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1月8日，敬愛的周恩來總理與世長辭。40年過去了，人們依然在深深懷念這位把一生都奉獻給了祖國和人民的好總理。他的崇高理想和堅定信念，他的偉大人格和精神風范，永遠是我們學習的楷模，永遠激勵著我們砥礪前行。
1913年8月，素有“為中華之崛起而讀書”志向的周恩來，考入天津南開學校（即今天津市南開中學。當時的南開學校辦學規模僅為中學，從1919年至1928年，逐步發展成為包括大學、中學、女中、小學在內的南開系列學校完整教育體系）。南開學校注重德、智、體、美“四育”並進的教育理念，以及嚴格的學習和生活管理制度，對青年時期的周恩來產生了重要影響。在校期間，他品學兼優，國文和數學成績尤為突出。與此同時，周恩來積極參加課外活動，表現出很強的社會活動能力和組織能力。他與同學共同創辦“敬業樂群會”，主持出版了會刊《敬業》，並先后擔任過《校風》的總經理、演說會副會長、國文學會干事、江浙同學會會長、新劇團布景部副部長、暑假樂群會總干事和班中干事。他對公益活動盡心盡力，曾在致友人信中說：“課外事務則如猬集，東西南北，殆無時無地而不有責任系諸身。人視之以為愚，弟當之尚覺倍有樂趣存於中。”《南開學校第十次畢業同學錄》中對周恩來的評語是：“君性溫和誠實，最富於感情，摯於友誼，凡朋友及公益事，無不盡力。”他的人品與才學深得嚴修和張伯苓的賞識，張伯苓曾多次說過：“周恩來是南開最好的學生。”
周恩來於1917年6月從南開學校畢業，同年9月東渡日本求學。臨行前，寫下了那首抒發他青年時期救國抱負的著名詩篇：“大江歌罷掉頭東，邃密群科濟世窮。面壁十年圖破壁，難酬蹈海亦英雄。”在日本度過一年半留學時光后，1919年4月，周恩來得知南開學校即將創辦大學部的消息，遂決定回國在南開繼續深造。周恩來回到天津時，正值五四運動如火如荼之際，他以校友身份天天到南開去，積極投身愛國學生運動。
1919年9月25日，南開大學正式開學（對內稱南開學校大學部），首期招收學生96人，周恩來經嚴修、張伯苓批准免試入文科學習，學籍注冊62號。至今，南開大學檔案館裡仍珍藏著當年周恩來的入校登記表和開學典禮紀念合影。大學期間，周恩來利用業余時間成立了“南開出校學生通訊處”（今南開校友總會前身），自任“辦事人”，為廣大校友服務。他親自撰寫了《南開出校學生通訊處細則》，並在校刊上發表了一封《給南開出校同學的信》，號召校友廣提建議，“為南開謀精神上的發展，事業上的改造”。此外，周恩來還受張伯苓校長委托，在修身班上向全校師生宣布教育改革大綱。
周恩來深受南開愛國傳統的熏陶，在此期間將主要精力投入到了領導天津愛國學生運動之中，1919年7月創辦《天津學生聯合會報》並任主編，9月組織創建革命團體覺悟社。1920年1月29日，周恩來等學生領袖領導天津各校學生數千人到北洋政府直隸省公署請願，遭到逮捕。這年舊歷春節，張伯苓到警察廳探望了周恩來和南開其他被捕學生。被轉入獄中關押后，周恩來帶領難友堅持斗爭，並深入學習馬克思主義。后經多方營救，反動當局被迫於7月17日釋放了周恩來等人。
周恩來在獄中就有了赴歐洲尋求救國真理的打算。他出獄后，嚴修與張伯苓商定，在南開設立“范孫獎學金”，資助周恩來和另一學生李福景出國留學。為此，嚴修特地給北洋政府駐英公使顧維鈞寫了介紹信，還專門在嚴家賬上為周恩來立了戶頭，每半年支款一次，均托人負責轉寄。周恩來后來回憶：“當時有朋友提到，我用嚴修的錢，卻成為一個共產黨人。嚴修回答說：‘人各有志，不能相強’。”對此，周恩來十分感激，始終念念不忘，曾多次從張伯苓處要去嚴修的照片，並在新中國成立后親自囑托嚴修侄孫嚴仁曾及相關人員編寫嚴修年譜、整理嚴修日記。
全民族抗戰爆發前后，為建立和鞏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周恩來與張伯苓及南開校友有了較多聯系與接觸。1936年5月15日，周恩來在瓦窯堡給張伯苓校長寫了一封親筆信，言道：“不親先生教益，垂廿載矣。曾聞師言，中國不患有共產黨，而患假共產黨。自幸革命十余年，所成就者，尚足為共產黨之証，未曾以假共產黨之行敗師訓也。”他還請“負華北重望”的張伯苓“一言為天下先”，促成各方“統一對外，並開抗日人民代表會議”。不久，周恩來在延安接受天津一家英文報刊《華北明星報》採訪時談道：“我在天津南開讀中學、大學。這個學校教學嚴格，課外活潑，我以后參加革命活動是有南開教育影響的。”
1936年12月西安事變爆發后，代理行政院長孔祥熙致電張伯苓，請張赴陝從中斡旋。未及動身，事變在中共主導下得到和平解決，張伯苓異常高興，在南開大學召開的大會上發表講演，稱：“西安事變解決得這麼好，咱們的校友周恩來起了很大的作用，立了大功。”不久，南開大學收到周恩來化名“約翰騎士”發來的英文復函，感謝南開師生致電慰問，並希望同學們關心國家命運，積極參加抗日救亡活動。
1938年5月，在武漢的100多名南開校友集會，歡迎到武漢為南開募捐的老校長張伯苓。周恩來出席並講話說：“南開除嚴格之訓練與優良之校風外，有兩點至可注意：一為抗日御侮之精神，一為注意科學訓練。”會上放映了有關南開和校友的照片，當出現長征途中留著胡須身穿戎裝的周恩來照片時，張伯苓用手杖指著對大家說：“這個腦袋要值十萬塊錢。”眾所周知，抗戰前蔣介石曾以十萬元高價懸賞周恩來首級。當即便有校友開玩笑回應：“校長，您可以領著周校友到蔣先生那裡，向他要幾十萬塊錢，這不是很好的募款方法嗎！”周恩來、張伯苓和校友們聽后一起開懷大笑。
周恩來在重慶領導統戰工作期間，常到沙坪壩津南村看望南開師友，縱論天下大勢，宣傳中國共產黨的方針政策，激勵大家團結抗日。在一次對南開師生的演講中，周恩來結合形勢對“公能”校訓作了新的解釋，他說：“在當前，公，就是國家大事，就是抗戰到底，取得最后勝利，把日本侵略者趕出我神聖的領土﹔能，就是學習，學好抗日的本領、建國的本領，打倒日本帝國主義，建設一個強大的國家。”他的《抗戰建國與南開精神》等講話，在南開校友和師生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1948年南京政府風雨飄搖之際，出任考試院院長的張伯苓避居重慶，周恩來得知消息后，通過香港校友捎信給張伯苓：“老同學飛飛不讓老校長動。”張伯苓知道“飛飛”是周恩來南開求學時期的筆名，立即感悟到這是周恩來在關鍵時刻對他的關照和保護，於是堅定了不去台灣的決心，留在重慶迎接新中國的誕生。1951年張伯苓因病去世后，周恩來親赴張宅吊唁，敬獻花圈，並慨然應允作張伯苓追悼會的發起人。他向南開校友講道：“人民政府對張校長很關心，對他寄予希望，沒有想到他故去，真可惜。張校長辦教育這麼多年，確實是有貢獻的。咱們都是他的學生。”
周恩來作為新中國的開國總理，肩負千鈞，日理萬機，仍始終關心著母校南開大學的發展。每次學校派人到北京開會，隻要周總理在場，就一定會問“南開來人沒有”。20世紀50年代，周總理三次重返母校視察，詳細了解學校的教學科研和師生的學習生活，殷切希望“南開在新的時代要有新的校風，有新的教學重點，要保証質量，真正能夠很好地為社會主義服務”。
為了發展新中國的科學技術事業，在1956年召開的我國第一個“十二年科學技術發展遠景規劃”會議上，周總理親自將農藥研制的任務交給了我國化學界領軍人物、新中國成立后南開大學首任校長楊石先。周總理對楊石先說：“你先找幾個人工作兩三年，先不要向國家要錢、要人，你們做了工作，國家自有安排。”回校后楊石先便組織陳茹玉、陳天池等教師開始農藥研究工作，並於1958年帶領化學系師生辦起“敵百虫”“馬拉硫磷”兩個農藥車間，毛主席親臨視察時給予了很高評價。1962年，楊石先在第二次全國科學發展規劃會議上受周總理委托，正式創建了中國高校第一個化學研究機構——南開大學元素有機化學研究所，並親自擔任首任所長，相繼開展了有機磷、有機氟、有機硅、有機硼、金屬有機化學等領域的研究工作，填補了我國化學學科中一個又一個空白，研制出久效磷、螟蛉畏、滅鏽一號和除草劑一號等農藥品種，為我國農藥事業的發展作出重大貢獻。
在“文革”的動亂中，南開大學師生由最初的被動卷入到后來的狂熱參與，再到逐步冷靜清醒，最后開始了自發抵制。1972年10月14日，《人民日報》用一個整版刊登了根據周總理多次講話精神編寫的《無政府主義是假馬克思主義騙子的反革命工具》等3篇文章，南開大學師生員工紛紛寫文章、發評論，堅決擁護周總理關於批判極“左”思潮的主張。1975年8月，“四人幫”在全國報刊上掀起所謂評《水滸》的宣傳運動，影射周恩來、鄧小平要“架空毛主席”。9月17日，學校黨委負責人在全校黨總支書記會議上指出，評《水滸》“要注意不能搞影射，不能亂猜測，不能把人民內部的思想問題、認識問題隨便戴上投降派、投降主義的帽子”。結果，在南開大學師生員工撰寫的有關文章中，沒有一篇是影射攻擊周恩來、鄧小平的。
1975年1月，在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期間，周恩來總理利用休息時間到天津代表團的休息室跟每個代表握手談話。楊石先向周總理轉達了全校師生的問候。周總理說：“向南開大學的同志們問好。將來有機會一定去看你們。”沒有想到，一年后的1月8日，南開師生在翹首企盼中，卻聽到了周總理不幸逝世的噩耗。舉國悲痛中，“四人幫”及其在津代理人卻一再下令不准悼念，《南開大學學報》已印好的總理遺像、中央訃告、悼詞和師生紀念文章竟被強令撤掉，並要追查到天津烈士陵園敬獻花圈的南開大學師生。南開大學校領導甘冒集體受處分的危險，毅然決定在學校大禮堂設置靈堂，於1月15日隆重舉行了全校追悼大會。
轉眼間，敬愛的周總理已離開我們整整40年了，但對於全體南開人而言，他從未遠離。每逢總理逝世、誕辰紀念日和清明時節，南開師生和校友都會自發到校園內的周總理塑像和紀念碑前憑吊致祭。1979年3月，經教育部批准，南開大學周恩來研究室正式成立（在此基礎上1997年成立了周恩來研究中心），成為國內第一家專門從事周恩來研究的科研機構，幾十年來吸引、匯聚了一大批專家學者和有志青年從事周恩來思想與實踐的研究工作。迄今，南開大學已與有關部門合作主辦了四屆周恩來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成為周恩來研究的重要陣地。進入21世紀以來，南開大學更相繼設立了“周恩來班”和“周恩來獎學金”，作為代表南開學子的最高榮譽，以“恩來精神”激勵學生樹立遠大理想，勇攀高峰，銳意創新。紀念周恩來，研究周恩來，學習周恩來，已在南開大學蔚然成風，周恩來的思想風范和精神品格，亦在南開師生中得到代代傳承和弘揚。 （南開大學校史研究室 執筆人：徐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