逄立左
福建是著名的革命老根據地之一。從1928年起，福建人民就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開展了轟轟烈烈的農民武裝起義，開始了創建革命根據地的艱苦斗爭。1929年3月，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進入福建長汀后，各地群眾煥發出極大的革命熱情，開展土地革命運動，創建主力紅軍和地方武裝，建立蘇維埃政權，開辟了閩西、閩南、閩北、閩東和閩中等革命根據地。為糾正克服紅四軍黨內的非無產階級思想，加強黨對軍隊的領導，1929年12月28日至29日，在中國革命史上佔有重要地位的古田會議在上杭古田召開，會議討論通過了毛澤東起草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即古田會議決議。此后，毛澤東又先后在福建寫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才溪鄉調查》等光輝著作，為探索中國革命的正確道路奠定了最初的理論和思想基礎。特別是古田會議決議所確立的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在我黨我軍建設史上具有裡程碑意義。2014年10月30日，全軍政治工作會議在古田召開，習近平總書記出席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再次肯定了思想建黨、政治建軍原則的歷史和現實意義，強調要把理想信念、黨性原則、戰斗力標准、政治工作威信在全軍牢固立起來。在長期的土地革命斗爭中，福建各根據地人民積極參軍參戰，不惜犧牲生命和損失財產，為配合中央蘇區反“圍剿”，創建和鞏固革命根據地，支援紅軍長征並取得勝利，作出了重要貢獻，譜寫了一曲驚天地、泣鬼神的壯麗史詩。
一、福建的長汀、寧化是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
1934年10月上中旬，中央紅軍及中央機關共86000多人，從福建的長汀、寧化和江西的瑞金、於都等地出發，開始了戰略轉移——長征。近3萬名福建兒女踏上了長征路，約佔參加長征部隊總數的三分之一，他們來自福建的近30個縣市，其中以閩西的長汀、上杭、寧化、永定、連城、建寧為最多。
關於長汀、寧化為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在1951年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一卷第一版《論反對日本帝國主義的策略》一文中，已經予以明確肯定：“1934年10月，中國工農紅軍第一、第三、第五軍團（即紅軍第一方面軍，亦稱中央紅軍），從福建西部的長汀、寧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於都等地出發，開始戰略性的大轉移。”明確無誤地將福建列為長征所經過的11個省之首。這是對長汀、寧化為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的最具權威性的記載。
《毛澤東選集》第一版出版后雖又歷經多次修訂，但注釋中關於長汀、寧化和瑞金、於都等地為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的觀點一直被沿用下來。1991年由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修訂出版的《毛澤東選集》第二版雖將長征出發地的提法簡化為“從江西瑞金等地出發”，但並沒有否定長汀、寧化作為長征出發地的歷史地位。這在中央文獻研究室同時出版的《〈毛澤東選集〉一至四卷注釋校訂本》的校訂說明中可以看出：“關於長征出發地點問題，說法不一。長征開始前，中央紅軍主力一、三、五、八、九軍團分別駐防在福建西部的長汀、寧化和江西南部的瑞金、興國、石城等地。”中國中共黨史學會常務副會長、中央黨史研究室原副主任、黨史專家石仲泉在2015年第1期《蘇區研究》上刊發的《紅軍長征與長征精神》一文中也提出：紅軍長征出發地不是一個，而是多元的，紅軍部隊是從其他地方直接出發作戰略轉移進行長征的，也是長征出發地，如石城、長汀、興國、寧化等縣。
從目前掌握的史料和史實看，長汀和寧化為中央紅軍長征出發地也是符合歷史事實的。1934年9月上旬，各路國民黨軍隊加緊向中央蘇區中心區域發動進攻，蘇區進一步縮小，人力物力更加困難，紅軍在根據地內徹底粉碎敵人“圍剿”已無可能。在此情況下，中共中央和中革軍委決定，將中央紅軍主力陸續撤出戰場，從中央蘇區突圍。1934年10月7日，朱德首先向在前線作戰的紅三、九、一軍團下達將防御陣地移交給中央蘇區各地方部隊，撤離戰場的命令，實際上便是中央決定開始長征的命令。
根據2012年由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編撰、中共黨史出版社出版的《福建紅色歷史》一書可知，紅九軍團於1934年9月28日從龍岩鬆毛嶺保衛戰中撤出后，集結在長汀鐘屋村，30日上午在鐘屋村觀壽公祠門前大草坪召開告別群眾大會，赤衛模范連、少先隊和從塘背至連屋崗11個村和涂坊等鄰近的群眾2000多人，以及紅九軍團一部分指戰員參加了大會。紅九軍團參謀長郭天明向群眾作告別講話，說明紅軍馬上要轉移，去執行新的任務。要鄉親們要做好堅壁清野，表示紅軍一定會打回來以堅定群眾信心。10月3日紅九軍團到達汀州城，奉命於7日從汀州向古城、瑞金開進，開始長征。此時，紅三軍團主力第四師（師長洪超、政委黃克誠）由江西的小鬆、經五裡亭、石家嶺等地退駐寧化西部鳳凰山一帶休整時也接到命令，奉命在該集中地域進行人員、干部、彈藥補充，加強軍政訓練，准備糧草等，於10月12日出發長征。與此同時，駐防在寧化淮土一帶的中央直屬炮營（出發后編入軍委第一縱隊第三梯隊），從石城撤入寧化淮土隘門駐防的少共國際師（后改為第十五師）一個團，駐扎在寧化上曹坊、下曹坊、滑石一帶的紅九軍團后方機關和設在寧化方田沙羅壩的紅三軍團醫院及一部分傷病員，也於10月上旬先后從寧化向西轉移，踏上長征之路。
二、北上抗日先遣隊是紅軍北上抗日的先鋒隊
在中共中央決定將主力紅軍撤出中央蘇區進行戰略大轉移的背景下，為配合主力紅軍戰略大轉移，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喚起民眾，1934年7月5日，中共中央、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決定由紅七軍團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率先北上。7月7日，紅七軍團由瑞金出發執行中央關於“到敵人深遠后方，進行廣大的游擊活動，與在敵人最受威脅的地區，建立新的蘇維埃根據地，七軍團應在中國紅軍抗日先遣隊的旗幟下，經過福建而到浙皖贛邊行動”的北上任務。在紅七軍團進入福建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於1934年7月15日發表了《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並於8月2日在福建古田的水口正式打出了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旗號。這支由6000多名指戰員組成、擔負著特殊重大戰略任務的部隊，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孤軍深入，橫跨四省幾十個縣，行程達5000余裡，堪稱為紅軍北上抗日的先鋒隊，是紅軍長征的一次重要預演，在長征史、抗戰史乃至於中國革命史上，都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首先，北上抗日先遣隊是策應主力紅軍戰略大轉移的長征前鋒，是中國工農紅軍長征的序曲。當北上抗日先遣隊在福建境內打出北上抗日的旗號並直逼福建省城福州時，引起了國民黨當局的極大恐慌，圍攻中央蘇區的東路軍總司令蔣鼎文急忙乘飛機到福州，並急調國民黨第七十八師馳援福州，還電令在湖北的國民黨第四十九師由長江水路日夜兼程海運入閩，同時派軍艦和飛機前來助戰。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旗號一打出，就令國民黨軍隊如臨大敵，不得不頻繁調動，調整軍事部署。在隨后的征戰中，北上抗日先遣隊經過了福州、羅源、竹口、分水、譚家橋、懷玉山等30余次戰斗，襲取了大田、羅源、慶元、常山、旌德等縣城，並曾挺進到距杭州不足百公裡、距南京150公裡的國民黨統治的核心區域，先后牽制了十幾萬的國民黨軍隊，這一切對於減輕中央蘇區的壓力，策應和配合主力紅軍的戰略大轉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其次，北上抗日先遣隊是第一支打出抗日旗號的紅軍隊伍。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東北抗日義勇軍就發出“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時候”的呼喊，但是蔣介石集團卻頑固地執行其“攘外必先安內”的政策，對外喪權辱國、對內“圍剿”紅軍。在此內憂外患的危機時刻，中國共產黨不愧為代表民族利益的先進政黨，旗幟鮮明地打出了抗日的旗號。當國民黨當局將東北三省的大好河山拱手讓給日本人時，中共中央在九一八事變后的第三天，就發表了《為日本帝國主義強暴佔領東三省事件宣言》﹔1932年4月15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又發表了《對日作戰宣言》，響亮聲明：“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這對於深深地籠罩於亡國滅種陰影下的中國，無疑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而北上抗日先遣隊的組建和行動則是中國共產黨由抗日宣言向抗日行動邁出堅實步伐的轉折點，北上抗日先遣隊成為紅軍第一支打出抗日旗號並付諸實施的部隊。北上抗日先遣隊帶著《為中國工農紅軍北上抗日宣言》等抗日救亡宣傳品160萬份，執行著宣傳抗日、喚起民眾的任務，在沿途四省幾十個縣的廣闊區域散發、張貼，刷寫抗日標語、漫畫，對於揭露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行徑和蔣介石集團的不抵抗政策，宣傳抗日救亡，推動抗日運動的發展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第三，北上抗日先遣隊為新四軍北上抗日打下基礎。雖然北上抗日先遣隊在國民黨軍隊的重兵圍攻下遭到失敗，但是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征戰有效地打擊了國民黨的地方武裝，震撼了國民黨的反動統治，推動了沿途地區革命斗爭和抗日救亡運動的發展。在北上抗日先遣隊的促進下，閩東革命根據地成為在革命低潮時得到快速發展的唯一一塊蘇區。同時，北上抗日先遣隊在沿途留下了大批的傷病員，在福建就留下1000多名，這些傷病員大多成為當地紅軍游擊隊的骨干。他們不僅參加了當地黨組織領導的三年游擊戰爭，而且在全面抗戰爆發后，繼續在閩東、閩浙邊、皖浙贛游擊區內戰斗的原北上抗日先遣隊指戰員都成為新四軍的骨干。在北上抗日先遣隊幫助下成立的閩東獨立師更是全部被編為新四軍二支隊六團北上抗日。雖然眾多的北上抗日先遣隊指戰員以不能實現直接對日作戰為憾，但北上抗日先遣隊種下的種子，成為新四軍對日作戰的重要基礎和精神力量。
三、福建為紅軍長征勝利作出了重要歷史貢獻
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福建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人民群眾不怕犧牲的斗爭精神以及對紅軍的各方面的無私援助，為中央紅軍長征並取得偉大勝利，提供了強有力的保障。
一是福建作為主力紅軍長征的出發地和大后方，從人財物力上有力地支援了紅軍長征，是中央紅軍順利實現戰略轉移的重要保証。從人力看，福建人民具有光榮的革命傳統。“當兵就要當紅軍”。福建各蘇區縣積極動員，踴躍支前，在擴紅熱潮中，不斷上演“妻送夫，母送子，兄弟父子雙雙當紅軍”的動人故事。特別是長汀、寧化兩個縣，因其重要的戰略地位，發展成為紅軍重要的兵源地和給養地，是參加紅軍人數最多的中央蘇區縣。僅在長征前夕，長汀縣送到紅軍補充團的新戰士就達到1292名，寧化縣也有1300多人在長征前夕參加了紅軍。據統計，福建有10多萬人參加紅軍和游擊隊，其中，有近3萬人踏上長征之路，佔參加長征中央紅軍主力部隊總人數的三分之一強。從物力看，當時的福建蘇區人民為紅軍長征提供了可靠的物質基礎。據史實記載,1934年6月，中央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向中央根據地的各級黨組織和蘇維埃政府發出指示信，要求“緊急動員24萬擔糧食供給紅軍”。至7月中旬，福建省收集糧食7500多擔，閩贛省收集7100多擔。被譽為“蘇區烏克蘭”的寧化縣，在僅一個月的時間裡就收集糧食7480擔，超額完成了任務。在8月間，僅半個月的時間又收集糧食3.4萬擔，並組織運輸隊搶運糧食。長汀是中央蘇區的腹地，素有蘇區“紅色小上海”之稱，在支前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據《紅色中華》報道，至9月初，福建省長汀縣完成3.09萬擔，兆征縣完成2.05萬擔，汀東縣1.62萬擔，上杭縣5141擔，新泉縣3010擔，全部超額完成任務，全省共超過原定計劃1萬多擔。從財力看，福建人民除了參軍參戰和籌集糧食外，還籌備戰爭經費，保証紅軍給養。以一例為証，1933年7月21日，中央執委發行經濟建設公債300萬元，100萬幫助各縣合作社，100萬供給糧食調劑局和對外貿易局，100萬是紅軍作戰經費。在同年8月21日召開的17個縣經濟建設大會上，寧化代表黎盛根、張恩水接受了20萬元經濟建設公債和發展合作社8萬元（股金）的任務，會后，寧化各級組織進行經濟動員，使推銷公債不斷落實。1934年2月初，寧化縣超額完成原定推銷公債任務，而且要求增銷3000元的任務。此外，當時福建各蘇區人民，一切為了紅軍長征，在支援紅軍軍服、斗笠、草鞋、布匹和后勤人力等方面，也傾其所有，竭盡全力，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二是福建的紅軍將士在長征的諸多戰役中英勇戰斗，不怕任何艱難險阻，不惜付出一切代價和犧牲，用鮮血換來了長征的勝利。在長征隊伍中，福建子弟兵幾乎遍布紅軍各部，擔負著前鋒或后衛、政治工作或后勤保障、偵察或救護等特殊而繁重的任務，涌現出不少英雄團隊和個人。以劉亞樓為政委的紅二師，以楊成武為政委的紅四團，以王集成為政委的紅六團，以張南生為政委的紅五軍團第三十七團等，在沖破湘江封鎖線、突破烏江天險、智取遵義、飛奪瀘定橋、強渡大渡河、攻佔臘子口等著名戰斗中屢建奇功。郭化若、童小鵬等活躍在紅軍參謀機要部門，為打擊敵人、長征轉移出謀劃策。傅連暲、江一真等救死扶傷，挽救了眾多紅軍將士的生命，還涌現出吳富蓮、鄧六金等巾幗英雄。不少福建子弟的熱血洒在了長征途中。在最悲壯、最慘烈的湘江戰役中，由閩西子弟兵組成的紅五軍團第三十四師擔任斷后任務，他們走在隊伍最后，為掩護黨中央、中革軍委領導機關和大部隊渡過湘江，以一師兵力阻擊數倍敵人的無數次瘋狂進攻，全師6000多人絕大部分壯烈犧牲。在甘肅高台戰役中，福建子弟兵也犧牲了2000多人。到達陝北后，踏上長征路的近3萬福建籍紅軍戰士僅剩下2000余人。可以說，長征的勝利，也是包括福建兒女在內的革命先烈用鮮血換來的。他們的鮮血染紅了長征之路，為奪取中國革命的勝利，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樹起了一座值得敬仰的歷史豐碑。
三是福建是長征勝利的戰略基地，在阻擊敵人進攻蘇區和調動牽制敵人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有力策應和配合了主力紅軍的轉移。紅軍長征前夕，除北上抗日先遣隊對紅軍長征所起到的策應作用外，福建軍區的紅八團、紅九團深入敵后，開展靈活機動的游擊戰爭，破壞敵人的運輸線，打擊和延緩了敵人向中央蘇區的進攻﹔1934年9月，在長汀、連城交界的鬆毛嶺保衛戰中，紅九軍團、紅二十四師將士及長汀地方武裝，以犧牲赴死的決絕，頑強阻擊佔絕對優勢的國民黨軍隊，鏖戰七個晝夜，為主力紅軍抓緊戰略轉移贏得了寶貴的時間﹔在中央蘇區受敵包圍的危急關頭，福建地方武裝獨立七團奉命趕赴江西，參加了保衛中央蘇區的戰斗，付出了重大犧牲。中央主力紅軍長征后，國民黨軍隊在閩西部署8個師兵力，對革命根據地人民進行燒殺搶掠。留在閩西的幾千名紅軍和游擊隊將士，在張鼎丞、鄧子恢、譚震林等人的領導下，誓死保衛家鄉，開展了艱苦卓絕的三年游擊戰爭，建立了閩西、閩粵邊、閩北、閩東、閩中和閩贛邊游擊區，佔當時南方八省15塊游擊區的三分之一，牽制了約20萬國民黨兵力，在戰略上策應了紅軍主力的長征，而且同南方各游擊區一起，形成了重要的第二戰場，保持了中國革命的重要戰略支點，為革命的最終勝利奠定了堅實基礎。歷史証明，福建游擊區同南方其他游擊區一起，不僅是紅軍長征勝利的戰略重地，也為中國革命“紅旗不倒”並奪取最終勝利作出了歷史性的貢獻。
英雄的長征孕育了偉大的長征精神。紅軍長征已成歷史，但紅軍長征精神是永存的。長征精神，既是親身經歷長征的紅軍將士們用熱血和生命所創造，也是堅持三年游擊戰爭的將士們和冒著生命危險給予紅軍以極大支持的廣大人民群眾所共同鑄就的，是中國共產黨人先進性之魂的集中反映，是中華民族精神之魂的最高體現，也是我們黨取之不竭的寶貴的精神資源。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是正在進行的新長征，仍需要我們弘揚紅軍長征精神，使新的萬裡長征煥發出更加燦爛的光輝。
（本文參加全國首屆長征論壇交流，作者為中共福建省委黨史研究室室務會議召集人、主任）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5年第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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