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振興
新中國成立初期，陳雲擔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簡稱“中財委”）主任，負責領導全國的財經工作。在陳雲的主持領導下，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短短半年的時間，即1949年10月到1950年3月，就實現了財政收支基本平衡，使延續多年不斷上漲的物價穩定下來，創造了經濟史上的一個奇跡。毛澤東高度評價這一勝利，說：平抑物價、統一財經，其意義“不下於淮海戰役。”
1949年10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財政經濟委員會成立時全體委員合影。前排左六為陳雲
組建中財委
新中國成立前，為了更好地為新中國的經濟恢復和發展做准備，黨中央決定成立中財委，由陳雲任主任，統一領導全國的經濟工作。1949年6月4日，周恩來主持召開各民主黨派人士及北平各級黨政機關負責人會議，宣布陳雲負責籌備組建中央財經委員會，並明確中財委暫時屬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領導，中央政府成立后歸中央政府領導。
籌建中財委的工作千頭萬緒，陳雲做的第一件事是物色干部。我們黨由於長期處在農村進行革命斗爭，缺乏經濟建設人才，就是舊中國，也沒給我們留下多少這方面的人才。怎麼辦？陳雲的辦法是不拘一格，廣泛招攬人才。他說，在德才兼備的前提下，搞“五湖四海”“就地取材”。中財委是在原中央財經工作部和華北財經委員會的基礎上組建的，因此一開始華北的干部用得比較多，以后又陸續增加了各個大區的干部。
在緊盯黨內人才的同時，陳雲還特別注意選用有經濟才能的黨外民主人士。章乃器、千家駒、沈志遠等人都是陳雲組建中財委過程中注意到的懂經濟的黨外民主人士。陳雲經常同他們交談，虛心聽取他們的意見。陳雲知道周恩來與黨外朋友交往多，熟悉黨外朋友的情況。為了盡可能地避免閑置黨外財經人才，他致信周恩來：“請你告訴我可以吸收哪些人來辦些事，各人的政治態度如何？”馬寅初就是在周恩來推薦和陳雲一再敦促下擔任中財委副主任的。
在籌備建立中財委過程中，陳雲還接收了原國民黨政府資源委員會的高級專家學者十五六人。
經過緊張的籌備，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組建完成。7月12日，陳雲主持召開成立會議，他先作自我介紹：“我叫陳雲，個子小，瘦瘦的，身體不好，兩個月感冒一次。現在讓我來管財經工作。上海有個什麼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我原來像是在大樓前面擺小攤的，現在讓我來當這個大公司的老板。能不能完成好這個任務，要靠大家努力了。”這朴實、幽默的幾句話，一下子吸引住了全體與會者。
此時的中國，百廢待舉，千頭萬緒，中財委重點抓什麼？怎麼個抓法？陳雲經過多方面調查研究，反復深入思考，首先抓了穩定物價和統一管理全國財經工作。
“銀元之戰”
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但經濟戰線仍硝煙彌漫，人民幣擠不進上海市場，銀元投機猖獗的電報不斷送到陳雲案頭。陳雲在北平籌建中財委的同時，參與指導了上海市軍管會同上海舊經濟勢力之間的“銀元之戰”。
上海解放第二天，上海市軍管會就發布《關於使用人民幣及限期禁用金圓券的規定》：以人民幣1元收兌金圓券10萬元﹔6月5日起，嚴禁金圓券在市場上流通。由於金圓券的信用已接近於零，收兌工作十分順利，《規定》發布僅7天，就收兌金圓券35.9萬億元，約佔國民黨政府全部金圓券發行額的53%。
然而此時，上海舊經濟勢力利用人們長期以來形成的擔心鈔票貶值的心理，掀起了銀元投機風潮。上海証券交易所是銀元投機的大本營，那裡每天麇集著幾千人。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銀元販子人數更多。原來1塊銀元值100元人民幣，6月3日漲到720元，6月4日突漲到1100元，漲勢仍在繼續。銀元成為上海市場上實際使用的本位幣，人民幣隻起輔助作用。到6月4日，上海投入流通的人民幣近20億元，大部分卻浮在市面上。人民幣隻能購買小額貨物，根本買不到整批貨物。有的商號還拒絕以人民幣作商品標價，把人民幣排斥在市場之外。
在認識清楚銀元問題的症結所在后，陳雲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關於打擊銀元使人民幣佔領陣地的指示》，於6月8日下發。《指示》在分析了大軍渡江、南京政府完全垮台后新解放區金融問題的新情況后指出，對待銀元的斗爭，除政治手段外，還須陸續採取許多經濟步驟：明令鐵路交通事業及市政公用事業，一律收人民幣﹔稅收一律征收人民幣﹔以地方為單位，首先是上海酌發實物公債等。
得到毛澤東贊同並接到陳雲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關於打擊銀元使人民幣佔領陣地的指示》后，6月10日上午10點整，上海市軍管會派出軍警到証券交易所，把銀元投機的大本營端掉了，同時在全市范圍內執行中央《指示》。上海的這次行動抄沒黃金3000多兩、銀元3萬多塊，處理投機商人200多名。消息傳開，市場上銀元價格暴跌。
由於政治手段、經濟手段、宣傳攻勢三管齊下，上海市軍管會在同舊經濟勢力的“銀元之戰”中取得了勝利，為日后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創造了良好的開端。
“米棉之戰”
由於戰爭還未結束，加上財政赤字擴大，紙幣發行量大增，投機分子興風作浪等原因，1949年4月、7月、10月和1950年2月，在北平、上海、天津等地出現了4次大規模的物價上漲風波。尤其是新中國成立半個月后，投機資本掀起的一場物價大波動，影響廣泛而深遠。從1949年10月15日起，以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為先導，其他地區跟進，全國物價猛漲。到11月13日止，以7月底為基期，物價平均指數：北京、天津漲1.8倍，上海漲1.5倍，華中、西北與此相近。在10月一個月內，全國物價平均上漲44.9%。這次漲風，上海、武漢是由紗布帶頭﹔天津、北京是由糧食帶頭。11月12日、13日，北京、天津個別糧商叫價高出7月底指數四五倍。
這次物價上漲盡管已在預料之中，但漲風之猛、波動之大、范圍之廣，不能不令人深深擔心。
中國人民在國民黨政府統治下嘗夠了惡性通貨膨脹、物價飛漲的苦頭。從1937年7月全面抗日戰爭開始，到1949年5月的12年間，國民黨政府的貨幣發行增加1400多億倍。市場物價有如脫缰野馬般飛漲。這種狀況在全面內戰爆發后愈演愈烈。有人計算，100元法幣，在1937年可買兩頭牛，1945年隻能買兩個雞蛋，1947年已隻能買一個煤球，到1949年5月隻能買一粒米的千分之二點四五。通貨膨脹、物價飛漲、民不聊生、人心喪盡，是國民黨政權垮台的重要原因。
共產黨領導的新中國能不能站得住腳？這不僅表現在軍事上，而且越來越突出地表現在經濟上。當時最迫切的任務就是穩定物價，扭轉國民黨多年統治留下的財政經濟極端混亂的狀況。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能不能解決這些問題呢？一些處在觀望狀態的人認為共產黨能夠“馬上得天下”，不能“馬上治天下”。上海有些資本家說：“共產黨是軍事100分，政治80分，財經打0分。”他們要看共產黨的笑話。
陳雲分析物價猛漲的原因，決定採取收縮通貨、拋售物資、加強市場管理的辦法，並且慎重地選擇採取制止物價上漲措施的時機。11月中旬，物價已漲了兩倍，漲勢漸趨穩定。陳雲認為時機到了，已有可能通過收縮銀根、調運糧棉、拋售物資來穩定物價。當時，對物價影響最大的糧食，主要從已完成土地改革的東北老解放區調來。為確保東北糧食進關，陳雲派人到東北去調運糧食，還專門交代：東北必須每天發一個列車的糧食到北京﹔北京市在天壇打席囤存糧，必須每天增加存糧席囤，要給糧販子看到，國家手上真有糧食，糧價不能漲，使奸商無隙可乘。
11月13日，陳雲為中財委起草對全國物價猛漲所採取方針的指示。其中，包括緊縮銀根的指令：人民銀行總行及各主要分行自電到日起，除中財委及各大區財委認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貸款，一律暫停﹔各大城市應將幾種能起收縮銀根作用之稅收，於11月25日左右開征等。還有對各地國營貿易公司的指令：目前各地貿易公司，除必須應付門售者外，暫時不宜將主要物資大量拋售，應從各方調集主要物資於主要地點，並力爭於11月25日（至遲30日）完成。還包括了提出應在此次穩住物價行動中對投機商人要給以適當教訓的指令：目前搶購風盛時，我應乘機將冷貨呆貨拋給投機商，但不要給其主要物資﹔等到收縮銀根、物價平穩，商人吐出主要物資時，我應乘機買進。
陳雲起草這份文件后，立刻派人送到中南海西花廳，請周恩來簽發。周恩來看后寫道：“如主席未睡請即送閱。如睡，望先發。發后送閱。”那時，毛澤東工作后尚未入睡。陳雲的文件手稿從西花廳送到豐澤園。毛澤東看畢立刻批示：“即刻發，發后再送劉、朱。”毛澤東還在“即刻發”三字旁加了著重號。
當天，文件就以電報的形式下發到各地。一場有目的、有組織、有步驟地制止物價猛漲、打擊投機商人的戰斗，立刻在全國打響。
11月25日之前，各地遵照11月13日和16日陳雲電示緊張地進行准備，將糧食、紗布、煤炭等主要物資調集於重要地點，設法緊縮通貨、抓緊稅收。11月25日，全國各主要城市統一行動，大量拋售糧食、棉布。一開始，投機商人認定物價還將上漲，不惜高利拆借巨款，繼續吃進。但國營公司實力雄厚，敞開拋售后逐步降價，投機商人哄抬物價的陰謀破產。他們競相拋售存貨，但市場已經飽和，越拋物價越跌。結果，不僅所囤積的貨物虧本，而且還要付出很高的利息，許多投機商因虧損過多，不得不宣布破產，許多私人錢庄因借給投機商人的款項無法收回，亦宣告倒閉。這就是解放初期著名的“米棉之戰”。
從此，投機商人一蹶不振。這次波及地區最廣、持續時間最長、物價漲幅最大的漲價風潮平息下去了。上海當時的資本家說：銀元斗爭共產黨靠的是行政手段，這一次，共產黨完全是用經濟的手段就把價格平下來，上海的工商界沒有想到，佩服。
“糧食之戰”
自1949年10月15日開始的物價漲風剛剛平靜下來，各地因水旱災害缺糧的問題又擺到了陳雲面前。12月中旬，華東、華北因旱澇災害而缺糧的報告紛紛送到他的桌上。根據華東、華北最低限度的估算，華東來年缺糧11億斤，華北缺糧18億斤，共29億斤。
陳雲在11月作出制止物價猛漲的決策時，考慮到財政赤字和貨幣發行情況，已估計1950年2月（春節前后）還會刮起物價漲風。現在，各地缺糧，顯然增加了這次漲風的可能。為此，政務院發出生產救災的指示，中財委決定調糧到上海等大城市和災區。
1949年12月12日，陳雲在中財委全國城市供應會議上講話，對全國范圍內統一調度糧食的工作作了具體部署。經過籌劃，中財委決定從東北調入15億斤，華中調來11億斤，共26億斤，尚少的3億斤由四川調運。
運送糧食接濟華東、華北，是關系全局的大事。陳雲對這件事抓得很緊。有些地方的領導干部不顧大局，阻止糧食外運。對這種不良傾向，陳雲明確地指出：“對當地糧食一層層防止調走，會出毛病的。”“現在，若湖南糧食不調出，江西糧食不調出，災區就可能出亂子。”他斷然主張採取嚴厲手段：“誰阻止糧食外運，就砍誰的頭！”由於宣傳與組織工作得力、法令與紀律要求嚴格，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依然保証了災區的糧食救濟。
看到華東、華北糧食吃緊，1950年春節前后，上海等地的投機資本以為國家糧食准備不足，故伎重演，把目標瞄准了糧食市場。再加上上海市場歷來有春節糧價看漲的老規律，投機資本家預料1950年春節上海市場物價一定要大漲，事先就調集了大量資金，千方百計囤積糧食，准備在春節后開市時大賺一把。但是，春節過后，上海糧食價格不但沒有上漲，反而連續下跌。這一切，都在陳雲的運籌之中。在佔壓倒優勢的國營經濟面前，投機資本失去了操縱、左右物價的能力，他們不得不在虧本的情況下把囤積的大米全部拋售掉。
由於陳雲決策正確、指揮有方、組織得力，隻用了半個月的時間，就解決了這次糧食漲價風潮。至此，投機資本元氣大傷，再也無力大規模操縱市場，國營貿易企業在斗爭中日益發展，逐步取得了市場的主動權，穩定物價勝券在握。
統一財經
從1949年7月至1950年2月，陳雲領導幾次制止物價上漲，都不同程度地發揮了全國財經工作統一調度的作用，而這個過程又為財經工作實現全面統一准備了條件。
1949年8月，陳雲為穩定物價主持召開的上海財經會議曾考慮財經工作的統一領導問題，11月以后中財委在制止物價猛漲指揮各大城市統一行動，財政、銀行、貿易部門協同作戰的同時，相繼召開財經各部門的專業會議，陸續實現了稅政、糧政、鹽政、路政、郵政、水政等幾個方面的初步統一。統一財經的條件已逐步成熟。
統一財經的具體辦法，陳雲主張先由大區統一，再由中央統一。1950年1月22日、2月1日，陳雲在起草給毛澤東並中共中央的《財經旬報》中，提出擬於2月召開全國財政會議，並將會議主題明確地規定為統一全國財政經濟，認為“此事勢在必行”。
2月13日至25日，第一次全國財政會議在北京舉行。會前，陳雲主持起草《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初稿，並兩次進行修改。開幕式上陳雲作了關於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講話。在討論中，陳雲提出3個方案：一個是維持現狀，一個是后退一步，一個是統一收支，即是“停”、“退”還是“進”。大家經過討論，認為退不成，停也不好，同意進，即同意統一收支。就是說，財經工作要從原來的基本上分散經營，前進到基本上統一管理。會議提出，在統一財經工作方面要做到：財政收支統一集中到中央﹔公糧統一，除5%至15%作為地方附加外，均由中央統一掌握﹔稅收統一，關稅、鹽稅、貨物稅、工商稅統一集中到中央，每月結算解繳國庫﹔統一編制，改變編制龐大、人浮於事的狀況﹔貿易統一，各地貿易公司的資金、業務計劃、商品調度統一由中央貿易部掌握，地方不能干預﹔銀行統一，現金的調動統一於人民銀行。會后，對《決定》初稿又作了兩次修改。
3月3日，政務院第22次政務會議討論並通過了陳雲起草的《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陳雲對《決定》再次作了說明，指出這個文件的性質“主要是節約、征收，具體地說就是縮小赤字，統一管理。其目的是為了爭取好轉”。同一天，中共中央還專門向各級黨委發出《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通知》，要求各級黨委必須用一切方法保障政務院《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的全部實施。此后，政務院又陸續頒布《關於統一全國國營貿易實施辦法的決定》等一系列規定，對全國財經工作實行統一管理。
為了宣傳和解釋政務院決定的精神，陳雲為《人民日報》撰寫《為什麼要統一財政經濟工作》的社論。這篇社論有針對性地回答了廣大干部、群眾普遍關心的一些實際問題，即：財經工作應該繼續分散經營還是前進到統一管理﹔究竟統一管理哪幾件事﹔現在實行統一管理是否太早，是否困難﹔這樣的稅收統一，地方機動性是否太少﹔統一管理是否會降低下級組織的積極性？等等。陳雲在社論中強調指出：“如果國家收入不作統一使用，如果國家支出不按統一制度並遵守節省原則，如果現有資金不加集中使用，則后果必然是浪費財力，加劇通貨膨脹。”“我們必須忍受小困難，避免大困難。”“隻要嚴格實行政務院關於統一國家財政經濟工作的決定，熬過幾個月的困難，我們很有理由希望財政情況逐漸好轉。”
全國財經工作實行統一管理后，1950年4月，全國財政收支很快出現了接近平衡的新局面，金融物價狀況開始好轉。在戰爭還未完全結束的時候，國家財政收支已接近平衡是極為不易的。多年來飽嘗惡性通貨膨脹和物價飛漲之苦的全國人民，無不為此歡欣鼓舞。
新中國成立后，陳雲主持全國財經工作，在不到半年的時間裡，從調查研究著手，集中精力抓了穩定物價、統一財經這兩件帶全局性的大事，並在十分復雜、困難的條件下，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不僅有利於克服當時的財政困難，也為不失時機地進行經濟建設創造了必要的前提。這反映出陳雲的遠見卓識和干練、堅毅、細致的工作作風。對此，毛澤東給予很高的評價。曾有人向毛澤東匯報工作時，說到陳雲主持中財委工作很得力。毛澤東聽了，沒有說話，順手拿起筆來，在一張紙上寫了一個“能”字，正是指諸葛亮在《前出師表》裡敘述劉備夸獎向寵的用語：“將軍向寵，性行淑均，曉暢軍事，試用於昔日，先帝稱之曰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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