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工作是人民軍隊的生命線，是戰斗力的重要源泉。作為中國人民軍隊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奠基人，毛澤東早在土地革命時期就從新型人民軍隊建設的實際出發，在汲取國民革命軍政治工作建設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創立了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抗日戰爭時期，以延安革命根據地為中心的陝甘寧邊區和其他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和鞏固，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進一步發展提供了更可靠的組織保障。為彌補過去因長期戰爭環境所造成的軍隊政治工作理論研究不足的缺點，人民軍隊在毛澤東的領導下沖破“左”傾教條主義的藩籬，先后明確闡釋了軍隊政治工作的性質，恢復了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機關制度，提出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全面系統總結了建軍以來中共開展政治工作的經驗，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進一步發展做出了重要貢獻。
一、 深刻闡釋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性質
紅軍政治工作的建立是加強中國共產黨對軍隊領導的重要途徑。土地革命初期，人民軍隊創建不久毛澤東就指出人民軍隊必須實行新的黨代表制度。他之所以強調這時建立的是“新”黨代表制度，是因為此時的不同於彼時國民革命軍時期的。二者雖名稱上別無二致，但“它改變了國民革命軍的特別黨部制度和黨代表制度自成垂直系統的關系，將兩個制度緊密地結合在一起，突出了黨的領導作用”。並且，毛澤東認為，“新”的黨代表代表的是“中國共產黨”，而非政權意義上的“國家”。與此相反，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佔據中央領導地位后，主張照搬蘇聯的建軍經驗，否定毛澤東關於“政治委員僅是中國共產黨在紅軍中的代表，而非是蘇維埃政權在紅軍中的代表”的正確主張，認為“必須打破黨的包辦主義”，取消“黨代表制度”，從而在實踐中對實現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帶來極大損害。
遵義會議雖集中批評了王明的“左”傾錯誤，在事實上形成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黨中央，解決了黨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但因國民黨軍的圍追堵截，中共這時沒有更多時間精力來解決黨的思想路線，在思想上主觀主義的遺毒還仍存在。故抗戰初期為防“左”傾教條主義危害，毛澤東強調：“在新的環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產黨對紅軍的領導責任。應該健全與加強紅軍中黨的組織及其作用，黨的組織，應該成為部隊全部生活決定的骨干，成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與依靠，而政治機關始終應保持其成為黨的工作機關的特點。”“確定政治工作即是黨的工作，故其中心任務仍是進行黨的工作，保障黨的策略路線的執行。”這就明確了抗戰時期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中心任務，從而為中共在抗戰中發揮更大的積極主動性創造了有利條件。
抗戰爆發后，中共不計前嫌主動爭取與國民黨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而且毛澤東認為國共合作必須以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為根本前提。為此，針對個別部隊放棄黨的原則立場一味遷就國民黨而喪失共產黨獨立性的做法，中共中央指出：“我軍的政治工作是根據共產黨的理論、綱領、策略和口號。因此，軍隊中的政治工作，仍舊是共產黨的黨的工作，並不因統一戰線的環境和戰區的指揮關系，而有所改變。因此政治工作上必須在政治上、理論上、組織上、工作內容與方法上，保持共產黨的獨立性。一切遷就國民黨，遷就軍隊指揮的上下系統，而喪失或減弱我黨獨立性的辦法都是有害的”﹔“紅軍時代的政治工作條例基本上現在仍舊適用。……我們必須保証共產黨對軍隊的領導。一切減弱黨的領導作用的企圖辦法，都應該堅決拒絕之。”在此基礎上，陳毅更加明確地指出：“政治工作就是黨的工作，政治工作機關就是黨的工作機關。”
共產黨和毛澤東在這特殊時期重新強調軍隊政治工作的黨性原則，對於更大程度地清除歷史上“左”傾錯誤在軍隊政治工作建設上的不良影響，強化人們對紅軍改編后軍隊政治工作的正確態度及認識，保証黨對統一戰線的領導權，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
二、 恢復政治委員制度和政治機關制度
政治機關制度和政治委員制度是中國人民軍隊最基本的政治工作制度，它的直接目的是保証共產黨對人民軍隊的政治領導。但在與國民黨聯合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談判中，為顯示最大的誠意在多方面進行了讓步，其中一項就是“共產黨在堅持對紅軍的領導和實行獨立自主的原則下，不設政治委員，將政治部改為政訓處等”。這實際上是降低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地位。
這種讓步，必將給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帶來不利的影響，而且當時中共中央也已預測到這種舉措帶來的種種弊端，但出於民族大義，在與國民黨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談判中還是做了最大的讓步。1937年8月1日，中央組織部發布的《總政治部關於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明確指出：“必須估計到紅軍的改編，在某些制度上有了原則上的改變（如政治委員制度的取消，政治工作地位在組織形式上的降低，採用官階制度等）以及外來的影響，特別是軍閥部隊的影響的容易侵入，可以侵害這些光榮傳統。”事實証明，這種估計是正確的。據黃克誠回憶，1937年9月平型關戰役結束后奉命到部隊去檢查政治工作情況，“其間我與師部首長和團營連的指戰員進行了座談，共同探討我軍在新的形勢之下如何加強部隊的思想政治工作。在檢查和座談中，我感到部隊雖然改編時間不久，但作風卻起了很大變化。主要是由於部隊中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政治工作顯著削弱，吃得開的是副官，軍閥習氣開始滋長蔓延。”很明顯，這樣下去既不利於中共對抗日戰爭領導權的鞏固，也不利於人民軍隊戰斗力的提高。為糾正這種錯誤傾向，“在同師部首長商量當中，我建議恢復我軍政治委員制度，開展反軍閥主義的斗爭，以保持我軍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此建議獲得當時參與座談師部首長的一致認同。“我即返回總政治部向任弼時主任作了匯報。他當即要我將到部隊檢查的情況及建議起草一份報告，以便上報。我將報告起草出來后他以朱德、彭德懷、任弼時三人的名義上報黨中央。”
1937年10月19日朱德、彭德懷和任弼時給中央的電報說，部隊改編后，政治工作人員的地位、職權降低，使政治工作及部隊建設受到了損失。為此，建議團以上或獨立營執行黨代表制度，爭取黨代表名義公開，職權與過去的政委相同，負責保証黨的路線與上級命令之執行，對政治工作有最后的決定權。旅設政治處，各旅單獨行動時，可臨時派遣營黨代表，並由團政治處分配一部分工作人員在黨代表指揮下進行政治工作，師政治處改為政治部，連為指導員。軍政委員書記，如不是黨代表兼職，則黨代表應任副書記職。毛澤東於22日迅速回復：“關於恢復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原有制度，我們完全同意，請即速令執行。惟黨代表名義不妥，仍應名為政治委員。將來國民黨採用黨代表制時，我軍方可改為黨代表。”這與黃克誠的上述回憶可以相互印証。
隨后，黨中央任命聶榮臻、關向應、張浩分別擔任八路軍一一五師、一二○師、一二九師政治委員。張浩離開部隊回黨中央工作后由鄧小平接任。各部隊所屬的政訓處均改為政治部。這就使抗日戰爭初期由於國共合作曾一度取消的人民軍隊的政治工作制度重新得到了確立。
三、 明確提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
古田會議是共產黨建軍史上的一個重要裡程碑，會議通過的《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全面總結了建軍以來的歷史經驗和教訓，是毛澤東軍隊政治工作思想形成的重要標志。如果說他在此決議中根據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原理創造性地提出廢除舊軍隊的管理制度，確立人民軍隊新型的官兵關系、軍民關系和正確處理俘虜的思想，打牢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原則的理論基礎﹔那麼抗戰時期他在總結中國人民軍隊以往政治工作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明確提出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則極大地深化了對中國人民軍隊特色政治工作的認識。
1937年9月29日，毛澤東在《國共合作成立后的迫切任務》一文中深刻指出：“現在國民黨軍隊的制度還是老制度，要用這種制度的軍隊去戰勝日本帝國主義是不可能的。”因為“國民黨軍隊的制度不適宜於執行徹底戰勝日寇的任務，不適宜於順利地執行三民主義和革命綱領，”所以“必須加以改變”。而改變的原則，他認為“就是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並進一步指出：“現在國民黨軍隊的制度是基本上違反這兩個原則的。廣大的將士雖有忠勇之心，但束縛於舊制度，無法發揮其積極性，因此舊制度應該迅速地開始改造”，而改變的“中心任務是改變軍隊的政治精神和政治工作。”
在此基礎上，10月25日，毛澤東在和英國記者貝特蘭的談話中，系統地歸納了中國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八路軍更有一種極其重要和極其顯著的東西，這就是它的政治工作。八路軍的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有三個，即：第一、官兵一致的原則，這就是在軍隊中肅清封建主義，廢除打罵制度，建立自覺紀律，實行同甘共苦的生活，因此全軍是團結一致的。第二、軍民一致的原則，這就是秋毫無犯的民眾紀律，宣傳、組織和武裝民眾，減輕民眾的經濟負擔，打擊危害軍民的漢奸賣國賊，因此軍民團結一致，到處得到人民的歡迎。第三、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原則。我們的勝利不但是依靠我軍的作戰，而且依靠敵軍的瓦解。”翌年5月，他在《論持久戰》中更加明確地強調：“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第一是官兵一致，第二是軍民一致，第三是瓦解敵軍。”同時，他還指出：“這些原則要實行有效，都須從尊重士兵、尊重人民和尊重已經放下武器的敵軍俘虜的人格這種根本態度出發。那些認為不是根本態度問題而是技術問題的人，實在是想錯了，應該加以糾正才對。”
由上可知，抗戰時期，毛澤東最初是在與國民黨軍隊政治工作舊制度的對比中深刻認識到國共合作組成的軍隊中實行官兵一致、軍民一致原則對改造國民黨軍隊的重要作用，進而強調政治工作是中國人民軍隊所具有的極為重要和極為特色的東西，並完整地闡述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三大原則。最后明確指出採取什麼樣的態度才能使軍隊政治工作三大原則實行有效。其分析環環相扣，逐步深入，是對中國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建設規律認識深化的突出表現。
四、 系統總結建軍以來黨開展政治工作的經驗
隨著抗戰形勢的深入發展，為從思想上徹底消除軍閥主義和教條主義在軍隊政治工作中的不良影響，使軍隊政治工作發揮更大作用，1944年4月11日，在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上，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委托總政治部副主任、陝甘寧晉綏聯防軍副政治委員兼政治部主任譚政作《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對人民軍隊創建以來的政治工作進行歷史性總結，全面深刻闡釋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系列重大理論問題，進一步明確了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任務和總方針。
《報告》明確指出：“中國共產黨從它參加與領導中國民族民主革命以來，從它參加與領導為這個民族民主革命而戰的革命軍隊以來，就創設了並發展了軍隊中的革命的政治工作。這種政治工作的基本原則，是以民族民主革命的綱領教育軍隊，是以人民革命的精神教育軍隊，使革命軍隊內部趨於一致，使革命軍隊與革命人民、革命政府趨於一致，使革命軍隊完全服從革命政黨的政治領導，提高軍隊的戰斗力，並進行瓦解敵軍、協和友軍的工作，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解放民族，解放人民的目的。這就是我們的軍隊和其他軍隊的原則區別。”對於黨的領導與軍隊政治工作的密切關系，《報告》指出：“沒有共產黨的領導，就不可能有徹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而如果沒有這種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的軍隊，就不可能是徹底擁護人民利益的軍隊。”
《報告》在肯定人民軍隊政治工作成績的同時，也著重指出了存在的缺點：必須要打破有些同志似乎認為我們政治工作的一切傳統都是好的，都是優良傳統的陳舊觀念，發揚自我批判的精神。因為如果不是這樣，我們就不免對於某些不好的東西與某些不適合於我們軍隊當時情況的東西，也都奉為天經地義，當作所謂優良傳統在發揚。而對政治工作歷史上曾經積累起來的許多真正好的經驗，真正好的傳統，卻又被忽視，被抹煞﹔因為隻有檢討這些缺點，才能克服這種缺點和更好地改進我們的工作，達到團結自己，戰勝敵人，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目的。
《報告》進一步指出，這種缺點就是政治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作風，並較為詳盡地羅列了教條主義作風的實際表現，即：這種教條主義在我們工作中的最典型的表現，就是愛好空談，脫離實際﹔重視形式，輕視內容﹔團結少數，脫離多數。緊接著，《報告》從方法論的角度深刻剖析了教條主義錯誤的根源，即某些同志之所以或多或少地犯這種毛病的原因，在於他們的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方法論。這種方法的表現，就是他們在許多時候，隻憑主觀臆想辦事，忽視中國革命的實際和當時軍隊的實際，機械地搬用外國經驗，不適當地強調當時軍隊的正規化，割斷我們軍隊的斗爭史。這些同志喜歡從口頭上，從形式上強調所謂無產階級的領導作用，實際上卻放鬆了無產階級思想，對於從農民與小資產階級出身的人們在思想上的改造工作和教育工作，實際上不甚重視與不甚強調我們軍隊所應該認真倡導與認真實行的真正的軍黨一致、軍政一致、軍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級一致、軍事工作與政治工作一致、各部分軍隊間的一致等基本思想，不是嚴肅認真地把這些思想列為政治工作的基本內容與基本工作方向，而是把這些基本內容和方向當作不甚重要的東西，卻從形式方面重視與強調了許多不應該重視不應該強調的東西。反之，如果我們真正懂得了馬列主義的方法論，如果我們善於從中國革命實際與中國軍隊的具體任務出發，善於調查研究，善於聯系群眾，那麼，政治工作（與軍事工作、后勤工作）的全部任務就能完成，團結自己、戰勝敵人的目的就能達到。
在此基礎上，《報告》更加明確地指出，這種教條主義在內戰后期（指土地革命戰爭后期），就是曾經不適當地強調政治委員制度，不適當地強調政治工作的地位與權力，並且在實際上是在不適當地強調所謂軍事工作人員與政治工作人員的黨性的差別。如果這種作風任其發展下去，勢必發展到對黨與上級的領導機關鬧獨立性的惡劣現象。而抗戰初期為組成國共合作統一戰線取消了政治委員制度的做法，是錯誤的。后來改正了，恢復了政治委員制度，提高了政治工作地位，這是很對的。其實不重視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優良傳統的做法，不隻發生在抗戰初期，日后新四軍也曾出現為遷就國民黨而取消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優良傳統的錯誤做法。所以，《報告》特別強調：政治工作在任何一部分革命軍隊中，都應有其適當的地位，都應適當地強調它的作用，否則這個部隊的工作就要受到損失。特別是在那些政治工作比較薄弱的部隊，這樣的強調十分必要。對於政治工作地位的過分強調是不對的，但是沒有必要的強調，沒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對的。
總之，《報告》對於人民軍隊政治工作的分析是深刻而正確的。它在總結建軍以來政治工作發展歷程的基礎上，明確指出了在軍隊政治工作中應該堅持什麼反對什麼﹔應該怎麼處理黨的領導與軍隊政治工作的關系﹔應該如何保持軍隊政治工作的正確方向﹔以及政治工作到底在軍隊中應該處於一種什麼樣的地位等重大問題。抗戰初期，毛澤東在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在談到軍事問題時曾明確指出：我們政治工作的研究有第一等的成績，其經驗之豐富，新創設之多而且好，全世界除了蘇聯就要算我們了，但缺點在於綜合性和系統性的不足。這是毛澤東對當時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優缺點的客觀評價。而《報告》對人民軍隊政治工作建立以來的正反兩方面經驗進行的科學總結，彌補了政治工作“綜合性和系統性不足”的缺點，是人民軍隊政治工作成熟的重要標志。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毛澤東不但對《報告》給予極大關注，並且在某些地方親自做了修改。據王迪康和王焰回憶，毛澤東尤其著重修改了《報告》的第二部分，即“關於發揚政治工作中的成績與糾正政治工作中的缺點”。在講到政治工作中的教條主義作風時他增寫了一段話：“在黨內生活上，內戰時期曾經普遍採用了過火斗爭的方針，缺乏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精神。軍隊中的黨內生活，也發生過這種不正常的情形，以致許多不應該受打擊的同志受到了錯誤的打擊。抗戰時期，這種情形有了改變，但其殘余沒有肅清，還發生過若干錯誤地打擊不應該受打擊的同志的情形。”《報告》講到“在軍隊的政治教育中，要把培養高度的對敵仇恨與爭取敵軍俘虜二者區別而又統一起來”時，他也增寫了以下兩段話：“拿中國的老話說，如果前一種態度可以叫做‘霸道’（革命的霸道），那麼，后一種態度就可以叫做‘王道’（革命的王道）。如果拿前一種態度應用於后一種情況，那是不對的。分別而又同時發揚這兩種態度，正是我們的歷史傳統，今后應把這一點更大的發揚起來”﹔“如果說對敵人用‘霸道’，那麼，對同志、對士兵，對人民、對朋友，就是用‘王道’。對前者是打擊，是消滅，對后者是尊重，是說服。如果不去學會分別這兩者，如果把對待敵人的態度有時稍微誤用了去對待同志、士兵、人民與朋友，那就是犯了極大錯誤。嚴格地分別這兩種態度正是我們的歷史傳統，今后同樣應當r 予以大大發揚。”在《報告》的另一些地方，他為強調和補充某些觀點，還增寫了如下內容：“對於政治工作地位的過分強調是不對的，但是沒有必要的強調，沒有必要的地位，也是不對的。我們的軍隊始終是革命的軍隊，其有缺點，好似一個健壯的人有時生了一點疾病一樣，很快就會治好的。”此外，他還在許多地方添寫了一些類似注釋的詞句。由此可知，《報告》雖然是由譚政執筆的，但其從頭到尾都反映和體現了毛澤東對軍隊政治工作建設的正確主張，它也是毛澤東軍隊政治工作思想成熟的顯著標志。
