魯迅1927年9月25日致台靜農信中，有五段文字涉及到諾貝爾獎金。關鍵的幾句話是：“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請你轉致半農先生，我感謝他的好意，為我，為中國。但我很抱歉，我不願如此。諾貝爾賞金，梁啟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從上述引文來看，劉半農曾提議魯迅參評諾貝爾獎。魯迅謝絕了這一好意，既出於自謙（“我不配”），也出於自勵（“倘這事成功而從此不再動筆，對不起人﹔倘再寫，也許變了翰林文字，一無可觀了。”）。
劉半農是中國人，並不是諾貝爾獎的評委。那麼，究竟是誰提名魯迅為諾貝爾獎的候選人呢？
魏建功的回憶
對於魯迅被提名的問題，1981年版《魯迅全集》注釋是這樣說明的：“1927年瑞典探測家斯文海定來中國考察時，曾與劉半農商定，擬提名魯迅為諾貝爾獎金候選人，由劉半農托台靜農寫信探詢魯迅意見。”這就是說，提名者是斯文海定（通譯為斯文·赫定，SvenHedin）和劉半農，轉達者為台靜農。
《魯迅全集》這條注釋的依據是魏建功的一篇回憶錄《憶三十年代的魯迅先生》：
“劉半農托付靜農這件事，我還在場。這一件事情的發動是由於瑞典人斯文赫定的關系。斯文赫定名義上是個瑞典地理學家，實際上是在我國大西北做偵探工作為帝國主義服務的‘學者’。他曾經在新疆一帶單獨地進行過若干次的旅行﹔就在一九二六、二七的當兒，他又通過瑞典公使向北京政府交涉，要做飛渡蒙古新疆沙漠地區的‘科學考查旅行’。
那時國內正是大革命前夕，北京政府是保護不了本國主權的。斯文赫定的要求被留在北京的大學方面以及其它方面的文化人士聽到了，就向當時政府表示了意見：要作科學考查旅行必須有中國學者參加，否則不能允許他的要求。
這樣就成立了一個‘西北科學考查團’，北京大學的教授們是對斯文赫定談判的負責中心，擔任著常務工作的就是劉半農教授。這個團的組織情形不需要絮說，隻要讀斯文赫定自著的《長征記》就可以看出他是怎麼改變態度接納中國學者參加的了。這斯文赫定是用陰謀手腕的老手，拿瑞典諾貝爾獎金的華冕來取悅中國學者是一份現成的人情，劉半農向先生動議就是斯文赫定給他談后的事。
這一段經過回想起來，魯迅先生的回信不僅僅表示自己的謙虛，實在還嚴正而又堅決地拒絕了帝國主義分子斯文赫定的‘誘惑’。”（原載《文藝報》1956年19號）
魏建功是台靜農的好友，又跟劉半農熟識。作為親見親聞者，他的回憶自然具有一定的史料價值，特別是斯文·赫定與劉半農的關系，他的這篇回憶講得最清楚。
台靜農的回憶
1989年秋，我有幸在台北拜訪了時年87歲的台靜農先生。台先生精神矍鑠，談興頗濃。他回憶說：
“1927年9月中旬，魏建功先生在北京中山公園舉行訂婚宴，北大同人劉半農、錢玄同等都前往祝賀。席間半農把我叫出去，說在北大任教的瑞典人斯文·赫定是諾貝爾獎金的評委之一，他想為中國作家爭取一個名額。當時有人積極為梁啟超活動，半農以為不妥，他覺得魯迅才是理想的候選人。
但是，半農先生快人快語，口無遮攔，他怕碰魯迅的釘子，便囑我出面函商，如果魯迅同意，則立即著手進行參加評選的准備———比如將參評作品譯成英文，准備推薦材料之類，結果魯迅回信謝絕，下一步的工作便沒有進行。”
作為魯迅這封書簡的受信人，台靜農的回憶當然具有權威性，特別是說清了以下三點：一、斯文·赫定隻想為中國作家爭取一個名額，並沒有涉及具體人選。二、建議魯迅參評是劉半農個人的意思，正如同另外一些人建議梁啟超參評一樣。三、劉半農怕碰魯迅的釘子，便囑台靜農出面函詢。
馬悅然的講稿
2002年6月下旬，我去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訪學。有天得閑，到該校東亞圖書館的閱覽室翻閱開架報刊，無意中讀到瑞典學院院士、諾貝爾文學獎評委馬悅然的一篇講稿《瑞典學院和諾貝爾文學獎》。文章提供了“魯迅參評諾貝爾獎”的新資料：
“瑞典學院從來不征詢任何候選人的意見，他是否願意接受文學獎。作為瑞典學院院士的斯文赫定，1924年從北京給我尊敬的老師高本漢寫過一封信，請他推薦一位合適的候選人。
在回信中，高本漢提及中國前些年發生的社會與政治變動，然后討論了一些學者如梁啟超、章太炎和胡適在其中扮演的角色。當談及這些學者在他們中國本土背景的重要性的時候，高本漢非常懷疑西方人會欣賞他們的著作。他補充說，就他看來，中國還沒有產生任何卓越的作家。
高本漢的信寫於1924年的12月。他在那個時候還沒有讀過1923年魯迅發表的《吶喊》或聞一多同年發表的《紅燭》一類作品。
高本漢的信中還說他要給正在法國的一位年輕的北京大學的教授寫一封信，問他能不能推薦一位優秀的中國作家。那位年輕的教授就是劉半農。他不僅是新文化運動的主要領袖，也是一個有天才的詩人。他於1920年2月20日在倫敦寫的散文詩《餓》，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最優秀的散文詩之一。
可惜劉半農先生給高本漢寫的回信遺失了。可是劉半農沒有忘記高本漢委托他的事。”（香港《時報月刊》，2001年2月號）
馬悅然的文章再次証明，無論是斯文·赫定或高本漢，他們誰都沒有提名魯迅作為諾貝爾獎金的候選人。提名魯迅的是劉半農，他之所以推薦魯迅系受瑞典著名漢學家高本漢之托。
與諾貝爾獎擦肩而過的中國作家
魯迅不是諾貝爾獎的正式候選人，這絲毫不影響他在中外文壇的崇高地位。
諾貝爾希望把文學獎頒發給“在文學界寫出具有理想傾向的、最出色作品的作家”。但人類在不同歷史階段有不同的“理想傾向”，同一歷史階段不同人對理想的價值判斷也各不相同，所以對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的評價必然見仁見智。
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品因為沒有及時譯為外文，大多不能被外國讀者了解，隻有老舍在上個世紀60年代曾被幾位法國漢學家提名為諾貝爾文學獎候選人，隻有沈從文於1987年真正進入了候選人的終審名單。由於諾貝爾獎不授予已故人士，而沈從文於1988年去世，因而最終未能得到當年的文學獎。
至於魯迅，馬悅然說：“我自己認為魯迅先生的《吶喊》和《彷徨》是具有非常強的創造性的作品。如果20年代有人把這兩部短篇小說集譯成外文，魯迅肯定會被推薦為候選人，也許還會獲獎。”（陳漱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