祝小茗
她，身為女性，卻不讓須眉，是著名救國會“七君子”之一。她，唇槍舌劍，據理力爭，曾是聲望響徹上海的著名律師，后來江青受審時點名讓她辯護。重慶談判期間，她與毛澤東暢談時局。新中國成立后，她擔任了第一任司法部部長，擔任過民盟中央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等職務，為新中國法律體系的建立和婦女事業做出了杰出貢獻。她——就是中國共產黨久經考驗的親密戰友史良。
女律師鐵肩擔道義
史良，江蘇常州人，1900年出生於一個知識分子的家庭。父親是個塾師，常給她講述屈原、文天祥、史可法、洪秀全等人的故事，這些民族英雄的愛國精神和民族氣節，深深地感染了年幼的她。父親的倔強性格，也給她很大影響，她在未成年時，以絕食反抗母命婚約，取得勝利。從常州女子師范附小畢業后，史良考入常州女子師范本科，被選為學生會會長，領導同學驅逐無能的校長，取得了勝利。五四運動時，她聯合常州其他幾所中學，成立了全縣學生聯合會，任副會長兼學聯評議部主任，組織全縣學生罷課。當局下令停辦學校，史良又組織學生包圍縣政府，迫使其收回停辦學校的命令。她還被推為學聯代表，到南京參加請願活動，期間，她大量閱讀《新青年》《改造》等進步書刊，思想上受到很大啟發。1922年，史良考入上海政法大學，攻讀法律。五卅運動中，她積極參加示威游行，並因喊出“反對帝國主義”和“打倒賣國賊”的口號而被捕，隨即又被釋放。她主編政法大學學生會創辦的刊物《雪恥》，宣傳民族獨立，反對列強侵略。她在政法大學學習期間，半工半讀，課余兼做社會工作，得以接觸社會，了解社會。
1927年，大學畢業的史良到國民黨總政治部辦的政治工作人員養成所工作。由於反對國民黨清黨委員會委員長劉伯龍，她被扣上了有“思想問題”的罪名，關押了兩個多月，終因証據不足，由蔡元培保釋出獄。在獄中，她親眼看到一些共產黨員受盡酷刑卻堅貞不屈，臨赴刑場，仍引吭高歌，視死如歸。共產黨員的高尚品質、國民黨反動派的殘暴，對她以后的政治活動有著重大影響。1931年起，史良開始當律師。她盡其所能地伸張正義，主持公道，保障民眾的合法權利。
1933年4月8日，因叛徒告密，賀龍的妻子向元姑在上海法租界徐家匯路眉壽裡162號寓所，被國民黨上海市公安局特務會同捕房的捕員逮捕。同時被捕的還有賀龍的堂弟賀干臣（化名王文明）、堂侄賀學庠（化名王瑞卿），兩人均系中共黨員。同日，擔任中共中央會計科長並負責上海黨中央內部交通工作的熊瑾玎化裝成商人，在去給賀龍家屬送生活費時，被守候在那裡的坐探逮捕。隨后，特務又在熊瑾玎寓所將熊的妻子朱端綬、兒子熊侃文逮捕。上述被捕6人均由法租界巡捕房轉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關押。熊瑾玎被捕后，中共上海秘密組織非常關心，通過互濟會聘請史良為辯護律師，千方百計予以營救。4月10日，史良即向江蘇高等法院第三分院呈遞了《刑事申請書》，要求進行調查研究。原高三分院以“危害民國”罪判處熊瑾玎8年徒刑，向元姑、賀干臣各12年徒刑。經史良與董康、唐豪（上海法科大學史良的同班同學）等律師的有力辯護，1935年3月，最高法院判決：“撤銷原判，發回更審”。1936年1月4日，高三分院改判熊瑾玎6年徒刑，向元姑、賀干臣各5年徒刑。
此外，在中共秘密組織的領導下，史良還營救過中共黨員鄧中夏、任白戈、陳卓坤、方知達、吳仲超，左翼作家艾蕪等人。習仲勛曾在一篇紀念史良的文章中寫道：“我們黨的鄧中夏、任白戈等同志在遭到國民黨反動派非法逮捕后，她奮不顧身，積極進行辯護和營救。當時她所表現出來的與我們黨患難與共，密切合作，息息相關，英勇斗爭的高尚精神，是十分難能可貴的，令人由衷地敬佩。”
“七君子”中的女君子
1935年12月，北平學生發起一二·九愛國運動，全國抗日救亡運動更加蓬勃發展。12月21日，史良出席了上海婦女界救國會成立大會，並作為大會主席致歡迎詞。她說：“現在我們中國受人侵略，國土被搶佔，人民被殘殺，我們二萬萬女同胞，難道甘心當亡國奴嗎？不，決不！今天我們各界婦女在這裡集會，就是為了大家齊心合力，開展救亡運動！”會后，史良和群眾一起沖破了帝國主義不准在南京路游行的禁令，參加示威游行，高唱救亡歌曲，高呼救亡口號。之后，史良被選為上海婦女界救國會理事。
1935年12月12日，上海文化界著名人士馬相伯、沈鈞儒、鄒韜奮等280余人響應中共八一宣言，發表了《上海文化界救國運動宣言》，提出8項主張，其中心要求是出兵抗日，保証人民基本自由權利。宣言發表以后，立刻在知識界和青年中產生了廣泛的政治影響。在這一形勢推動下，上海文化界救國會於當月27日成立，史良當選為執行委員。1936年1月28日，上海各界救國聯合會正式成立，提出了“團結御侮”“停止內戰”“抗日救亡”的政治主張。史良又當選為執行委員。
上海抗日救亡運動如火如荼地開展，震動了全國。1936年日本在華北大量增兵，侵略氣焰囂張，民族危機進一步加深。上海救國會聯合華北、華南、華中等20余省的愛國救亡組織，於5月31日在上海成立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通過了《宣言》和《政治綱領》。《宣言》宣布自己的宗旨是“團結全國救國力量，統一救國方策，保障領土完整，謀求民族解放”。宋慶齡、史良等40余人當選為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執行委員。7月，史良和沈鈞儒、章乃器、沙千裡等人代表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赴南京請願，要求國民黨停止內戰，立即抗日，開放民眾救國運動和釋放政治犯。在南京新聞界招待會上，史良等人介紹了全國各地救國會對當前時局的態度，要求新聞界給予支持。回到上海以后，又開展了大規模的支援綏遠軍民奮起抗日的愛國救亡宣傳運動。
當全國救亡運動風起雲涌地發展時，反動政府更加驚慌失措。1936年11月22日深夜，國民黨政府竟然以“危害民國”的理由，抓捕了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的7位領導人。頭天晚上，除了史良，有6個人被捕。而史良不顧自身安危，迅速通知其他人轉移，因錯失轉移良機而不幸被捕。這就是震驚中外的“七君子事件”。當時在蘇州，史良一個人被關在女監裡。在女監裡，史良了解女難友的生活情況，還鼓勵她們今后出來后好好生活。“七君子”在蘇州監獄堅持斗爭，呼吁全國人民抗日救國。為了援助入獄的“七君子”，宋慶齡等人發起了愛國入獄運動，並向國際國內呼吁，后來愛因斯坦、杜威等國際友人也參加了援助。
抗戰全面爆發后，在全國人民的聲援和敦促下，“七君子”終於獲釋。出獄后，史良立即投入了抗日戰斗。在國共合作的新形勢下，她充滿了希望與信心。但是，隨著戰爭形勢的發展，進步勢力與反動勢力展開了激烈斗爭。史良有膽有識，堅定地跟著中國共產黨堅持抗戰，反對投降﹔堅持團結，反對分裂﹔堅持進步，反對倒退。她擔任了國民參政會的參政員，並且是國民參政會憲政期成會中唯一的女性，為要求國民黨政府實施民主和保障婦女權利進行了不懈的斗爭。她力爭在憲法上明文規定男女平等和保障婦女的權利。她提出在國民大會代表中婦女代表應佔15％的名額，並建議婦女工作者要到基層去，到城市、到鄉村的婦女群眾中去，進行有關參政的宣傳教育。
在漢口和重慶，史良擔任了新生活運動促進會婦女指導委員會委員兼聯絡委員會主任，她用聯絡委員會的名義，廣泛聯系和團結各地婦女團體和社會中上層婦女，為擴大和加強婦女抗日統一戰線做出了重要的貢獻。她和文化事業組組長沈茲九、訓練組組長劉清揚一起，遇有重要事情，都與中共南方局婦委書記、陝甘寧邊區各界婦女聯合會駐重慶代表團團長鄧穎超等人商量。她們支持和依靠會內的秘密黨員和進步青年，在農村、工廠和報刊上開展抗日宣傳教育，貫徹黨發動群眾，堅持抗戰的方針。1941年“皖南事變”發生后，為抗議反動派的倒行逆施，參政會中的中共參政員憤而拒絕出席會議，史良、沈鈞儒等救國會的參政員，也拒絕出席會議。1942年，史良、沈鈞儒等4人退出國民參政會。史良毅然辭去了婦女指導委員會的職務，在重慶重新開設律師事務所。
在抗日戰爭時期，史良還擔任了戰時兒童保育會的常務理事，兼任設計委員會主任。保育會在全國各地設立了40多個保育院，前后收容和保育了2萬多名兒童。史良還擔任了中國婦女聯誼會的常務理事，團結各階層愛國婦女，為爭取政治民主和婦女解放事業做了很多工作。1942年，史良和其他救國會領導人一道參加中國民主政團同盟。1944年9月19日，中國民主政團同盟改組為中國民主同盟。史良當選為民盟重慶市委委員兼組織部長。1945年10月，民盟在重慶舉行了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史良當選為民盟中央委員會委員。她還以民盟代表團顧問的身份參加了1946年1月在重慶舉行的舊政治協商會議。
抗日戰爭結束后，史良與全國人民一樣，滿懷喜悅，希望能夠建立一個獨立、民主的新中國。但是國民黨反動派悍然發動了內戰，她又積極投入反獨裁、反內戰、爭民主、爭和平的斗爭。1947年，中共駐上海、南京、重慶的代表團被迫撤回延安，中國民主同盟也被國民黨反動派強迫解散。民盟領導人沈鈞儒等秘密去香港主持召開民盟一屆三中全會，民盟的活動轉入秘密狀態。在白色恐怖下，史良留在上海擔負著民盟華東執行部主任的重任，同時極力支持上海婦女的反內戰、反迫害、反飢餓等運動。解放前夕，上海警備司令湯恩伯下令：不擇任何手段，立即逮捕史良。史良化裝逃過一劫。但她的秘書被逮捕，家人遭到拷打。
1949年5月，上海獲得解放，當史良與留在上海的宋慶齡相見時，高興得擁抱起來，流下了熱淚。新中國成立前夕，史良被邀請參加了在北平召開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
新中國首任司法部長
新中國成立后，史良當選中央人民政府第一任司法部部長，歷任全國婦聯第一屆執委，第二、三、四屆副主席。她要求建立新的律師制度和公証制度，還提出建立人民陪審員制度。此外，作為中國婦女界的代表人物，她傾注大量心血，參與制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廢除了包辦強迫、男尊女卑等封建主義婚姻制度。實行婚姻自由，男女平等，一夫一妻制，為廣大婦女做了一件大實事。
1950年《婚姻法》頒布后，史良親自到下面檢查《婚姻法》貫徹執行的情況，及時提出應該重視解決的問題，建議法院設立婚姻庭，由婦女擔任庭長。有一次，幾位做婦女工作的同志去看望她，她特意對她們說，要使《婚姻法》的條文變成事實，還需不斷努力。現在有的女青年要求婚姻自主，有的寡婦要求再結婚，仍然受到干涉和迫害。婦聯是婦女的娘家，我們婦女干部要為廣大婦女撐腰，要理直氣壯，大聲疾呼，要支持她們同封建勢力作斗爭。她這番話，給大家帶來了信心和勇氣。
此外，史良還很注意聯系和團結各階層的婦女，共同致力於社會主義建設。她關懷文教界、科技界的女知識分子，經常反映她們的意見和要求﹔她與工商界婦女人士和家屬促膝談心，鼓勵她們學習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積極參加社會政治活動和勞動﹔她常寄語海外舊友，希望早日實現祖國統一大業。她還為加強中外婦女的友誼，保衛世界和平進行不懈的努力。她曾率領中國婦女代表團參加亞非婦女會議，參加國際民主婦聯理事會，先后訪問了捷克斯洛伐克、印度、斯裡蘭卡等國家，並多次接待來我國訪問的外國婦女代表團和其他外賓。她向外國朋友熱情地介紹新中國婦女的工作、生活和為社會主義建設做出的成就，介紹中國婦女維護世界和平、反對侵略戰爭的意願，並虛心地同她們交流婦女兒童工作經驗。她與不同國家、不同對象，廣交朋友，增進友誼，深受外國朋友的歡迎，為擴大國際婦女統一戰線，發揮了重大作用。
| 相關專題 |
| · 期刊選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