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12月,美國麻省理工學院畢業生葛燮生,在膠濟鐵路張店干段長期間突遭綁架。風波驚動京滬兩地,路內路外積極斡旋。最終一切談妥:交錢放人。孰料,巨款交上之后,葛氏卻慘遭撕票。一次沒有想到的巧遇,導致全盤皆輸。
時任山東督軍的鄭士琦
“乒!乒!乒!”一陣急促的槍聲劃破夜空。一伙兒土匪和政府巡防馬隊激烈交火。結果,巡防隊落荒而逃。
地點:濟南老城以東。時間:1924年1月18日。那天是農歷臘月十三,還有17天就是大年,本該是一個寧靜祥和的日子。
奇怪的是,第二天,這場槍戰的受害者卻死在老城以西,死者居然是膠濟鐵路高級職員葛燮生。
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兒?讓我們先來認識一下葛燮生。
葛燮生,時年34歲,字季調,浙江杭縣人,1906年,由上海南洋公學(清朝末年著名實業家盛宣懷創辦)附屬小學升入中學。1908年赴美國留學,后畢業於麻省理工大學機械科。麻省理工學院被譽為“世界理工大學之最”。
歸國后,葛燮生任漢陽鐵廠機械工程司(即現工程師),歷任上海阜豐面粉廠、河南郾城蛋廠諸工程司,奔走宣勞,聲譽卓著 。
膠濟鐵路1923年被北洋政府從日本手中接收后,為了把這條鐵路搞好,政府積極網羅人才,有著海外名校背景的葛燮生,自然是不可多得的專業人才。
據《青島鐵路分局志》(1899年-1900年)記載,膠濟鐵路“建成運營后,沿線於青島、高密、坊子、張店、濟南修筑機車房,各配備人員100—200人不等”。民國膠濟鐵路管理局,“沿線青島等機車庫依次設第一至第五分段”。葛燮生就是第四分段——也就是張店分段機務段長。
葛燮生上任后,擘劃經營,瘁心盡力,寢無定所,食僅干糧,對工作非常投入。
讓葛燮生沒想到的是,危險正向他悄然襲來……
突遭綁架 驚動京滬
1923年12月3日,葛燮生在張店突遭綁架。
當時山東匪患嚴重。據《民國匪禍錄》一書記載:“1923年七八月間,山東各地有40多個縣(佔當時全省縣份的一半),同時向山東督軍田中玉和省府告急,請求派兵剿匪。其中小股土匪被當地駐軍、民團打退,或確系流竄而未釀成大禍的,因未加報警,尚不在內。”
打家劫舍是土匪的生存之道,因而綁票事件也就時有發生。就在葛燮生被綁架之前,這樣的事情已經發生了多次:
——二十天前,“11月13日,山東昌邑於雙龍擄劫法國張家堡教堂主教羅光漢及神甫1人、中國助教5人作為人質,要求官府招安。”(《山東外事大事記(1912-1949.9)》)
——半年前,1923年5月5日,津浦線臨城站附近,由浦口開往天津的第二次特別快車遭土匪孫美瑤部攔截,39名外國旅客、71名中國旅客被綁架,英、美、法、意、比五國公使向北京提出最嚴厲的抗議。山東督軍田中玉、省長熊炳琦、交通總長吳毓麟等不得不與土匪談判、妥協。此為轟動世界的“臨城大劫案”。
——一年前,1922年12月1日,嶗山匪首孫百萬劫持了青島總商會會長隋石卿和受熊炳琦之命赴青島監管接收的專員茅少甫,以此要挾魯案善后公署。此乃日本駐華公使小幡酉吉策劃。魯案中日聯合委員會第一部委員陳干前去招撫,一舉成功。12月10日,孫百萬率部下山,他本人還出席了青島接收慶典。當然,人質安然無恙。
現在,不幸又降臨到葛燮生頭上,他能逃出生天嗎?
當然,隻要有錢,一切皆有可能。果然,幾天后,土匪開出了價碼:贖金8萬元。並附有葛燮生請求盡快籌款的信。
綁匪很清楚,段長家再有錢,也不可能一下子拿出這麼多。因此他們把目標對准了一個“大戶”——膠濟鐵路管理局。
葛燮生被綁架后,上海美國麻省理工大學校友會屢次致電交通部和膠濟鐵路管理局,要求設法營救。當時交通總長依然是吳毓麟,半年前的那場“臨城大劫案”,他記憶猶新,不能不高度重視。
高度重視的不僅是交通總長,還有交通部的部員。這與葛燮生的人脈有關。《民國匪禍錄》中說,葛燮生“人緣好,善交際,在交通部和膠濟路局朋友極多,部裡的路政司司長與他是拜把兄弟”。
膠濟鐵路當局自然“壓力山大”,不得不向山東當局求援。畢竟,保境安民是山東當局不可推卸的責任。
交通部也請求山東當局協助處理。當時山東督軍是鄭士琦。鄭士琦的上任,從一定程度說,是沾了綁匪的光。因為“臨城大劫案”后,在各國公使的強大壓力下,田中玉被迫於同年10月18日引咎辭職。隨后,鄭士琦接任,被大總統曹錕授予濟威將軍,加陸軍上將銜。
鄭士琦決定武力調停,先包圍土匪,再商量贖票。這也是田中玉處理“臨城大劫案”的辦法。但葛燮生家屬及諸好友商議之后,擔心調動軍隊會激怒土匪﹔稍有摩擦會導致撕票。因此,由葛燮生之弟葛哲生出面,向鄭士琦及膠濟鐵路當局表示,先由家屬與土匪交涉,萬不得已,再請軍隊以武力營救。
家人有此意見,鄭士琦和膠濟路警務處長等人也不好勉強,表示尊重家屬的願望。
談妥放人 未料撕票
葛哲生通過中間人與土匪說票,解釋路局不同意用公款贖票,認為此例一開,以后土匪綁架鐵路員工將會變本加厲。的確,要真那樣的話,鐵路員工豈不成了土匪流動的“提款機”。
中間人還強調說,葛燮生的家中並不寬裕,8萬元實在難以籌措,請求降低一些。寬裕不寬裕不好說,8萬元難籌倒是千真萬確。綁匪心裡自然清楚,最后,土匪同意以5萬元贖票。
剩下的就是家屬的事兒了。當然,鄭士琦也沒有袖手旁觀,為配合葛家贖票,他採取敲山震虎、殺雞嚇猴的辦法,在高密附近鐵路沿線組織了一次大規模剿匪。
此舉果然有用。土匪急於說票成功,以便攜款潛逃,竟主動將票款降為1.5萬元,定於1924年1月18日交款,並隨即放人。
葛氏家屬向路局借了1.5萬元款,言明以后逐月扣還。
葛哲生遂根據中間人轉達的要求,於18日夜間,獨自一人攜款到濟南城東門外耿家林交付。
這天夜空晴朗,寒氣逼人。葛哲生在一片小樹林裡等候多時,才見樹影后走出一人。那人頭戴一頂羅宋帽,拉下來蓋住了整個臉部,僅僅露出的一雙眼睛還被一副茶色眼鏡遮住,面目全不可見。
“帶來了嗎?”匪徒因帽子捂著嘴巴,發音不很清楚。
“全在這裡了,您點點。”葛哲生把手中的包袱遞過去。
那人提在手裡,掂了掂,又打開看了看,重新扎好,冷冷地說:“行啦,回去等著,明天准見人。”
葛哲生不敢多問,轉身匆匆返回,向焦急地等候消息的嫂子和其他親友報告喜訊。
然而,第二天葛燮生並未回來,第三天也不見音信。緊接著便傳來他被殺的噩耗,說尸體發現在濟南西門外大槐樹庄的大路旁。
葛燮生被殺后,各方震驚。最初,關於葛燮生被撕票的原因,膠濟鐵路局認為是贖金未按期交給土匪,所以才導致撕票。
但葛燮生家屬一再申明,已與土匪交涉清楚,並且贖金確實在18日晚上如數交給土匪。
上海南洋公學同學會公決詰問膠濟鐵路當局,要求北京交通部懲戒膠濟鐵路當局領導並剿匪恤孤,感嘆“路政前途,何堪設想”。
上海麻省理工學院校友會哀悼葛燮生,召開緊急會議,致函慰唁家屬,並致電膠濟鐵路詢問致死情由,質問膠濟鐵路局長:“既事極力營救,何故復遭慘殺?”請求迅速將營救方略及撫恤辦法詳細說明。
葛燮生親屬齊集濟南,要求膠濟鐵路當局給出說法。
膠濟鐵路當局趕緊派人從青島乘火車趕往濟南。經多方了解,特別是與政府方面的聯系溝通,方才拼湊出事情的真相。
綁匪遇官兵 泄憤殺人質
原來,1月18日晚,葛哲生離去后,取款土匪也急忙返回,不料剛走不遠,便遇見巡邏的官軍馬隊。
士兵見此人身背包袱,寒夜獨行,不覺起了疑心,便喝令站住,仔細盤問,又見他神色驚慌,於是下馬搜查。
土匪見馬隊的幾支槍都對准自己,隻得垂手而立,聽任檢查,暗中卻做好應對准備。當一名士兵從他棉袍下搜出一把盒子槍時,他乘士兵驚愕之際,一拳打翻那兵,拔腿狂奔。馬隊便隨后追擊,開槍。
令士兵沒想到的是,這一開槍引起槍聲一片,不過不是自己人打的,而是綁匪的同伙兒。
原來,綁匪在附近早有埋伏。畢竟治安環境不好,他們也擔心取錢同伙的安全,於是就在附近准備接應,沒想到半路殺出程咬金:遇上了官兵。官兵一放槍,無異於提醒他們開打。
士兵們一時蒙了,沒想到還有埋伏,更不清楚對方有多少人,唯一能感覺到的就是火力很猛,情知不敵,隻得掉頭而逃。
在綁匪看來,家屬肯定通知了政府。而且,這種先痛痛快快答應、再尋找時機消滅,是政府的一貫做法。
“臨城大劫案”匪首孫美瑤在與政府達成協議將人質釋放后,他的土匪部隊被改編為官軍一旅,孫任旅長。半年后,兗州鎮守使張培榮擺下一場“鴻門宴”,將孫美瑤誘至棗庄中興煤礦公司,奉鄭士琦之命將其槍殺。時間就是葛燮生被綁16天后:12月19日。
嶗山匪首孫百萬在與政府達成協議后,部隊被政府收編,很快被調往坊子。政府隨后派兵圍剿,孫百萬被打死,這支隊伍徹底消失。
前車之鑒,為期不遠。綁架土匪們自然不會認為夜晚遭遇純屬巧合。他們認定,這是家屬和政府聯合“下套兒”,於是一怒之下將葛燮生槍殺,移尸大槐樹庄路邊。
葛哲生為其兄之事奔波勞累、擔驚受怕46天,沒想到最終落得人財兩空,精神大受刺激,整日如痴如呆。“葛氏兄弟一死一瘋”,《民國匪禍錄》如是說。
葛燮生尸體於1月25日入殮。膠濟鐵路局撥給治喪費1000元,將撫恤列為一等,一千多元。
鑒於葛燮生曾在南洋公學就讀,南洋公學同學會胡端行等人特請老校長唐文治為葛燮生寫了碑銘:“青州之城,張店之旁。風淒雨黯,山高水長。魂兮歸來,涕泗浪浪。銘以貞之,千載毋忘。”
在此期間,綁匪依然猖狂。“1924年初,一批在濟南念書的安丘籍學生,放寒假乘膠濟路火車在黃旗堡站下車,被股匪悉數架去。”(《民國匪禍錄》)
不過,讓葛燮生在天之靈稍感欣慰的是,殺害他的綁匪也得到了應有的懲罰。同年3月12日,鄭瑞亭、高瑞圖、高良臣三人被山東省督理署軍法處槍決。
鮮為人知的是,這次綁架有日本人的參與。據《中國二十世紀通鑒 1921-1940年》記載:“三犯曾將被架者藏於濟南日本商人濱野處,勒索贖金15000元,分予濱野1500元。”（於建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