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雷剛
從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建立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章漢夫擔任外交部副部長和常務副部長共17年。在這17年中，章漢夫作為兩任外交部長，是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主要助手，他忠實地、不折不扣地執行中央各項政策方針，為新中國的外交事業做出了卓有成效的貢獻，是新中國外交事業的奠基者。
章漢夫
解放前從事的涉外工作和主編報刊的經歷
章漢夫通曉英文和俄文，為其后來從事外交工作奠定了語言和文化基礎。1935年至1937年，章漢夫在上海地下“文委”工作期間，曾在《讀書生活》《世界知識》等刊物上發表了大量的國際述評和政論。特別引人注意的有《中國與美國》和《美國的對華政策》兩篇文章，文章用大量的事實和數字論証了美國的政策中心就是維護自己的侵略利益和進一步侵略的可能。1945年，章漢夫還隨董必武出席在美國舊金山召開的聯合國成立大會，在會上出任翻譯，編寫了用英文寫成的小冊子《中國解放區實錄》。章漢夫在聯合國大會上的表現曾給著名外交家顧維鈞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在回憶錄裡這樣寫道：“董必武挑選了一個很好的秘書章漢夫。他也是共產黨的一個杰出人物，為人善良而謙虛，不引人注意，但很能干。”
解放戰爭時期，隨著革命戰爭的節節勝利，章漢夫於1949年1 月先到天津作為調研組長，對帝國主義在天津的財產問題進行深入調查，重點調查開灤煤礦外國資產的情況，寫成了調查報告書。報告書對新中國成立后如何清理帝國主義在華特權和財產這一復雜的涉外問題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章漢夫在解放前所從事的這些工作，為后來在上海僑務處工作和出任外交部常務副部長時開展對外交涉工作提供了實踐經驗，為解放后的外交生涯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新中國成立前，章漢夫先后擔任過中共廣東省委書記、中共江蘇省委書記、中共上海工委書記、中共香港工委書記等，他還參與和主編《新華日報》與《群眾》周刊。在這兩份報刊物的編輯、出版和發行工作中所建立的歷史功績，是他參與和領導無產階級新聞工作的重要開端。1939年至1945 年，章漢夫曾在武漢、重慶《新華日報》社任新聞編輯部主任、副總編輯、總編輯等職，在周恩來的直接領導下做了大量的工作。解放戰爭時期，章漢夫負責在上海籌備出版《新華日報》和《群眾》周刊，后被派至香港負責主編《群眾》周刊香港版。章漢夫在主編兩份刊物期間，經常在欄目設置中增設“國內外通訊”和“國際時評”等欄目，利用自己的特長來宣傳和介紹國內外大事，這些欄目既擴大了統一戰線的范圍，擴充了報刊的內容，也培育了他的大局觀和國際視野，為后來從事外交工作打下了基礎。
1948年9月，章漢夫按中央指示陪同沈鈞儒等一批民主人士秘密離港北上進入解放區。在完成了周恩來交辦的到天津調查開灤煤礦外國資產情況的工作后，奉調去上海擔任外僑事務處處長。
擔任上海外僑處處長
1949年5月28日，上海市人民政府管理外事的機構外僑事務處宣布成立，章漢夫任外僑處處長。5月30日，市軍管會派出以梁於藩為首的接管小組，接管前國民黨政府外交部駐滬辦事處和前上海市政府外事室的全部財產和文書、檔案。同日，章漢夫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了對外僑政策的講話，同時宣布外僑處自即日起對外辦公，統一處理上海的涉外事務。上任伊始，章漢夫首先組織大家學習中央有關外交工作的方針政策，學習外事紀律，還認真搞好制度建設，建立了一些必要的規章制度。他要求處室同志逐字逐句學習周恩來起草的《關於外交工作的指示》，通過學習，明確了工作要求和任務，也堅定了執行中央的方針政策的決心。章漢夫還努力抓形勢調研和基礎研究，認真研究課題，比如，他要處裡的同志研究國際法，研究聯合國組織機構。此外，他特別強調遵守外事紀律的重要性。他多次親自給參加接管的同志們作報告，進行紀律教育，強調對外遇事，不要擅作主張，要多請示匯報。章漢夫還多次向同事們講述如何接待外國人，怎樣寫外事活動談話記錄，講同外國人打交道時應注意的禮儀。章漢夫還要求大家盡力提高自己的英文水平，在他的幫助下，大家的英語水平得到明顯提高。章漢夫不僅對別人嚴，對自己要求更嚴。在寫工作總結時，他總是先征求別人的意見，然后自己動手寫並進行修改，最后才交付打印。對有缺點的同志，他不是一味批評，而是耐心幫助，以理服人，這使得處裡的同志們都感受到了他的民主作風。
應當說，章漢夫在上海任內的這些做法是很有開拓性和遠見卓識的。當時上海市軍管委外僑處的基本任務主要有：一、處理解放后原有的外國機構及有關事務﹔二、管理日常的外僑事務，亦即對外國人從事的各種活動，把屬於帝國主義殘余勢力和特權的，同外國僑民正當合法的活動加以區別，並對后者加以保護，對前者則堅決予以制裁和肅清。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布章漢夫為外交部副部長的任命。12月13日章漢夫移交工作完畢，啟程赴京，正式在外交部上班。
開拓和發展同印度等亞洲周邊國家的睦鄰友好關系
在外交部，章漢夫親自參與和主持了同一系列國家的建交談判，逐個解決與鄰國的邊界問題，與印尼、越南等談判解決華僑的雙重國籍問題，參加萬隆會議和有關老撾問題的日內瓦會議，對日開展以民促官活動，促進中日關系正常化。
從1949年到1958年，在亞洲，除朝鮮、蒙古、越南三個社會主義國家外，同我國建立了大使級外交關系的還有印度、印尼、緬甸、巴基斯坦等8個國家。章漢夫當時分管亞洲司，他在這項工作中既能准確貫徹中央的方針，又能注意體現中國的風度和形象。
章漢夫首先同印度談，印方談判代表是印駐國民黨政府使館的一秘雁謁森先生，前后談了6次，談得比較順利。章漢夫在談判中向印方提出了兩個問題：一是印度政府與國民黨反動派殘余勢力之間的關系﹔二是在聯合國經社理事會表決蘇聯代表要求開除國民黨代表的議案時，印度代表為何投棄權票。1950年3月1日，印度給出答復：印度不再承認國民黨政府。在得到答復后，章漢夫表示滿意。1950年4月1日中印正式建交后，印度很快派原駐南京大使潘尼迦為駐華大使。
1950年4月，緬甸政府代表吳辟到北京開始談判。章漢夫在第一次談判時隻向緬方提出了國民黨政府在緬甸的各種機構和財產問題。對章漢夫提出的問題，緬甸給予了明確答復。一是緬甸政府撤銷對國民黨大使館之承認﹔二是中國在緬甸的任何財產和資金，將被認為已轉屬他們所承認的政府。雙方於6月9日發表了建交公報。
我國與尼泊爾和錫蘭的建交過程歷時較長。章漢夫在主持同這兩個國家的談判時，既堅持了我國的原則立場，又能按照耐心等待、水到渠成的精神，體諒和照顧對方的處境和具體困難，效果較好。在章漢夫的主持下，中國和尼泊爾的建交公報有幾個明顯的特點：寫入了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指導兩國關系的基本原則﹔寫入了尼泊爾在中國西藏地區機構保持現狀，有關問題將在談判友好條約時提出討論。
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后，李克農赴朝工作，章漢夫擔負了外交部重要責任，當時許多重要外交聲明、文電都是由他親自構思、起草和修改的。那時印度在朝鮮問題上比較活躍，我向美提出警告就是由周總理通過印度轉達的。與印度駐華大使的談話稿就是章漢夫親自主持並起草的，這份談話稿集中對朝鮮戰爭停戰談判唯一未決的戰俘處理問題做了充分說理的論述。在印度表達了對美國在朝鮮戰場上進行細菌戰的關切之后，章漢夫親自組織亞洲司的主管同志准備了一份詳細的材料，這份材料揭露美軍進行細菌戰的真相，使美國在包括美國人民在內的全世界各國人民面前輸了理，徹底暴露了其與中朝人民為敵的丑惡嘴臉。
章漢夫還非常善於處理其他涉朝事務。1953年11月，中朝兩國外長周恩來與南日關於撫養朝鮮戰時難童問題達成諒解備忘錄並換文實施。后經了解，換文中難童和工作人員數字失實，換文中的數字只是東北民政局同志口頭所述數字。章漢夫馬上採取行動，通知朝方，要求修正換文，並向朝方做了檢討，后來他還批示：“以后注意：口頭提供的材料，隻能參考作用，辦外交要有根據和証明文件。”這些批示和意見是十分精辟和中肯的。章漢夫嚴謹求實的工作作風，是每一位外事工作人員的榜樣。
中印之間關於我國西藏地方與印度關系問題的談判是兩國關系史上一次極為重要的談判。章漢夫在談判中堅定地貫徹中央的談判方針。在章漢夫的主持下，這次談判隻談業已成熟的懸而未決的問題，不談邊界問題，以便使談判容易達成協議。印度在西藏沿襲的各種特權應當取消，便利於貿易和朝聖的慣例，凡不損及我主權的，可以適當保留。與印度談判時間長達4個月，最終達成了協議。
致力於解決錯綜復雜的邊界問題和確定領海寬度
新中國成立后，我國與鄰國的邊界問題亟待解決，歷史遺留與現實存在的領土邊界問題逐漸被提上日程。多年主管外事工作的章漢夫深知邊界劃定與否、邊界問題解決得如何，關系到我國與毗鄰國家能否和平共處，同時對社會主義國家的友好團結也不無影響。
早在1954年，中緬兩國總理在北京會談確定要在適當時候解決邊界問題。在這之后，章漢夫感到，中緬邊界問題的解決迫在眉睫，兩國邊界問題的解決也可為進一步處理我國與東南亞鄰國邊界問題提供一個良好的開端。在毛澤東、周恩來的指示下，章漢夫翻閱了很多文件，經過深思熟慮，反復斟酌，與外交部有關同志多次交換意見，形成了上呈中央的報告文件，這是建國初期我國第一份比較全面而完整的關於解決邊界問題的指導性文件。
按照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友好協商、公平合理、互諒互讓的方針，我國又於1961年10月同尼泊爾圓滿解決了邊界問題，並落實簽訂了中尼邊界條約及有關換文、紀要與規定。在起草報告、條約的過程中，章漢夫提出了很多有建設性的建議，獲得了周總理的肯定和贊揚。領海是一國領土的重要組成部分，涉及國家主權。關於如何確定領海寬度，耿飚在自己寫的回憶錄中曾這樣記述：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漢夫同志進行了深入細致的調研。他熟悉國際法，親自研閱了有關領海問題的大量英文、俄文資料，經過仔細研究比較后，向中央提出了一份報告。他在報告中指出，英國、日本、美國等規定領海3海裡的寬度有利於其炮艦政策。丹麥、瑞典等規定領海為4海裡對中國來說尚為不足，薩爾瓦多規定200海裡則太寬而難以劃線，而蘇聯、羅馬尼亞、保加利亞、委內瑞拉、印尼等多數國家規定領海寬度為12海裡，比較適合我國的情況和利益。他的這個建議被中央採納。
國際會議展風採
新中國成立后，章漢夫參加了不少重要國際會議。1955年后章漢夫相繼參加了萬隆會議、第二次日內瓦會議等重大會議。1961年5月，章漢夫作為副團長隨陳毅參加關於老撾問題的第二次日內瓦會議，為會議的成功做了大量的重要工作。關於第二次日內瓦會議的情況，黃華曾這樣說：“漢夫在工作中非常細心認真，非常嚴謹周密，他除了寫很多材料之外，還和大家一起排練如何發言以及如何應對記者，漢夫實際上是總指導、總導演。”
第二次日內瓦會議是一場十分艱苦的國際斗爭。在整個會議期間，章漢夫和中國代表團始終盯著美國，美國一切干擾破壞會議大方向的花招，往往尚未出籠，便被我揭穿而陷入被動。章漢夫曾強調：對於美國，我們絕不能做出任何妥協和讓步，如果美國使會議陷入僵局，把會議拖下去，“我們也可以陪著他拖下去，但絕不能被他牽著我們的鼻子走。”由於美國干擾，會議談談停停拖延了14個月，斗爭尖銳復雜。焦點是如何維護1954年日內瓦會議協議，維護老撾的獨立、主權和中立。陳毅於1961年7月回國，到1962年7月兩次赴日內瓦參加最后簽字儀式，在這段長時間內，章漢夫獨當一面，任代表團代理團長。他牢牢記住周恩來總理在代表團赴會前一再叮囑的“同美國斗爭，需要費腦子”這一指示，正是費盡腦筋，粉碎了美國企圖在老撾實行“國際共管”和“國際監督”的陰謀。章漢夫精通英俄兩種語言，這次被派上用場。有時在會上由於情況緊急，他不等翻譯就直接用英語進行反駁和辯論，取得良好效果。事后陳毅慨嘆地表揚說：“目前在國際會議上能當場用英語與對方辯論應對，得心應手，恐怕還隻有漢夫同志了。”他還充滿感情地說：“我們國家如果頒發獎章的話，一定要發給漢夫同志。”
在第二次日內瓦會議期間，章漢夫因為對人誠懇、談話坦率、思路開闊，又通曉外語，在日內瓦結交了不少朋友，是個廣受歡迎的人物。他同老撾代表團的教育部長努義阿貝談得很投機，努義阿貝感到與章漢夫交談頗有收益，認為老撾需要中國幫助，緬甸外長感到消息閉塞，願意經常同章漢夫互通情況。越南外長阮基石同章漢夫關系也不錯，很喜歡聽章漢夫發表見解。
應對美國的能手
新中國成立后，美國在很長一段時間對我國採取不承認政策。但世界上這兩個大國的存在是個客觀事實，兩國間總會有很多事情，包括沖突和爭端，需要處理解決。所以，新中國成立后，盡管中美之間長期沒有外交關系，但對美事務一直是我國外交部一項十分重要也很敏感的工作。特別體現在章漢夫主管中美事務期間親自起草或主持擬就的不少文件之中。其內容大部分是駁斥杜勒斯之流對新中國的種種污蔑攻擊，在台灣問題上陳述我國的正義立場，抗議美國的公然侵略和干預。這一期間，章漢夫也曾多次以外交部副部長的身份發表聲明或談話，如，針對杜勒斯誣我對朝鮮、印支、東南亞以至中國自己的領土台灣和西藏“進行侵略”的謬論，他曾在國際國內很多場合，列舉大量的事實，逐條分析批駁杜勒斯，指出朝鮮、印支、東南亞以及中國領土台灣和西藏，恰恰是美國在制造戰爭、陰謀顛覆分裂他國。這個發言分析鞭辟入裡，在國內外都曾引起良好的反響。章漢夫在擔任中美談判指導小組負責人期間，主管曠日持久的中美談判問題，為打破美國封鎖，也為了最終實現與美國關系正常化和世界各國“平等待我”，付出了大量的心血。為了准備談判，章漢夫等外交官們經常研究，起草了大量文件。這些文件政策性強，數量大，而且文字水平要求高，因而加班加點成為家常便飯。為了順利推進談判，章漢夫靈活運用策略，採取先易后難的方法。中美會談一開始面臨的是我方交還美國俘虜和美國允許中國留學生回國為新中國工作的實際問題，相對來說，這些問題比較容易解決。那時我們手裡有些解放初期在我國領土俘獲的美國人，中美會談前，章漢夫及時將這些情況通報給了美方，為會談開了一個好頭。“文化大革命”開始，章漢夫突遭飛來橫禍。他因曾在蘇州反省院關押過的歷史問題接受審查。在外交部大禮堂上，造反派批斗章漢夫的夫人龔普生，逼她交代章漢夫的“罪行”，要她“劃清界限”。每當龔普生說話稱呼“漢夫同志”時，造反派就厲聲斥責道：“不許叫同志！”但龔普生則仍繼續這樣稱呼。章漢夫最后於1968年3月被關到北京昌平秦城監獄，直到1972年1月含冤病逝。這樁冤案終於在1979年得到平反昭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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