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體君
學者梁衡在《覓渡，覓渡，渡何處》一文中評價瞿秋白時說：“如果他一開始就不鬧什麼革命，隻要隨便拔下身上的一根汗毛，悉心培植，他也會成為著名的作家、翻譯家、金石家、書法家或者名醫。”隻要你翻閱一下有關瞿秋白的資料，你就會發現這話沒錯。因為在中國文字改革事業中，瞿秋白就是偉大的先驅者之一。
瞿秋白的母親姓金,名璇,字衡玉。金家是世代相繼的官宦望族，瞿秋白的母親從小就聰明伶俐，又愛讀書，文史詩賦都有修養，未出嫁時，已會做詩填詞，並能寫得一手工整雋秀的小楷。瞿秋白在襁褓裡時，母親就口授他背誦“春眠不覺曉，處處聞啼鳥，夜來風雨聲，花落知多少”等詩詞名篇。后來，瞿秋白又在外祖金心薌的教導下學習古詩詞。
1916年12月，瞿秋白離開家鄉常州赴湖北的武漢，入武昌外國語專科學校學習英語。1917年9月，又考入外交部辦的俄文專修館。經過專門的外語培訓，瞿秋白掌握了英語、俄語，能寫能譯，並因此對語言及文字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20世紀20年代初，北京的《晨報》、上海的《時事新報》為了直接採訪和報道世界各國的大事，決定向英、美等國派出一批駐外記者，因瞿秋白精通俄語，還翻譯過不少俄文作品，被選中成為十月革命后赴蘇採訪的第一批記者之一。
當時的蘇聯正在全國范圍內開展掃除文盲運動，蘇聯政府在列寧的“拉丁化是東方偉大的革命”的思想指引下，為國內各少數民族制訂拉丁化新文字的方案，而居住在蘇聯遠東地區的中國工農在用漢字進行掃盲時遇到許許多多的困難，便准備創制符合中國漢語拉丁化的新文字。而對語言學有著深刻研究的瞿秋白在去莫斯科前就已經受到新文化運動中的新文字運動的影響，此時便開始思考如何創制拉丁字母的中國拼音文字。
1928年4月，瞿秋白離開上海再次前往莫斯科主持即將在那裡召開的中共六大。此時正是蘇聯掃除文盲運動進入高潮的時期，而在中國國內的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於1928年9月正式公布了“數人會”擬訂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這些再次激起了瞿秋白改革中國文字的熱情，他批評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公布的《國語羅馬字拼音法式》，認為這是語言學家們坐在書齋裡制訂的脫離實際的方案，決心創造出一套更適合廣大民眾、有實用價值的拼音方案來。
瞿秋白首先提出自己的一套初步計劃，然后找到也在蘇聯的中共黨員吳玉章、林伯渠等人，與他們一起共同討論，后來還得到了蘇聯語言學者郭質生等人的幫助。1929年2月，瞿秋白最終擬出了《中國拉丁化字母方案》。同年10月，瞿秋白又對這一方案進行了修改並定名為《中國拉丁化的字母》。1930年春，《中國拉丁化的字母》署名瞿維托先在莫斯科的《中國問題》雜志第2期上發表，然后又由中國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出版社出版了一個單行本，單行本用漢字、瞿式拉丁化新文字和俄文排印，除正文外還有瞿式拉丁化新文字和漢字的對照讀物，最后還有兩個附表：一個是《瞿式新拉丁字母的一覽表》，用瞿式新拉丁新文字的聲母、韻母跟國語羅馬字、威妥瑪式和俄文字母的漢語拼音的聲母、韻母拼法對照比較﹔另一個是《漢字拼音表》，包含有若干個漢字的特別拼寫法。瞿秋白的《中國拉丁化的字母》出版后，立即引起了蘇聯研究中國問題和東方學的學術團體以及當時在蘇聯的中國學者的關注。
1930年8月，瞿秋白從蘇聯回到上海。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后，瞿秋白主持中央工作。但在1931年1月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瞿秋白被撤銷了中央政治局委員的職務。此后，在政治上陷於苦悶的瞿秋白開始潛心研究中國的新文字改革。1931年2月7日，瞿秋白寫信給莫斯科的好友、蘇聯語言學者郭質生，他在信中說：“現在我病得更厲害了，因此已經開始休息，大概可以休息兩三個月的功夫。”信中的“病”一語雙關。瞿秋白在信中還談了他對於漢字拉丁化的一些看法，並請求郭質生寄“一切好的關於拉丁化問題的小冊，著作，雜志，以及言語學的一般書籍”。
瞿秋白還對中國語言文字應用的現實情況作了深入細致的調查和分析。在當時白色恐怖籠罩的上海，瞿秋白曾化裝去上海城隍廟觀聽在那裡演出的民間藝人的說唱。他還特別調查了五四運動以來的詩歌、小說和戲劇的情況，寫文章批評五四以后白話文的發展發生了偏向，已經成為“非驢非馬”的文體，主張中國需要再開展一次俗語文學革命運動。
當時，瞿秋白還提出了現代普通話的概念，並科學地界定普通話的含義和發展方向。瞿秋白指出：“普通話不一定是完全的北京官話。……當然，更不是北京土話。”其主要指詞匯基本上是採用北方話中比較通行的。他還斷言：中國現代普通話已經是有詞頭詞尾的、多音節的“可以用拼音方法寫的言語”。為了更好地記寫現代普通話，瞿秋白提出“中國要改用拼音字母，就應當採用羅馬字母（拉丁文的字母）”，而且決不能採用“和世界先進國家通用的羅馬字母不一致”的、像注音字母那樣有“很大的缺點”的漢字筆畫式字母。他還較為系統地編排了新中國文字的聲、韻母表，當時他主張的把名詞的字尾“子”寫作“z”，“兒”寫作“r”，形容詞字尾“的”寫作“d”等，一直沿用到今天。此外，瞿秋白還設計了一套獨特的為字母標調的辦法。
1931年9月，中國新文字第一次代表大會在蘇聯的海參崴召開，大會以瞿秋白在莫斯科寫的《中國拉丁化的字母》為基礎進行討論，並制訂出了中國新文字的新方案。同年12月28日，瞿秋白經過深入研究后，又將《中國拉丁化的字母》修訂為《新中國文字草案》。
當年為了寫好《新中國文字草案》這部書，瞿秋白先邀約可靠的熟人協助他研究拉丁化新文字，又請來中國的南方人、北方人，讓這些人用他們的地方方言讀一些字音給他聽，他一邊聽一邊認真做記錄，然后給每個漢字定音。休息時，瞿秋白常對與他一起工作的朋友說：“講起方塊字，我自己倒是有過一番苦樂的呢。從小時候開蒙讀書起，每天大字、小字、楷書、行書，花費好多功夫去練習。成年以后竟成了習慣，一動筆墨，總怕寫得難看，筆鋒都要講究美。這美，是多少功夫換來的啊!此外，還要背韻目，著手治印，做一個中國的文人，真是談何容易!我搞了三十年，還只是個半吊子文人。廢了方塊字，這些麻煩都可以一掃而空。方塊字害死人，新的文化人應該堅決主張廢棄不用。將來老百姓當中，隻用新文字﹔方塊字留給學院裡的學者去研究吧。”
為了檢驗拉丁化拼音文字的實際效果，瞿秋白還在日常生活中用它做記錄、寫信等。著名戲劇家夏衍在《“左聯”成立前后》一文中記述道：瞿秋白“有了空，往往來我家裡聊天﹔我不在，他就留個條子，總是用拉丁化拼音字寫的”。有一次，協助瞿秋白研究拼音文字的彭玲，收到了一封他的來信，打開一看竟全部是用拉丁化新文字寫的。幾天后二人見面時，瞿秋白就問彭玲為什麼不給他寫回信，並笑著說：“你錯過了一個練習拼寫的好機會啦!”
1949年6月18日，吳玉章在《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題目為《紀念瞿秋白同志》的文章，文中評價瞿秋白“使中國文字改革有了一個正確的方向，受到廣大人民的歡迎，開辟了中國新文字發展的道路”。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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