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穎
1944年6月，毛澤東在延安和外國記者合影。前排左起武道（美）、普金科（美）、愛潑斯坦（美）、富爾曼（美）﹔后排左起夏南漢（美）、斯坦因（英國《新聞紀事報》記者)
盧溝橋事變爆發后，在毛澤東的指示下，1937年7月8日新華社向全國播發《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盧溝橋通電》，指出：“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隻有全民族實行抗戰，才是我們的出路！”這是8年抗戰中毛澤東新聞活動的開始。在以后艱苦卓絕的歲月裡，毛澤東充分運用新聞宣傳的武器，以高超的策略，宣傳黨的抗日主張，廣泛發動群眾，抗擊日寇侵略，直至取得最后勝利。
自己辦報與借助外媒“兩條腿走路”
新聞宣傳是抗日動員的重要方式之一，全面抗戰的形勢對於中國共產黨的新聞宣傳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然而，抗戰初期中國共產黨所佔有的新聞資源十分有限。當時，隻有少量的報刊在陝甘寧邊區發行，受眾面很小。新華社的文字廣播雖然可以通過無線電波傳送出去，但必須靠收報設備才能接收，一般部門和普通群眾收不到。唯一在國統區公開出版發行的報紙隻有1938年1月創刊的《新華日報》，但受到國民黨當局的新聞審查和刁難，許多重要的評論、消息和文章很難刊登出去。
為了改變這種新聞資源薄弱又遭外界封鎖的局面，毛澤東採取了“兩條腿走路”的策略。一方面，立足自身，創辦、改進黨的報刊、通訊社﹔另一方面，借助具有進步思想或政治中立的中外媒介向國統區乃至國外宣傳中共的抗戰路線、政策和戰績。
抗戰開始后，毛澤東的主要新聞活動就是在陝甘寧邊區創辦了一批黨的重要報刊，如《八路軍軍政雜志》《新中華報》《共產黨人》《中國工人》《中國婦女》《中國文化》《解放日報》等。毛澤東為這些報刊或題寫刊名，或題詞，或撰寫發刊詞，顯示了對新聞工作高度的關心和支持。
毛澤東一再強調這些報刊在抗戰中的意義和作用。1939年1月，他在《八路軍軍政雜志》發刊詞中指出，出版這個刊物的意義是“為了提高八路軍的抗戰力量，同時也為了供給抗戰友軍與抗戰人民關於八路軍抗戰經驗的參考材料”。1939年2月，《新中華報》改組為中共中央機關報，毛澤東題詞：“把新中華報造成抗戰的一支生力軍。”1941年5月，他在《解放日報》發刊詞中明確提出：“本報之使命為何？團結全國人民戰勝日本帝國主義一語足以盡之。這是中國共產黨的總路線，也就是本報的使命。”
在辦好中央一級報刊的同時，毛澤東還要求在各敵后解放區創辦報刊。各敵后解放區出版了一批抗日報刊，如晉察冀解放區的《抗敵報》、太行解放區的《新華日報》華北版、晉綏解放區的《抗戰日報》、山東解放區的《大眾日報》、豫皖蘇解放區的《拂曉報》等。
1940年12月30日，延安新華廣播電台利用周恩來從蘇聯帶回的廣播發射機開始廣播。這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第一座廣播電台，毛澤東十分關注。1941年夏天，當他聽說延安台隻有唱機，而沒有唱片時，就把自己保存的20多張唱片送給延安台使用，並且當面囑咐延安台的工作人員要認真把廣播辦好。
在毛澤東的關心和指導下，抗戰時期黨的新聞事業空前發展。到抗戰結束時，報刊由土地革命時期的三四十種發展到七八百種，新華社由原來規模很小的通訊社發展成面向全國的大型通訊社，並且形成了一支富有經驗、高素質的新聞宣傳隊伍。與此同時，毛澤東認識到僅僅依靠自身力量開展新聞宣傳，還難以打破敵偽及國民黨制造的新聞封鎖。於是，他把眼光投向了具有進步思想或政治中立的中外媒介。
首先，他十分注意做好國統區新聞界人士的統戰工作。在全面抗戰以前，毛澤東就與一些進步的新聞界人士建立了聯系，如《大眾生活》主編鄒韜奮、《大公報》記者范長江等。抗戰開始后，毛澤東指示周恩來等在國統區進一步加強對新聞界人士的統戰工作。1937年11月8日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協會（后更名為中國青年新聞記者學會）的成立，就是對中共中央和毛澤東這一精神的貫徹。“青記”由周恩來倡議，夏衍、范長江等發起，先后在廣州、桂林、香港等地成立分會，為中國新聞界團結抗日做了大量工作。
毛澤東也利用一切機會加強與新聞界人士的聯系，向他們宣傳中共的正確主張，有時還直接寄去重要稿件，請他們幫助發表。1938年2月，毛澤東在給范長江的信中說：“關於用實際行動幫助國民黨健全，我們已在開始作，並望新聞界及全國各界大家都作。”1944年11月，毛澤東為鄒韜奮逝世題寫挽詞：“熱愛人民，真誠地為人民服務，鞠躬盡瘁，死而后已，這就是鄒韜奮先生的精神，這就是他之所以感動人的地方。”這一挽詞，是對鄒韜奮一生的高度肯定，也是對全國進步新聞界人士的鼓舞和激勵。
其次，毛澤東對來到解放區及八路軍、新四軍的中外記者持歡迎態度。七七事變后，八路軍陸續開赴華北前線，《大公報》提出派記者隨軍採訪，八路軍辦事處主任彭雪楓打電報向毛澤東請示。毛澤東在回電中說：“歡迎大公派隨軍記者，尤歡迎范長江先生。”1944年，蔣介石批准“中外記者西北參觀團”來延安採訪，4月30日毛澤東特地致電在重慶的董必武，請他轉告外國記者：“諸位來延，甚表歡迎。”記者團到延安后，毛澤東又專門設宴歡迎他們，暢談國內外形勢並認真回答了記者的提問，指示有關部門對他們的採訪提供便利。后來，大部分記者寫出了詳盡而公正的報道，如趙超構的《延安一月》、武道的《我從陝北來》、愛潑斯坦的《毛澤東印象記》、斯坦因的《中共和解放區實況》等，在國內國外產生良好影響。
毛澤東多次在延安接受中外記者的採訪，如美國記者斯諾、英國記者貝特蘭、美國合眾社記者王公達、英國記者斯坦因等。毛澤東用精練而生動的語言向記者們介紹延安的真實情況，宣傳中共的抗戰路線、政策和戰績。他的談話很快在國內外媒體上發表，產生巨大影響。斯諾以毛澤東1936年的談話為主要內容寫成《西行漫記》一書，1937年和1938年在倫敦和紐約分別出版后，立即轟動了世界，成為當時的國際暢銷書。1939年9月，斯諾再度來訪，毛澤東與之進行了長談。斯諾報道后，“毛澤東的見解在重慶引起了反響”。
借助中立或進步媒介，不僅沖破了嚴密的新聞封鎖，讓全國和全世界人民聽到了中共的聲音、了解了中共的情況，而且因“借他人之口為我說話”比“自己人說話”更有說服力，為中共和人民軍隊的抗日斗爭營造了良好的輿論環境。
“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
從1941年開始，解放區進入了一個極端困難的時期，一方面日本帝國主義集中了侵華的大部分兵力，對各敵后解放區發動了極殘酷的“掃蕩”﹔另一方面，國民黨反動派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並用大量兵力包圍、封鎖和進攻解放區。皖南事變后，在國統區出版的《新華日報》受到國民黨當局越來越嚴密的監視，宣傳黨的政策主張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而在解放區，由於“左”的思想有所抬頭，加之各根據地處於分散隔離狀態，在有的根據地的廣播與戰報中，出現了一些違反黨的政策和中央指示的言論。
為了適應新的斗爭形勢，統一全黨宣傳口徑，更有力地推動各方面工作的開展，中共中央和毛澤東決定創辦一張大型日報。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報》在延安出版。此前一天，毛澤東為中共中央書記處起草通知。通知中說：“五月十六日起，將延安《新中華報》《今日新聞》合並，出版《解放日報》，新華通訊社事業亦加改進，統歸一個委員會管理。一切黨的政策，將經過《解放日報》與新華社向全國宣達。《解放日報》的社論，將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執筆。各地應注意接收延安的廣播。重要文章除報紙、刊物上轉載外，應作為黨內、學校內、機關部隊內的討論與教育材料，並推廣收報機，使各地都能接收，以廣宣傳，是為至要。”
毛澤東對《解放日報》寄予很大期望，但他很快發現報紙存在一些明顯問題。例如，用最大的篇幅報道國際新聞，而把本應突出報道的有關陝甘寧邊區和各抗日根據地新聞，放到了很次要的地位﹔對黨的政策和中心工作宣傳不夠﹔一些社論、文章表現出很濃的不切實際、空泛議論、貧乏無味的八股文風等。對此，毛澤東提出尖銳的批評，稱“不是黨報，而是社報”，是在為外國通訊社做“義務宣傳”，指出：我們在中國辦報，在根據地辦報，應該以宣傳我黨的政治、八路軍、新四軍和邊區、根據地為主，這樣才能區別於國民黨的報紙。全黨整風開始后，報紙未作應有的報道，反而連載了王實味的《野百合花》等文章。毛澤東看后，曾猛拍辦公桌上的報紙，厲聲問道：“這是王實味挂帥，還是馬克思挂帥？”他當即打電話，要求報社作出深刻檢查。
鑒於上述情況，中央決定對《解放日報》實行改版。1942年3月31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改版座談會，征求各方面代表人士對《解放日報》的意見。毛澤東在會上深刻闡述了關於整風和利用黨報的問題，他說：“利用《解放日報》，應當是各機關經常的業務之一。經過報紙把一個部門的經驗傳播出去，就可推動其他部門工作的改造。我們今天來整頓三風，必須要好好利用報紙。”
4月1日，《解放日報》發表由博古執筆、毛澤東修改的社論《致讀者》，從黨性、群眾性、戰斗性和組織性4個方面檢查了報紙的缺點，提出報紙“要貫徹黨的路線，反映群眾情況，加強思想斗爭，幫助全黨工作的改進”。從這一天起，《解放日報》的版面安排發生明顯變化：解放區的新聞報道被放在了首位，整風運動的宣傳成了當時的一個宣傳中心，像農民創造變工隊的事跡也上了頭版頭條。
繼《解放日報》改版后，黨領導下的其他報紙也紛紛在整風檢查工作的基礎上，進行了改版，面貌煥然一新，受到干部和群眾的歡迎。
此后，毛澤東又多次強調了增強新聞宣傳的黨性問題。1942年9月，他在給陳毅的電報中強調：“蘇北報紙刊物請你抓緊，務使它們的宣傳服從於黨的當前政策。”同年10月，在為中央書記處起草的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的指示中要求：“抓緊對通訊社及報紙的領導，務使通訊社及報紙的宣傳完全符合於黨的政策，務使我們的宣傳增強黨性，拿《解放日報》所發表的關於如何使報紙增強黨性的許多文件去教育我們的宣傳人員，克服宣傳人員中鬧獨立性的錯誤傾向。”
毛澤東要求各級領導干部在加強對新聞工作指導的同時，利用新聞改進各項工作，提出“全黨辦報”的號召。作為黨的最高領導人，毛澤東率先垂范，親自動筆寫消息、述評、社論、編者按等，直接參與辦報。為了辦好《解放日報》第四版副刊，他還親自起草《征稿辦法》，邀請各屆知名人士幫助征稿。
1942年9月，西北中央局作出關於《解放日報》（同時是西北中央局機關報）工作問題的決定，明文規定西北中央局每月討論一次報紙關於邊區問題的宣傳方針，報社編輯部派人經常參加西北中央局的會議，西北中央局派人出席報社編輯部會議。毛澤東肯定了西北中央局的這個決定，並要求各地仿此辦理。
為落實“全黨辦報”的方針，各地黨委普遍加強了對報紙的領導。這使黨的工作與新聞工作呼吸相通，不僅增強了新聞宣傳的黨性，而且大大促進了黨的工作。
“深入群眾，不尚空談”
抗戰初期，毛澤東就指出國民黨宣傳動員不力的症結——“方法不合民眾口味，神氣和民眾隔膜”，認為應當“聯系戰爭發展的情況，聯系士兵和老百姓的生活”進行經常的政治動員。在以后的新聞實踐中，毛澤東與黨內存在的脫離實際的教條主義作堅決斗爭，大力倡導聯系實際、聯系群眾的工作作風。
毛澤東認為我們的新聞宣傳不能照搬國外的一套，要符合中國老百姓的需要。1938年10月14日，他在六屆六中全會上指出：“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
毛澤東對通過深入群眾、調查研究形成的新聞作品大為贊賞。1941年8月26日，他為《魯忠才長征記》一文寫按語，稱贊“這是一個用簡潔文字反映實際情況的報告”，表示“我們需要的是這類東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談’，而不是那些黨八股”。
1942年3月8日，毛澤東為《解放日報》三八婦女節特刊題詞：“深入群眾，不尚空談”，旗幟鮮明地亮出他的新聞觀點。
毛澤東認為相對於中央一級報紙，地方報紙更要貼近群眾，體現群眾性。他在給晉綏邊區《抗戰日報》的指示中說：“不是給新華社辦報，而是給晉綏邊區人民辦報，應根據當地人民的需要（聯系群眾，為群眾服務），否則便是脫離群眾，失掉地方性的指導意義。”
為了貫徹毛澤東的指示精神，當時黨的新聞工作者走出報社、通迅社，來到群眾中間。有的記者和農民吃一鍋飯，睡一孔窯，幫助干農活，與農民如同一家人﹔還有的記者深入基層承擔一定的實際工作，獲得很多過去坐在屋子裡不了解的情況。由於熟悉了群眾的生產、生活、思想和感情，他們的報道深受群眾歡迎。毛澤東充分肯定了這些做法，以《解放日報》為例說：“《解放日報》自去年4月改版后有進步，摸到了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的工作方法，報紙材料的來源就無窮了。”
在要求新聞工作者深入群眾的同時，毛澤東還提出“群眾辦報”的方針。他說：“一個報紙既已經辦起來，就要當作一件事辦，一定要把它辦好。這不但是辦的人的責任，也是看的人的責任。看的人提出意見，寫短信短文寄去，表示歡喜什麼，不歡喜什麼，這是很重要的，這樣才能使這個報辦得好。”
為了調動群眾參與辦報刊的積極性，黨的報刊在群眾中廣泛發展通訊員，建立通訊員網絡。據1944年11月間統計，陝甘寧邊區的通訊員發展到2000多人，其中工農通訊員達1100多人。
針對當時工農兵群眾普遍文化水平比較低的實際，黨中央、邊區政府及各個報社，在發展通訊員的同時，也在各個村庄組織讀報小組。大規模的有組織的讀報活動同有系統的通訊員網絡的建立，最終解決了“大家辦報，大家看報”的問題。
戰斗性與靈活性相結合
抗戰時期，毛澤東把新聞看作是“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武器。面對嚴峻而復雜的斗爭形勢，他十分注意新聞宣傳戰斗性與靈活性的結合。
首先，毛澤東講究新聞的時效性，密切關注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指導新聞媒體第一時間做出正確的反應。1941年6月22日蘇德戰爭的爆發，令全世界感到震驚。6月26日《解放日報》即發表一篇經毛澤東修改的社論《世界政治的新時期》，指出：“蘇德戰爭是世界政治新的轉折點。”28日，毛澤東又要求有關同志為《解放日報》起草一篇社論，題目是《蘇必勝、德必敗》。根據他講的文章要點，有關同志很快趕出稿子，在29日發表。1942年10月9日，被圍斯大林格勒的蘇聯紅軍突破德軍防線，毛澤東斷定反法西斯戰爭的轉折點已近在眼前，他接連寫了《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折點》《歷史的教訓》《評柏林聲明》3篇社論，在《解放日報》10月12日、14日、16日發表。
其次，毛澤東注意把握一個時期新聞宣傳重點，使宣傳內容切中要害。1938年10月，隨著大城市相繼失守，一部分人對抗戰前途悲觀失望，日寇、漢奸、親日派又大放和平妥協空氣，針對這種情況，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著重講了“高度發揚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的問題，要求“利用已經產生並正在繼續產生的民族革命典型，向前線后方國內國外廣為傳播”。在最黑暗的時候，使新聞宣傳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1945年8月，美國在日本廣島、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后，有些新聞宣傳過分夸大原子彈的威力，毛澤東及時糾正這種偏向，提出掃除新聞報道中的資產階級影響。
第三，毛澤東主張在必要時，調動一切力量，對敵人形成新聞輿論攻勢。
1943年7月初，蔣介石、胡宗南乘共產國際解散之機，大肆叫嚷“解散共產黨”“取消陝甘寧邊區”，並在陝北撤退黃河河防大軍，轉而包圍八路軍。同時，在重慶發生了扣發《新華日報》“七七”宣言的事件。在這緊急關頭，毛澤東7月8日為中央書記處起草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電，指出：“中央決定發動宣傳反擊，同時准備軍事力量粉碎其可能的進攻。”要求各地“召集民眾會議，通過要求國民政府制止內戰，懲辦挑撥內戰分子之通電，發來新華總社，以便廣播，造成壓倒反動氣焰之熱潮，並援助陝甘寧邊區之自衛斗爭”。7月9日，毛澤東分別電告在重慶的董必武、在西安的周子健，要他們馬上將“七七”宣言，朱德、彭德懷致蔣介石、胡宗南電，新華社揭穿西安特務假造民意新聞及延安民眾大會通電，向報館、外國使館、中間黨派等傳播，形成輿論攻勢。蔣介石沒有想到中共會採取“閃擊宣傳”策略，迫於各方壓力，不得不電告胡宗南改變計劃，撤退部分軍隊。
“閃擊宣傳”初見成效后，毛澤東又親自撰寫消息《中共“七七”宣言在重慶被扣》、社論《質問國民黨》和消息《中國政治黑暗，抗戰不力，英美盟邦大不滿意》，先后在7月12日、13日的《解放日報》上發表，揭露事實，態度鮮明，語言犀利，引起國際國內輿論界的廣泛重視。隨后，毛澤東又組織力量集中批判蔣介石的《中國之命運》一書。7月21日，毛澤東又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致各中央局、中央分局並轉各區黨委電，指出：陳伯達《評<中國之命運>》一文，本日在《解放日報》上發表，並廣播兩次。各地收到后，除在當地報紙上發表外，應即印成小冊子。一切干部均須細讀，加以討論。一切學校定為必修之教本。一切地方應注意散發到國民黨軍隊中去。應乘此機會作一次對黨內黨外的廣大宣傳，切勿放過此種機會。
正是由於新聞宣傳上針鋒相對的斗爭，國民黨頑固派的這次反共陰謀破產了。
第四，毛澤東強調“宣傳應隨情況變化而改變”，在必要時以退為進，維護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局。1943年9月，蔣介石等在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國民參政會上誣蔑共產黨有“襲擊國軍破壞抗戰之行為”。10月5日，毛澤東在《解放日報》發表社論《評國民黨十一中全會和三屆二次國民參政會》，列舉大量客觀事實予以堅決駁斥和回擊。同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宣傳部起草給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區黨委的電報，一方面要求廣泛刊登、散發這篇社論，“除教育干部外，應發到國民黨區域各大城市及淪陷區人民中去”﹔另一方面要求：“《解放日報》從十月六日起，暫時停止登載揭露國民黨的言論，以示緩和，看一看國民黨是否有政治解決及緩和時局的趨向。十月六日起，新華總社及各地分社相應停發一切揭露國民黨的稿件。但各地仍應繼續揭露國民黨，特別是反特務斗爭消息應不斷在報上登載。陝甘寧邊區則用地方小報登載此種消息。”由於中共採取以退為進的新聞宣傳策略，國民黨頑固派找不到制造反共磨擦的借口，不得不有所收斂。
第五，毛澤東要求新聞語言准確、鮮明、生動，提倡中國作風和中國氣派，提倡富有戰斗性的、為老百姓喜聞樂見的文風。毛澤東不僅對廣大新聞工作者提出這個要求，還親自做出表率。他撰寫的新聞作品既簡潔明了，又生動犀利，用事實說話，直揭敵人痛處，不乏辛辣諷刺，給人酣暢淋漓的感覺。比如1939年9月同斯諾談話：“至於蔣介石先生說了什麼共產黨不存在的話，我以為這是不確實的。因為第一蔣先生是一個政治家，他不但有政治常識，而且懂得更多的東西。第二蔣先生是抗戰領袖。第三，他如果說這樣的話，豈不是與他從前的話相矛盾嗎？”正話反說，無比犀利，一針見血，讓讀者心領神會，又讓頑固派無可辯駁。
抗戰時期，在毛澤東的新聞宣傳策略指導下，黨的新聞工作在貫徹黨的抗日救國綱領，推動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及解放區的整風和生產建設中，發揮了難以估量的巨大作用，正如毛澤東所期望的那樣，報紙成為“抗戰的一支生力軍”。毛澤東新聞宣傳策略既為中華民族抗戰勝利作出重要貢獻，也為黨的新聞宣傳思想寶庫留下了精彩篇章，更為后人留下了珍貴的精神財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