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項南擔任中國扶貧基金會會長。他編唱著“隻服務，不贏利”的扶貧“三字經”，在困難重重中初戰告捷，推動著扶貧工作滾滾向前。
又是金風送爽時，新的工作任務又降臨在項南頭上。1988年10月，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正式提名項南為基金會會長，並上報國務委員陳俊生。三天之后，陳俊生批示：“同意項南同志任中國貧困地區發展基金會會長，並發給聘書，請項南同志即可著手工作。”此后，項南直接參與和領導了基金會的籌備工作。
從總書記崗位退下的胡耀邦，聽說項南出任中國貧困地區發展基金會會長的消息，頗感欣慰。胡耀邦深為理解項南，知道這個閑不住的人又有機會為國家的扶貧事業貢獻力量了，他相信項南是會干好的。
1989年3月13日，北京連日陰雨，節氣雖已進入春季，但還是有點寒氣砭骨。昨夜裡，我們的“冠豸之子”在夢裡返回冠豸山，受到鄉親們熱情簇擁。他跟著紀曉嵐“追步東山”，又伴著林則徐飽覽“江左風流”，但見八閩勝境，春色滿山，鐘靈毓秀，溢彩流光。童年聆聽老母親講述的冠豸山傳奇故事，又一幕幕展示眼前。與故鄉神山粗獷雄奇相映成趣的，是點綴於石門湖的三疊潭，還有桃榔幽谷，翠鳥觀瀾，生命之門等多處景觀，超凡脫俗，淡抺素顏，俯瞰春意盎然的廣袤大地，五顏十色的迎春花便是冠豸山孕育而生的瑰寶……項南猛然醒來，望見牆上閃光亮壁的蒼勁書法：“我家洗硯池邊樹，朵朵花開淡墨痕。不要人夸顏色好，隻留清氣滿乾坤。”元代著名畫家王冕這首《墨梅》，是古稀項南最喜吟誦的古詩。他原本欣賞其淡雅、曠達而高潔的意境，如今自身遭遇，更深悟其中超然的情感，亦增添自信，更向往歷史。當友人索求墨跡，他時常書就此詩，聊以自慰，抒發情懷。
項南推開窗戶，金色霞光照射進來，心頭頓感一陣溫暖，連日的陰雨寒氣一掃而去。他記著今天是“中國貧困地區發展基金會”（中國扶貧基金會原名）成立之日，與家人吃過早餐，就沐浴著朝霞，驅車來到人民大會堂湖南廳，與工作人員一起，參與會場的布置。
1989年3月13日上午，“中國貧困地區發展基金會”在人民大會堂湖南廳宣告成立。李先念主席以及宋任窮、王任重等出席了這個活動。在這個規模不大而又隆重的成立儀式上，到會的多位支持和參與扶貧事業的老領導，包括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杜潤生、原人民日報社社長秦川、原國家科委副主任童大林等。忙碌的項南，還拉著一位比較沉默、落落寡合的老同志的手說：“你這位中國民航總局的老局長沈圖同志來啦，太好了。當年我在廈門建機場，靠你幫忙﹔如今辦基金會，還要請你這貴人相助呀！”說得老朋友們都樂呵呵地笑了起來。
李先念以濃重的湖北紅安口音即席講話。他說，我們需要捐款，但是不要低三下四到處化緣，也就是要有點骨氣的意思。對於扶貧資金，我們一定把它用在貧困地區發展生產上面絕對不得挪作他用。李先念同時強調：各級政府不能因為有了這個基金會，就不再向貧困地區撥款。
項南在會上發表了熱情的講話，他將基金會的方針作了歸納，就像當年在長汀河田編唱“治理水土流失三字經”那樣，也編唱一首宣傳基金會的簡單明了的“三字經”：“隻服務，不贏利﹔隻幫助，不代替。多造血，少輸液﹔多開發，少救濟。要脫貧，靠自力﹔要致富，靠科技。”他說，廣泛爭取、吸收和利用國際國內各種組織、機構和各界人士對貧困地區的幫助和支持，其潛力和可能性都是很大的。僅美國，各種規模的基金會就有三萬多家。如果我們還能爭取歐洲的、日本的、阿拉伯的、港澳的各種基金會的援助，對我們實現扶貧計劃將會起到很大的作用。
項南接著說，貧困地區的經濟開發是一項長期的歷史任務。我國的貧困地區，除東部的沂蒙山區、大別山區、湘贛山區、閩粵山區之外，大多分布在我國中西部。這些地方，土地遼闊，礦藏豐富，光照充足，是中國經濟繁榮、穩定發展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經濟文化落后，水土流失嚴重，地方病盛行，人畜飲水困難，交通十分不便﹔又是宗教、民族問題較集中的地區，幫助這些地區發展經濟、文化，實在刻不容緩。貧窮和發展問題，是對當代中國最嚴重的挑戰。任何掉以輕心或急於求成的做法，都是極其有害的。
項南指出，我們應當扎扎實實做好開發工作，把救濟與開發結合起來。如果不從改革入手，還是年復一年地搞單純救濟，扶貧就不可能扶到點子上。他指出，努力做好老、少、邊、窮地區脫貧致富的工作，特別注意中西部的開發，是我們長期的歷史任務。項南最后強調，基金會應當樹立一個新的風尚。我們基金會的工作人員經常要同貧困地區人民打交道，還要跟外國人、港澳同胞、台灣同胞和海外僑胞打交道，我們一定要密切聯系群眾，防止令人厭惡的衙門惡習和官僚主義作風的出現，樹立一種民主、儉朴、高效率的風尚，這是做好基金會工作很重要的一個條件。
“人望幸福樹望春”，消除貧困是人類共同的理想。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共產黨人的奮斗目標。項南感到欣慰的是在歷經多年曲折之后，我們終於在認識上有了新的飛躍：“貧窮不是社會主義”，在經濟改革中致力於消除貧困。正是出於這種心態，一生坎坷、心靈累受創傷的項南，決心將晚年的主要精力用於扶貧事業，用他的話說“就是向貧苦老百姓還點債”。
項南離休后，婉言謝絕了多項邀請任職。但他考慮到中國貧困地區，太多分布在當年中央蘇區、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和邊疆地區，絕大多數是自然條件較差的農村。項南對於這些地區的貧困農民，歷來就有一種親切感，一種深厚的情誼。能在晚年把余熱為扶貧事業盡點力，他感到很有意義。因此，在中央有關領導征求他的意見時，他毅然披挂出征。
項南又邁開雙腿，奔走四方。在積極籌備中國貧困地區發展基金會期間，“項南又要出山”的消息不脛而走。朋友們的反映各不相同，有人說：“老項終於有事干了，他身體好，閑不住，累點反倒心情更好”﹔有人說：“項南人緣好，廉潔奉公， 海外形象好，干這件涉及錢財的事情他最合適”﹔也有人說“他又背上了新的十字架”，“扶貧基金會是吃力不討好的事，70多歲的人了，這是何苦呢！”也有的開玩笑說：“項公成了中國最大的丐幫幫主……”
項南聽了這些傳言和種種說法，只是淡淡一笑，依然沉浸在工作狀態中。“老驥伏櫪，志在千裡﹔烈士暮年，壯心不已”，能在晚年干點有意義的實際工作，無疑是項南內心渴望的。
項南是一位“工作狂”，平日是閑不住的。論年齡已過古稀，身體也並不如外人所見的那麼好，新近又蒙受心靈的創傷——黨內警告處分，可是，如果因此而消沉，那項南就不是項南了。
項南認為，對於共產黨人，扶貧事業是神聖的。與友人私下交談時，這個老共產黨員甚至坦率地說，“所謂扶貧，實際上是向貧苦老百姓還點債”。在與華東團工委工作時期的老同志范恭儉通信時，項南流露了自己的心聲：“最近我們到了河北，遼寧、河南、陝西貧困地區走了一大圈，頗有收獲，亦感自慰。晚年還能跑跑，出點主意，為多災多難的貧苦人民干幾椿實事，也是一種快樂。”
“惟願蒼生俱飽暖，不辭辛苦出山林”。一旦認准搞扶貧事業，項南就心無旁騖。稍后一段時間，著名教育家孫起孟曾經建議他到中華職業教育社擔任主要領導職務，他婉言謝絕﹔20世紀90年代初，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丕顯約他到中南海談話，提出要他到中國老齡委做領導工作，他也婉言推辭，並熱心地推薦了幾個候選人。他晚年的主要興趣和精力，都集中於扶貧事業。
項南從事任何一項工作，都十分重視立章建制，以便有章可循，有制可辦。國務院扶貧辦在關於建立“中國貧困地區發展基金會”的請求報告中提出：“所募獎金實行有償使用，到期收回，循環投資，以滾雪球的方式逐步積累，形成支持貧困地區長期發展的穩定基金。”國務院副總理姚依林、田紀雲批示同意。基金會籌建期間，項南就請有關同志據此研究具體的扶貧基金使用方式。
為了加強對基金會的監督和領導，項南建議，請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擔任基金會名譽會長。經趙紫陽和李鵬批准，李先念正式出任基金會名譽會長。
除名譽會長和會長外，尚有林乎加、李人俊等有關領導同志擔任顧問，朱榮、魏玉明（原外經貿部副部長）和柯華（原駐英國大使）擔任副會長。參與創辦扶貧基金會的，還有一些經驗豐富、神通廣大的老同志：何載（原中央組織部秘書長）、李敬（原石油部副部長）、柴澤民（原駐美國大使）、李連慶（原駐日本、印度大使）、凌青（原駐聯合國代表）、孔燦東（原駐聯合國糧農組織全權代表）、張越（原駐意大利大使）等，他們充分利用自己的關系資源，為扶貧事業發揮作用。
其實，白手起辦，沒有家業的基金會，開展工作舉步維艱。籌備基金會的最初階段相當困難，隻有農業部提供的10萬元作為辦公經費，他們精打細算，十分節儉。辦公地點幾經搬遷，他們曾經通過康克清大姐的幫助，在北京官園租一間租金低廉的辦公室。由於辦公室房間狹窄，辦公條件極為簡陋，有時人到得多了，項南與人商談事情隻能在走廊站著談。幾次重要的會議，都是在項南、何載等幾位老同志家裡輪流召開的。項南等負責人，隻享受原離休待遇，用車是原來配的，如今卻用來跑基金會的事﹔他們不在基金會拿一分錢補貼，連茶葉都是自己從家裡帶去，有時還要掏錢貼補公家。盡管如此，他們卻樂此不疲，干得很起勁，也很有興趣。
根據扶貧基金會成立之初的統計，中國尚有1.2億農民生活在溫飽線以下。顯然，僅靠政府的力量扶貧是不夠的。一些海外華僑、國內外企業家以及國際上的慈善機構，都表示願意捐款支持中國的扶貧事業。按照國際慣例，捐款一般都交給慈善機構或基金會。就是在這種背景下，“中國貧困地區發展基金會”應運而生，它被稱為開辟扶貧資金的“第二渠道”。
作為一個非盈利性的民間團體，基金會的宗旨是：廣泛爭取國內外各方面力量支持中國貧困地區的發展，接受有益於中國貧困地區的各方面的援助。基金會的成立，改變了以往單純依靠國家財政撥款和銀行貸款扶貧的傳統方式，開辟了資金來源和資金使用的新渠道。
中國扶貧基金會並非嚴格意義上的基金會，因為它並沒有基金。因此項南與他的同事們清楚地意識到，籌款，是基金會成立之后的首要任務。他與基金會的同志絞盡腦汁，利用一切關系向海內外籌集扶貧基金。
項南的思想歷來很開放，他考慮到爭取聯合國的扶貧款，應該是中國扶貧基金會的一項重要任務。聯合國有一個衡量標准：人均年純收入在400美元以下者即屬於絕對貧困，可以得到國際扶貧資金的援助。在相當長時間裡，中國一些貧困地區百姓的收入顯然在此標准之下，但是中國卻沒有去爭取這筆資金。鄰國印度當仁不讓，在20年時間裡通過這條渠道向聯合國爭取了200多億美元扶貧款。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中國終於醒悟過來，決定爭取這筆扶貧資金。
鑒於聯合國有明文規定：扶貧資金不給政府部門，隻能由民間組織接受和使用，因此爭取和落實這筆扶貧資金的任務，順理成章地落在中國扶貧基金會身上。經過中國方面與聯合國的多次談判、協商，聯合國終於同意每年向中國提供3.7億美元的扶貧資金，這是一筆大數目。就在中國扶貧基金會積極籌劃相關工作的時候，誰也沒有料到，由於當時復雜的原因，這件事情很難辦成。
說來令人難以置信，堂堂“中國扶貧基金會”除了10萬元辦公經費，竟然沒有一分錢的基金！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為了籌集基金會的啟動經費，項南與同事們絞盡腦汁。經過努力，中石化總公司捐贈了30萬元，總算解決了部分啟動經費。
按照項南的規劃，扶貧應該有較大的動作，但資金一直難以解決，時間過去半年，基金會依然捉襟見肘。萬般無奈，1989年冬天，項南嘗試著向自己熟悉的福建省內的企業家開口——這是他原本極不願做的。經過一番斟酌，項南從北京給廈門華美卷煙公司董事長劉維燦打電話，介紹了扶貧基金會的情況，他委婉地商量道：基金會正在創辦之中，但缺少資金，能不能幫我們籌一筆款，使基金會盡快啟動？
平日口齒伶俐的項南，這時真成了“乞丐”，說話斷斷續續，心裡砰砰直跳。真是在意料之外，又在想象之中，千裡之遙的廈門那邊，劉維燦聽完項南的話，在電話裡爽快地大聲道：“項老，您這麼大年紀，還在為國操勞，為民解憂！在我遇到困難時，您全力支持我，現在，我一定支持您，這是我應該做的。”她當即豪爽地表示，以華美卷煙有限公司的名義，向基金會捐贈40萬元。這個答復使項南十分欣慰，也十分感動。
類似的事例不少。有的海外富商，出於對項南人格魅力的認可，毅然對扶貧事業予以支持。一位不願露名的海外億萬富商坦言：“我來大陸投資，有幸遇到項公這樣的好人。從內心來說，我願意支持他！”
有的富商是項南退位之后才相識的，並未得到項南的實際幫助，卻折服於他的人格，願意支持他的扶貧事業。一位高齡的著名港商，曾經送給晚年的項南一塊名表，以紀念彼此的友情。項南婉拒了，他真誠地說：“我知道你的心意。不收下，我們的友情更純潔。”幾天后，港商與項南再見面，以更深、更純的敬意，對中國扶貧基金會予以大手筆的支持。
海內外人士捐款的動機或許不完全相同，但都是義舉，因為最終受惠的是中國農村的貧苦百姓。這也正是項南晚年以抱病之軀多方接觸，“廣結善緣”的原因。
讓項南內心著實感動的劉維燦，在最初捐出40萬元扶貧款之后，繼續支持項南從事的扶貧事業。她要求中國煙草總公司增撥5000箱生產指標，在廈門市政府的支持下，用華美卷煙有限公司增加的稅收，捐給扶貧基金會1000萬元——當然這已經是1994年以后的事情。
身在廈門特區的劉維燦，在項南精神的感召下，決心獻身扶貧事業。在她退休后，組建廈門市金橋科教扶貧促進會，自告奮勇擔任會長。她覺得扶貧不能光靠“輸血”，其自身的“造血”更重要。而要增強貧困地區的“造血”功能，首先要提高貧困地區領導干部的素質，使他們解放思想，改變觀念，切實搞好扶貧工作。於是，她萌生了創辦貧困地區領導干部培訓班的想法。她專程到北京向項南作了匯報，項南當即給予熱情支持。項南指出，扶貧工作不能只是解決具體問題，應該做到“點明一盞燈，照亮一大片”。通過這次匯報交談，劉維燦心裡更加明亮，辦理扶貧的決心也更加堅定了。
從北京回到廈門，劉維燦爭取到廈門市政府批准從廈門華美卷煙有限公司中方所得中撥出200萬元作為辦班經費，在廈門市委領導支持下，創辦了“中國扶貧基金會廈門培訓中心”。從1996年3月至1997年12月，先后舉辦8期培訓班。中組部派員到廈講課，項南也到班作了三次報告，成效喜人。培訓了中西部貧困地區16個省、市、自治區495名地、縣級領導干部。通過理論輔導，參觀典型，聯系實際，敞開思想，找出差距，明確方向的學習方法，使這一大批領導干部的思想素質有了明顯提高，返回工作崗位后，對本地區的脫貧致富工作發揮了積極作用。項南高興地說：“這是扶貧工作的創新，思想扶貧比資金扶貧，有著更大的效果。”
基金會會長沒有“封疆大吏”的權利大，但項南的領導藝術依然大有特色。他還是“輿論先行”，運用從中央到地方的報紙，把黨的扶貧方針和基金會宗旨，宣傳貫徹到基層，引發良好的效應，各項扶貧工作特別是籌集資金的進度也大大加快了。真是哀兵多助，貧困多幫，項南常說的“一把傘也能改變小氣候”，仿佛像高僧的禪語一般，令人茅塞頓開。從某種意義上講，項南正是以這種態度獨善其身、有所作為，同時盡可能給接近他的人以關懷和提示，反過來又推動基金會工作滾滾向前。
對於個人力量的有限，項南有清醒的估計。但他相信，在任何不利的境況下，人終究是可以有所作為的。基於同樣的理由，在扶貧事業中，他珍視每一個人的參與，珍視每一縷涓涓細流，一分一角也可以堆成金山銀峰呀！
項南告誡扶貧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對於中外捐款者，無論捐款數額多少，我們都要真誠致謝，一視同仁。有位老師家境不好，捐贈了400元錢，正好被項南碰上，他囑咐工作人員開收據，並握著對方的手誠摯地致謝：“請你放心，我們會把這筆錢用在最需要的地方。”一位老太太冒雨騎著自行車送來5000元捐款。基金會的工作人員后來才知道，這位捐款的老太太，是老一輩革命家李富春的女兒李特特。她不僅捐款，后來還直接投身這項神聖的事業。類似事例，太多也太感人了！
項南的精神，通過報紙、廣播的宣傳，同事們口頭的傳播，影響所及，出人意料之外。一些生活並不富裕的老百姓，紛紛給基金會寄來錢和糧票。南京梅嶺鐵礦離休女干部李珍，一生清貧，家裡沒有一件像樣的家具，連彩電也舍不得買，卻先后兩次給基金會寄來900元錢和200斤糧票。一個靠退休金生活的日本老人野村久壽馬，幾經周折輾轉打聽，將50萬日元積蓄捐贈給扶貧基金會。一個貧困地區的中學生，直接寫信給項南會長，並附寄5元錢，表示一份心意，使項南感動不已。
據原北辰集團公司總經理孫夢蘭回憶，她的日本朋友、日本國際文化友好協會會長阪井久之先生向中國扶貧基金會捐贈了1000美元。孫夢蘭很不高興，心想給堂堂的中國扶貧基金會捐贈1000美元，太寒酸了。但項南卻親自出面熱情接待，這使日本朋友很受感動。后來阪井先生年復一年組織發動日本朋友上萬人開展與中國人民的友好活動，捐助了河北省5個縣，使2000多名失學兒童復學，還為阜平建了一所小學、一個培訓中心。
項南有兩句話，孫夢蘭永遠牢記在心裡。這兩句話是：“我們的干部隻有到人民中去才能想著人民”﹔“扶貧是為別人不是為自己，要尊重捐贈人的意願，怎樣對扶貧有利就怎樣辦﹔隻要扶貧，不論什麼形式，什麼名義，不論多少，我們都歡迎、都支持。”
項南全心全意投身於工作中，他對扶貧事業近乎痴迷。一切與扶貧有關的事情，都能撥動他的心弦。1990年8月，抗戰期間他曾經戰斗過的蘇北濱海縣派人來北京，邀請一些專家和老同志參加“濱海縣經濟開發咨詢會”，項南和汪志馨在會場見到了不少當年的戰友，大家聊得很動感情。他在1990年8月23日日記中寫道：“每一談到濱海，就有很多值得我們回味的東西。盡其所能給老區人民幫助，應該是我們晚年一項很有意義、也是不可推卸的工作。”
由於一些不確定的因素，加上一些意料之外的事情，從20世紀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扶貧基金會的籌款工作困難重重，其難度比當初估計的大。項南當時對《老區建設報》談及基金會的財務情況時表示，總的說，還比較困難，但前景是樂觀的。因為海內外人士很樂意支持扶貧工作。海外華僑和有些國際組織對我們扶貧事業很關心，表現出了很大的熱情。有些企業很熱心，一家就拿出幾百萬元支持扶貧事業。有些人和企業雖然拿的錢不多，隻有幾十元、幾百元，但在當前銀根吃緊的情況下，已經很不容易了，已經盡了很大的力量了。他們那種助人為樂的精神，是很感人的。基金會將在堅持自願和不攤派、不強人所難的原則下，不斷增強基金會的實力，以便為貧困地區多辦點實事。
在戰火中善於帶領戰士和民眾突破敵人圍困的項南，在和平日子裡“一把傘也能改變小氣候”，憑著他的人格魅力，終於推動著中國扶貧基金會克服重重困難。特別是籌款戰役初戰告捷，僅兩三年就收到海內外捐贈1億多元，扶持中西部貧困地區脫貧致富工作亦有新的進展。再加上廈門培訓中心培訓的一大批地、縣領導干部“點明一盞燈，照亮一大片”，扶貧的效果更可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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