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天，南京市檔案館首度在網絡上公布了“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15件原檔影印件。 申冉 攝
與去年國家公祭日前夕公布的“市民呈報”不同，此次的罪行調查集中在對敵人的罪行收集。 申冉 攝
“1213南京大屠殺國家公祭日”前夕，南京市檔案館向社會公布館藏的“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15件原檔影印件。據悉，該批檔案是該館館藏南京大屠殺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今年10月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的《南京大屠殺檔案》中就包括了該部分檔案，而此次公布的原檔影印件中有兩份珍貴檔案系首次被公布於眾。
據南京市檔案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菡介紹，此次公布的“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檔案現主要保存在該館館藏的民國時期南京市參議會、南京市抗戰損失調查委員會、首都地方法院、首都高等法院等機構檔案全宗當中。
該批檔案的內容主要為：1946年6月23日，南京市臨時參議會作出決議，為配合做好東京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與南京中國國防部審判戰犯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工作，南京臨時參議會特別組成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專題組織開展調查統計工作。
根據該批檔案顯示：該委員會共聘請委員62人，下設調查、審查，編纂三組。當年參與調查的單位有：首都警察廳、憲兵司令部、中央調查統計局、國防部調查統計局、南京市農會、工會、商會、律師公會、中美合作所、首都地方法院、首都高等法院、南京市政府等。並特別聘請陳立夫、吳鐵城、谷正綱、蔣夢麟、邵力子、馬超俊、馬元放等8名國民黨中央及南京市軍政官員和社會著名人士為顧問。
目前展示的檔案結構表明，當時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是根據《遠東國際軍事法庭調查罪証綱要》和《日本戰犯罪証調查小組搜集戰罪証據標准》，以加害人、罪行狀況與被害人三種方式進行調查﹔根據倫敦戰罪調查委員會頒行的33種調查表格，結合南京大屠殺案的實際狀況，確立了調查工作的重點，設計編制了《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種類表》《南京大屠殺案可提供作証被害人姓名、住址表》《南京大屠殺案男女死傷統計表》等。
王菡告訴記者，從1946年7月至1946年11月11日，調查委員會調查敵人罪行案件總數為2784件(主要是對個案進行調查)，所有調查材料均經經審查組審查后提交調查委員會審定移送首都地方法院首席檢察察官轉報司法行政部辦理。“所有調查卷宗均函送國防部軍事法庭檢察處作審訊戰犯的依據。其調查表對被害人証人和調查者均有較詳細的記錄，調查方法具有專業性質，調查程序、証人証詞等具有法律意義。”
王菡表示，公布的這批檔案中所反映的被害人傷亡統計表、侵華日軍罪行各類統計表、可出庭作証被害人住址名表、南京大屠殺慘案述要等文件是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反人類暴行的真實記錄，是審判日軍戰犯的重要証據，是國際戰爭罪行調查體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據南京市檔案局檔案管理處主任科員徐海鳳介紹，在公布的檔案中，有兩份是首次面向公眾開放，包括了調查委員會調查經費統計表和一份關於呼吁民眾提供侵華日軍証據的宣傳幻燈片的檔案。“這兩份資料可以說明，當時的調查委員會是以有組織、規范、有預算經費支持的政府機構形式，進行的調查工作。”
徐海鳳還向記者展示了此次公開的罪行調查表具體內容，其中一份調查表詳細記錄了一位名為“東波”的中國僧侶的供詞，在其的供詞中，詳細描述了日軍侵佔南京后，在南京一家木材行避難時被日軍用槍打傷，其后還目睹了日軍數起強奸等內容。在抗日戰爭勝利后，東波向調查委員會及當時的南京政府呈文表示自己願意到遠東軍事法庭上作証，並公開揭露了他所目睹的日軍暴行。
徐海鳳告訴記者，由於這2784份檔案散落在當時的民國政府各部門卷宗之中，至今該館也僅整理出830份。不過，由於其的珍貴價值，檔案館已經對檔案原件進行數字化掃描然后進行封存。相較於去年國家公祭日前夕公布的檔案，今年公布這批檔案是自上而下的有組織有目的的專項調查，重點聚焦敵人的罪行，與去年公布的國民呈報檔案相互對照、相互印証，為侵華日軍在南京犯下的罪行提供了更有力的証據。”
據悉，該檔案將從8號至12號期間在南京市檔案館的微博和微信上每天公布三份檔案，在該館的官方網站上今日已經一次性公布。
“在第二個國家公祭日即將到來之際，我館公布‘南京大屠殺案敵人罪行調查委員會’檔案，是為了緬懷慘遭日軍屠殺的30萬遇難同胞，是以檔案為証，用事實說話。人類隻有銘記歷史，才能吸取歷史教訓﹔隻有銘記歷史，才能珍視來之不易的和平與安寧﹔隻有銘記歷史，才能開創一個更加美好的未來。讓我們共同以史為鑒、勿忘國恥、珍愛和平、圓夢中華！”當記者問到這次公布檔案的意義時，王菡作了如上回答。(記者 申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