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筑巢引鳳

1．項南始終保持著沉著冷靜。他召開的“吹風會”，深受好評。他在中央特區工作會議上的發言，引發轟動效應。

項南冒著經濟調整和“關停並轉”的風險，帶領省委、省政府“一班人”，制定了福建發展的戰略決策，打響“勇奪華東之首”的漂亮仗，士氣大振，把全省各項工作都帶動起來了。特別是“筑巢引鳳”，成為舉全省之力，“背水一戰”的重大戰略任務。

這時，項南發熱的腦子卻冷靜下來了，召集部分領導同志開個“吹風會”。與會發言的有金昭典、魏金水、伍洪祥、賈久民、賀敏學、郭超、許亞、蔡黎等同志。大家敞開思想，熱烈論爭，對打開福建新局面以及全省往后的工作，起到了關鍵作用。項南前不久在省黨代會上作了《談解放思想》的精彩講話，如今，他跟部分省委領導同志“吹”起《談轉變觀念》的風。

項南說，來福建兩個多星期，先后同20幾位同志交換了意見。初來乍到，還是情況不明。今天，請省委幾個同志“吹吹風”，不是什麼正式會議。我先講點意見，為的是拋磚引玉。

項南首先跟大家商量，我們福建“前線”能不能搞建設？多少年來，海峽這邊，總說是前線，既是前線，就得隨時准備打仗。一打仗，什麼壇壇罐罐都得打爛。廈門對金門“單日打炮雙日停”，這是1958年后形成的格局。所以20世紀50年代全國156項重點建設項目，福建沒有一項。60年代的三線建設，重點在雲貴川，也沒有福建的份。福建總是把備戰放在首位。至今，福建還沒有一個產值超億元的企業，真是窮得夠可以的了。

項南說，1965年，海峽兩邊的中國人，人均年收入都是150美元左右，經過近20年，拉大了幾十倍，這是為什麼？如果說福建是前線，那麼台灣是不是前線，為何台灣可以搞十大建設，福建就不能搞？軍事上是福建怕台灣還是台灣怕福建？是廈門怕金門還是金門怕廈門？這個基本情況搞不清，觀念不改變，坐等台灣解放，福建隻能永遠落后。極左思想不清除，哪裡還談得上改革開放。

項南接著攤開家底，提出當前要著手的大事，就是對外開放從哪裡起步。廣東、福建的對外開放，中央賦予實行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的特權，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福建通訊設備十分落后。我建議省委要堅決支持郵電局意見，在全國率先引進日本富士通的程控電話。看來改革開放，解放思想，就得老老實實搞基礎設施，而不是一上來就招商引資。這點，福建同廣東是很不相同的。廣州、深圳毗鄰港澳，條件比福建優越得多，他們對外開放，一上來就可以招商引資，立竿見影。福建不能這麼做，做也做不通。試想，一個能源、交通、電訊十分落后的省份，外商怎麼會有興趣投資設廠？我們必須老老實實，埋頭苦干，節省每一分錢來搞基礎設施。如果廈門沒有機場，廈門特區是存在不了的，問題就是這麼尖銳地擺在我們面前。

項南還談到推行“大包干”和農村工作，談到落實政策和平反冤假錯案以及做好僑台工作等問題，引起大家極大的興趣，發言爭先恐后，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見，“吹”來了一股股強勁的春風，有力促進思想解放和觀念轉變。大家說，這樣的“吹風會”開得很及時，很有成效，把春風都“吹”向八閩大地上去了。

“吹風會”上，大家說得最多的，是福建有一首民謠，叫做“春風難度武夷山”，說的是由於福建長期被定位於“前線”，祖國大建設的春風難以吹到八閩大地，以至於國家對福建的投入很少，本省財力也薄弱，基礎設施很落后。這種落后狀況，在福建改革開放的起步階段顯得尤其明顯，真是拖住了全省前進的后腿。

交通是福建最大的難題。福州機場設施陳舊，隻能起降中小型飛機，而且很受氣象條件影響，廈門隻有一個小型軍用機場﹔公路交通也很不方便，由福州乘車到廈門，甚至要走一整天﹔由於路況差，車速低，華僑經香港從深圳到福建家鄉，要坐一二十個小時的長途汽車，有的華僑開玩笑說：當我們從睡夢中被震醒的時候，就知道家鄉到了！至於鐵路，從上海到福州要20多個小時，從廣州來要30多個小時，當時美國芝加哥銀行代表從上海到福州，下火車后的第一句話就是：“太累了！”有的外商要談生意，干脆把福建人約到廣州去談。福建的海岸線雖有3000多公裡長，但由於與台灣對峙的緣故，海運基本上處於半封閉狀態。

除此之外，在八閩大地，令人大為頭痛的是落后的通訊。當時，程控電話鮮為人知，所有長途電話接轉都要通過接線員。作為省委書記，項南想與中央通話，接通一個電話也很費勁，往往要等上20分鐘。1980年，一位法國商人從福州向巴黎挂長途電話，等了兩天兩夜還無法接通，第三天一氣之下離開，走之前甩下一句話：“你們沒有時間觀念！”外商在福州的住宿也很成問題，當時接待外賓的隻有華僑大廈，外商擁擠時，就隻好安排兩人合住一間，他們抱怨地說：“到你們這裡，我們都成了同性戀了！”

地處前沿陣地的廈門前線，基礎設施更差。作為經濟特區，沒有好的基礎設施，吸引外商投資設廠、開發旅游資源等都是空話，經濟騰飛自然也無從談起。

主政福建兩個月，項南會見了四批外商，這些外商深知在廈門有賺錢的機會，願意到廈門投資，但是對廈門的基礎設施大呼頭疼。他們時間緊迫，不願坐火車，可是廈門的機場條件落后，一到陰天下雨，飛機就無法起降，隻得等待老天開恩。他們對項南坦言：“到你們福建來，時間沒有保証，來沒有保証，走更沒有保証。可是我們護照上的時間是卡死的，怎麼辦？”項南明白：外商說得有理，憑這一條，搞特區就不夠格。

項南和主管經貿工作的郭超到廈門考察后，痛感飛機場、碼頭和電訊設施建設一天也耽誤不得！郭超說：我們是不是先拿出5000萬元干起來？項南表示同意，他同時考慮：還應該得到中央的支持，能給錢更好，至少也要給予政策扶持。

就在開完“吹風會”的1981年春天，谷牧、萬裡兩位國務院副總理先后考察廈門特區。項南分別陪同他們到廈門視察。他們看到的情況確實令人感慨：隻有一個軍用機場，無法起降大型民航客機﹔隻有一個太古碼頭，碼頭周圍打著樁子，這與現代化的港口差距何其大！火車運力不足，廈門通往外界的公路等級差﹔電力不夠，電話通訊落后﹔至於外商下榻的賓館，不僅數量極為缺乏，而且設施陳舊不堪……兩位副總理了解情況后，鼓勵項南膽子大一點，想辦法盡快改變這種狀態。

谷牧視察了廈門特區后很是感慨，以幽默的口吻說道：“深表同情。”

此時所謂的“廈門特區”，實際上僅是湖裡工業區，面積為2.5平方公裡，難怪有的外商來考察后失望地說：“難道這就是特區？還不夠人家一間大工廠的場地。”視察廈門湖裡工業區時，項南對谷牧說：“湖裡工業區隻有2.5平方公裡，全國人大常委會隻批准我們在這點地方搞特區，我聽了涼了半截！2.5平方公裡有什麼意思啊？”

項南表示：廈門特區可不能僅僅是2.5平方公裡，而應該是廈門全島，指124平方公裡。我們打算首先把廈門的現有企業利用起來，跟外國資本結合起來，搞國家資本主義，以此來改造老企業，也就是把引進的新技術同改造老廠結合起來，這個辦法快。他要求道：“減稅、免稅，湖裡地區享受到的，整個廈門同外資合營的企業也都應該能享受到。”

在研究廈門特區工作時，項南向谷牧等提出：“為了使廈門與外界的交往更便利，我們考慮盡快修建二級機場，能起降波音737飛機。”他說，這些基礎設施都是大項目，國家目前拿不出多少錢，恐怕要考慮利用外資。谷牧對此表示贊同。

緊接著萬裡副總理到福建視察，項南陪他驅車趕往廈門。萬裡看了廈門現有的機場和碼頭，聽了項南的匯報后表示：“機場看來非修不可！”萬裡還談道，同意項南日前在省人代會上的發言，福建應該建立“八大基地”。

萬裡在視察中即興說：特區、特區，特別加快﹔福建、福建，建起來才有福。福建這個地方，山好、水好、人好，可是舊社會隻能下南洋。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全省經濟是可以搞好的。福建現在有了好的條件，一定不能錯過機會。要把發展經濟當作頭等重要的任務。

萬裡坦率指出，八大基地要搞成，關鍵是政策對不對頭，能不能調動一切積極因素。比如海外華僑，文化水平高，會經商，福建有華僑的優勢，應該先富起來。現在的問題是你們不善於利用，千方百計想辦法不夠，內部團結不夠，外部運用不夠。實際上還是受“左”的影響，思想上固步自封，實事求是不夠。關於責任制，省委的檢討是好的，但是不要以為事情那麼簡單，還有個組織調整、疏導的問題。

谷牧、萬裡兩位副總理先后親臨督陣，項南信心更足。他在稍后舉行的省直機關干部會議上說：“現在中央給福建特殊政策、靈活措施，等於給我們身上安了兩個翅膀，長了翅膀還不起飛，這就說不過去了。”

經過一番調查研究包括請教一些專家之后，針對福建的實際情況，項南代表省委提出：要下決心節衣縮食，放手利用外資，把十大建設項目搞上去。這十大項目是：

兩套程控電話（福州、廈門各一萬門）﹔

兩個飛機場（福州、廈門，其中廈門搞成國際機場）﹔

兩個萬噸級碼頭（福州、廈門各一，其中廈門要建35000噸級的）﹔

兩個電站（水口水電站140萬千瓦，馬尾火電站140萬千瓦）﹔

改造兩條鐵路（指鷹廈線、來福線實現電氣化）。

項南並非心血來潮，隨意作出的決策，而是經過深思熟慮，下定決心要干。項南知道，搞基礎設施，要有大量投入。福建可以說力不從心，但又不得不搞。廣東的深圳、珠海靠近港澳，得天獨厚，他們一開始就具備引鳳筑巢的條件，把力量用在三來一補、房地產開發上面，發展是很快的。福建隻能硬著頭皮，從最基礎的地方做起，叫做筑巢引鳳，不奪全勝，決不收兵。

廣東“引鳳筑巢”而揚其長，福建“筑巢引鳳”而補其短，兩個開放省份可謂各行其是，各得其所。后來的事實証明，福建因條件所限而“背水一戰”，其基礎工程建設如程控電話、機場、碼頭等反倒比廣東起步早。這個“筑巢引鳳”的決策，彌補了福建自身條件的不足，為海內外客商創造了較好的投資環境。然而這一系列基礎設施的建設過程卻並非易事，項南為之殫精竭慮。1983年7月，項南在省裡的一次會議上，擠集他耳順之年的力氣，堅定地說，把這些建設搞好了，死了才能瞑目！

緊接著項南參加了中央召開的廣東、福建兩省和經濟特區工作會議，作了《認真實行特殊政策與靈活措施》的發言，在會議上引發轟動效應。

項南首先肯定這次會議開得好。他說，我贊成谷牧同志在會議開始時的講話。會議第一階段，中央有關部門對廣東與福建兩省提出的問題，大都作了回答，經濟理論界也從理論上搞清了一些問題。會議開得是好的。但是，項南話鋒一轉，作為客家人卻毫不客氣地指出，要害的問題是：會上對一些戰略性的問題議論不深，矛盾揭得不夠，清理“左”的思想影響也做得不夠。會議需要繼續深入，解放思想，轉變觀念。

項南開門見山地建議，我認為，這次會議，應當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在中央50號文件的基礎上，繼續前進，加以突破，而不是原地踏步。這次會議應該旗幟鮮明，採取一種積極的、進攻的姿態，把這場攻堅戰打上去。

項南善於抓住重點，進行剖析。他說，特殊政策特到什麼程度。在目前條件下福建對華僑華人和外國資本的吸引力不如廣東，更不如香港、澳門。因此，福建應該採取比廣東、港澳更加優惠、更具有吸引力的政策。毫無疑問，引進高新技術產業，是我們長期追求的目標。根據目前的條件，不應當排斥勞動密集型產業，好處是可以解決就業問題。具體說來，第一，外商和我們雙方都有利的，我們要干﹔第二，外商有利，我方無利也無害的我們要干﹔第三，外商有利，我方暫時吃點小虧，但從長期來看對我有利，目前又能增加就業機會的，我們也要干。這三點，要求國務院在原則上予以認可。

項南認識到自主權的重要性。他向中央建言，應該擴大地方自主權。目前甚至在相當一段時間內，中央不可能在財力上給兩省更多的支援。在這種情況下，要使兩省經濟發展加快步伐，關鍵在於真正實行特殊政策，下放一點權力。可不可以考慮，在中央“六統一”的前提下給地方以“三權”。“六統一”是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黨領導、軍事、外交、黨紀國法和完成上繳中央財政任務等六個方面，不能“特殊”，不能“靈活”，應當完全統一於中央。“三權”是指人權、財權和地方立法權交給地方。人權：省委、省政府的領導班子由中央任命﹔省以下機構設置多少和人員配備由省委、省政府根據需要自行決定，並允許兩省在國內外招聘人才。財權：允許兩省在財政、稅收、銀行、信貸、貿易、物價和勞動工資等方面有自主權，包括省裡有權自己設立銀行。用這些經濟杠杆、經濟辦法把流通領域搞活，把經濟工作搞活。地方立法權：全黨要遵守一個黨章，全國要遵守一個憲法，包括國家重要的政策法令，其他方面應該給省裡一定的自主權，兩省可以自己制定單行法規，報中央備案。以上集中起來是兩個字：一個是權，一個是錢，關鍵又是權。隻要中央給了權，兩省就可以通過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搞到錢，解決資金短缺這個長期困擾我們的大問題。

項南講到這裡，會場上響起熱烈的掌聲。

項南這時拉大了聲音繼續說，中國自秦漢以來，吃了幾千年過分集權的苦頭，解放后，我們還是很不清醒。現在，是到了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擴大地方自主權、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時候了。隻要把經濟加快發展起來，許多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

項南接著說，很可惜，在兩省還沒有邁開步子以前，有的人就開始擔心兩省“太特殊”、“太靈活”。有的人甚至把特區當成“租界”，說什麼上海租界的出現，是由於上海道台的昏庸無能。閉口不談人所共知的原因，是清政府的懦弱腐敗，才被迫簽訂了喪權辱國的不平等條約。我們是在強大的人民政權領導下辦特區，主權在我，主動權在我，怎麼可以把特區同租界等同起來呢？

項南不愧是“知所進退”的戰略家，在說了一段鋒芒畢露的話語后，隨即口氣緩和下來。他懇切地說，我們要互相支持，互相體諒。谷牧同志在會上提出，福建、廣東兩省對外經濟活動實行特殊政策和靈活措施，遇到的都是新問題。他說，這“在我們黨和國家的歷史上，是從來沒有過的”。因此，現在的問題，是要鼓勵我們的干部敢闖敢干，敢擔風險，盡快打開局面。這就難免要犯這樣那樣的錯誤。還沒有邁開步子，就怕亂，怕犯錯誤，不敢邁步，是出不來經濟的。福建在改革開放工作中犯點錯誤，出點紕漏，恐怕是難免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主要靠閩粵兩省挑起擔子，但是沒有中央各部委的支持、指導，也是打不開局面的。在這種情況下，互相支持，互相體諒，比什麼都重要……

項南的發言，很有新意，很有創意，在會上又一次產生轟動效應，響起熱烈的掌聲。

這次會議結束后，項南連夜趕回福州，召開省委常委（擴大）會議，迅速貫徹落實中央會議精神，把“筑巢引鳳”的攻堅戰打上去。

2．項南說得好，干得更好，妙棋就是“筑巢引鳳”。國際媒體盛贊，福建在改革開放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新的“神話”。

當年，福建經濟十分薄弱，基礎設施十分落后，實在是腹中無貨，兩手空空。這可真難為這位“封疆大吏”，“筑巢引鳳”的攻堅戰怎麼才能打上去呢？

項南形象地說，沒有巢，鳳怎麼會飛來？飛來到哪兒安居呢？因此，必須建好基礎設施，巢筑好了，鳳就飛來了，招商引資也就水到渠成了。基礎設施建設，花錢多，困難大，卻往往在一個甚至幾個任期內都看不到經濟成效，所以許多干部並不熱衷於抓基礎建設，然而基礎建設事關整體經濟發展大局。對於這一點項南非常清醒，他說：交通、通訊和能源等基礎設施建設，縱有天大的困難也要優先安排，否則就會成為經濟發展的“瓶頸”。

1981年3月11日，在福建省直機關干部會議上，項南特意作了《廈門特區非搞不可》的講話，呼吁全省上下同心協力，擰成一股繩，支持廈門特區的工作。

在項南的奔走下，1981年10月15日，廈門經濟特區湖裡工業區正式動工興建。

在為特區命名時，湖裡加工區定名是“廈門經濟特區湖裡加工區”，而沒有使用“廈門湖裡經濟特區”。雖是幾字之差，意味十分深長：在項南和特區創辦者的心中，早已不把特區理解為湖裡的2.5平方公裡，而是著眼於廈門全島。

廈門要建經濟特區，沒有機場是不可想象的。

在廈門特區管委會召開的第一次辦公會議上，項南明確提出：“沒有機場，就沒有特區。要下決心在廈門建飛機場，既然搞特區，又是對外開放，就一定要飛出去。”

1981年，福建省墊錢擴建福州機場，已極為鮮見。而廈門機場的問題，還不是墊錢的問題，而是能不能列入計劃的問題。廈門機場立項，首先碰到的一大難題就是軍方堅決不同意。廈門離台灣太近，與大小金門隔海相望，怎麼能建民用機場？

空軍司令張廷發是福建人，項南找到他，要先得到他的同意。張司令說，反對在廈門建機場的人不是空軍的一兩個人，還涉及軍委和總參，我也拍不了板，你們來一些人，努力說服他們吧。項南隻好帶著省委和省政府的一隊人馬，一道去北京做工作。軍方的態度還是那麼強硬：“廈門搞這個機場，在金門的炮火射程之內，你們花那麼多錢，幾炮就給轟掉了，那哪成。”

“炮火射程之內”，這句話把項南堵住了。看來，說服軍方很難，“難於上青天”。但這位“冠豸之子”靈機一動，想出一個好點子，可以把“炮火射程之內”擋回去。項南拍拍張廷發老鄉的肩膀說：“等我拿到機場准建証，再跟你們理論！”

項南主政福建，全力以赴加強全省基礎設施建設，他睡覺也在夢裡考慮，把廈門國際機場建設列為要務之一。這時，有人笑項公“異想天開”。因為新加坡機場建設花去20億美元，而當時福建全省每年財政收入才16億元（折合當時美元才2億元），到哪裡找錢建機場？

但項南就是這樣的犟脾氣，他認准的事一定要辦到底。於是，他多次帶著省委副書記、省長、副省長等一批人馬到北京游說，多方尋求支持，申請機場項目立項。經多方討論，聽取各方意見，終於取得修建機場的准建証。

比較“錢”的問題，實際上當時更困難的是不可能在廈門建機場，也就是說，在當時政治大環境下，在別的地方修機場可以，在廈門修機場，則是“禁區”，是不允許的，尤其軍方那時通不過。這才是真正的天方夜譚。項南已經多次領教過軍方的“炮火射程之內”，現在，手中有了准建証，他成竹在胸，有把握說服軍方的同志們了。

項南知道，軍方的理由也很有道理：廈門是前線，天天和金門對著打炮，修機場，被金門打掉了怎麼辦？誰負責？但誰也想不到，項南真個是鐵嘴、能人，說得有理、有情也充分體現了他的智慧。他說：“不錯，廈門對面是金門，但廈門是前線，金門也是前線，為什麼人家就不怕炮打？人家一直在建設，我們卻因為怕挨打不敢建設？哪有金門不怕廈門，廈門卻怕金門的道理？”一席話，說得對方啞口無言。終於，軍方也不得不鬆了口。廈門高崎國際機場就是在改革開放最初的艱難情境下，硬是撕開一條口子，這樣啟動的。

有了准建証，又贏得軍方的支持，機場還是建不起來，到哪裡去要錢呢？項南又來個“異想天開”，利用外資，向國外借錢。當時，這在我國又是“少見多怪”的奇事。嘲笑聲、謾罵聲更大了，上綱上線批成“向資本主義乞討”、“用資本主義的錢，建資本主義的機場”。

向外國借錢，福建已有先例。由省政府下屬的華福公司出面，向美國銀行借錢，購買輪船，組成了船隊，還開通了福建至香港的海上航線。向科威特貸款搞建設的談判，由福建省副省長張遺負責，也在進行中。但是，利用外國貸款進行基礎設施建設，在全國卻是第一次。令項南欣慰的是，借外資搞基礎設施建設的提議，在常委會上沒有過多的爭論就通過了。

當時，海灣國家每年都向外國提供貸款。國家進出口委員會把廈門機場建設列入科威特在中國援建的幾個項目中。

幾經周折，項南又贏了。經過一番努力，由張遺副省長率團赴科威特的出國報告，始獲批准。終於爭取到2200萬美元貸款，而且是在當時中國六個項目中第一個得到的“引進外資”貸款。

項南為了節省用錢，一分錢掰成兩半花。他赴京找到民航總局局長沈圖，將機場設計任務交民航總局設計研究所完成。盡管困難重重，在省委、省政府全力支持下，廈門國際機場建設進度神速，“異想”果然“天開”。一流國際機場，僅一年就屹立在海峽西岸的廈門高崎。

其實，內行人都知道，按照中國的修建能力，廈門機場要建成，至少也要三四年。當時，項南一聽國家民航局長沈圖的介紹，叫了起來：“那怎麼行？特區還能等個三四年呀！再說，恐怕我那時都不在福建了。你看能不能爭取在一年時間內建成？”

“那不可能！”沈圖以自己的經驗令人不容置疑地回答。

項南的犟脾氣，一定要讓“不可能”變成“可能”。他做通了承包機場主跑道的閩江工程局的思想工作。1981年10月，閩江工程局向項南立下了“軍令狀”：以破釜沉舟的精神，背水一戰，一年建成主跑道，確保1983年通航。

領導的重視使改革措施收到了效果，機場的建設速度非常之快。1982年1月10日，廈門機場破土動工，年底機場主跑道提前建成，創造了國內混凝土機場跑道當年開工當年建成的高速施工范例。

1983年7月29日上午10時03分，一架擔負試飛任務的三叉戟客機，平穩地降落在廈門機場的主跑道上。帶領機組試飛的上海民航局局長袁桃園健步走下飛機，抑制不住內心的激動：“試飛很成功，機場修得又快又好，完全符合國際機場的標准！”

從正式開工到建成，廈門機場隻用了8個半月的時間（不算前期工程），實現了令人難以想象的高速度。

1983年10月，廈門機場預定通航之前，項南打電報邀請科威特費薩爾親王參加機場通航典禮。親王還不相信，他回了饒有趣味的電文：“項先生，你是一個很幽默的人，我希望能夠確切知道哪一天機場能建成？”

10月21日，1000多名中外貴賓來到廈門參加機場的通航典禮。一架波音737平穩地降落在廈門國際機場，艙門打開，項南陪同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葉飛、科威特費薩爾親王健步走下扶梯，彩旗飄揚，鑼鼓喧天，一個嶄新的機場出現在他們面前。

廈門經濟特區，終於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廈門國際機場奇跡般起飛，為福建飛向世界打開了通道。接下來項南就要解決通訊設備落后的問題。項南積極支持省郵電局引進一套先進的萬門程控電話，最終決定採用日本富士通公司FETEX-150型程控電話交換機。

這一大膽的舉措，意味著連跨四代，即從第一代跨越到第四代。說怪話的又跳出來了：

“吹牛，天下哪有這樣跨越的！”

“一代跳到四代，不跳死才見怪！”

項南深入到省郵電局調研，引導他們解放思想，不要按部就班，從實際出發，從一代跨越到四代，來個飛躍。項南提出“以智取勝”的戰略。他指出，當今世界，人才是關鍵，有了人才，就有了一切，不可能的就有可能。於是，省郵電局派出一批工程技術人員到日本富士通公司學習，從技術上先引進。考慮到當時引進這套萬門程控價格較低，經項南提議，省委、省政府研究，拍板成交。

3．項南並不滿足這一個又一個“神話”。他雄心勃勃，誓把特區擴展到比香港本島還大一倍。

1982年11月，繼廈門國際機場起飛，又一“異想天開”的大事在神州傳誦，福州在全國首家開通了萬門程控電話系統，在國際間傳為佳話，直撥國際電話時間僅需20秒。項南給國務院總理趙紫陽打電話，聲音清晰明亮，以至趙紫陽以為項南到了北京，問：“項南同志，你到北京了？”

項南說：“我在福州。”

趙紫陽驚奇不已。國際媒體盛贊，福建在改革開放中，創造了一個又一個新的“神話”。

別小看“冠豸之子”，他的心比天還大，他的志比冠豸山還高。當“筑巢引鳳”的攻堅戰，響起節節勝利的號角聲時，項南突然感到2.5平方公裡的廈門特區太小了﹔而“巢”越筑越大，不久僑商、台商蜂擁而進，到哪裡去擴展特區的地盤呢？得想出新的點子，把特區做大做強，讓“鳳”有安居之地，不然我們現在筑的“巢”也放不下啦。

聽說鄧小平要來廈門視察，項南靈機一動准備把這一心中琢磨許久的大事端出來。事先，他拜訪了王震，向他匯報了自己的想法：我們最大的願望，就是把廈門的特區擴大到全島。廈門島有131平方公裡，比香港本島大了近一倍，四面環海，辦經濟特區，海就是天然屏障。有人說，這種設想是“空中樓閣”。我說，在廈門能建這樣的“空中樓閣”，那就更有吸引力啦！對吧？再說，廈門與台灣地緣相近，血緣相親，語言相同，習俗相近，與金門隔海相望，最近處隻1000多米。開放廈門全島，有利於與台灣“三通”﹔就對台工作而言，任何一個經濟特區都沒有這樣的優勢。王震聽后很高興。示意項南向鄧小平匯報。

1984年2月7日，鄧小平視察了深圳、珠海之后，來到廈門。陪同的有當時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王震。鄧小平先跟項南打了招呼，說主要是來休息的。

那天晚上，王震邀著項南一起吃廈門線面，席間問項南：“你跟小平同志匯報過沒有？”

項南說：“他是來休息的呀！我不好打擾。”

王震用了激將法：“你怎這麼死腦筋？他腦子裡天天想的都是國家大事，世界大事，什麼時候休息過？你抓緊主動跟他說一說嘛，大概是你沒有什麼問題要向他匯報吧？”

“要匯報的問題太多了，”項南說，“最主要的是，廈門特區太小，隻有2.5平方公裡，即使搞成功，意義也不大。”

王震問：“你有什麼意見？”

項南重復地又說了一遍：“我們省委所有同志都認為廈門全島都應開放。”

王震聽了非常興奮，說：“這個意見很重要，你得趕快跟老爺子匯報呀！”還幫著出主意：“明天，小平同志乘游艇環游鼓浪嶼，你可在游艇上向他匯報！”

1984年2月8日，霞光萬裡，朝陽燦燦，海峽風平浪靜，白鷺在海天交接處飛翔，這是廈門難得的早春節氣。鄧小平、王震、項南以及福州軍區、福建省、廈門的其他領導同志，在廈門碼頭上了“鷺江號”游艇。船艙較窄，一排隻能擺下兩張沙發。剛落座，鄧小平和隨行的女兒鄧楠坐一排，對面是王震、項南和福州軍區司令員江擁輝。游艇離開海面，環繞著鼓浪嶼島航行。

王震慫恿項南：“小平同志耳朵背，你應該坐過去。”

項南不好意思地推辭：“應該你坐過去。”

王震的聲音大了一點，有點火氣地說：“是我向他匯報，還是你向他匯報？”

聲音驚動了鄧小平。他回頭問鄧楠：“他倆吵什麼呀？”

鄧楠說：“王胡子伯伯要項南同志坐你身邊，向你匯報。”

鄧小平朝項南招招手：“那就請坐過來吧。”

項南這才坐到鄧小平身邊，攤開了早已准備好的廈門市區圖，匯報了把廈門特區擴大到全島、對廈門特區和對台工作的一些設想。

聽后，鄧小平問王震：“王胡子，你說行不行？”

王震點點頭說：“我完全同意。”

鄧小平說：“我看好，沒啥子危險。福建應該多做點台灣工作。”

鄧小平一錘定音，項南內心十分振奮。他沒想到，在廈門建“空中樓閣”，竟不費什麼力氣。隨著鄧小平靜靜點著手指，“巴掌大”的特區，倏地擴展了，竟然比香港大了近一倍。這真是海峽西岸的又一個新的“神話”呀！

接著，鄧小平又問項南，特區擴大后怎麼個搞法？項南回答：“福建過去是海防前線，經濟基礎差，希望中央給的權再大一些。”

鄧小平問：“你要什麼權？”

項南說：“最好是把廈門特區建成自由港。可以參考香港的作法。”

鄧小平問：“香港是怎麼做的？”

項南說：“我對香港也沒很好研究過。不過，我想，香港的主要做法大體是三句話：一是貨物自由進出，二是人員自由來往，三是貨幣自由兌換。”

鄧小平聽了說：“前兩條還可以，可后一條你拿什麼跟人兌換？”

項南回答說：“可印發‘特區貨幣’。”

鄧小平說：“這不容易，但沒有關系。特區貨幣問題沒解決前，可以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項南進而提出另一條意見：單有廈門特區的發展，還解決不了福建由窮變富的問題。最好是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也能對外開放。

鄧小平說：“這個問題，等回到北京后，跟北京的同志一起研究。”

第二天，鄧小平在廈門湖裡工業區管委會二樓廳堂裡，揮毫寫下：“把廈門經濟特區辦得更快些更好些。”

鄧小平視察特區后回到北京，建設特區的思路更加成熟。1984年2月24日，他與中央幾位負責同志談話時說：“我們建立特區，實行開放政策，有個指導思想要明確，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接著，鄧小平專門就廈門特區講了一段話：“廈門特區地方劃得太小，要把整個廈門島搞成特區。這樣就能吸收大批華僑資金、港台資金，許多外國人也會來投資，而且可以把周圍地區帶動起來，使整個福建省的經濟活躍起來。廈門特區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

小平同志還說：“除現在的特區之外，可以考慮再開放幾個港口城市，如大連、青島。這些地方不叫特區，但可以實行特區的某些政策。”

（上述資料引自胡少安：《面向海洋——鄧小平在廈門》，上海《文匯報》1986年7月28日）

1984年3月18日，中央宣布：廈門經濟特區擴大到全島。

隨即，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加速了——

1984年4月，福州等14個沿海港口城市對外開放﹔

隨后長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和閩南廈漳泉三角地區辟為沿海經濟特區﹔

海南省辟為經濟特區﹔

緊接著，中央決定開發開放上海浦東……

這是鄧小平當年南方談話后的連鎖反應：一個由特區擴大到沿海，由沿海擴大到內地的多層次開放的經濟新格局，在全國逐步形成。

不久，在“加快廈門特區改革開放研討會”上，項南作了《廈門應該打出自由港的旗號》的發言，在會議內外引發很大反響。

項南精辟地指出，關於自由港問題，我理解鄧小平同志的想法，不只是為了發展經濟，而是以祖國統一這一國家最高利益作為出發點，把廈門作為突破口的。以下三個發展過程，前后是一致的：

1980年，鄧小平同志提出了20世紀80年代的三大任務：發展經濟，統一祖國，反對霸權。核心是發展經濟。

1984年，鄧小平在廈門聽取了福建省委把廈門建成自由港的設想。小平同志回京以后，國務院決定廈門可實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這是五個特區中賦予廈門最重要也是獨一無二的政策。

項南分析說，從福建經濟發展和統一祖國大業來考慮，把廈門島（是指便於從海上控制的島內131平方公裡的廈門島，而不是整個廈門市）建成自由港，必將牽動整個福建的經濟發展和國家的根本利益。把廈門建成海峽兩岸資金、貨物的集散基地，實行經貿、金融、旅游、交通、文化各個領域全方位的開放和開發，實行人員自由來往、貨物自由進出、貨幣自由兌換的政策，將把廈門特區的工作推向一個新台階，有利於促進祖國的和平統一大業。

項南接著說，目前，台灣局勢正在發生急劇變化，兩岸關系正處在一個關鍵時刻。台灣政局的發展，更加需要我們加快和平統一的進程，不斷提高兩岸經濟的依存度，為兩岸接觸提供更寬鬆、更有利的條件。

項南強調指出，廈門與台灣隔海相望，方言、風俗、血緣相通，與海外華人經濟有著密切的聯系。這種獨特的地緣經濟優勢，加上廈門十多年來，在能源、交通、機場、碼頭、通訊等方面條件日臻完善。以及廈門有八所高等院校，有素質較高的人力資源，廈門島已基本具備建立自由港的條件。廈門不失時機地打自由港的旗號，此其時矣！

項南提出，應該採取有效措施，在自由港建立之前，應當支持廈門把以下工作做好：

一、對進入島內人員實行落地簽証，對特區內人員出境出國依法自行審批。

二、開通廈門與金門的海上直航，允許兩岸民航繞道第三地區在廈門起降。為了打破僵局，開頭可利用新加坡的華人華僑作媒介，由他們出面辦理。

三、海關后移至集美，整個廈門島均為保稅區。因為是島，極易封閉。

四、先允許人民幣、台幣、美元在島內自由兌換，條件成熟后發行特區貨幣。

五、允許廈門向金門供水、供電，加速廈門與金門“兩門對開”的進程，造成“兩門對開”的祥和氣氛。

項南最后深情地說，自由港關系到對台工作，對台工作關系到祖國統一的大局。我們應加大力度，狠抓落實，我們再也不應當辜負小平同志的期望了。

項南認為，廈門打出自由港的旗號，必將力促“筑巢引鳳”更上一層樓，把這場攻堅戰打得更漂亮。在這方面，陳嘉庚精神對我們的改革開放大業，有著很大的激勵作用。

項南高瞻遠矚，遠見卓識。他對陳嘉庚先生非常崇敬。他第一次來集美學村視察的時候，就對隨行的人員說：“陳嘉庚先生是一個偉大人物，他生在福建，是福建人民的光榮和驕傲。他在集美奠定的辦學基礎，一定要把它發揚光大。”1983年春，在項南推動下，由省、市政府出面，在集美學村隆重舉行紀念陳嘉庚先生創辦集美學校70周年大慶。事先，項南極力主張籌委會要編寫一本《集美學校70年》的校史，並親自與福建人民出版社聯系，指名一位老編輯作責任編輯。他還親自題詞、寫文章。他的題詞是：“在陳嘉庚的身上，永遠閃爍著愛國主義和智力開發的光輝。”他在《紀念陳嘉庚》這篇文章中說：“陳嘉庚是個重要的歷史人物。他的影響遠遠越出了國界。福建人敬仰他，中國人敬仰他，華僑和外籍華裔也敬仰他。”“陳嘉庚是愛國華僑的光輝旗幟，是革命事業的忠誠朋友。他受到全國人民和千百萬海外華人的尊敬和愛戴，決不是偶然的。”這些話都講得非常精辟。當時，許多人讀了都覺得耳目一新。北京集美校友會為了紀念陳嘉庚先生，由理事長陳乃昌先生主編了一本《回憶陳嘉庚》。項南應邀作序，寫了一篇《陳嘉庚的精神力量》。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去年仲夏，我到印度尼西亞、新加坡和馬來西亞訪問。在我所接觸到的華族、馬來族和其他民族的朋友中了解到，盡管陳嘉庚離開我們已達30多年，但他的影響仍然深深地留在我國和南洋各族人民的心中。陳嘉庚一生對中華民族和南洋各族作出的貢獻，是巨大的，是跨越國界和跨越世紀的。”

為了大力宣傳陳嘉庚精神，加快特區建設步伐，推進“筑巢引鳳”工程，1983年5月《廈門日報》發表了項南寫的《紀念陳嘉庚》。他滿懷深情地寫道，時間流逝是很快的。如果陳嘉庚先生還活著的話，他今年該是109歲了。就是他親手所創建的集美學校，也已70周年了。

我們懷念陳嘉庚，當然不只是因為他早年經歷過舊中國半封建半殖民地那段屈辱的歷史，不得不飄零海外，卻又成了一個出色的實業家﹔也不只是因為他對辛亥革命、抗日戰爭、人民解放運動、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都作出過重大的貢獻。主要是指他整個一生，總是站在人民一邊，站在正義事業一邊。在中國歷史轉折的關頭，他的這一品質表現得尤其突出。陳嘉庚親自撰寫的《重慶與延安》《所聞與所見》，就是最好的見証。

……

在廈門大學和集美學村舉辦的紀念大會上，項南大聲疾呼，要弘揚陳嘉庚精神，把我們廈門經濟特區辦得又快又好，把“筑巢引鳳”這場攻堅戰打上去，引來更多鳳凰，讓招商引資之花遍地開放，以實際行動和豐碩的成果來紀念陳嘉庚先生。

在廈門機場通航后，項南又在謀劃與機場相關的另一項方案：與外國公司組建合營的廈門特區航空公司，要把這個“巢”筑大筑優筑好。在項南看來，廈門要建設成自由港，對航空業必然有更新更高的需求，也必將極大地促進航空業的發展﹔與外國合作經營航空公司的最大好處，是廈門特區避免了自身的種種不足，利用外方的飛機、技術和管理經驗，在不長的時間內開辟國際航線，實現廈門展翅高飛的夢想，進而全面帶動特區外向型經濟的起飛。

1983年10月下旬，國家主席李先念、總理趙紫陽和副總理方毅先后抵達福建視察，他們參觀廈門機場時，對這座中國第一個由地方自籌資金修建的國際機場倍加贊賞，尤其對福建向國外貸款搞大工程的做法予以首肯。

中央領導抵達福建后，立即視察了廈門機場。項南匯報說，耀邦同志去年來視察機場工程進展時，我們提出想與外國合作，建立廈門特區航空公司。現在機場通航了。這個問題應該提上議事日程了。中央領導聽罷，果斷地表示了與胡耀邦同志相同的意見：廈門機場應該對外開放，可以吸收外國資金技術同外國合作建立廈門特區航空公司，發展與東南亞各國的航空交通。

中央領導的首肯，鼓舞著項南“筑巢引鳳”的決心，他捏緊組建合營航空公司一事，再次提議委派張遺副省長主抓。張遺經過一番考察和比較，決定選擇與夏威夷阿羅哈航空公司合作。1983年11月，阿羅哈航空公司董事長程廣和博士飛抵廈門，張遺與他多次會談，雙方對合營廈門航空公司均有極大興趣。經過雙方談判和研究，提出了項目建議報告，隨即又作了可行性研究報告。雙方確認，廈門航空公司是中外合營的受中國法律保護的區域性航空公司，公司遵守中國民航的建制，是獨立自主經營的經濟實體，具有法人地位。公司借鑒吸收國際上航空管理的先進經驗，建立自己的管理體系。

一通百通，步步順利。廈門特區航空公司的合作方式，對中外雙方都有利，也符合國際慣例，項南認為應該迅速決斷。他立即將這個合作方案報到中國民航總局，得到沈圖局長的支持，民航總局計劃司也表示同意﹔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對此方案也很贊同。

1984年4月，張遺率領由福建省和中國民航總局組成的代表團（團員包括廈門市副市長向真、民航總局計劃司副司長王道和民航上海管理局一位副局長）飛赴夏威夷，與阿羅哈航空公司董事長程廣和博士進行實質性談判，代表團一行人路過香港，張遺拜會了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張遺興奮地談了此行的目的，許家屯聽罷表示懷疑：“怎麼沒看到報道？你們暗中干，中國民航會同意中外合營航空公司嗎？”張遺的答復是肯定的，顯得很有信心。他說，我們多干實事，少做宣傳，扎扎實實把“筑巢引鳳”推向前進。

在夏威夷，張遺一行與對方經過一個星期的磋商后，終於達成協議。該協議規定，由夏威夷阿羅哈航空公司出十架飛機組建廈門（中外合營）航空公司，最初階段主要飛廈門至廣州、桂林、上海、杭州等城市，大陸以外航線首飛香港，然后是飛往新加坡、馬尼拉和夏威夷等地。

合作協議簽訂后，新聞界發消息予以披露。張遺一行返回時又路過香港，許家屯設宴為他們接風，祝賀“中外合營航空公司”達成協議。他與張遺都認為，這是新中國民航史上的突破性改革，打破了獨家經營的局面。同年4月19日，張遺返回福州后，向項南匯報了夏威夷之行的成果以及許家屯的祝賀。

但是，許家屯先前的懷疑，不是空穴來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摸著石頭過河”時，一定會遭遇計劃經濟和“左”的思潮的驚濤駭浪。果然，誰也沒有料到，這個呼之欲出的中外合營廈門航空公司的方案，最后卻卡在民航總局計劃司，他們推出如下理由予以否決：航空公司不同於一般企業，它涉及國家領空主權問題，地方政府不能隨便與外國簽訂協議，而應該由中國民航統一對外談判。

消息傳來，張遺大失所望。項南也難以平靜，他痛徹地感到，福建在改革開放的探索上，又一次遇到計劃經濟體制的障礙！按說，國際航線都是採取平等互利、對等交換原則確定航線而通航的，你讓人家飛進來，人家也讓你飛進去。更何況廈門航空公司是中外合營的，並不是外國航空公司﹔這個中外合作方案，事先也是經過國務院有關領導以及主管部門同意的。

有人不理解“冠豸之子”的性格，隻要鐵定主意，就難以動搖。項南緊緊抓住鄧小平關於“自由港”的論述，抓住中央授權的“特”“靈”，打了一場緊張的不動聲色的官司。項南認為，創辦經濟特區，航空沒有自主權，就談不上真正的對外開放，廈門也就難以建成“自由港”。他鼓勵張遺：我們要沉住氣，想方設法突破這個體制禁區！

當谷牧副總理又一次來廈門特區視察時，項南和張遺向他匯報了廈門航空公司遇到的困境。項南說：我們這是利用中央賦予的“特殊政策，靈活措施”做的一點探索，不能就此完結。張遺說：我們與夏威夷阿羅哈航空公司簽訂了協議，不能隨便毀約啊。谷牧表示，支持他們與中國民航總局交涉。

福建省為此做了最后的努力。打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

但拖了一段時間之后，廈門特區與夏威夷合營航空公司的方案終於“胎死腹中”。中國民航總局作了自我批評，說是當初對此事考慮不夠周到、不夠慎重，似乎承擔了不履行協議的責任。至此，一切努力都告結束。在強大的計劃經濟體制面前，廈門中外合營航空公司的計劃終告流產。

項南認真總結經驗教訓，沒有怨天尤人。他退而求其次，鼓勵廈門特區政府籌集資金組建廈門航空公司。福建省政府和中國民航總局對此也給予支持。民航同意調兩架波音737客機給廈航。這個方案與中外合營的方案相比，在資金、技術、人才和設備上都有更大的難度，但是特區有自己的航空公司總比沒有強。

經福建省政府和中國民航總局於1984年3月2日批准，廈門航空有限公司宣告成立（民航總局出資50%，廈門市兩家企業各出資25%）。這是新中國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的問世，可謂邁開了民航管理體制改革的第一步，讓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萌芽，在“摸著石頭過河”后，終於長成參天巨樹。

張遺副省長此時卻遭人暗算，因莫須有的“以權謀私”嫌疑被中紀委調查，但始終查無實據。項南信任張遺這個“苦官”，他始終認為：干事的人，永遠比不干事而搗亂的人強。他明確表示，既然查無實據，就應該允許別人工作。在他的堅持下，張遺兼任廈門航空有限公司首任董事長。

對於廈門航空公司，項南傾注了頗多心血，他以六字相贈：“安全，服務，靈活。”1985年6月2日，項南到廈門視察時，與張遺一同接見了廈門航空公司及航站公司及航站有關負責人。他說，廈航一成立，就要給國內外樹立一個新形象，否則就不要搞廈航了。你們是船小好調頭，改革要先行一步。

項南對廈門航空公司提出，你們的目標是在近兩三年內要飛出去，首先是飛香港、菲律賓、日本、新加坡、馬來西亞、曼谷，再深入一步到夏威夷、印尼等地。項南強調說，廈航要搞飛機修理、旅店、食品等，可以讓外資來獨自經營，不行就合資經營，再不行才貸款。要找一條多快好省的路子。對外商要讓點利，有吸引力。光靠國內貸款是我們一家冒風險，獨資是他一家冒風險，合資是兩家共擔風險。他充滿信心地預言：從長遠來說，廈門航空公司像經濟特區一樣，經過努力，一定會有很大的發展前景。

歷經時間老人的考驗，廈門經濟特區越做越大，越做越強，成為全省的楷模，推動著“筑巢引鳳”這場攻堅戰，越打越漂亮，越打越引來更多的“鳳”，引領著八閩大地沖出亞洲，飛向世界。項南這時剛毅而凝重的臉頰上，才露出一絲人們不易覺察的笑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