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海鵬：中國社科院學部委員、中國史學會原會長
張憲文：南京大學歷史學系榮譽資深教授
步平：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原所長、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會長
汪朝光：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副所長、研究員
榮維木：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中國抗日戰爭史學會秘書長
話題緣起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我國開展了隆重的紀念活動，學術界也進行了深入的研究。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抗日戰爭一系列重要講話，推動了抗日戰爭史研究不斷向更高更深更廣的層面拓展。今年7月30日，習近平總書記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時強調，“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研究”，闡明了抗日戰爭研究和宣傳的方向。那麼，近些年來，我國抗日戰爭研究取得哪些進展？還有哪些領域亟須深入？如何拓寬視野深入推動抗日戰爭研究？怎樣提高我國抗戰研究與書寫的話語權呢？本刊特邀請專家進行深入探討，以饗讀者。
以國家名義進行正式紀念與公祭，能使抗戰的歷史記憶長久保持喚醒狀態，這也相應地要求加強抗戰史研究，取得在二戰史研究中應有的話語權
主持人：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0周年，9月3日是中國抗戰勝利紀念日，剛剛過去的12月13日是對南京大屠殺死難者的第二個國家公祭日，國家紀念日和公祭日的設立有何意義，對推動抗日戰爭研究有何作用？
榮維木：為什麼選擇這兩天作為國家紀念日？是因為這兩個日子最大程度地濃縮了近代以來中華民族的苦難經歷和光榮經歷。而這兩種經歷都是中國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應該永遠銘記的。確立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和國家公祭日，以這樣的方式緬懷在正面戰場、敵后戰場、其他戰場為中國的解放事業英勇獻身的英烈，銘記由那些英烈事跡集合起來的中華民族的光榮經歷，對於增強民族凝聚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夢，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
步平：以國家名義進行正式紀念與公祭，可以使我們把來自個人的、村庄的歷史記憶匯總、提煉，升華為集體、國家和民族的記憶，更能使這份歷史記憶長久保持喚醒狀態，避免遺忘與麻木。而在中國與世界聯系日益密切的今天，我們還需要把國家、民族的記憶進一步升華，使之成為世界性的人類共同歷史記憶。
張海鵬：關於抗戰史書寫的話語權，過去基本只是在學術界進行，在國家層面講得不夠。今天中國經濟強大，國家實力不斷上升，在國際上的地位也不斷提高，因此，國家應該發聲。像今年紀念抗戰勝利的大閱兵，既提高了話語權，也彰顯中國在二戰中的地位和作用，同時促使國際社會各界思考我們為何這樣做，中國在二戰中究竟做了什麼，有利於他們去認識和認可中國在其中的作用，這也為提高我國抗戰史研究的國際話語權提供了堅實的基礎。
在中國崛起、民族復興的大背景下， 新世紀以來的抗戰史研究中民族戰爭的視角得到更多的關注
主持人：怎樣看待近些年來抗戰史研究的進展？
汪朝光：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前的抗戰史研究，多半建基於“人民戰爭”的概念，以敵后戰場為中心。於歷史事實而言，這確實是當年抗戰中的敵后游擊戰所走過的路。抗日戰爭的“人民戰爭”論，是強調抗日戰爭的革命意義，強調中國共產黨領導全中國人民的抗日戰爭，不僅戰勝了日本侵略者，而且隨之贏得了解放戰爭的勝利，建立了新中國。因此，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具有一氣呵成的連貫性，由中共革命建政的視角觀察，其間有機的邏輯聯系，一目了然。
以1985年抗戰勝利四十周年而發端的抗戰史研究大潮的來臨，在新時期思想解放浪潮的推動下，著眼點開始大幅度擴展，抗戰時期的正面戰場以及與正面戰場相關的諸多問題開始進入研究者的視野，諸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抗戰決策、從局部抗戰到全面抗戰、國民政府的戰時因應、正面戰場的歷次會戰、正面戰場與敵后戰場的關系、國共合作及全民族抗戰的意義、抗戰中的國際關系，等等，得到了學界的重新審視，出現了眾多研究成果。
新世紀以來的抗戰史研究，民族戰爭的視角得到更多的關注，在中國崛起、民族復興的大背景下，這是非常順理成章之事。例如，抗戰對中國現代國家建構和民族精神形成的重要意義，已然被學界所關注。日本的入侵，使千千萬萬的普通中國人，切身感受到了什麼是“國破家亡”，從而自然而然地煥發出強烈的民族情感，形成“中國不會亡”的高昂呼聲，如同法國《人道報》當年的評論所言：“許多年以來，我們英勇的中國同志所不倦地呼吁的民族精神、統一精神，在這迷途的侵略者之前，突然像一道現代的新萬裡長城似的矗立了起來。”由此出發，抗戰時期對於“中華民族是一個”的討論才有了強烈的現實意義。
張海鵬：近10年來，抗日戰爭史研究又取得了新進展。其中，《中國抗日戰爭史》著眼於14年抗戰，敘述6年局部抗戰和8年全面抗戰的歷史進程，展示了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的中流砥柱作用，反映了中國各黨派、各民族、各階層、各團體同仇敵愾、共赴國難的壯麗史詩，對抗日戰爭史研究中一些重點難點問題作了新的探討。這本書的貢獻是提出了14年抗戰的概念，強調了中國抗日戰場是世界反法西斯戰爭的東方主戰場。強調14年抗戰是有重要意義的，有利於把日本對華侵略聯系起來考察，說明隨著九一八事變日本開始侵略中國，中國的抗戰就開始了，局部抗戰也是抗戰。當然也應認識到，1937年七七事變前后中國抗戰的形勢是完全不一樣的，或者說是有本質區別的。區別在哪裡？就在1937年七七事變后的全面抗戰，是在國共兩黨取得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共識后在國家層面形成的抗戰，是中華民族動員起來的全民族的抗戰，是正面戰場和敵后戰場做戰略配合的抗戰。
日本侵華的罪行以及所造成的社會影響的史料匱乏，還需深入發掘和研究
主持人：近些年來，您長期關注南京大屠殺以及抗戰史的史料收集與研究工作，如您主編的《南京大屠殺史料集》、《南京大屠殺全史》等，被認為是世界上關於南京大屠殺最翔實的史料集。在抗戰史史料方面，您覺得還有哪些方面需要加強？
張憲文：當前，日本國內右翼勢力十分猖獗，不斷否認侵略戰爭的性質，否認侵華罪行，否認南京大屠殺事實。在這種形勢下，加強日本侵華罪行歷史的研究，揭露其真實面貌，顯得日益緊迫。然而，我們的研究工作遠遠跟不上形勢的需要。其中有些罪行史的研究，史料匱乏，研究力量十分薄弱，有關部門應該引起關注。
多年來，我們十分重視抗日軍事史的研究，但是，對日本侵華給中國造成的嚴重危害及后果關注不夠。事實上，日本侵華戰爭造成了中國社會的大變動，導致了中國現代化事業的嚴重挫折，影響了中國歷史的發展進程。譬如：日本侵華造成了中國社會人口的巨大變化。其一是大規模戰爭、遍及各地的自然災害和不斷爆發的各種嚴重瘟疫，造成中國人口大量的非正常死亡，這給中國社會的發展帶來嚴重危害; 其二，在一般情況下，國家人口的自然流動是正常現象，然而日本侵華戰爭卻造成中國人口大規模非正常的被動遷徙。1937年日本發動全面侵華戰爭后，廣大沿海地區各省人口向內地尤其是西南地區大規模流動，造成了深遠的影響，帶來種種嚴重的社會問題。
日本在侵華戰爭期間，大量掠奪中國的經濟財富和文化財產，使中國經濟蒙受嚴重損失和破壞。人民的生活無法安居樂業，各種災難不斷降臨，廣大的中國民眾生活在極度的不安和恐慌之中。影響最為深遠的是日本侵華導致中國人民思想分化、人格變形，形成了不同的思想觀念。形形色色的思想，侵蝕著中國人民，不斷地改變著優秀的中華文明。
日本侵華帶來的中國社會大變動，雖然也促進了中國的民族大團結，增強了全國人民的凝聚力，但是中國也面臨著一個危險的境地。我們必須大量收集這方面的史料，加強這方面的研究，使中國人民更加認清日本侵華給中國造成的危害。
就宏觀而論，未來的抗戰史研究至少在現代化和國際化兩個方面亟待深入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在強調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研究時指出，要按照“總體研究要深、專題研究要細”的原則，確定研究重點和主攻方向。那麼，您認為從宏觀來看，抗戰史還有哪些重要方面需要深入研究？
汪朝光：作為一門新興的學科，抗戰史研究有待發展的空間仍然十分廣闊，研究空白及研究中的不足之處仍然很多。如果就宏觀而論，未來的抗戰史研究至少在兩個方面亟待深入。一是現代化視角的戰爭觀察。中國的抗戰，確實打得非常艱難，甚至於在八年的全面戰爭中，中國軍隊雖然付出了巨大的犧牲，但仍然沒能守住一個想守住的大中城市（上海堅守了三個月，衡陽堅守四十七天，長沙四次會戰最終仍然失守），與蘇軍在蘇德戰場堅守莫斯科、列寧格勒、斯大林格勒的成功范例形成鮮明的對比。為什麼？為什麼中國軍隊在上海以德式裝備的最精銳的一個集團軍（三個師）的壓倒性數量優勢主動發起進攻，仍然不能殲滅為數遠少於己的日本海軍陸戰隊？撇開其他因素不論，其間反映出的，其實是中日兩國當時巨大的全方位的現代化水准差異。須知，在中日兩國全面戰爭爆發的1937年，中國全年的鋼產量不過數萬噸，而日本的產量則幾乎百倍於中國，建基於此，中國也無法形成可以抗衡日本裝備的本國獨立的軍事工業體系。更不必說，現代化是綜合性水准的考量，以抗戰時期最為后方民眾所詬病的被強迫“抓壯丁”式的征兵制為例，也不過是現代化程度低下的某種反映而已。很難想象，一個連正常的人口普查和戶籍制度都沒能建立的國家，能夠建立現代的征兵制度。因此，有關這場戰爭研究的現代化視角便顯得十分重要，隻有對此有透徹的研究，我們才能理解這場戰爭的多重面相。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戰爭觀察角度，是國際化的視角。中國的抗日戰爭，自始便不僅是中日兩國間的戰爭，而與遠東國際關系及相關各大國的博弈有千絲萬縷的糾葛，戰爭的進程既受到國際形勢和國際關系的強烈影響，又以自身的力量影響著國際形勢和國際關系的發展變化。1941年12月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卷入戰爭，蔣介石認為，“抗戰政略之成就已達於極點”。然而，美國的參戰固然使蔣介石從此不再擔心單獨對日抗戰的種種艱辛，但也使蔣介石在對美關系中因美國的強勢而不時處在被動地位，直至發展到美蘇協調訂立“雅爾塔密約”，嚴重傷害到中國的主權。如果我們對國際關系和大國博弈沒有深入的了解，就不能對中國戰時外交的得失有充分的評判。再者，對於中國在戰爭中的對手——日本，現有的研究仍然比較欠缺，僅從現有研究中較少引用日文資料的現狀，我們便可知在這方面能做的事其實還有很多。
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拓寬中日歷史學術研究的對話空間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在一系列關於加強抗日戰爭研究的講話中強調，深入開展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研究，必須堅持正確歷史觀，讓歷史說話，用史實發言。用“被害”置換“加害”，以“定量”否決“定性”，是近年來一些日本學者在研究中日戰爭史時的慣用套路。在中國抗戰史的學術研究中，怎樣認識史料與歷史真實之間的關系？
榮維木：如何處理史料與歷史真實的關系，我用一個例子說明一下。我參加過中日兩國政府主導下的中日共同歷史研究，在共同研究中我有一個比較深刻的體會，那就是中國學者的研究方法傾向於歷史定性，日本學者傾向於史實考証。這就有了如何處理史實與真實的關系問題。舉個例子，在討論中，日本學者提出，在史料中根本找不出日本戰時實行“三光政策”的命令文件，倒是有糾正“三光”的命令文件。我發表意見說，這種看法是史實，卻不是真實。真實情況是，正是由於日軍普遍地實施了“三光”，於是才有了“糾正”的命令。類似的情況，在討論南京大屠殺事件的時候也出現過。由此可見，從史實中看到真實是十分重要的。但是，在強調真實的時候，卻特別要嚴謹地描述史實，這是因為，你說了100件史實，其中99件是確鑿的，隻有一件不確鑿，那麼確鑿的史實也會受到懷疑。
步平：歷史學者重視的是歷史史料與歷史事實，這是歷史學的學術原則使然。但是，來自不同國家的學者由於學術環境不同，學術經歷各異，學術背景也有相當差別，首先是對歷史資料的掌握與把握方面存在差異，即使是面對同樣的史料，是否需要辨誤，用什麼樣的方式分析，表現在思維邏輯、研究方法等方面也存在差別。所以，學術研究層面存在差異和分歧是絕對的，一致性則是相對的。中日兩國學者之所以能夠對話和進行共同研究，前提是能夠就譴責導致兩國間對立和造成民眾災難的侵略戰爭達成一致認識。學術認識的差異，應當在共同研究和相互了解、相互理解的過程中逐步縮小，所以應當提倡歷史認識的跨越國境。
中國的抗戰史研究已經進入國際大視野，應走出歷史悲情，擴展視野，建立跨越國境的歷史視角
主持人：近年來，中國抗日戰爭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與作用受到國外學者越來越多的關注，怎樣看待這一情況？
步平：中國艱苦卓絕的抗日戰爭，長期未納入美、英、蘇等大國的視野。戰爭結束后，由於冷戰局面的形成以及中國自身的一些原因，國際社會對中國抗戰的評價仍有弱化和矮化的傾向。隨著近年來中國經濟社會的高速發展和在世界上的影響日益擴大，中國抗日戰爭對國際社會的貢獻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的地位與作用的話題開始活躍起來，有越來越多的外國歷史學者關注中國抗戰的重大歷史貢獻，向國際社會客觀介紹中國抗戰的真實面貌，呼吁正確評價中國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與作用。究其原因，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中國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國際地位有了明顯的提高。可見，把抗戰放在戰后大的國際環境中進行思考，特別是結合抗戰勝利后的中華民族的復興與中國的和平崛起，才能夠對中國抗日戰爭的國際意義與國際貢獻有更深刻的理解。
張海鵬：目前，一些西方學者開始把眼光轉向中國和中國的抗戰史，轉向東方主戰場。英國牛津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拉納·米特寫了《中國，被遺忘的盟友：西方人眼中的抗日戰爭全史》，正視中國在二戰中發揮的作用。國際歷史學會秘書長、法國巴黎第一大學歷史系教授羅伯特·弗蘭克也組織歐洲有關學者寫了一部二戰的歷史書，主張把1937年“盧溝橋事變”作為二戰的起點。這說明，從歷史研究的角度，西方學者正在轉變他們的觀點，開始把眼光轉向中國，開始承認中國戰場作為二戰的東方主戰場的地位。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強調要推動國際社會正確認識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那麼，在加強抗戰研究的國際學術交流中，我們應該注意哪些問題？
步平：習近平總書記事實上是提出了讓中國的抗戰歷史認識成為國際社會共同話語的命題。這一命題與近年來中國提倡的建設“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有十分密切的關系。作為外交新戰略，“命運共同體”意味著相關國家與人民建立休戚與共的意識，以開放包容、合作共贏的心態謀求共同發展，以求同存異的原則，通過對話與協調，解決認識的差異和增強凝聚力。而作為歷史認識，則要考慮在國際格局深刻變化，利益日益多元的國際背景下，加強國際學術交流，讓中國的抗戰歷史認識成為國際社會共同話語，既對錯誤的歷史認識加以批判，也要調整我們自身的歷史認識，建立跨越國境的歷史視角，以此構建國際公平公正的新秩序。
在民族自尊心和民族自豪感空前增強的背景下，抗日戰爭史研究也需要注意狹隘民族主義意識的問題。近代中國在抗擊列強侵略與壓迫的斗爭中產生的民族悲情意識是發憤圖強，振興中華的動力，但也是導致“弱國心態”產生的原因。抗戰勝利前后的國民政府及蔣介石在辦理外交的時候，往往有一些與大國地位並不相稱的舉動，那是缺乏大國自信的表現。今天的中國完全擺脫了近代以來的被動局面，昔日的弱國形象已經一去不復返，理性和平、積極向上的國民心態正在形成。因此，抗日戰爭史學術研究也要適應時代的變化，走出歷史悲情，擴展視野，關注作為大國和建設強國的國際責任與義務。
“我們的抗戰研究還遠遠不夠，要繼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
主持人：習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我們的抗戰研究還遠遠不夠，要繼續進行深入系統的研究。如何進行深入系統的抗戰研究，您有什麼建議？
張海鵬：一是加強領導，協調全國科研系統、高校、黨史部門和民間力量，協調海峽兩岸的力量，制定抗日戰爭研究科研規劃，提出工作目標，給予經費支持，分工合作、扎扎實實進行嚴謹的學術研究工作，撰寫出版一系列體現科學歷史觀的學術著作。
二是廣泛、深入、全面搜集抗日戰爭史料，包括從相關國家公私檔案館、圖書館搜集涉及中國抗戰以及中國國際關系的檔案、日記、書信、公私文書、照片以及影視作品和各種專門著作，分門別類編輯相關專題的文獻史料，切實打好研究基礎，尊重歷史，用歷史事實說話，使研究著作建立在可靠可信的史料基礎上，成為科學的歷史學著作。
三是切實貫徹《中華人民共和國檔案法》，國家和地方各級各類檔案館努力為抗日戰爭研究者搜集史料提供最大方便。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建立抗戰史料文獻中心，建立互聯網數據庫，方便學者研究。
四是在涉及抗日戰爭史的一些關鍵問題上開展深入研究，如：日本侵華史、日本戰爭策源地研究﹔抗戰時期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形成史研究﹔中國共產黨在抗日戰爭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研究﹔正面戰場、敵后戰場的戰略配合作用研究﹔抗日戰爭中中華民族的空前大覺醒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的人心向背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文化戰線及文化思想的轉變研究﹔抗日戰爭時期中國國際關系特別是與同盟國的關系研究﹔等等。所有這些研究項目都應建立在大量利用、分析史料的基礎上，產生的史學著作應經得起質疑，具有長久生命力。
五是積極建立抗日戰爭史研究的國際網絡，廣泛開展國際學術交流，加強中國抗日戰爭史的國際學術研討，努力擴大中國學者研究抗日戰爭的國際話語權，爭取產生國際學者共同參與的大部頭中國抗日戰爭史、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史著作。
（主持人：黃月平）
閱讀延伸
多元視角下的中國抗戰史研究
《中國近代通史（第九卷）——抗日戰爭（1937-1945）》
張海鵬主編，王建朗、曾景忠著，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
《中國近代通史》是近年大陸出版的最具權威性的近代通史著作之一，吸取了此前海內外抗日戰爭史研究有關著述之所長，論述清楚，持論公允，行文流暢，在軍事史和外交史方面，尤有獨見。
《抗戰與戰后中國》
楊天石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出版
本書主要闡述抗戰時期國民黨的對內、對外政策和戰后中國的政治、軍事局勢。該書以1937年的淞滬、南京之戰為重點，考察中國軍隊對日本侵略者的奮力抵抗與不幸失敗和國民黨人與日本的“秘密談判”。作者曾遍訪海內外各相關檔案館，仔細收集和研讀日本政府和國民黨方面解密檔案，澄清疑點，將這些隱秘難知的史實揭示於世，參與談判的當事人的內心動機也從而顯現。
《戰前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
[日]堀幸雄著，熊達雲譯,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出版
戰爭之前的日本，從大正民主轉入軍國主義，國家主義登頂而國家跌入深淵。一個國家如何從民主轉為軍國？溫水是如何煮青蛙的？《戰前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有著較為全面的梳理。
《國家記憶——美國國家檔案館收藏中緬印戰場影像》
章東磐主編，山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章東磐聯手晏歡等多位中美民間學者，在美國國家檔案館對所有中國遠征軍及在華盟軍的影像資料進行整理，從數萬張影像資料中，精選最具震撼力和代表意義的500張歷史圖片，匯集成書，其中95%以上都是首次公開。其中附帶的光盤刻錄了珍貴的戰爭錄像。該書通過一件件珍貴檔案，向人們講述了中國遠征軍的故事，帶領人們回到戰火紛飛的年代，找尋真實、客觀的抗戰記憶。
《兵火：由日軍影像資料看中國抗日戰爭》
樊建川編著，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出版
作者是大陸地區著名的抗戰文物史料個人收藏、研究專家。該書選取的400多張照片，幾乎都是來自侵華日軍內部發行的畫報。作者以圖片為主，配以文字說明，力圖再現日軍在侵華戰爭中對中國進行大規模領土侵略、文化侵略、燒殺搶掠和資源掠奪的真實片段。
《中國不會亡——抗日特工絕殺行動紀實》
薩蘇著，九州出版社出版
此書多從日本史料，從“敵人的眼睛”裡，發掘中國抗日特工鮮為人知的史實，以生動細節展現了抗戰時期敵后諜戰，包括十幾起追殺日偽行動的過程。全書文筆生動、流暢，作為非專業歷史工作者，不隨意編造故事，頗值一讀。劉雲 郭揚 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