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喬
才華橫溢，意氣風發，年輕時的蛐蛐李君旭。
前言
40年前的今天——1976年1月8日，周恩來總理逝世，江河嗚咽，舉國悲痛。不久，一份感人肺腑的“總理遺言”在各地流傳開來，人們將信將疑，爭相傳抄。“關於我的后事，我向中央請求：將我的病情發展告訴全國人民，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猜測。追悼會主席不要參加，會應力求簡單，請洪文同志主持，小平同志致悼詞。骨灰不要保存，撒掉。永別了，同志們！周恩來。”
讀過此文者，皆熱淚滿面，廣為傳播。可是不久，風雲突變。凡是看過傳過這份“總理遺言”的人，都成了公安部追查“政治謠言”的懷疑對象，人們惶恐不安，遂釀成一場震撼全國的驚天大案。
今以此文悼念我們敬愛的周總理，並緬懷那一段不平凡的歲月。
大耳朵家的狗肉聚會
從小生長在杭州錢塘江畔的大耳朵呂建樹上山下鄉去了農村。快過年了，房東殺了一條狗，送給大耳朵一大塊狗肉。大耳朵回杭州城裡過年，就把這一大塊狗肉帶回了家。大耳朵出身工人家庭，卻有一幫干部子弟的好朋友。那個年代，同學間愛起外號，倒也親切，蛐蛐、瓜子、阿斗等等，都是大耳朵志趣相投的中學同學。
1976年2月5日，大耳朵當了一回東道主，把蛐蛐、瓜子、阿斗等好朋友叫到家裡，難得有機會相聚在一起，圍著火爐烹狗肉。
這一群熱血青年中的李君旭，外號蛐蛐，頭發有點微卷，一米八幾的個兒，長得風流倜儻，在杭州汽輪機廠工作。另一個智囊人物瓜子，在發電廠工作，英俊有才氣，點子很多，文筆也好。還有幾個同學，有的在工廠，有的在兵團，也有的在農村插隊。他們戲稱是“狗肉朋友”，打來黃酒，把盅對飲，議論起對時局的憂慮。如果“四人幫”上台怎麼辦？鄧小平又被打倒了，國家怎麼辦？他們甚至想到安吉山裡打游擊。
酒酣臉紅，同學們猜想，周總理逝世的時候會不會有遺言？如果有遺言的話，按照周總理在中央所處的位置和境遇，他會說一些什麼？有人分析說：中國向何處？國務院總理是最要緊的掌舵人。有人推測說：“按照總理的性格，他可能也會說一些張春橋、王洪文也不錯的話，總理給人的感覺不偏不倚，比較平和，也有斗爭策略。但是主要一點，周總理是要把鄧小平推出來，讓鄧小平重新主持工作。”
聊天以后，蛐蛐非常有心，收集了周總理過去的講話，還參考了越南胡志明主席的悼詞、任弼時追悼會紀念冊，揣摩詞匯語氣，沉浸在遐想之中。蛐蛐發揮了特定年代的獨創性思維，把同學議論的話題過濾融合裁剪，醞釀創作了“總理遺言”。
閣樓裡傳出的“總理遺言”
幾天后，同學們來到蛐蛐家的小閣樓。蛐蛐就把寫在兩張紙片上的“總理遺言”，攤給大家看。很奇怪，到場的瓜子、阿斗等同學，沒有一個人去問蛐蛐：“你這是從哪裡來的？是真的，還是假的？”反而覺得：“哎喲，這些話怎麼跟我們議論還挺像的。”同學們馬上就開始抄起來，“遺言”憑借人際關系迅速傳播。
當年流傳的“總理遺言”，有兩個部分。一份是寫給鄧穎超，比較短。“小超同志：你我都是共產黨員，一起革命五十多年，我相信你一定經受得起。要向蔡大姐學習，要教育孩子當好普通一兵。戰友周恩來。”
一份是寫給毛主席和黨中央的，比較長，其中有這麼一段話：“這些日子，主席在遵義會議時和我的談話歷歷在目，百感交集，不能為主席分擔一些工作，我十分難過。為了我們祖國和人民的前途，主席一定要保重。1926年我和惲代英同志分別時，他說：當中國人民都過上幸福生活的時候，我們能活著的人，一定要到死去同志的墓前，去告慰他們，死者會聽到我們的聲音的。”
“總理遺言”中最精彩的一段話是力推鄧小平：“小平同志一年來幾方面工作都很好，特別是貫徹主席的三項指示抓得比較堅決，這充分証明了主席判斷的正確。要保持那麼一股勁，要多請示主席，多關心同志，多承擔責任。今后小平同志的壓力更大，但隻要路線正確，什麼困難都會克服。”
在浙江衢州某軍用機場，幾個飛行員拿著“總理遺言”手抄件，找前來休假的女軍醫蘇承業問詢。飛行員還有“總理遺言”的另一個版本，說是周總理在病榻上，拿了一個小蘋果，用手一切，示意“四人幫”要向小平開刀了。飛行員群情激奮，要蘇承業去問問她的父親蘇振華，這是不是真的。因為蘇振華是海軍第一政委、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一定知道這份“總理遺言”是不是真的。蘇承業很率真，抱著孩子，連夜坐火車從衢州去北京。蘇承業趕到北京西山，見到了父親蘇振華，問“總理遺言”是不是真的？蘇振華一臉嚴肅，沒有回答。
這時，“總理遺言”已經傳遍了全國大江南北，各地民眾爭相傳抄。
瓜子家來了神秘的抄家人
瓜子的家在杭州菩提寺路，爸爸媽媽都是抗戰時期參加革命的老干部，“文革”中靠邊站了。有一天，瓜子家來了一群穿警服的人，非常專業地開始抄家。最注重的是抄書櫥、抽屜，檢查筆記本、信封。細致到會把一本書從頭翻到尾。瓜子媽媽在陽台上養了幾盆花，來人把花盆裡的土全部倒出來，把土都捏碎了，看看裡面藏著什麼東西。
抄家之前，有人要把瓜子的爸爸帶走，說是組織部找他談話。當時天氣很熱，瓜子的爸爸穿了老頭汗衫。那人說：“老袁，你再帶一件外衣吧。”瓜子的媽媽搞過地下工作，覺得不正常，要出事了。菩提寺路拐彎處，停著一輛軍綠色的吉普。瓜子的爸爸上車前，回頭望了一下家人。
瓜子的妹妹叫袁敏，是杭州織錦廠的女工。抄家，父親被帶走，哥哥在外地情況不明，袁敏有一種不祥的預感。接著，袁敏在煉油廠當工人的姐姐也被抓走了。專案組在抄家時，翻出了阿胖寫給袁敏姐姐的一封信。有人問袁敏的媽媽：“阿胖是啥人？”袁敏的媽媽回答：“阿胖，我也弄不清楚。”其實，阿胖是袁敏姐姐戀愛中的男朋友，阿胖的父親陳偉達是當時浙江省委副書記。有人揣測，“總理遺言”不是一般人寫得出來的，肯定有高層背景。
瓜子從北京到了上海，住在上海淮海路的姨媽家，姨媽和姨夫也是老干部。軍宣隊找姨夫說：“我代表市委領導找你談話，你這個侄子犯事了，我們今天要在你家裡進行抓捕。組織上對你三條要求：第一，你絕對不能在他面前流露出任何要抓他的信號，要絕對保密﹔第二，不能讓上海的老同志知道這個事情﹔第三，你侄兒在上海的所有行動，你要寫出詳細匯報。”至於這個侄兒犯了什麼事，不講。
姨夫回到家，姨媽說是不是能夠給他一點暗示，姨夫說：“這是不行的。”晚上八點鐘，姨夫破天荒地上床蒙頭大睡。
不一會兒，瓜子回到公寓姨媽家，沒過幾分鐘，就有人敲門了。瓜子條件反射，很快沖到廁所裡想把一封朋友來信撕了，可是又怕流水聲響，讓抽水馬桶沖掉已經來不及了。他趕緊把信塞到鏡箱背后的雪花膏瓶子底下。
公安人員進門，看到一個背包：“這個包是你侄兒的嗎？”姨媽沉默片刻，她不可能不對組織忠誠老實，就點點頭。這個包馬上就被打開，包裡的筆記本牽連了不少人。后來，瓜子再也不記日記了。
瓜子的腦袋 蛐蛐的筆
手抄的油印的“總理遺言”鋪天蓋地，在各省市蔓延開了。
全國追查“總理遺言”，找到了突破口。發現“總理遺言”許多傳抄件，源頭是在杭州汽輪機廠。汽輪機廠就盯牢蛐蛐。一經審問，蛐蛐心裡就有點發虛，畢竟是偽造的，而且偽造的是一個堂堂的國家總理的遺言，事情鬧得太大了，蛐蛐就把狗肉聚會說了出來。接著，專案組順藤摸瓜，狗肉聚會那一撥人，隔幾天抓一個，瓜子、阿斗、大耳朵一連串抓進去。
公安部門定性了，狗肉宴是預謀會議，瓜子的腦袋，蛐蛐的筆。
杭州就把蛐蛐、瓜子、阿斗等人，連同他們父親都抓了起來，押往北京，關在白雲路中央政法干校。這個案件驚動了中央高層。張春橋說：“兒子背后有老子。”
1976年7月28日凌晨，中國唐山發生了裡氏7.8級大地震，強烈的地震波震撼到了北京。牢門都洞開了，被關押的“犯人”和管他們的戰士都融成一片，大家要求生。瓜子在放風的院子磚牆上看到刻字：“瓜子，對不起。”這是蛐蛐寫的。冤是有點冤，瓜子沒有寫過一個字，卻被當作蛐蛐的智囊抓了起來。
“總理遺言”疑案的核心人物關在北京。而第二層次人物，如大耳朵、蛐蛐前女友的爸爸、阿斗的媽媽等就關在天目山臨安，稱為“臨安組”。1939年，周恩來在浙北臨安聯絡和布置抗日統一戰線時，曾經下榻在西天目山的留椿屋。恰巧三十七年后，留椿屋這個景點卻分批關押著“總理遺言”疑案的一些牽連者。
瓜子的媽媽、妹妹袁敏等人，作為第三層次人物，軟禁在杭州家裡。
留著“政治尾巴”歸來
1976年10月，絕望中的大耳朵用鏡片割手腕，血流了一地。但他絕處逢生，從鬼門關轉了一圈被救了回來。
幾天以后，高音喇叭就開始廣播，粉碎“四人幫”。“臨安組”解散了，關在天目山的同學和被牽連的家長，最早放回到杭州。大耳朵說：“哎喲，幸虧我沒死。”但他的手腕上留下一個疤。
“北京組”一共關了七個人，先放了五個人。瓜子的爸爸被釋放時，為了安撫，有人還帶他們去八達嶺長城觀光，吃北京烤鴨。
可是，案件的核心人物蛐蛐和瓜子，還留著政治尾巴。畢竟是遺言偽造者，有錯在身，嚴重政治錯誤。瓜子不服氣，不願出來。有個公安就對瓜子說：“我送你們來北京的時候，我的兒子正好順路去唐山看他的女朋友，結果遇到了大地震。我的兒子就從人間消失了。如果我兒子在的話，我也應該抱孫子了。”
瓜子聽了一震，和這樣鮮活的生命突然消失相比，自己所遭受的不算什麼，他的心態一下子平衡了。瓜子就簽字同意出來了。但他在結論上寫了一行字：“我保留向華主席申訴的權利。”
瓜子就這樣帶著政治尾巴回家。他原來是電工，結果調到煤場當搬運工。大學也沒上成。這就是帶著“嚴重政治錯誤”尾巴的后遺症。
錢塘江邊的弄潮兒、“總理遺言”的制造者蛐蛐也回到了杭州。杭州汽輪機廠黨委書記和同事對蛐蛐挺好，一點也沒有歧視他，還讓他當團委書記。大家特別敬重他，覺得他勇敢，有擔當，能做這樣轟動的事情，說那麼多人想說卻不敢說的話。
平凡地活著最好
蛐蛐是反“四人幫”的英雄，又是青年才俊，一時間他不斷升遷，事業與愛情處處得意。蛐蛐先是調到《浙江日報》擔任本報評論員，文章經常上頭版。然后他又當文藝部副主任，調到《東方青年》當主編。
仕途前景看好的蛐蛐，卻被一種莫名其妙的病擊倒了。他經常處於幻覺當中，有一次在報社，他近乎夢游般從天窗翻進去。第二天上班，地上留下一迭腳印。蛐蛐去報案，人家說，這腳印就是你的。蛐蛐拿了兩個暖壺去打開水，突然眩暈摔倒，兩個暖壺啪地全打碎。
原來，蛐蛐在北京被關押期間，嚴重失眠，開始服用安眠酮，逐漸形成了毒癮般的藥物依賴。蛐蛐頻繁摔倒，結果發現腦顱內血管出血，就動了開顱手術。可是，手術不成功。在病榻上這一躺就是二十年，世上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他卻已經不能生活自理了。
有一天，蛐蛐問照顧他的同學：“大耳朵，我在床上躺了多久了？”大耳朵說：“二十年。”蛐蛐又問：“我爸爸呢？”大耳朵說：“你爸爸早走了。”蛐蛐的爸爸媽媽走了，他都不知道。蛐蛐失去大部分記憶，隻記得一個數字，就是汽輪機廠的電話號碼。
當年狗肉聚會的這些同學，因為“總理遺言”案件受了不少磨難。這些同學以后在各自的工作崗位上干得挺不錯，但是都非常低調。他們真切地感覺到，轟轟烈烈之后，冷靜下來，平凡地活著是最好的。
可惜，那個編造了“總理遺言”的李君旭————蛐蛐，2014年2月9日在杭州去世了，享年62歲。然而，人過留名，雁過留聲，蛐蛐和他的朋友們曾經留下了“善意的謊言”，在歷史的記憶中應該長久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