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復龍
20世紀40年代福州地區兩次淪陷期間，日軍所到之處，見屋就燒，見人就殺，連手無寸鐵的婦孺老弱也無一幸免，其毒辣手段更是駭人聽聞。
1941年4月18日，閩江輪船公司的一艘汽油輪船運載著260余名乘客，從福州台江碼頭開往閩侯縣甘蔗鄉。船到洪山橋附近的淮安角時，突然飛來一架日本軍用轟炸機，向輪船投彈並使用機槍猛烈地向輪船掃射。不少人被迫跳入江中逃生，但不是被日軍機槍射死，就是被彈片擊中。這次遇難者約達200人。他們中有的是母親抱著孩子一起被射殺，有的是年輕人牽著老母一起被擊殺，有的是夫妻雙雙遇害，情景慘不忍睹。關於這次日機轟炸，在同年4月27日《中央日報》（永安版）的《敵人在福州的暴行》一文中有記載。
1941年6月10日，長樂縣“治安維持會”串通日軍，漏夜“包剿”集仙橋，該鄉民眾“明知卵石非敵，唯有血戰，以求生路，合力抵抗，相持數小時，至翌日拂曉，全鄉陷於敵手”。日軍對集仙橋燒殺淫掠，“計被焚毀大小房屋二百九十余座，屠殺男女老幼三十九人”。日軍的這次暴行，在福州檔案館館藏的《長樂縣集仙鄉慘遭日偽軍燒殺》（1941年10月30日）和福建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由福建省檔案館編輯的《日本帝國主義在閩罪行錄》中有詳細記載。
長樂沙京鄉，因“該鄉民眾平時抗戰情緒高漲，聞寇至，無不忠勇抵抗，死傷倭寇十余名”。1941年6月30日，日偽軍竄到沙京鄉，強行攤派軍糧和民夫。沙京民眾挺身抗拒，繳奪步槍7支。7月1日，日軍100余人向沙京鄉反扑“清剿”，沙京各村組織起來的“民眾抗日自衛隊”英勇迎戰，經一個多小時激戰，打死、打傷日軍十余人，自衛隊員也有傷亡。受此打擊，日軍惱羞成怒，獸性大發，先用迫擊炮轟擊和重機槍掃射沙京5個自然村，然后竄入村中放火殺人。“是日被害同胞八十余人，被焚毀屋宇二百余座，為長樂亙古未有之浩劫”。駐長樂日軍還強迫民眾修筑長（樂）營（前）公路，未按時出工者，即以“抗工論處”。岱安鄉村民“因農事匆忙，遲延出工，被倭寇用機槍掃射，擊死百余人”。日軍在長樂的這兩次暴行，在《日本帝國主義在閩罪行錄》中的《長樂縣淪陷經過與敵偽暴行》（1941年）一文中有詳細記載。
1941年7月，日軍在福清縣星橋鄉捕捉26名村民，其中11人被誣指為游擊隊，被眼蒙黑布條用刺刀活活捅死。在鬆壇、裡美等地，日軍還以插秧的農民為練習射擊的目標，死於日軍刺刀和槍彈下的不下數百人。8月28日，日軍在福清實行戒嚴，不分晝夜，見人就殺。日軍還竄擾海口，在前川村焚屋數十座，鄉民被殺37人、傷12人，並屠殺斗坦、城底等村鄉民十余人。
日軍佔領福州后，在全市大街小巷布滿崗哨，手持利刃，架設機槍，任意槍殺民眾。1941年6月18日，日軍以肅清所謂反動分子和共產黨為借口，對福州全市進行連續5天的大搜查，凡發現藏有武裝照片、軍人用品、機關文件、抗日圖表、傳單、標語等，都認為有“反日”嫌疑，逮捕后施以酷刑，野蠻虐殺。日軍在福州的這些暴行，在《日本帝國主義在閩罪行錄》中有詳細記載。其殺人方法有活埋、剝皮、電刑、槍斃、砍頭、剖腹。還有用燒紅的鐵條將人活活烙死﹔用煤油摻水灌入，腹脹后，踢人小腹，將人弄死﹔用繩索將人捆住，倒懸在梁上，活活吊死﹔用鞭毒打，拋入河中溺死﹔甚至將人捆住，讓毒蛇纏身咬死。
福州東門外馬鞍山、中洲憲兵隊、水部涵園、華南道搜索隊、館前街日軍司令部等處是日軍聲名狼藉的屠殺場所。馬鞍山中正公園東南隅有片桃林，據當年親歷者村民魏世英証言：“自是每二、三日一次，或殺頭，或槍決，計在百余日中，我同胞慘殺於桃叢中者約有二十余車，至少在四百人以上。”在福州“淪陷后一日”，魏世英與族弟“躲大石塊后，竊窺有鬼子十余，均背長槍大刀，簇擁二十余同胞，列成一隊形，鬼子則分立其后”，鬼子“將所背大刀握在手中，隻見手一動，刀光一閃，腳一踢，列隊諸人，均一一滾入戰壕，隻余一身軀特肥者，被鬼子挾立桃樹下”。寇兵事先備有木桌，“脫淨該肥人衣服，舁（抬）上大桌，十余鬼子合圍旁觀”，但見“若輩已在肥人胸上一刀剖開，取出心肝，余倆睹狀嚇得欲逃不能”，場面何等殘忍。日軍的這次暴行，在《日本帝國主義在閩罪行錄》中有詳細記載。據當年廈門某報所載，福州第一次淪陷后20天內，“無辜華民，男婦老幼，計被慘殺者，約達五千余名”。這一史料在1941年5月11日《福建日報》（泉州版）的《敵寇暴露強盜行徑，掠取物資運廈變賣》一文中也有記載。
1941年7月間，駐福州的一個日本軍官追尋“花姑娘”，闖進北門外九彩園8號陳家宅院，強迫時年69歲的中醫師陳璇琨去找隔壁家的兩個“花姑娘”，遭陳璇琨嚴詞拒絕后，日酋獸性大發，竟拔出指揮刀將陳璇琨劈死。接著，日酋割下宅子裡的電線，將陳璇琨8歲的孫子陳亦成和12歲的孫女陳亦惠、10歲的孫女陳亦炊分別捆綁在大廳椅子上，逼迫陳璇琨兒媳吳錦文帶路，在各屋翻箱倒櫃，沒有找到值錢的東西，遂將吳錦文捆綁在臥室的床架上。陳璇琨不足2周歲的孫女陳亦安見狀號啼不止，日酋就用布堵住她的嘴，殘忍地將她塞進炭薪未燼的“老虎灶”灶膛，又返回大廳將被捆綁的陳亦惠、陳亦炊和陳亦成3人用電線逐個勒死。隨后，日酋對吳錦文下毒手，遭到反抗，遂將吳錦文拖出臥室，推進菜園中的池塘，又用石頭、條凳猛砸，見已昏死才罷手逃遁。吳錦文蘇醒后爬到池沿，哭喊救命。幸虧鄰裡及時營救，吳錦文和年幼的陳亦安才得以幸存。是為震驚八閩的“九彩園命案”。日軍的這次暴行，在《日本帝國主義在閩罪行錄》和2015年8月13日《福州晚報》的《九彩園慘案親歷者：往事不該遺忘》一文中均有詳細記載。
日軍在福州淪陷區採取殺、奸、辱等凶殘手段，制造了種種暴行，為禍之烈，罄竹難書。
日軍在福州十四橋、十二橋、萬壽橋、南台大橋、臥湖橋等設崗哨，過往行人或忘了行禮，或時間稍晚，則被百般凌辱溺殺，葬身流水者不下數百人。一酒店伙計過十二橋不懂日語被辱，伙計掙扎被綁電杆上，日軍要過路人用錐扎，見沒人動手，獸兵自己動手錐扎，又將伙計頭顱砍下挂於電杆示眾，拋尸於河。市民畏懼如過陰間“奈何橋”、“斷魂橋”。日軍強迫民眾懸挂太陽旗。福州東門屠宰場豬欄外悉挂紙制太陽旗，被敵兵觸見，以為有辱其尊嚴，將兩個工人刺殺。中洲某店主懸旗不合方位，敵兵瞥見大肆咆哮，店主惶恐失措之中敵旗墜地，遭虐殺后被拋尸倉前橋下。日軍在福州楊橋路、南門兜、鼓樓前、井直街、大橋頭、三叉街、小橋頭、水部等交通要道口以及市內外橋梁設置崗哨，盤查行人。每天午后5時至次日晨7時不准通行。行人過往崗哨都須脫帽立正，行90度鞠躬禮，違者則拳腳相加，或罰立於烈日下，或罰跪於爛泥之中，摑其臉、彈其鼻、拔其發、提其耳、擊其首。命作蝦蟆式（五體伏地）、鱉式（五體伏地翹一足）、犬式（四肢抵地昂首），或令“豎蜻蜓”（兩手著地兩足朝天）。又常滿街撒潑，入宅濫施淫威，恣意凌辱，駭人聽聞。日軍在福州的這些暴行，在《日本帝國主義在閩罪行錄》中有詳細記載。
據當年報載，1941年7月某日，日軍騎兵隊數人，闖入雲步山民宅，欲奸蔡永寬之妻，遭抵抗。寇兵用電線勒死蔡妻及蔡母﹔蔡奪門出逃被追殺斃命﹔寇返蔡宅再殺死蔡子女及鄰居蔡氏以滅口，演成“六命慘案”。一日，日寇汽車在中亭街撞輾一人力車夫，致其肝腦涂地，登時斃命。敵司機反大怒下車，毆打偽崗警，責其何不趕逐人力車夫。爾后，又開車上路，用長竹竿一根沿途亂打人力車夫，致其頭破血流。一飢民常往酒保乞討度日，一日商假裝仁慈，聲言施舍。待飢民齊集，以一鍋沸水當眾洒潑，飢民被燙，焦頭爛額，倒地打滾。一日，日寇數人帶一狼犬行經東大路。東門外吳姓農民見狼犬猙獰，畏懾而逃，犬狂奔追之，寇兵不加喝阻，反縱犬嚙之，農民股肉被咬落一大片，血肉模糊，寇兵大笑而去。湯井巷外，日兵將刺刀刀柄插於土中，刀尖朝上，逼迫幾個市民脫衣俯地，胸脯對著刀尖，又以槍托擊背。被辱市民始則號叫，繼見血濺如赤練。日兵嘻笑取樂，見者駭莫能言。峽兜南北渡口均設敵崗哨，遇婦女過渡則迫令上岸檢查，多被強奸。一村婦經峽北，獸兵迫其脫褲檢查，該婦羞澀動作稍緩，竟被強令裸體跪於船頭自打屁股，並要高聲報數，群寇則拍掌取樂。日軍的這些暴行，在《日本帝國主義在閩罪行錄》中有詳細記載。
日軍在侵佔福建期間，每到一處，除瘋狂殺人、放火、搶劫外，還到處追逐“花姑娘”。日軍規定每周三、周五為“行樂日”。每到行樂日，日軍糜集醉飲，游蕩於市，每遇婦女百般調謔，撫其頰，弄其乳，假搜身命寬腰帶窺其隱，更有當街強迫去裝戲謔。一挑菜農婦在井直街被迫脫去衣褲，遭種種戲弄后放行。一孕婦偕其夫過達明路，站崗寇兵借搜查令其解腰帶，撫其肚皮戲弄，就其腹用墨畫烏龜，寇兵群集觀看取樂。日軍的這些暴行，在《日本帝國主義在閩罪行錄》中有詳細記載。
日軍還以查戶口為名，經常三五成群在大街鬧市強拉婦女，任意奸污，就連幼女和老婦也不放過，甚至於夫前奸其妻，父前奸其女，翁前辱其媳，子前辱其母。一支日軍過境福州期間，強奸了數十名婦女，並強擄婦女隨軍，隨時奸淫。在白琳，多人受辱，其中一個患有精神病的少女竟慘遭十余名日兵輪奸。更令人發指的是，駐長樂的一群日軍強拉一少年，迫他奸其生母，並加以拍照，致使母子二人均投河自盡。長樂沙嶺陳某娶親之日，寇兵沖進洞房擄去新郎，進而強暴新娘﹔城內某夫婦同床共眠，遭遇寇兵破門而入，寇將其夫殺死，將其妻奪回兵營，供群寇奸淫。日軍的這些暴行，在《日本帝國主義在閩罪行錄》中有詳細記載。
福州東門東山鄉駐扎日軍50多名，一日間附近各鄉婦女被強奸者達65人。據1941年5月20日《中央日報》（永安版）的《福州敵寇暴行》一文記載，僅福州淪陷4個星期內，“慘遭蹂躪劫擄之婦女不下二三千”，城內南街利來藥房店東某二女，年方及笄，敵捕入其司令部3日后釋出，皆因摧殘而致癲癇。黃巷口某女店主被圍9日，遭輪奸數十次，該婦自盡未遂，隔日脹腹而死。福州城北古嶺尼姑庵，日寇兵3人夜半逾垣而入，輪奸一尼姑，尼姑羞憤自殺。此外被奸致死拋棄江中之無名女尸不計其數。
福州兩次淪陷期間，僅大根區被日軍強奸致死者竟達30人。另據1941年5月5日報載，“四月廿七至廿九日，敵將所搜掠物資及青年婦女千余人，用大小駁船自台江汛開至閩江口敵艦，中途躍水自殺之婦女甚多”，這些被擄良家婦女“系駛往台灣及海南島，供獸軍蹂躪”。日軍的這些暴行，在《日本帝國主義在閩罪行錄》中有詳細記載。
（本文作者系福建省革命歷史紀念館原副館長、研究員）
來源：《福建黨史月刊》2016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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