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追隨王明，博古以24歲之齡主政中央﹔又因執行王明“左”傾教條主義路線，給革命事業造成巨大損失﹔他交權后毫無怨言，並堅決抵制了張國燾的分裂與王明的右傾錯誤。當博古以加倍的努力彌補過去錯誤的時候，一場意外的空難卻奪去了他年輕的生命。
博古檔案：
姓名字號：博古，原名秦邦憲，字則民
籍 貫：江蘇省無錫縣
生卒年月：1907年6月24日—1946年4月8日 卒年39歲
畢業院校：莫斯科中山大學
最高職務：中央書記處書記
博古簡歷：
1907年——6月24日，出生於江蘇無錫縣中耆英裡的書香世家。
1921年——考入蘇州江蘇省立第二工業學校。
1925年——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任國民黨上海市黨部宣傳干事。
1926年——入莫斯科中山大學。
1930年——回國，任全國總工會宣傳部干事。
1931年——任共青團中央書記﹔同年進入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負總責。
1933年——遷往中央蘇區，蘇區的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政治局合並成“中共中央局”，當選為中共中央局書記。
1934年——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同年，中共中央成立最高“三人團”，負責政治。
1935年——遵義會議后，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
1937年——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全面抗戰爆發后，任中共駐南京代表。
1938年——任國民參政會第一屆參政員﹔同年任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主任。
1941年——負責創辦《解放日報》和新華通訊社，任解放日報社社長、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新華通訊社社長。
1945年——當選中共七大中央委員。
1946年——作為中共代表出席政治協商會議，參加憲法草案審議小組工作。4月8日因飛機失事犧牲，卒年39歲。
一、“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1931年1月7日，中共召開了歷史上著名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
在這次會議上，留蘇歸來不到兩年、身份僅為中宣部普通秘書的王明在米夫的支持下一步登天，當選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一躍進入黨的領導核心。
而另一位留蘇學生的命運也由此改變，這個人就是博古。
博古本名秦邦憲，於1926年11月赴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按照校方規定，需要起一個俄文名字，秦邦憲取的名字音譯為“博古諾夫”，回國后，秦邦憲索性以“博古”為化名，並以此名傳世。
博古出生於江蘇無錫一個書香世家，9歲時父親病故，從此家境衰落。艱難的生活令博古在學業上更加勤奮刻苦，他14歲考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學校，開始接觸進步刊物。1924年8月，博古加入錫社，成為蘇州支部負責人，也就是從這個時候起，17歲的博古開始了職業革命的生涯。
1925年7月，博古負責編輯《無錫評論》，9月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在這所有著大批共產黨員執教的學校裡，博古結識了很多著名共產黨人，如鄧中夏、瞿秋白、惲代英、張太雷等，在這些共產黨人的影響下，博古很快加入了中國共產黨。
1926年10月，博古突然遭到淞滬警察廳的逮捕。在敵人面前，他堅守革命秘密，經受住了考驗，敵人在查不到任何証據的情況下，隻得在第二天將他釋放。博古被釋放后，聽說中共中央要選送一批共產黨員去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他立即向黨組織寫了申請書。經過考試考察，博古獲得了這次機會。而此次赴蘇，他結識了一個足以改變他一生命運的人，這個人就是王明。
王明比博古早一期來到中山大學，因得到時任中山大學副校長米夫的器重，畢業后留校工作，一躍而成為中大秘書，並以米夫的翻譯的身份參加支部局的工作，實際控制了中大支部局，成為中山大學的“無冕之王”。在王明周圍，曾形成一個被諷為“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的宗派組織，博古就是其中一員。在米夫領導下，博古跟隨王明在中山大學大搞反托洛茨基派斗爭，給中大造成極大混亂。
博古在蘇聯學習工作了四年，這期間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水平有了很大提高，1930年5月，博古回國，在全國總工會宣傳部任干事，編輯《勞動報》等工人報紙。
當時，中共中央總書記是向忠發，但李立三是實際負責人。6月11日，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 》的決議案，標志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共中央佔了統治地位。
這時，比博古早一年回國的王明從全國總工會調到中央宣傳部工作。7月初，王明將同是中山大學同學的博古、王稼祥、何子述找到一起，商議一起反對《決議》的執行問題。
“李立三正准備召集中央工作人員開政治討論會，討論《決議》的執行事宜，我們最好有個態度。”王明首先說明召集大家到一起的目的。
“支持還是反對？”何子述問。
“艾伯特反對他的主張，我們該如何表態呢？”
王明欲擒先縱，特地沒有明確說出自己的態度。艾伯特是共產國際設在上海的遠東局代表，很顯然，他的意見代表著共產國際的意見。博古歷來善於思考，長於雄辯，他隨即發表個人看法說：
“我認為艾伯特提出反對意見自有他的道理。”
博古說完，又將自己回國后對中國形勢的認識和未來形勢的估計娓娓道來，亦流露出對李立三和向忠發的不滿。博古的態度正符合王明的心意，隨后，王稼祥、何子述也同意博古的建議。
於是，在7月9日召開的中央工作人員政治討論會上，博古首先站起來，對李立三的長篇講話提出反對意見﹔接著王稼祥、何子述發言支持博古的觀點﹔王明最后做長篇發言，以馬列主義理論為依據，慷慨激昂，指責李立三躲在“左”傾詞句的掩飾下，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錯誤，指責他的長篇報告是“托洛茨基主義、陳獨秀主義和布朗基主義的混合物”。
講理論，李立三與向忠發講不過這些留蘇學生，讓他們感到氣憤的是，這些留蘇學生明顯有“小組織傾向”。向忠發當場質問：“你們幾個莫斯科回來的，究竟要搞什麼名堂？”
盡管在討論會上幾個人大出風頭，但沒料到，向忠發會採取組織手段對他們予以“制裁”。幾天后，博古突然接到向忠發的命令，奉命來到中央秘密機關，王明、王稼祥、何子述也已到場。向忠發也不多說，而是直接宣布對留蘇學生“小組織”的解決辦法：
“對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對陳紹禹給予留黨察看六個月處分。從即日起，四人同時調離中央機關，秦邦憲到上海工聯幫助編輯小報﹔何子述去天津，王稼祥調香港，陳紹禹調江蘇省委另行安排。”
這個處分令四人同時目瞪口呆，他們萬萬沒有想到，給組織提意見竟會受到如此嚴厲的處罰。最為沮喪的是博古，這是他平生第一次受到處分，而他回國工作剛剛兩個月！這個處分讓他感到沉重的壓力，對李立三與向忠發的家長作風也更加反感。
四人被拆散了，隻有博古與王明留在了上海，此后雖往來依舊，但因害怕被開除黨籍，兩人再也不敢提反對意見，而是開始積極宣傳李立三的主張。
然而，6月11日通過的《目前政治任務的決議》確實過高估計了革命形勢，在隨后發動的各地大暴動、大罷工，以及紅軍向中心城市大舉進攻中，並沒有出現李立三預計的樂觀局面，事實恰恰相反，在敵強我弱、懸殊極大的情況下，暴動與罷工紛紛失敗，紅軍兵力損失嚴重，各地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革命力量被大大削弱。
9月，從莫斯科歸來的瞿秋白與周恩來，根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在上海主持召開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停止了“立三路線”。此時“立三路線”的錯誤性質被定為政策、組織上的錯誤。
然而，10月下旬，在莫斯科的沈澤民、何克全、陳昌浩、李竹聲回國，他們向王明轉達了米夫的旨意，即李立三的錯誤是政治路線問題。
王明立即將這個“喜訊”告知博古，兩人立刻決定再次對中央發起進攻。11月13日，王明、博古聯名給中共中央寫信，尖銳批評“立三路線”“是反馬克思主義的，反列寧主義的，是右傾機會主義和‘左’傾機會主義的混合物”。此后不久，兩人又聯名寫出第二封信，要求中央承認他們是反“立三路線”的正確路線的代表。
開始時，中央並不知道共產國際對李立三的錯誤已升級為路線錯誤，瞿秋白、向忠發等人對王明、博古的行為極為反感。
但很快，中央便收到共產國際的指示，這才明白“立三路線”已被定性為“左”傾機會主義路線。在這種情況下，中央隻好承認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犯了“調合主義”錯誤。但對王明、博古等人的宗派活動、小組織活動深惡痛絕，因此並沒有很快撤銷對四人的處分。
而這時，共產國際東方部負責人米夫秘密來華，王明的地位立即發生逆轉，博古也跟著大為風光起來。
12月16日，在米夫的安排下，中央政治局發出《關於取消陳紹禹、秦邦憲、王稼祥、何子述四同志處分問題的決議》，正式取消了對他們的處分。博古被撤銷處分后，出任共青團中央宣傳部部長。
在米夫的運作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迅速召開，王明一躍而當選為中央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並在會后不久補任中央政治局常委。王明進入了中央領導核心，對於自己的左膀右臂、共患難的摯友博古，自然要大力提攜，博古由此出任共青團中央書記。
王明成為中共中央實際掌權人后，實行“左”傾冒險主義政策，過高估計革命形勢，在白區也推行“進攻路線”，致使白區黨組織和革命力量遭到嚴重破壞，大批黨員群眾被捕被殺。
1931年6月22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在英租界被捕，24日被殺。在此白色恐怖之下，王明等人已無法正常開展工作。於是，經共產國際批准，王明於10月18日秘密離滬赴蘇，出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並參加共產國際的領導工作，“負責中國黨的事情”。
王明赴蘇前，在共產國際遠東局的提議下，在與周恩來商議並經共產國際批准后，決定由博古、陳雲、張聞天、康生、盧福坦、李竹聲六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自此，博古在剛剛回國一年，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情況下，一躍進入中共中央領導層。
這一年，博古24歲，因年紀輕，被同志們稱為“中共中央的小伙子”。
二、24歲的總負責
王明遠赴莫斯科后，博古與臨時中央的其他同志共同主持中央工作。但由於王明對博古的信任，似乎從他那裡發出的代表共產國際的指示隻有傳達到博古這裡，才能保障不折不扣地執行。因此，王明表現出了對博古比對其他臨時中央負責人的更加器重。
博古沒有讓王明失望，以他的精明強干，越來越多地左右和控制了臨時中央，王明的“左”傾路線的指示，由博古盲目機械地貫徹執行，隨著博古逐步成為臨時中央的總負責人，這種教條主義的態度，給中國革命帶來的損失也越來越大。
一系列“左”傾冒險的做法，使國統區局勢越來越緊張，中共臨時中央已經無法在上海立足，1933年初，在項英、周恩來、張聞天先行離開后，博古和陳雲也秘密離開上海，前往江西中央蘇區。
由於此時臨時中央政治局與蘇區中央局對毛澤東持排斥態度，博古到蘇區后，為了統一領導，避免政出多門，決定將蘇區的中央局和臨時中央政治局合並在一起，並為此召開會議。出席會議的除博古外，有臨時中央政治局成員張聞天、陳雲、劉少奇，蘇區中央局委員項英、毛澤東、任弼時、鄧發。會議決定成立“中共中央局”，推選博古為中共中央局書記，負總責。
博古考慮到自己一介書生，對軍事一竅不通，便向共產國際執委會駐上海遠東局要求，將在遠東局工作的李德調到中央蘇區，擔任軍事顧問。經遠東局向共產國際執委會請示，博古的請求被批准。
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為了保密起見，特地改用中文名李德。為了照顧李德的生活，臨時中央特地為他在瑞金城郊的沙洲壩設置了“外賓公寓”，那是一座單獨建造的房子，地點選在一片稻田的中央，因此又稱為“獨立房子”。
幾天后，博古便在李德的“獨立房子”裡主持召開了軍事會議，出席會議的除博古、李德外，還有張聞天、項英、劉伯承等。當時周恩來與朱德在前方，王稼祥受傷住院沒有參加此次會議。博古在會上宣布：從此李德直接參加中央軍委的工作。
李德作為軍事顧問，本來隻有建議權，而無決定權，更無指揮權。但由於博古不懂軍事，所以李德一到蘇區便給了他主管甚至領導軍事工作的權力，博古與李德的私人關系也極為密切，兩人經常用俄語說說笑笑，有時還一起打扑克或縱馬出游。
1933年9月，蔣介石調集約100萬兵力，對中央蘇區發動了第五次“圍剿”。
此次“圍剿”，蔣介石根據對中共力量和紅軍慣用的戰術，一改前幾次“圍剿”常犯的急躁冒進錯誤，確立了持久戰與堡壘主義相結合的戰略，採用“徹底封鎖”的作戰方針，即“戰略攻勢，戰術守勢”和“步步為營，節節推進，碉堡公路，連綿不斷，經濟封鎖，滴水不漏”，以嚴密的工事和碉堡層層推進，避免被紅軍的運動戰、游擊戰牽著鼻子走，避免被紅軍“誘敵深入”而被圍殲。通過緩慢但有效的佔領方式，壓縮紅軍作戰區域，限制紅軍活動空間，以達最后殲滅紅軍的目的。
紅軍面對構筑綿密碉堡封鎖線，穩扎穩打，逐步推進的“圍剿”軍，經過近兩個月浴血苦戰，不僅未能御敵於蘇區之外，反而遭受很大損失。
正在中央蘇區第五次反“圍剿”受到挫敗之際，福建事變爆發了。11月20日，國民黨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蔣光鼐、陳銘樞同國民黨內李濟深等一部分反蔣勢力發動福建事變，在福建成立了聯共抗日反蔣的“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
福建事變的爆發，使國民黨軍隊對中央蘇區的包圍圈出現了一個缺口，如果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起來對付蔣介石，勢必為第五次反“圍剿”提供勝利保障。也正因為這樣，蔣介石迅速改變計劃，從“圍剿”前線抽調九個師，入閩討伐十九路軍。這就使得“圍剿”前線兵力減弱，為紅軍粉碎第五次“圍剿”提供一個絕妙的機會。
但是，博古與李德並沒有抓住這個機會，他們忠實地執行共產國際駐上海軍事代表團的指示，不僅不與十九路軍配合，側擊向延平推進的“討逆軍”，反而將紅軍主力西調，撤出閩贛邊界。在博古“左”傾教條主義的錯誤指揮下，蘇區紅軍錯過了取得反“圍剿”勝利的天賜良機。
在蔣介石平息福建事變之后，將入閩蔣軍加上被改編的十九路軍組成東路軍，迅速對中央蘇區形成四面合圍之勢，而蘇區紅軍在李德的指揮下，開始全線轉入陣地防御戰。
1934年4月，國民黨軍向廣昌大舉進攻。廣昌是中央根據地的北方大門，敵軍企圖突破廣昌，進入中央蘇區中心，與紅軍主力在此決戰。
為了加強對廣昌戰斗的指揮，李德、博古決定將方面軍前方司令部撤回瑞金，在廣昌南三官殿設立北路陣地野戰司令部，由博古任政委，李德為實際上的總司令，並親自上前線指揮作戰，指揮部隊處處設防，廣筑碉堡，以集中對集中，堡壘對堡壘，陣地對陣地的作戰方式，以陣地防御結合短促突擊抵御敵人的進攻。
紅三軍團彭德懷認為這種作戰方式行不通，他再三強調：
“廣昌不能固守，我們必須考慮到國民黨軍隊的技術與裝備遠在我軍之上。”
“那只是一個方面。”博古從感情上無法接受放棄廣昌，他強調，“我們的野戰工事並不比他們的差。”
“是的，我們有堅固的工事，在陣地防御的基礎上靈活實施短促突擊，可以彌補裝備之不足。”李德更不願聽彭德懷的反對意見。
但是彭德懷說：“我們沒有飛機大炮，敵軍有，再堅固的堡壘也難以抵御飛機大炮的轟炸。如果固守廣昌，我的第三軍團一萬二千人，不出三天，將全部被毀滅，廣昌自然也守不住。”
但是，李德與博古聽不進彭德懷的意見。從4月10日開始，在博古、李德的集中統一指揮下，紅軍與國民黨軍進行了歷時18天的廣昌保衛戰。國民黨軍七個師又一個炮兵旅，在每天三四十架飛機的配合下，採用“步步為營”的戰術進攻，使紅軍始終處於被動地位。盡管紅軍給敵人以重大殺傷，但自身傷亡近6000人，佔參戰兵力的五分之一。
4月27日，國民黨軍向廣昌城發起總攻，紅軍拼力抵抗，並組織反擊，但最終未能成功抵御國民黨軍的連續攻擊。在嚴酷的事實面前，博古、李德被迫下令撤退。28日，紅軍撤出廣昌。
廣昌戰敗之后，中央書記處成立了由博古、李德、周恩來組成的最高“三人團”，政治、軍事大計由博古、李德分別做主，周恩來負責督促軍事計劃的實行。7月，國民黨軍從六個方向向中央蘇區發起全面進攻，為了全面御敵，李德命令“分兵六路”，“分兵把口”，“全線防御”。由於兵力分散，進攻時兵力不夠，難以消滅敵人，防御時易被敵人各個擊破，結果六路把口全部被擊潰，節節防御變為了節節敗退，以致紅軍死傷慘重。
10月初，中央根據地興國、寧都、石城相繼失守，紅軍第五次反“圍剿”已宣告失敗。10月7日，中革軍委下令地方部隊接替各線防御任務，10月10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從瑞金出發，率中央紅軍主力與中央、軍委機關和直屬部隊共8.6萬余人，開始了戰略大轉移。
三、英烈之血滿湘江
紅軍開始戰略大轉移時，並不知道“轉移”之路有多長。由於紅軍突圍的方向是從根據地的西南，沿湘桂邊界的五嶺山脈前進，試圖與賀龍的紅二軍團、肖克的紅六軍團在湘西會師，因此內部叫作“西征”。
按照李德的安排，這支8.6萬人的龐大隊伍攜帶了很多輜重，將蘇區各個機關、銀行、工廠所有值錢物品都放在了騾、馬、驢的背上。也就是說，隊伍裡有一大批運載物資的牲畜，馱著兵工廠、造幣廠、印刷廠的機器設備，還有幾千名挑夫，用幾千副擔子挑著蘇區的各種“壇壇罐罐”。這哪裡是行軍打仗，簡直就是“大搬家”，正如斯諾在《西行漫記》中所說：
“兵工廠拆遷一空，工廠都卸走機器，凡是搬走的值錢東西，都裝在騾子和驢子的背上帶走，組成了一支奇怪的隊伍。”
利用廣東軍閥陳濟棠與蔣介石的矛盾，紅軍成功突破了三道封鎖線，面臨的下一道難關，便是貫穿湖南全境的湘江。中央紅軍要與湘西黔東的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必須渡過湘江。
而此時，蔣介石已洞悉了紅軍的去向，預料到紅軍要渡江與紅二、六軍團會合，隨即調集40萬大軍，於11月22日任命湖南軍閥何鍵為“追剿”軍總司令，指揮已入湘的第六路薛岳部、周渾元部共16個師77個團進行“追剿”﹔令粵軍陳濟堂部進入粵湘桂邊進行截擊﹔令桂軍白崇禧部以五個師控制灌陽、興安、全洲至黃沙河一線，扼要堵截。
而白崇禧因擔心中央紅軍攻取桂林，於24日令其主力由全洲、興安一線撤出，南下龍虎關、恭城一帶，以阻止紅軍乘機進入廣西。如此一來，全洲、興安一線出現敵兵力空虛地帶。博古、李德看准時機，與中革軍委於25日研究決定，從全洲、興安之間搶渡湘江，突破敵第四道封鎖線，前出到湘桂邊境的西延山區。
應該說，中革軍委這個決議抓住了有利時機，倘若整個隊伍輕裝上陣，迅速渡江，或許會順利突破第四道封鎖線。然而，過多的“壇壇罐罐”造成行軍的緩慢，11月27日紅軍先頭部隊第二、第四師各一部順利過江並控制了界首至腳山鋪之間地域后，后續部隊卻因道路狹窄，輜重過多，未及時趕到渡口。
28日，空前慘烈的湘江之戰開始了。何鍵的“追剿軍”第一路由全洲向腳山鋪地區的紅軍第二師發起進攻，白崇禧的桂軍主力也由龍虎關、恭城一帶向興安、灌陽以北進擊。在湘江渡口，幾十架敵機輪番轟炸，而何鍵的“追剿軍”第二路在飛機掩護下，向湘江兩岸紅軍陣地發起猛烈進攻，企圖圍殲紅軍於湘江兩岸。
一時間，炮聲隆隆，炸彈在江水中激起沖天水柱，每一聲爆炸都會濺起一片鮮血，碧綠的江水被紅軍戰士的鮮血染紅，江面上浮滿身穿灰色軍裝的戰士的尸體。那些挑來、駝來的機器、行李、各種輜重等，被丟棄在渡口道邊，連同倒下去的戰士、挑夫和騾馬，到處一片狼藉。大火在燃燒，渡口江面混亂不堪，戰士們冒著槍林彈雨爭相渡江，馬嘶人叫、槍聲炮聲、飛機的轟鳴聲響成一片。
這樣一副慘景，是博古做夢都不曾想到的。他和李德騎馬來到湘江東岸渡口的一個小丘旁，見周恩來已經來到這裡，便翻身下馬，幾人觀看著混亂的渡口和江面，焦急不安，而又一時無語。
就在這時，總司令部的孔參謀跑過來，向周恩來報告說：“劉總參謀長說渡口太亂，容易造成不必要的犧牲，是否由渡江指揮部統一規定，按建制整理好隊伍，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過江？”
“都什麼時候了，還講建制、單位？”博古此時已急得亂了方寸，不等周恩來答話，便對孔參謀說，“沖過去一個算一個，沖過去幾個算幾個！”
“這樣怕不行吧？”周恩來臨危不亂，他說：“劉伯承的決定有道理，越是非常時期越是要講求秩序。”
“平常時期，可以按建制順利通過，可現在上上下下亂糟糟的，誰還聽招呼？”
“亂，是因為我們沒有組織好，亂了秩序。整理好秩序，強調紀律，會提高速度，不然要壞事的。”周恩來耐心地解釋說。
“好”。博古覺得周恩來說的有理，便將手一揮，對孔參謀說，“你趕快回復劉參謀長，按他的意見辦。有不服從的，盡量說服。”
經過整頓秩序，紅軍渡江加快了速度。在渡江部隊與“追剿”軍展開生死搏斗的時候，在新圩、古嶺頭、界首、腳山鋪、咸水等處，各部紅軍與數十倍於己的優勢之敵展開激烈戰斗。在各軍團的掩護下，12月1日，中共中央、中革軍委和直屬機關終於渡過湘江，進到西延山區。
然而，擔負掩護任務和殿后任務的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紅三軍團第十八團，在掩護紅軍所有部隊過江之后，於12月2日趕到湘江東岸准備過江之時，江岸已被敵軍嚴密封鎖，而退路隨即被切斷。敵人集中所有兵力猛扑過來，他們與十幾倍於己的國民黨軍隊展開殊死搏殺，雖給敵人以重大殺傷，但終因寡不敵眾，彈盡糧絕，大部分壯烈犧牲。
紅三十四師師長陳樹湘在戰斗中因腹部中彈被俘，在被押往敵軍指揮部的途中，他把手伸進腹部傷口，忍痛絞斷腸子，壯烈犧牲。紅三十四師最后隻剩下97人，在一名團長的帶領下躲進深山打游擊，后大部死於深山之中。
中央紅軍終於突破第四道封鎖線，但渡江之后，紅軍已由長征開始時的8.6萬余人，銳減到三萬余人。紅軍在通過第一道封鎖線時，損失3700多人﹔通過第二道封鎖線時，損失9700多人﹔通過第三道封鎖線時，損失8600多人﹔而通過第四道封鎖線，尤其是湘江一戰，紅軍死亡人數竟有30500多人！
看著潰不成軍的紅軍隊伍，望著江面上漂浮的和遍地橫臥的紅軍戰士的尸體，渡江后的博古悲痛萬分，一種難辭其咎的恐懼感使他舉起手槍，指向自己的太陽穴。就在他將要扣動扳機的時候，紅一軍團政委聶榮臻正朝這個方向走過來，聶榮臻一眼看到博古對准腦袋的手槍，立刻喊道：
“你要干什麼？”在博古的驚愕之中，聶榮臻已三步並作兩步來到博古面前。聶榮臻畢竟比博古經歷的事情要多，他語重心長的對博古說，“越是困難的時候，作為領導人越要冷靜，要敢於負責。”
博古看著聶榮臻，慢慢放下舉槍的手。
紅軍渡江之后，粉碎了蔣介石將紅軍消滅在湘江以東地區的計劃，但蔣介石並沒有死心，仍企圖將紅軍消滅在湖南、貴州一帶。他重新調兵遣將，以五六倍於紅軍的兵力，在紅軍北上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途中，迅速布置好埋伏圈，隻等著紅軍進入埋伏圈，收緊口袋聚而殲之。
12月12日，在湘西南邊境的通道縣城外一個村庄裡，中共中央借用一戶農民的廂房召開短暫的“飛行集會”，討論紅軍的戰略方向問題。這是一次具有轉折意義的重要會議。會上，李德仍然堅持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的初衷，他說：
“我們依靠紅二軍團的根據地，加上賀龍和肖克的部隊，就可以在廣闊的區域向敵人進攻，並在湘黔川三省交界處的三角地帶創建一大片蘇區。”
這仍然是戰略轉移之初的想法，如今國民黨軍隊四面圍追堵截，關鍵是怎樣最后突圍並甩掉敵人的追擊。對此，李德的主張卻極為簡單，那便是讓敵人超過我們，紅軍躲在敵人后邊轉向北方。
“如果沒有什麼好的主意，也隻有這樣辦了。”博古無可奈何地表示，“現在看來，與紅二、紅六軍團會合，可能是最好的方案。”
但問題又回到了原點，怎麼突破敵人的重圍會合，李德的方案顯然不具說服力。在這關系紅軍命運的生死關頭，毛澤東表示，紅軍北上無疑是自投羅網，鑽進蔣介石“請君入瓮”的圈套，隻有向敵人防御力量最薄弱的地方進攻，才能擺脫困境。毛澤東根據自己搜集到的敵情，詳細分析了敵我雙方的現狀，認為貴州敵人力量最弱，進軍貴州可以爭取主動，同時可以使部隊得到休整。
對於毛澤東的主張，張聞天首先表示贊同，認為毛澤東的觀點是挽救紅軍命運的可行性方案。平時不大發表意見的王稼祥也隨即做出贊同的表態。
在此前，由於以博古為首的臨時中央排斥毛澤東的領導，項英等人認為毛澤東在蘇區經營已久，有專擅的作風，因此在長征初期，毛澤東的觀點未受到中央重視，毛澤東甚至自嘆已成為可有可無之人。
但在此次會議上，毛澤東的意見被朱德和周恩來認可，朱德覺得毛澤東的分析有道理，主張謹慎行事。周恩來的觀點舉足輕重，他最后表態，同意毛澤東的意見。
李德見大家支持毛澤東的建議，氣憤地離開了會場。博古的心情十分復雜，慘重的失敗使他痛心疾首，血的教訓使他清醒了許多，他平心靜氣地聽取大家的意見，從大家的分析中，感到李德死打硬拼的戰略太過冒險。如今紅軍隊伍已太過疲憊，進軍貴州，才有可能遇到最小的抵抗。
“放棄原計劃，照毛澤東同志的提議辦。”博古最后表態。
以博古總負責的特殊身份，他這一票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此次會議為長征戰略思想的轉變開辟了道路。
根據中革軍委的重新部署，12月13日，紅軍大舉進軍貴州，1935年1月3日，紅軍一舉突破烏江天險。1月6日夜，紅軍炸開了遵義城門，並於次日凌晨佔領了這座貴州省第二大城。由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即將來臨。
四、遵義會議
進入遵義后，博古將周恩來找來商議召開政治局會議，他認為：“現在大家思想比較混亂，有必要統一一下思想，研究一下下一段的戰略部署。”
“這樣很好。”周恩來表示贊同，他說，“大家要求開會的呼聲很高，高級將領中不少人有牢騷，如果大家思想不統一，下一步的工作很難開展。”
於是，兩人研究決定，由博古做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周恩來做軍事方面的報告。
此時，毛澤東與張聞天也在研究開會的事情。張聞天與博古原是莫斯科中山大學的校友，兩人關系一直很好，回國后兩人同時受到共產國際的重視，同時進入臨時中央政治局，在1934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五中全會上，同時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但從第五次反“圍剿”以來，兩人開始產生意見分歧。
中共六屆五中全會后，張聞天被調到中央政府工作，與蘇維埃政府主席毛澤東有了比較多的接觸。長征路上，張聞天與毛澤東談及第五次反“圍剿”中軍事領導上的問題，感到毛澤東的分析很有道理。
由於張聞天是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最高領導人之一，毛澤東希望他能在政治局會議上做一個有影響力的系統發言，張聞天接受了毛澤東的建議，並為此做了充分的准備。
193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遵義老城子尹路上的一幢兩層花園洋房內舉行，會議先由博古做總報告。博古在報告中強調客觀原因，認為蔣介石幾十萬大軍壓境，敵我力量懸殊，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是不可避免的。
在隨后周恩來所做軍事方面的報告中，客觀地分析了第五次反“圍剿”失敗在軍事指揮上的問題，認為這次戰爭的失敗既有客觀上的各種原因，也有軍事指揮上的錯誤，並承擔責任，做了自我批評。
周恩來的報告令博古深感不安，擔心周恩來過分強調軍事指揮上的主觀錯誤，會降低“三人團”的領導威信。但他完全沒有想到，在周恩來發言結束后，僅僅沉默了片刻，毛澤東開始發言，矛頭直指博古，對博古的報告提出明確的反對意見。緊接著張聞天站出來，也明確提出發對意見，會場氣氛驟然緊張。
更令博古出乎意外的是，張聞天有備而來，他在表示反對意見之后，胸有成竹地從自己口袋裡掏出早已准備好的提綱，而這份提綱是他與毛澤東、王稼祥三人經過充分討論研究后寫成的，基本是毛澤東的主導思想。他條理清晰，有理有據，痛批了博古，嚴厲批評了李德。
而接下來毛澤東的長篇發言，給了博古與李德更加激烈、尖銳的批判，並且提到路線的高度，指出在第五次反“圍剿”中，“三人團”犯了軍事路線上的錯誤，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表現為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犯了進攻中的冒險主義錯誤﹔
第二個階段，犯了防御中的保守主義錯誤﹔
第三個階段，犯了撤退中的逃跑主義錯誤。
毛澤東的發言，得到了張聞天、王稼祥、聶榮臻、劉伯承、陳雲等的贊同與支持，唯一不同意毛、張、王意見的，隻有何克全（又名凱豐）。就連一向謙遜的朱德，也在這次會上心情沉痛地指出：
“如果繼續這樣的領導，我們就不能再跟著走下去了！”
這句話戳在博古心上，令博古感到無比心痛。其實，在廣昌戰役之后，博古就已感到了不堪重負、力不從心。關乎幾萬人命運的一副擔子，放在一個留學歸來沒有什麼實踐經驗的二十七八歲青年身上，博古確實感到這副擔子太沉重了。但若是讓他在一片批評聲中下台，對他來說是一件十分痛苦的事。
在當時的氛圍下，博古表現出了身為領袖的良好民主作風，耐心、平靜地聽完各種不同的反對意見。但當他拖著沉重的步子回到家裡，坐在桌邊的靠背椅上，這才感到了壓抑、沮喪和憤怒。毛澤東的批評尖刻是在意料之中的，張聞天把他說得一無是處卻令他大感意外，而王稼祥作為他中山大學的老同學，在反對“立三路線”中曾並肩作戰的戰友，如今站到了他的對立面，則令他無法接受。
對於聶榮臻、劉伯承等人的指責，主要還是因為軍事上打了敗仗，但那是李德指揮的！李德是共產國際派來的有作戰經驗的軍事專家，當時很多人承認他在軍事方面的指揮才能。如今打了敗仗，便將這個責任一股腦地全部推到了博古身上，博古為此感到委屈、不公。
然而，戰爭是殘酷的，也是最實際的，打了敗仗的指揮員無疑要對戰敗負責。會議經過三天的討論，最后做出決議：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最高原因，是軍事指揮上和戰略戰術上的錯誤﹔而軍事上的領導錯誤應由李德、博古、周恩來三人負責，其中李德和博古應負最高責任。
會議做出決定：毛澤東當選為政治局常委﹔取消“三人團”，仍由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副主席周恩來為軍事指揮者，周恩來是黨內委托的對軍事指揮下最后決心的負責者。而在中常委的分工中，“以澤東同志為恩來同志在軍事指揮上的幫助者”。
遵義會議撤銷了博古與李德的最高軍事領導權，但博古總負責的職務並沒有被撤銷。然而，他作為黨的總負責人的地位已經動搖，1935年2月5日，紅軍到達了雲貴川三省交界處的雲南省威信縣水田寨花房子村，由於這裡地處三省交界處，天亮公雞打鳴，三個省的人家都可以聽到，因此這個村子又叫“雞鳴三省”。
紅軍進村住下后，張聞天找到毛澤東說：
“博古在遵義會議中受到大家批判，思想上並沒有想通，還有抵觸情緒，恐怕再領導下去會有很多困難，大家也會不服氣。”
毛澤東對此表示贊同，但考慮到要與周恩來等其他政治局常委交換意見再做決定，於是當天找到周恩來，說明張聞天的意見。周恩來沒有提出異議，遵義會議以后，博古的領導工作已明顯遇到困難，因此周恩來提議，博古下去以后由毛澤東領導比較合適。毛澤東說，不對，應該讓洛甫（張聞天）做一個時期。
毛澤東的考慮是周全的，由於共產國際更信任留蘇學生，由張聞天出任最高領導一來對莫斯科好交代，二來可以團結一大批留蘇歸來的干部。
周恩來同意了毛澤東的提議，來到博古的住所，想先與博古溝通一下。雖然以往周恩來與博古常來常往，但周恩來此次登門，令博古十分敏感，他首先問：
“找我有什麼事？”
周恩來一時不知如何作答，因為他擔心直接說明來意博古會接受不了，便用眼睛看了一下窗戶下邊的兩隻鐵皮公文箱。博古既然對周恩來登門極為敏感，見周恩來注意到鐵皮公文箱，自然立刻明白了其中含義。盡管這樣下去讓他覺得很沒面子，希望有個機會改正錯誤，但事已至此他反倒心情坦然了，他說：
“恩來同志，你今天的來意我已經想到了，我知道我不能再領導下去了，他們已經不再聽我的了。誰來接替我？”
“決定讓洛甫接替。”周恩來回答。
“好，明天讓小康把公文箱送過去。”博古干脆地說。“今后有什麼事，盡管吩咐我去干。”
政治局候補委員何克全聽到消息，勸博古不要交權。博古為了顧全大局，沒有聽從何克全的勸阻。
隨后，政治局五位常委開會重新做了分工，一致同意由張聞天接替博古的職務。2月6日，代表著中共中央總負責權力與身份的兩隻鐵皮公文箱，送到了張聞天的駐地。從此張聞天擔任了黨中央總負責人，博古仍保留政治局委員、軍委委員之職，並在2月至7月間代理總政治部主任，8月出任主任之職。
在長征途中，張國燾覬覦中央領導權，曾企圖拉攏“遭受過遵義會議貶斥”的博古。1935年8月在毛兒蓋召開的政治局會議上，博古明確表示支持毛澤東，批判張國燾的分裂行為。正因為這樣，當10月初張國燾在卓木碉另立中央時，發表決議宣布：
“撤銷毛澤東、周恩來、博古、洛甫的一切職務並開出黨籍。”
這足以說明，博古已堅定地站到毛澤東的一邊。
五、為贖罪將功補過
10月19日，博古隨中央抵達陝甘蘇區吳起鎮，中央紅軍長征勝利結束，博古心中的負罪感也有所減輕，他曾內疚地說，在他的領導下，“長征軍事計劃未在政治局討論，這是嚴重的政治錯誤。長征是搬家，抬轎子，使紅軍受到很大削弱”，幸虧“長征過程中毛主席起來反對錯誤領導”，“所以能保存下來進行二萬五千裡長征”。
長征結束后，博古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西北辦事處主席兼中共中央組織部長，在短短一年多的時間裡，他為發展陝北經濟以及為劉志丹等人的冤假錯案平反等，做了大量具體的政府工作和組織工作。
1936年12月12日，當日本侵略者加快侵華步伐之時，張學良、楊虎城為逼迫蔣介石抗日，將其扣留在西安，毅然發動西安事變。事變發生當天，張學良便致電中共中央：“吾等為中華民族及抗日前途利益計，不顧一切，今已將蔣及重要將領陳誠、朱紹良、蔣鼎文、衛立煌等扣留，迫其釋放愛國分子，改組聯合政府。兄等有何高見，速復。”稍后，張學良、楊虎城又聯名電邀中共中央派人到西安共商大計。
13日，張聞天、周恩來、博古、朱德、張國燾等人在毛澤東居住的窯洞裡召開會議，商議西安事變的解決方案與方式，隨后回復張學良：“提議立即將東北軍主力調集西安、平涼線，十七路軍主力調集西安、潼關線。”“紅軍擔任鉗制胡（宗南）、曾（萬鐘）、毛（炳文）、關（麟征）、李仙洲各軍。”“恩來擬來兄處協商大計，如何？盼復。”
四日后，周恩來抵達西安。緊接著，博古和葉劍英也趕赴西安。途中，博古不無憂慮地對葉劍英說：“西安事變本身就具有內戰的潛在可能，如果處理不當，馬上就會演變成大規模的內戰。而此時除了蔣介石，誰有能力來領導這場對日戰爭呢？因此，雖然我也痛恨蔣介石，但我力主和平解決西安事變。”
為了實現國共第二次合作，1937年7月，博古與周恩來、林伯渠以中共代表的身份，先后赴上海、廬山，與國民黨要員蔣鼎文、宋子文等就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有關事宜，進行了具體磋商，然后在廬山與蔣介石舉行了公開談判。
此后，博古等人與國民黨當局進行了一系列談判，直至9月22日，國民黨中央通訊社正式發表《中國共產黨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即《共赴國難宣言》），為國共合作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正式形成，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1937年8月22日至25日，博古出席了在陝北洛川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次會議上通過了《抗日救國十大綱領》、《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為加強黨對南方各地抗日活動的領導，會議決定成立中共長江沿岸委員會，博古和周恩來、葉劍英、董必武、林伯渠當選委員會委員，周恩來任書記。
就在博古全身心投入工作中時，11月29日，博古當年的“密友”和“上司”王明攜妻子與康生等人，乘坐蘇聯飛機抵達延安。12月9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會議，博古根據中央指示，自南京趕往延安參加會議。
王明在會上做了題為《如何繼續全國抗戰與爭取抗戰勝利呢》的長篇報告，按照共產國際的指示，強調“一切經過統一戰線”，“一切服從統一戰線”，全國抗日部隊要“統一指揮”、“統一編制”。
博古深感王明強調的“今天的中心問題是一切為了抗日，一切經過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一切服從抗日”，與毛澤東在洛川會議后反復強調的“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堅持游擊戰的方針”有分歧。此時的博古與六年前相比，顯然已經成熟很多，雖然王明以共產國際執行委員的身份博取了許多人的信任與贊同，但王明仿佛欽差大臣一般的氣勢令博古很快明白了王明的意圖所在，他不得不選擇與王明保持距離。
政治局會議決定由王明、周恩來、博古、葉劍英組成中共中央代表團，負責與國民黨的談判工作﹔由周恩來、博古、項英、董必武組成中共中央長江局，領導南部黨的工作。
12月18日，博古與王明、周恩來、鄧穎超、孟慶樹等人一同抵達武漢，入住漢口原日租界中街89號，這裡是八路軍駐武漢辦事處，中央代表團與長江局機關都秘密設置在89號第四層的大石洋行內。
為了工作方便，幾天后中共中央代表團與中共中央長江局召開聯席會議，決定合並為一個組織，對外稱中共中央代表團，對內稱長江局。由王明任書記，博古任委員，兼任組織部部長。在此間的工作中，博古始終沒有與王明有任何親密的表現，尤其是王明想要在武漢召開中共六屆六中全會，讓博古更加敬而遠之。
1938年9月29日，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在延安召開，這次會議結束了王明的右傾錯誤，撤銷了中共中央長江局，在重慶新設中共中央南方局，由周恩來、博古、何克全、吳克堅、葉劍英、董必武任中央南方局常委，周恩來任書記，博古在任組織部長的同時，負責社會部和國際問題研究室。
南方局正式成立后，博古等人陸續到達重慶，開始時住在八路軍駐渝辦事處所在地機房街，后來機房街的房子在日機轟炸重慶時被炸毀，南方局和八路軍辦事處便搬到地處重慶郊區的紅岩，駐扎在大地主饒國模的庄園裡。饒國模雖然是地主，但本人開明進步，他的兒女都參加了共產黨，因此很支持共產黨的工作。
由於國民黨不允許共產黨的組織公開活動，所以南方局在領導整個南方白區黨的工作中，始終處於秘密狀態。紅岩辦事處的周圍設有竹籬笆，當時叫它“竹城”。竹城外邊駐扎著國民黨憲兵三團的一個連，專門負責對中共的監視。南方局的工作人員都穿軍裝，戴臂章（十八G）。為避免發生意外，外出必須兩三人以上同行，而且男性穿西裝，女性穿旗袍。在敵人的嚴密監視下，一些統戰工作大多在重慶城內曾家岩50號的周公館完成。
這一時期，博古主要忙於黨的建設工作，對貫徹中共中央六屆六中全會精神，調整、配備和教育干部，整頓、發展壯大黨的組織，建立健全黨的地下交通，領導地下黨貫徹執行隱蔽方針等，做了大量工作，並取得了較大成績。
博古向來“善於鼓動”，他聲音洪亮，演講時總能很好地調動聽眾的情緒，使聽者隨之熱血沸騰。尤其博古一筆在手，能著能譯，又通曉馬列主義理論，是辦報的最佳人選，因此毛澤東親自點名由博古籌辦《解放日報》。
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創刊，博古任社長，楊鬆任總編輯。同時，博古還擔任了中共中央黨報委員會主任、新華通訊社社長。
六、“秦邦憲死於秦”
全面抗日戰爭勝利后，國共兩黨經過和平談判，於1945年10月10日正式簽署了《政府與中共代表會談紀要》，即雙十協定。並根據雙十協定，於1946年1月10日在重慶召開了政治協商會議。
1946年2月初，博古受命擔任政協憲草審議委員會中共委員，到重慶參加憲草審議工作。憲草審議委員會是根據政協會議決議而設立的，其最高職責是根據政協會議擬定的修改原則及匯總整理各方意見，制訂《五五憲草》修正案，提供國民大會採納。憲草審議委員會由各方面推出的各黨派代表25人組成，其中中共代表有周恩來、董必武、博古、吳玉章、何思敬五人。
博古萬萬沒有想到，這將成為他一生中最后的工作、戰斗崗位。在過去的五年中，他在新聞戰線工作得得心應手，揮洒自如。從艱苦創業開始，如今解放區的新聞事業已形成一套強有力的戰斗機構，他已經成為解放區新聞戰線最有權威的指揮官之一，但是，歷史又將他推向新的崗位，他依舊無條件服從。
2月13日，博古與董必武等人飛抵重慶。在見到參加政協會議的陸定一時，這位老戰友笑著對他說：“政協會議開完了，現在看你的戲了，看你們起草憲草了。”
毫無疑問，盡管政協會議已經做出決議，憲草的起草工作並不會一帆風順。蔣介石為了維護其獨裁統治，絕不會輕易接受政協會議所做出的各項決議，一場維護政協決議與反對政協決議的斗爭，從政協會議閉幕便已開始，憲草審議工作便成為了這場斗爭的重要環節。
事實正是如此，在連續召開的憲草審議委員會會議上，國民黨代表用種種借口企圖修改政協決議，博古等中共代表為維護政協決議、堅持憲草修改原則，與國民黨代表進行了針鋒相對的斗爭。
由於在一些重大問題上急需向中央報告和請示，4月8日，博古與王若飛由重慶飛往延安。
博古乘坐的是一架美制C47式運輸機，由美軍飛虎隊飛行員蘭奇上尉等四人負責飛行任務。與博古同機的還有12人，包括王若飛，王若飛的舅舅、貴州省老教育家黃齊生及其孫子黃曉庄，皖南事變中被國民黨囚禁、經政治協商會議與國民黨交涉被釋放的葉挺、葉挺的夫人李秀文、11歲女兒葉揚眉、三歲兒子阿九，出席巴黎世界職工代表大會的解放區職工代表鄧發，十八集團軍參謀李少華等人。
博古起飛前一日，即4月7日，重慶八路軍辦事處向延安發電：王若飛、博古、葉挺、鄧發同志於4月8日上午，由重慶乘飛機返回延安。
4月8日上午，美制C47式運輸機自重慶准時起飛，首先飛往西安加油和休息。途中，天空下起小雨。飛機抵達西安后，博古等人又一次向延安發電，稱飛機將准時到達延安。
當天延安上空陰雲密布，雲霧繚繞。下午2時，天空還下起了蒙蒙細雨。直到下午4點，飛機也沒有出現，在機場等待的人們紛紛離去，毛澤東和朱德心中十分不安，立即指示向西安發電，詢問原因。5點，西安回電稱：該機未曾返航。
正如西安回電所稱，飛機從西安起飛后並沒有返航，而是在途中迷了路，西安到延安是一直向北的方向，但飛機卻朝著東北方向的晉綏邊區飛去，誤入了山區。在濃雲密布、雨雪交加的天氣裡，因能見度太差，當飛行員看到面前的大山時，已來不及採取任何行動……
4月8日下午2時左右，博古所乘坐的美制C47式運輸機轟然撞毀於黑茶山，全機17人全部罹難。
飛機撞毀的巨響聲驚動了黑茶山下村庄裡的村民，由於天氣不好，村民們沒有立即上山查看。9日上午，有村民上山打柴，發現了撞毀墜落的飛機。上前查看，發現了遇難人員的尸體以及遺物，立即到區委報告。區委立即組織人員趕赴現場，從未燒毀的遺物中，搜索到博古和黃齊生的印章以及一些文件、報紙。尤其重要的是，在飛機殘骸中發現了一張名單，上面有王若飛、博古、鄧發等13人的名字，這些人身份非同一般，區委立即派人將此事報告給中共晉綏分局。
晉綏分局得到消息，一面報告中共中央，一面派公安局長周懷瑾帶領警衛連一個班的戰士趕赴黑茶山。11日拂曉，周懷瑾帶領戰士們到達黑茶山下，在當地村干部的帶領下，當天中午到達飛機失事現場。
飛機的殘骸斜躺在距離山頂約四裡遠的山坡上，機頭朝上，螺旋槳已經摔斷，周圍布滿飛機機體的碎片。飛機殘骸四周的樹木都已經被燒光，到處散落著燃燒過的木炭，空氣中彌漫著強烈的汽油味。在距飛機殘骸約20米的地方，有一塊突出的巨石，上面覆蓋著樹木燃燒后的黑灰。
戰士們在飛機四周找到烈士遺體，隻有臉部依稀可見。戰士們和村干部將烈士遺體抬到山下，停放在村裡的打麥場上。在現場，戰士們還收集了未燒毀的文件材料，以及之前村民發現的博古和黃齊生的印章，兩枚被烈火燒壞的圓形証章，上面藍底白字寫著“中國共產黨代表團”。
當天，晉綏軍區政治部派來鋤奸部的科長裴周玉調查飛機失事原因，經過大家分析，最終排除了人為原因，認為是一起由氣候引發的意外事故。由於當天氣候惡劣，能見度極差，飛機迷航飛越黑茶山時，撞山爆炸起火而墜毀。
當晚10點，中共中央得到飛機失事的報告，並將此消息告知烈士家屬。博古的妻子張越霞雖然早已猜測博古可能遇難，但當她得到確切消息后，仍然無法接受這個現實，失聲痛哭，幾欲昏厥。
12日，《解放日報》刊登了博古等人遇難的消息，沉痛宣布：中共中央委員王若飛、秦邦憲、中共中央職工委員會書記鄧發、新四軍軍長葉挺等同志，在本月八日乘美機由重慶飛延安途中，因飛機迷失道路，於下午二時左右在晉西北興縣東南八十裡黑茶山遇霧，撞山焚毀，當即全部遇難。
4月19日，延安各界舉行隆重公祭大會，會場正中懸挂著“四八”烈士們的
遺像，會場四周挂滿孝幛和挽聯，花圈正中懸挂著毛澤東的挽詞。橫梁上挂著中共中央書記處所題送的大匾，上面寫著“變悲痛為力量”。前來參加公祭大會的各機關、工廠、學校的干部、群眾、工人、學生及各界的人士、周圍數十裡的群眾，共有三萬多人。
同一天，在陪都重慶，由孫科、張瀾、吳鐵城、邵力子等119人發起3000人參加的追悼王秦葉鄧黃諸先生大會在中華路青年館舉行，由民主同盟會主席張瀾做主祭 ，郭沫若宣讀祭文：
秦公博古，南方之強，
守正不阿，寡默深藏，
為民請命，銳不可當，
言室滿室，言堂滿堂。
……
隨著顫抖的朗讀聲，郭沫若雙頰淌滿了熱淚。
周恩來在大會中報告遇難烈士的生平事跡，他聲音低沉地說：
“邦憲同志來渝從事憲草起草工作，為民主憲法的產生而努力，此次因憲草問題回延安報告，竟以身殉。……他們為了和平民主團結的事業走到最后一口氣，流了最后一滴血，以致粉身碎骨。……我們要把悲痛的心收起來，化成團結的力量，沖破黑暗，迎接光明。”
七、博古的婚姻之路
博古的命運中充滿了很多偶然：偶然得知中山大學招生，得以赴蘇留學﹔偶然結識王明，成為無話不談的摯友﹔而在王明進入中央領導核心后，他這個剛剛回國工作一年的毛頭小伙子，偶然得以進入臨時中央擔當大任。而他與妻子劉群先的相遇相識，更是充滿了偶然。
這段偶然成就的美好姻緣，發生在莫斯科中山大學。1927年底，中國派代表團到莫斯科參加世界勞工大會，由於代表們大都不會俄語、英語，便請來中山大學幾位俄語水平較高的中國學生到大會擔任翻譯，博古作為其中的佼佼者，自然在參會之列。在這次大會上，一位與眾不同的中國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
姑娘叫劉群先，說她與眾不同，倒不是因為她有傾國傾城之貌，而是因為她特有的氣質：朴實、干練、親切、柔和，談吐大方，美國著名記者和作家斯諾的前夫人尼姆·威爾斯在《續西行漫記》一書中的《無產階級的領導人劉群先》中描述她：“身材短小結實，樣子很精干”，“說話的聲調不高，悅耳動聽，往往閃動睫毛，睜大了眼睛，帶著幾分稚氣望著你。”
加上她原本容貌靚麗，雖個頭不高，卻秀美端庄，皮膚光滑有光澤，頭發黑亮，很快在工人代表中脫穎而出，吸引了博古的目光。令博古感到興奮的是，劉群先與他一樣，也是來自中國無錫。
“你好！”博古首先與劉群先打招呼，“在異國他鄉聽到無錫鄉音，真是太令人興奮了。”
“你也是無錫人？”
“是的，我在中山大學讀書。”
“我出身紡織工人，10月份剛到東方大學學習的。”
博古知道，能參加這種盛會的工人代表，一般都是工運領導，對劉群先不由得肅然起敬。
劉群先出生於無錫一個貧困的工人家庭，出生18天的時候父親去世，母親患有嚴重哮喘病，一家人生活十分艱辛。劉群先九歲時便和姐姐一起編結發網出賣，春天則到山上拾蠶，待結繭出賣，一家人拼命賺錢，才得以維持生計。劉群先11歲時，母親為了給哥哥成家，將劉群先賣給美孚火油公司一個技師的繼子當童養媳。從此，劉群先開始了每天早上向技師夫婦叩頭請安、伺候技師全家人的苦難日子。
長期的食不果腹和過度勞累，影響了劉群先的成長發育，她個頭矮小，身體日益消瘦，母親最終將她接回家中。但母親很快離世，劉群先面臨的仍然是三餐不繼的生活。她與哥哥四處借債，才湊夠20元錢將母親安葬。但這20元的債務兄妹倆怎麼也無法償還，每逢年關債主上門，都要遭受一頓辱罵。
為了維持生計，1924年起，劉群先先后在無錫慶豐紡織廠、申新三廠、德興絲廠做工。小時候的經歷，使她比同齡人早熟，同時她為人耿直，喜歡打抱不平，敢為工人爭權益，深受工友們的喜愛與尊敬。
1926年5月，劉群先積極參加無錫絲廠女工總同盟罷工，並在這一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3月北伐軍抵達無錫后，劉群先出任無錫總工會女工部部長，負責絲廠工會工作。6月又被調到上海工作，並在不久后出席了在武漢召開的全國第四次勞動大會。10月，劉群先赴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並作為工人代表，參加了這次世界勞工大會。
“我沒有實際工作經驗，以后多向你學習。”得知了劉群先的經歷，博古真誠地說。
“你理論水平比我高，我應該向你學習。”劉群先的話同樣發自肺腑。
兩個同齡人很快熱絡起來，兩個志同道合的革命同志很快走到一起，1928年5月，兩人在莫斯科結婚。不久，劉群先生下一個男孩，取名秦鋼。
1930年5月，劉群先與博古一同回國，先在上海擔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女工部部長，后來赴江西中央蘇區工作並當選中華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
但就在長征之前，劉群先被國民黨飛機投下的炸彈彈片擊中頭部，導致流產，身體未康復便參加了長征，並擔任紅一方面軍婦女隊隊長、干部休養連工作組長，行軍中吃住在休養連裡，身體一直沒有得到很好的恢復。長征途中又再次染病，致使身體每況愈下。
長征結束后，劉群先出任陝甘寧邊區總工會副主任兼組織部長。此后，劉群先的病情加重，身體更加虛弱。經組織研究決定，劉群先與李維漢的妻子金維映一同前往莫斯科接受治療。
劉群先赴蘇前已懷有身孕，到莫斯科后生下女兒秦吉瑪。然而由於劉群先一直住院治療，秦吉瑪出生后便被送進了保育院。1941年6月蘇德戰爭爆發，德軍轟炸莫斯科時劉群先被疏散，此后下落不明，有人猜測，她在德國法西斯的轟炸中犧牲了。
博古與他生命中的第二個女人張越霞相識，是在他1937年赴南京工作之后。
張越霞比博古小四歲，出生於浙江浦江一個中農家庭，自浦江縣啟文女子小學畢業后，張越霞又考入浦江縣高小，並參加了杭州市學生聯合會籌委會發起的一次游行示威活動，在這次活動中，張越霞發表演講，展現了她良好的口才，受到廣大學生的推崇，但也因為這次“出風頭”，張越霞被學校開除了學籍。
1927年2月，張越霞出任浦江縣婦女協會負責人，同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此時正是革命處於低潮之際，在眾多黨員脫離共產黨之時，張越霞毅然選擇加入共產黨，顯示了她對共產黨堅定不移的信念。投入革命后，根據黨的需要，她回到浦江縣開展工作。11月，浦江縣黨組織負責人朱錫吾找到張越霞，通知她去參加黨的會議。從此，張越霞與浦江黨組織正式取得聯系，正式開始了黨的組織生活。
1928年7月，浦江縣黨支部在鐘鼓樓上召開會議，上級黨組織派來的張紀恩參加了這次會議。朱錫吾向張紀恩說明了在浦江開展工作的困難，並特地談到張越霞失業在家的情況，張紀恩決定在上海為張越霞找一份工作。
隨后，在張紀恩的介紹下，張越霞來到上海中央秘書處文書科油印處工作。文書科油印處共有四名黨員，由張紀恩負責。張越霞負責文印、內部交通、警報等機密工作。她工作熱情高，不畏艱險，加上機智聰穎，總是能很好地完成任務，得到張紀恩的認可。兩人經常在一起工作，逐漸產生愛情，不久便結為夫妻。
1931年6月22日晚，張越霞與張紀恩在戈登路恆吉裡1141號黨中央秘書處機關所在地，正准備休息，突然響起一陣猛烈的敲門聲。張越霞意識到有情況發生，趕緊將窗台上作為警報信號的洗米籃子打掉。這時候張紀恩前去開門，門一打開，便沖進一群軍警，將張紀恩和張越霞等人逮捕，押到英租界巡捕房。后來張越霞才知道，就在這一天，中共中央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供出了戈登路恆吉裡1141號中共中央秘書處機關。
隨后，張越霞夫婦被轉到國民黨偵緝隊拘留所，張越霞先后被提審兩次，始終堅稱自己是一名家庭婦女，剛來到上海，什麼都不知道。張越霞在偵緝隊被關了半個月后，轉到上海龍華警備司令部，在這裡，張越霞又經歷了兩次審訊，審訊中，法官拿出向忠發的照片給他看，問：
“你認不認識這個人。”
“不認識，從沒見過這個人。”張越霞看過照片，堅決地搖頭說。
由於敵人在張越霞口中得不到有用信息，也沒有証據証明她是共產黨員，審訊三次后將其釋放。可張越霞出獄后才知道，年幼的女兒已死在了巡捕房孤兒院中。
后因種種原因，張越霞與張紀恩脫離夫妻關系。后來，張越霞在從事黨的地下交通工作中，於1934年11月23日在法租界再次被捕，並很快被引渡到上海市公安局，又轉到南京憲兵司令部看守所。
由於叛徒出賣，張越霞身份暴露，但她仍守口如瓶，不透露有關黨的任何信息。1936年夏末和1937年夏，張越霞先后兩次被送進南京首都反省院，任憑敵人威逼利誘，始終不為所動。
在第二次國共合作中，根據國共協定，經八路軍南京辦事處代表熊天荊與反省院交涉，1937年9月，張越霞被釋放出獄。獲釋后，張越霞被安排到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工作。就是在這裡，博古與張越霞相識了。
當時博古正在八路軍駐南京辦事處工作，他早就聽說了張越霞在獄中堅貞不屈，心中暗生佩服，見到張越霞本人，朴素、秀麗，更是對她多了幾分關注。
此后，從南京到武漢，從武漢到重慶，張越霞一直在博古的領導下，先后任長江局組織部干事和南方局組織部干事。在長期的相處中，兩人漸生情愫。后經組織同意，由董必武做証婚人，博古與張越霞於1940年秋季結婚，組成了新的家庭，直到1946年4月8日博古不幸罹難逝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