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定國
20世紀50年代，我在南京軍事學院政治部擔任秘書，主要負責資料工作和記錄整理首長報告。在多年的工作中，我和時任軍事學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的鐘期光接觸較多，在耳濡目染中，他高大的形象永遠屹立在我的腦海裡，成為我一生成長的指路明燈。
凝聚偉大人格力量的“鐘主任”
鐘期光，湖南省平江縣人，192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參加過大革命時期的斗爭，擔任過區農民協會委員長。1927年加入湖南工農義勇軍平江第一大隊后，參加了秋收起義、平江起義和支援攻打長沙的戰斗。他是湘鄂贛革命根據地、蘇浙皖抗日根據地的創建者和領導者之一。新中國成立前后，他又成為華東軍事政治大學及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學院的主要創建者之一，堪稱“華野名將，學府高師”。1956年中共八大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曾任全國政協常務委員、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55年被授予上將軍銜。由此可見，鐘期光對中國革命戰爭和軍隊建設貢獻之大。
說來有趣，就是這樣一位功勛卓著、57名開國上將之一的解放軍著名領導人，幾十年來，無論在哪個崗位上、擔任什麼職務，人們都一直親切地稱呼他為“我們的鐘主任”，即使他擔任了副政委、政委或是別的什麼職務，大家仍然這樣尊稱他為“鐘主任”。他的一位老部下在悼念詩中贊曰：“部下愛稱鐘主任，紛紛著文美德傳。”有的女同志甚至親昵地叫他“媽媽主任”。為什麼會這樣呢？這首先是因為他歷任的職務大多是各級政治部（處）主任、副主任，具有豐富的政治工作經驗，對我軍政治工作建設作出了重要貢獻。更主要的是他一生赤膽忠心為革命、全心全意為人民，在部屬、群眾面前，始終呈現出一副平等待人、和藹可親的形象。鐘期光不抽煙，不喝酒，閑暇之時，常愛抓把蠶豆，和大家一起剝著吃。他通過“見事就教”的方式，對干部戰士政治上關心，工作上支持，生活上體貼，使大家感到分外溫暖。所以人們都願意接近他，向他敞開思想，講真心話。
我剛接觸鐘主任時，隻有十八九歲。當時，我與他編在同一個黨小組，對他絲毫沒有畏懼感。我特別愛聽他講革命故事，談學習體會。當年有共產國際時，中共是它的一個支部，這樣的歷史知識最早就是從他那裡聽來的。我的老伴曾在鐘主任身邊工作過，她們幾位女兵一遇到什麼問題，鐘期光知道后，就讓她們到家裡坐坐，一杯濃香的清茶，一席溫馨的話語，就使她們的思想豁然開朗了。由此可見，“鐘主任”，這已不只是對一位高級首長任職的稱呼，而是一種偉大人格力量的代名詞。
哲學“學習要加以系統化”
在與鐘期光的接觸中，令我感觸最深的是他政治工作功底深厚。他讀過幾年私塾，17歲就當小學老師，加上長期的革命斗爭實踐，知識面非常寬，文化功底深厚。他做起報告來總是自己動手，寫上幾條，上台就講。老同志們說：鐘期光在戰爭年代更是這樣，那時也無條件先寫講稿，這是他的光榮傳統。作為軍事學院政治工作的領導人，他的講話、報告，需要下發和作為檔案留存，這就要有工作人員作記錄。他一口平江味很濃的湖南話，語速既快又難懂，很難記下來，有時還會把重要內容漏掉了。那時，雖然有了鋼絲錄音機，但價格昂貴，一般機關很少有。於是組織上就派幾位青年同志到當時的亞偉速記學校去學習，我也參加了，並且很快掌握了這門技巧，記錄起來就從容多了。此后我常為鐘期光做記錄，並整理出來，最后由他審定修改。有一次他還表揚了我，說我整理的記錄稿不錯，特別是既保留了他的口語化風格，同時也通過整理使文字通順流暢。這使我受到了很大鼓勵，從此我更加努力學習漢語。后來還讀完了以吳晗為校長的北京電視大學中文系的全部課程，為我以后調到軍事院校從事教學和科研，打下了較好的基礎。經過與鐘期光多年的近距離接觸，我對這位老前輩的了解更深刻了，對他的敬重也提升到更高層次。
新中國成立以后，我軍進到了“建軍的高級階段”，客觀形勢要求人們要努力學習。軍事學院院長兼政委劉伯承，身體有疾，眼睛受傷，還帶頭學習，不僅學習政治軍事，還努力提高俄語水平，親自譯校蘇軍的條令條例，並向全院提出了“共同學習政治，各自鑽研業務”的口號。作為劉伯承政治工作助手的鐘期光，深感形勢逼人，時不我待。1954年6月22日，他在給陳毅的信中表明了“發誓願學習理論”的態度。陳毅6月2 9日復信給予鼓勵，認為“這（是）完全正確的，我特別支持這一方面”。
在學習理論中，鐘期光十分注意哲學學習。在他看來，哲學是管“總”的，是人生的“總開關”，學好了，思想水平和工作能力都會提高。當時南京軍事學院設置的教授會（即今教研室）中，有個哲學教授會。教授會主任郭奇，是北平一二九運動的地下黨員，毛澤東曾說他是“延安的大哲學家”。當時，哲學教授會聘請的蘇聯顧問，也曾系統地向教員講授“辯証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講課時，羅卓英翻譯，我用速記作記錄。鐘期光深感在這樣的單位指導工作，自己不懂行不行，抓緊一切時間學習哲學。
1955年8月，鐘期光因病到青島療養，還念念不忘學習哲學。他在給我的親筆信中要求我把哲學教授分發給他的哲學講義收集全、整理好，等他病愈后回來學習。他表示，哲學“學習加以系統化，是主要的”，另一方面，“也可以參加增略的某些部分或點滴意見”。這表明，鐘期光的學習是和工作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既是為了改造主觀世界，也是為了改造客觀世界。
“學了哲學關鍵是要用”
在鐘期光的影響下，我也對學習哲學產生了興趣。當時通過做記錄，我系統地了解了蘇聯專家講解的哲學課。同時，我也閱讀了毛澤東在延安時期的“講授提綱”——《辯証法唯物論》（毛澤東后來發表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此基礎上的理論突破），以及《辯証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等哲學著作。我對哲學這門學問大體上有了框架性的了解。
一次，鐘期光和我聊天時問我：“什麼是哲學？”我順口答道：“馬克思主義哲學認為，世界是物質的，物質是運動的，運動是有規律的，規律是可以認識的……”鐘期光還未聽完就哈哈大笑說：“不能說你回答得不對，但是學了哲學關鍵是要用啊！要用於生活、用於工作、用於斗爭。你沒有回答。”我一時茫然，無言以對。后來，他又告訴我：毛主席說過，我們的干部實際上是懂得哲學的，像連隊指導員在點名時，講了情況和成績之后，總要說點缺點，這不就是辯証法唯物論的運用嗎，不過他們還不太自覺罷了。
在鐘期光的啟示下，我找來艾思奇的《大眾哲學》，貪婪地讀了起來。這本書是艾思奇1936年在上海出版的宣傳馬克思主義哲學的通俗讀物。作者以簡潔的語言，流暢的文字，生動的事例，對哲學的基本原理，以及哲學與日常生活的關系，進行了系統的介紹和深入淺出的闡述，開通俗哲學寫作之一代風氣，深受廣大讀者的歡迎，在歷史上產生過很大的影響。人們的評價是，它影響和教育了幾代人，至今仍有很強的現實意義。20世紀50年代初，艾思奇應邀到南京軍事學院輔導講解毛澤東的《矛盾論》和《實踐論》，我參加了聽課。在讀了《大眾哲學》和聽了艾思奇的講課后，使我更加深刻地認識到鐘期光要求我要學好用好哲學的重要意義！鐘期光離開我們已經快要25年了。人逝音在，風范猶存。在筆者進入耄耋之年后，每當憶及往事，總要想起在他身邊工作的那些時日。對於我來說，那是一段提高思想、增長學識最豐富的年代，是我一生中難忘的重要日子。我永遠懷念在解放軍這所大學校裡遇到的這位導師，這位首長，這位好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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