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7月5日，位於巴黎東南100多公裡處的蒙達尼一掃連續的陰霾，天空亮光乍現，太陽似乎就要綻開燦爛的笑臉。
這一天，在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友分別從克魯鄒、聖伯尼、勒哈佛爾、楓丹白露等做工和學習的地方到達蒙達尼公學，召開會議。會上，大家就新民學會的方針，即“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問題進行了熱烈的討論，而且發生了嚴重的意見分歧，蔡和森成立共產黨的主張未獲通過，持另外一種意見的蕭子昇則主張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這兩種截然相反的意見，各自擁有一部分支持者，誰都沒有形成壓倒對方的優勢。因此，會議決定，寫信給國內的毛澤東，請他來評判選擇。由是，蔡和森將自己的建黨思想和主張先后寫信告訴了國內的毛澤東和陳獨秀，以期引起他們的共鳴。毛澤東和陳獨秀也分別就蔡和森的來信給出了肯定的回復。在相隔於大洋彼岸的兩片古老的大地上，3位最卓越的中國共產黨早期代表人物跨越了寬廣的大洋，碰撞出了影響中國近現代史進程的思想驚雷，閃耀出了光彩奪目的思想之火，照亮了黑暗中國前進的方向，為生活在暗夜裡的四萬萬苦難同胞勾畫出了一幅藍圖。
“先要組織黨——共產黨”
蒙達尼會議上嚴重的意見分歧，使蔡和森意識到，新民學會的組織形式和會友的主義信仰，已難以適應中國革命形勢發展迫切需要的革命政黨的要求，“照舊組織革命機關是不中用的”，在學會之外，必須要以會友為基礎在會外另行建立黨的組織。
恰逢此時，蔡和森獲得了一個消息，覺得這是中國組織成立共產黨的好機會。
蒙達尼會議后不久，1920年7月，30多個國家在莫斯科召開了萬國共產黨會議。蔡和森從法文報紙上獲悉后，十分興奮，認定蘇聯一定會派人到中國幫助成立共產黨。
在急切的建黨心情的驅使下，8月13日，蔡和森立即動筆給毛澤東寫下了第一封討論關於他的建黨主張的信。這封寄自法國的越洋信函，因為記錄了中國革命道路上最早明確要將黨的名稱定為“中國共產黨”的文字，注定了它會在中國近現代革命斗爭史上留下耀眼的位置。
蔡和森這封寫給毛澤東的信，共有2700余字。毛澤東在編輯《新民學會會員通信集》時，將它加了一個“給毛澤東信——社會主義討論，主張無產階級專政”的標題。
在信中，蔡和森稱毛澤東為“潤之兄”。他首先從闡明共產黨性質的角度入手，強調指出了建立中國共產黨是中國革命的迫切需要，是近代中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必然結果。他說：“我近對各種主義綜合審締，覺得社會主義真為改造世界對症之方。中國也不能外此。社會主義必要方法：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所以我對於中國將來的改造，以為完全適用於社會主義的原理和方法。”他認為，既要革命，就要有一個無產階級政黨來領導。隨后，蔡和森旗幟鮮明地提出了建黨主張，明確將黨的名稱定為“共產黨”。他指出：搞無產階級革命運動有“四種利器”：黨、工團、合作社、蘇維埃。而在這“四種利器”中“先要組織黨——共產黨，因為他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以中國現在的情形看來，須先組織他，然后工團、合作社，才能發生有力的組織。革命運動、勞動運動，才有神經中樞”。在信中，蔡和森還熱切地希望毛澤東：“我願你做俄國的十月革命。這種預言，我自信有九分對，因此你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准備。”信的末尾落款為“彬”，因為蔡和森曾用學名蔡彬。
因當時交通條件的制約，中法之間的郵路並不是很通暢。蔡和森這封閃耀著炫目思想火花的信件，跨越重洋，輾轉數月，一直到1920年11月才送到毛澤東手中。
接到信后，經過深思熟慮，12月1日，毛澤東給蔡和森寫了一封長達4000字的回信，表明了自己接受馬克思主義，走俄國十月革命道路的理想。在信中，毛澤東反對了蕭子昇的無政府主義的態度，不同意蕭子昇等所主張的溫和的革命——以教育為工具的革命，對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國式的方法，組織共產黨，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
因為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堅定信仰，毛蔡二人的第一封關於建黨思想的討論通信就獲得了彼此高度的共鳴。在未來兩人並肩探索救國救民的革命道路上，這次的思想共鳴，僅僅也還只是探索這條艱苦的革命道路剛剛彈奏的一段序曲，從這段序曲出發，蔡和森終於成為了中國共產黨早期杰出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宣傳家。
從蔡和森的信中可以看出，留學歐洲的蔡和森對馬克思主義的學習、傳播，不僅僅是停留在對書本的研讀上，而是研以致用，將它作為“改造中國與世界”的思想武器，明確地回答了建立一個什麼樣的無產階級政黨和怎樣建黨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論問題。這些關於中國建黨的光輝思想論述，即使在今天看來，依然閃耀著穿透歷史迷霧的光芒，正如當代有研究者指出的：“中國先進分子傳播馬克思主義的一個明顯特點，是他們傳播的主要目的不是單純為探求學理，不是玩弄新的辭藻，而是為了正確認識社會發展的規律，認識資本主義制度的本質，為擔負起改造中國的歷史使命在尋求和掌握革命的科學理論。”
“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
給毛澤東寄出了第一封關於建黨的信之后，憑著驚人的毅力和強烈的建黨熱情，通過對歐洲各國共產黨特別是對俄國共產黨發展的考察，蔡和森進一步堅定了自己的建黨信念。雖然還沒有等到好友毛澤東的回信，甚至還無法知道毛澤東對他建黨主張的態度，蔡和森無法抑制內心的激動，又迫不及待地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信。
1920年9月16日，蔡和森給毛澤東寫了一封長達6000余字的長信，說上次寄的信的大要系主張馬克思主義及俄式革命，而注重於組織共產黨。這次趁蕭子昇歸國，帶去此信，再陳其略。
之后不久，絕不輕易放棄自己主張的蔡和森找到即將啟程回國的蕭子昇，除了繼續說服蕭子昇同意他的建黨主張外，還委托蕭子昇把這封長信當面交給毛澤東。
1920年12月底，蕭子昇回到中國，把長信當面交給了毛澤東。毛澤東在后來編輯《新民學會通信集》第三集時，把這封信加了一個“共產黨之重要討論”的標題。
在信中，蔡和森非常重視黨的指導思想問題，從理論上、從認識論的分析入手探討了“共產黨的哲學依據”——唯物史觀。他明確表示“馬克思主義的唯物觀，顯然為無產階級的思想”，繼而闡述了唯物史觀的基本原理：在客觀世界中物質是第一性的，起決定作用，精神是第二性的，處於被決定的地位，即物質決定意識，意識反作用於物質。鑒於唯物史觀的革命性和科學性，蔡和森認為它的出現是“思想史上一樁大喜事”，使無產階級有了自己強有力的精神武器。
蔡和森強調了黨在領導人民“把中產階級那架機器打破（國會政府），而建設無產階級那架機器——蘇維埃”后，必須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他深刻地指出：“不懂的人以為無產階級專政是以暴易暴的，不知列寧及萬國共產黨已再三宣言，專政是由資本主義變到共產主義過渡時代一個必不可少的辦法。等到共產主義的社會組織、世界組成完成了，階級沒有了，於是政權與國家一律取消。”
為此，蔡和森尖銳地批判了那些反對暴力革命和反對實行無產階級專政的形形色色的資產階級改良主義者、無政府主義者，特別是“修正派、改良派的考茨基、伯輪斯丁”等，認為他們主張的“分離經濟與政治，教工人專去做經濟運動，做保護職業的運動”，會使工人階級“永遠生息於資本家剝削政治之下”。因此，“我以為非組織與俄一致的（原理方法都一致）的共產黨，否則民眾運動、勞動運動、改造運動皆不會有力，不會徹底”。
關於怎樣建黨的問題，蔡和森在信中也闡明了建立共產黨的主要辦法和步驟。首先，他介紹了列寧的建黨原則和俄國布爾什維克的建黨經驗，強調指出，一定要“嚴格物色確實的黨員”，“烏合之眾不行，離開工業界不行，中產階級文化運動者不行（除非他變）”。這些人應確信馬克思主義，堅信共產主義，“不能確信主義及遵守的除名”。為了建設一個強有力的組織，蔡和森強調要實行民主集中制和要有嚴格的紀律。他說：“黨的組織為極集權的組織，黨的紀律為鐵的紀律，必如此才能養出少數極覺悟極有組織的分子，適應戰爭時代及擔負偌大的改造事業。”
最后，關於組建黨的步驟問題，他認為應該“結合極有此種了解及主張的人，組織一個研究宣傳的團體及出版物”加以深入的宣傳和組織，“嚴格地物色確實黨員，分布各職業機關，工廠、農場、議會等處”。提出“現在就要准備”，可“潛在從事”。待各方面條件成熟，“然后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
至此，蔡和森已經完全確立了唯物史觀，成為了一名真正的信仰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的思想家和傳播者。一旦把唯物史觀變成了革命工作的思想武器，蔡和森的精神世界變得如此的遼遠和深邃，雖然身處法國，但是他的根還深深地扎根在中國的土壤裡。盡管他當時尚未與共產國際發生聯系，滿懷一腔報國熱情的蔡和森，卻憑他對馬列主義理論的深刻理解和對國際國內情況的獨到分析，無比清醒而准確地對中國革命的諸多問題發表了正確而精辟的見解，這奠定了蔡和森在建黨初期的卓越貢獻和獨特地位。
蔡和森充滿激情的來信，讓當時同樣滿懷報國熱情的毛澤東產生了強烈共鳴。1921年1月21日，在長沙城南，毛澤東熱情回復：“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在信的末尾，毛澤東告訴蔡和森：“黨一層，陳仲甫先生等已在進行組織。出版物一層上海出的《共產黨》，你處諒可得到，頗不愧‘旗幟鮮明’四字（宣言即仲甫所為）。詳情后報。”
“這個蔡和森，簡直就是位馬克思主義青年理論家”
得知陳獨秀正在國內建黨的消息，遠在法國的蔡和森感到非常的振奮。陳獨秀是當時公認的中國第一批馬克思主義者，也是國內第一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始人。在此之前，雖然陳蔡二人從未見過面，但是共同的信仰，使蔡和森對陳獨秀心儀已久。
1921年2月21日，蔡和森提筆給陳獨秀寫信，討論馬克思學說與無產階級、社會主義問題，以“極端馬克思派”的態度，批評資產階級改良主義，提出中國社會改造的具體步驟和社會主義建設等問題。
在信中，蔡和森分析了社會革命之所以不會發生於資本集中、工業極盛、殖民地極富的英、美、法，而發生於殖民地極少、工業落后的農業國俄羅斯的原因，斷言中國“恐怕免不了社會革命的運命”“革命之爆發乃是必然的趨勢，也如自然力的雷電之必然一樣，行所必然”。
蔡和森還提出，在中國雖然革命是必然的，但是革命前要“做一個大大的經濟變化運動”，運動的第一步是公然起來向政府要求“生存權”和“勞動權”，迫令政府即向五國銀團大借實業外債﹔第二步要求監督實業借款的用途﹔第三步要求產業和政治管理權。他說：“我深以為上列3個具體步驟，為中國社會運動、社會改造的不二法門。”
蔡和森認為“階級戰爭是階級社會必然的結果，階級專政又是階級戰爭必然的結果”。他列舉了資產階級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的大不同點，認為“中產階級專政是永久的目的﹔無產階級專政是暫時必然的手段，其目的是在取消階級。無產階級不專政，則不能使中產階級夷而與無產階級為伍，同為一個權利義務平等的階級，即不能取消階級﹔不能取消階級，世界永不能和平大同”。
在信末尾，蔡和森誠懇地提出：“請先生指正，並請交換意見。”並表示“甚想以我讀書閱報之所得，做一種有系統、有主張、極鮮明強固的文化運動。意欲擇言論機關之同趣者發表之”。
1921年9月中旬，陳獨秀辭去廣東政府教育委員會委員長返回上海，終於看到了蔡和森發自蒙達尼的信件。讀了蔡和森的信后，陳獨秀對蔡和森的思想主張很重視。據張國燾回憶，陳獨秀把蔡和森的來信拿去給張國燾等人看，說：“這個蔡和森，簡直就是位馬克思主義青年理論家。”張國燾等人看了后，都贊成陳獨秀的看法。
陳獨秀回信肯定了蔡和森所謂“綜合革命說與進化說”是馬克思主義的精髓，乃針對國內對於馬克思主義的懷疑，對於糾正人們對馬克思主義誤解具有積極意義，並表示“很盼望贊成或反對馬克思主義的人加以詳細的討論”。
不僅如此，陳獨秀還把蔡和森的來信和他自己的回復，冠以“馬克思學說與中國無產階級”的醒目標題，發表在1921年《新青年》第9卷第4號上。其重大意義自不待言。在法國，蔡和森連續致信毛澤東和陳獨秀，提出了系統的建黨思想和建黨原則，字字爍金，不愧為中國系統宣傳列寧建黨學說的第一人，在中國最黑暗的時代喊出了救國的最強音，為中國共產黨的創建奠定了思想和理論基礎，因此，被學界譽為“建黨問題的鴻篇巨著，是中國共產黨誕生的‘催化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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