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給軍隊立規矩，延安軍民親如一家。圖為國畫《知心話》。
據記載，劉伯承在與一位高級將領談工作時曾經說過，1949年剛解放進城，6個軍區司令員去看毛主席。當時他心想，毛主席可能要講幾句鼓勵的話。可沒有想到，毛主席開頭就說：“你們這些人要守規矩，聽指揮啊，不然我就從你們幾個人開刀。”劉帥說，“我聽了以后，心裡直打顫，他是多麼嚴格啊！”講規矩，歷來是黨的優秀傳統之一。老一輩共產黨人講規矩的故事於今仍然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
毛澤東給軍隊立規矩
1948年1月7日，毛澤東給幾個中央局和野戰軍的頭頭腦腦專門下達了《關於建立報告制度》（即子虞電），以“幫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錯誤”。毛澤東要求報告必須“自己動手，不要秘書代勞”，還特別給野戰軍與軍區的“老大”們做了單獨的要求：各野戰軍首長和軍區首長，除作戰方針必須隨時報告和請示，並且照過去規定，每月作一次戰績報告、損耗報告和實力報告外，從今年起，每兩個月要做一次政策性的綜合報告和請示。
制度下達6個月后，林彪一次也沒報告。毛澤東於是給林彪發了一封2000字的電報，措辭嚴厲地批評他，並舉出鄧小平這個好榜樣：“我們5月間即告訴你們，像大別山那樣嚴重的環境，鄧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規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綜合性報告，並將鄧小平同志來電轉給你們閱讀。你們的環境比大別山好得多，何以你們反不能做此項報告？”
1939年，延安女子大學有個女學員在延河邊的石坎下洗衣服，留守兵團一個戰士邊走邊踢路上的石頭，一塊石頭正巧打在那位女學員的頭上。雙方爭執開來。毛澤東聽了匯報，很不高興：“今后要立個規矩，軍隊和地方出了問題，軍隊首先要做檢討。軍隊和地方鬧了矛盾，軍隊首先要做自我批評，事情就比較好辦了。凡是處理內部的團結問題，都要這樣做。”這一條不僅為留守兵團立了“規矩”，也為后來的軍隊正規化和處理好軍民關系確立了原則。
周恩來訂“十條家規”
1949年4月25日，剛剛解放的北平電車廠遭敵特縱火破壞。周恩來一聽到消息就馬上中止正在進行的會議，趕往火災現場。
周恩來對公安局相關領導說：“前清時，縣太爺聽說哪兒著了火，都親自到現場。我們是人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今后，你們公安局的領導遇上大的案件、事件，必須親自到現場。”
據1976年周恩來去世后，負責整理他和鄧穎超兩人工資收入和支出賬目的人回憶，據統計，周恩來的工資是400.8元，鄧穎超的工資347.5元。從1958年到1976年，一共是161442元，但兩個人總共才積蓄了5100元。這是因為周恩來曾立了規矩：凡是積蓄夠5000元，沒什麼用，就交黨費。
進入和平年代以來，周恩來給家人和親戚朋友訂了十條規矩。“一律到食堂排隊買飯菜，有工作的自己買飯菜票，沒工作的由我代付伙食費﹔不許動用公家的汽車”等。
鄧小平給食堂定標准
1949年11月30日，中國人民解放軍二野劉鄧大軍解放並接管了西南重鎮——重慶。
進城以后，劉伯承鄧小平還帶著從大別山出來的炊事員老程，每餐一葷一素外加一個咸菜和一個榨菜湯。后來，老程回老家去了，換了新炊事員，菜的花樣多了，數量也多了，開始是四個菜，后來是六個菜，最后成了八個菜，雞鴨魚全有。
劉伯承和鄧小平都生氣了。鄧小平問后勤部長：“我和劉司令員是個啥子伙食標准？”后勤部長不明就裡，隨口說道：“沒有標准。按照供給制，實報實銷，吃多少報多少，都可以。”
鄧小平發火了：“你這個同志有意思。沒有標准，地主老財吃飯，都要量入為出，我沒有標准，我都把地主老財比下去了！你要知道，我們國家還很窮，好些人在挨餓，我不能沒有標准。”
“那就請政委定一個標准吧。”后勤部長紅著臉說。“今后，按團級標准吃四菜一湯，一葷三素，不得超支！”
幾天后，后勤的同志又來請示鄧小平，說考慮到劉司令員的身體狀況，這個標准太低了，是不是再提高一下？鄧小平考慮了一下說：“就按師一級的標准，不能再提了。”
自1948年1月毛澤東下達《關於建立報告制度》的指示后，鄧小平不僅在大別山區的緊張戰斗環境中嚴格執行這一指示，在新中國成立后的和平建設時期仍然一以貫之。主政西南期間，鄧小平把不定期匯報和定期匯報結合起來，除嚴格履行每兩個月向中央作一次綜合報告的工作慣例，事關重大、復雜或敏感性問題都在第一時間向中央匯報。鄧小平在西南工作的32個月內，報送給毛澤東或中共中央的文電共計99份，平均每個月至少報送3份。
（摘編自《廉政瞭望》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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