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青年到老年 始終愛讀韓愈
毛澤東一生喜歡讀書，他對韓愈的痴迷是從青年時代開始的。
1913-1918年，毛澤東在湖南一師學習，國文老師袁仲謙是前清舉人，蓄了一大把胡子，對學生非常嚴格。他要學生學習寫桐城派古文，韓愈是桐城派最為推崇的作家，就是從那時起，毛澤東開始鑽研韓愈的文章。
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對這段讀書歲月仍然記憶猶新：“學校裡有一個國文老師，學生給他起了個‘袁大胡子’的外號。他嘲笑我的文章，說它是新聞記者的手筆。他看不起我視為楷模的梁啟超，認為他是一個半通不通的人。我不得不改變我的文風，去鑽研韓愈的文章，學會了古文的措詞。所以，多虧袁大胡子，今天我如果需要的話，仍然能夠寫出一篇過得去的古文。”由此可見韓愈對毛澤東的影響是很深的。事實上，毛澤東當年寫給黎錦熙、蕭子升的信，大都氣勢沛然、情感熾烈、義理跌宕，很得韓愈筆意。1952年，毛澤東應湖南一師歷史老師羅元鯤之請，為已經逝世二十年的袁仲謙撰寫了墓碑，表達了他對恩師的感激和懷念。
韓愈（768-824），字退之，祖籍河南昌黎，故世稱韓昌黎。韓愈三歲時失去了父親，由長兄韓會撫養。他發憤苦讀，但時運不濟，四次參加科舉考試才考中進士。他一生仕途不暢，但才識俱佳，敢於直言。在政治上，他反對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在思想上，他推尊儒學，攘斥佛老，堪稱宋明儒學之先驅﹔在文學上，他反對六朝駢儷的文風，提倡散體，主張文以載道，務去陳言，與柳宗元共同倡導了唐代古文運動，宋人推尊他為“唐宋八大家”之首，蘇軾更說他“文起八代之衰”，於詩歌創作領域，他追求雄奇怪異之美，主張以文入詩，開創了獨樹一幟的韓孟詩派。
韓愈的詩文，是后人學習中國古典文學的典范。毛澤東讀韓愈，當然不是如私塾先生教導的那樣隻知死記硬背，而是一篇一篇地鑽研，從詞匯、句子、章節到全文，首先憑借注釋和詞典，了解領會大意，在此基礎上反復默讀和朗誦，通過這樣持久的努力，達到融會貫通的地步。韓愈的詩文，毛澤東大多爛熟於心。
不僅如此，他還寫了大量讀書筆記。據湖南一師的校長周世釗回憶，毛澤東在湖南一師學習時的讀書筆記《講堂錄》后半部分，便是讀韓愈的筆記，涉及韓愈作品《感二鳥賦》等十多篇。在這個讀書筆記裡，不僅有對詞句的釋義，還有對文章內容的圈點、眉批。毛澤東對韓愈不是全盤吸收，而是對他的作品明辨是非優劣，達到去偽存真、去粗求精的目的。
晚年毛澤東對韓愈的閱讀熱情不減當年。1965年8月，他專門要來《韓昌黎全集》閱讀，據不完全統計，僅他圈閱的韓詩就達12首之多，其中手書過3首，即《石鼓歌》《次潼關先寄張十二閣老使君》《晚次宣溪辱韶州張端公使君惠書敘別酬以絕句二章（其一）》。
毛澤東還批注說：“韓愈文集，為李漢編輯得全，歐陽修得之於隨縣，引以流傳，厥功偉哉。”足見他對韓愈文集編纂和流傳情況的熟悉，把韓愈文集得以傳世視為了不起的事情，如果不是對韓愈文章的精熟和偏愛，就不會有這樣妥帖的批語。
化用韓愈的詩文 在自己的作品中
從青年到老年，毛澤東除研讀韓愈的詩文之外，還在自己的政論與詩詞作品中，點化或引用過韓愈的不少詩文，將古代文化遺產轉化為現代的文化財富，為批判地繼承古代文化遺產樹立了光輝的榜樣。
《新民主主義論》中的“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出自韓愈的《原道》。《反對黨八股》中說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這句話出自韓愈的《送窮文》﹔同篇文章中的“行成於思”則來源於韓愈的《進學解》。
《滿江紅·和郭沫若同志》有這樣一句：“螞蟻緣槐夸大國，蚍蜉撼樹談何易。”蚍蜉撼樹的典故，就出自韓愈的《調張籍》，這首詩前六句為“李杜文章在，光焰萬丈長。不知群兒愚，那用故謗傷。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將“蚍蜉撼大樹，可笑不自量”轉化為“蚍蜉撼樹談何易”，不僅文字有所減少，更充滿了義勇和自信。
《賀新郎·別友》結尾四句雲：“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台風掃寰宇。重比翼，和雲翥。”這四句在初稿中為“我自欲為江海客，更不為昵昵兒女語。山欲墜，雲橫翥。”其中的“昵昵兒女語”，即出自韓愈的《聽穎師彈琴》，這首詩的開頭兩句是“昵昵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形容琴聲好似一對年輕的戀人，正在溫柔纏綿地低低絮語。毛澤東化舊為新，借以表達革命者四海為家，不沉湎於兒女情長的志向。
毛澤東對韓愈《師說》《進學解》等文章裡體現的教育原則、教育方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韓愈《師說》雲：“聖人無常師……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師，師不必賢於弟子，聞道有先后，術業有專攻，如是而已。”這種勸學思想被毛澤東所看重。
1940年秋在延安時，有一次鄧力群等人去接毛澤東到馬列學院作報告。路上，毛澤東對他們說：“韓愈的《師說》有真知灼見的，‘生乎吾前，其聞道也，故先乎吾，吾從而師之﹔生乎吾后，其聞道也，亦先乎吾，吾從而師之。’一路上，你們給我介紹了很好的情況，真是‘亦先於吾，吾從而師之’，謝謝你們！然而我還要堅持一條原則，再作報告時，不搞接接送送了。”
1949年，毛澤東在《別了，司徒雷登》一文中說：“唐朝的韓愈寫過《伯夷頌》，頌的是一個對自己國家的人民不負責任、開小差逃跑，又反對武王領導的當時的人民解放戰爭，頗有些‘民主個人主義’思想的伯夷，那是頌錯了。”毛澤東不是抽象地談論氣節，也不以是否合乎古人所說的正統為判斷是非的標准，而是以其對人民的態度，在歷史上有無進步作用，作為衡量是非的准繩。從韓愈的《伯夷頌》到毛澤東對伯夷的批判，這是典型的推陳出新。
1939年5月20日，毛澤東在中共中央干部教育部召開的學習運動動員大會上指出：“韓愈說：‘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所以隻要是人而不願做牛馬，就要學習。”毛澤東還說學習運動和生產運動一樣都是永久的。今天，我們也要學習毛澤東的勤學精思，不斷加強學習，努力讀書，努力創新，為自己的進步奠定堅實的基礎。（胡忠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