1980年11月黃克誠在中紀委第三次貫徹《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則》座談會上講話的第一部分《關於對毛主席評價和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問題》，很有現實針對性。1981年3月31日鄧小平審閱解放軍報社關於發表這篇講話的請示信，批示胡喬木：“這篇東西，我看是講得好的，請你幫他看一下，爭取按時發表。”黃克誠的這篇講話經胡喬木過目並修改多處后4月10日在《解放軍報》發表，次日《人民日報》轉載。又如，對逄先知寫的書稿《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胡喬木在北京和上海仔細修改了兩遍，還多次通過信件和電傳告逄修改意見。他加寫的話往往是在關鍵的地方。經他一改，大為增色，特別是思想性大大提高了。逄先知稱胡喬木為他的恩師。他在《永遠懷念胡喬木同志》一文中舉了一些十分精彩的例子。逄先知懷著感激的心情寫道：“喬木同志加寫的這些話，是對建國以來某些歷史問題作出的精辟分析和科學概括。對我們寫建國以來的歷史和毛澤東傳記都有重要價值。我想，凡是熟悉喬木同志文筆的人，一眼就會看出這些精辟的分析、獨到的見解和優美的文字是他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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